这位美国院士冤不冤？她的动物实验被指“太残忍”论文遭撤稿

撰文 | 项栋梁

责编 | 李珊珊

近日，哈佛医学院一项关于母性依恋触发机制的研究因强制实验动物恒河猴母子分离引发众怒，遭257名学者联名反对，最终被《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撤稿。

这项研究名为Triggers for mother love ，由哈佛知名神经科学家玛格丽特·利文斯通（Margaret S. Livingstone）领衔，利文斯通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学术界拥有很高的声望。也因此，针对她违背实验伦理，漠视动物福利的指责也引发了全球学术界的伦理标准大讨论。

引起众怒的哈佛教授做了什么？

为探究灵长类动物母性依恋的触发机制，利文斯通团队设计了多组以恒河猴母子为研究对象的实验。

第一阶段实验中，研究人员选取了一位8 岁的雌性恒河猴“产妇”作为观察对象，这只母猴产下死胎后，研究者发现其表现出明显焦躁，在产后十天里，研究人员通过毛绒玩具安抚雌猴，而雌猴也收养了这个玩具作为她的“孩子”。

第二阶段实验中，研究人员将5组刚出生的幼猴从雌猴身边取走，替换成大小、颜色、质地和形状上与正常幼猴很接近的毛绒玩具。在其中3 组里，猴妈妈对毛绒玩具表现出了强烈且持续的依恋行为。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人员之后把猴宝宝送回时，有一只母猴在毛绒玩具和猴子幼崽之间选择了玩具……

对上述实验操作，反对者认为将刚出生的幼猴从母亲身边取走是不必要的动物虐待。一方面，学术界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关于依恋理论的研究，没必要再用如此残忍的实验方式去多做一遍。另一方面，这也不是利文斯通第一次虐待实验动物，她曾通过暂时缝合幼猴眼睑的方式来观察失明一年对大脑和视力发育的影响，属于“有前科”的科学家。

有批评者直言，这项研究是对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 20 世纪中叶进行的臭名昭著的“恒河猴实验”的粗劣模仿与变本加厉——恒河猴实验由美国心理学家哈洛在1959年开展。哈洛让刚出生的恒河猴宝宝在两种“妈妈”之间做选择，一种是铁丝编织的冰冷坚硬但挂着奶瓶的玩偶猴，一种布料编织温暖柔软但没有奶瓶的玩偶猴，以探究比较身体接触和哺乳哪个对婴儿的发展影响更大。

恒河猴实验常被评论为“残忍”，有观点认为，正是这系列的实验激发了美国动物权益运动。而到了利文斯通这里，连哈佛大学自家的法学院也对这项研究也持反对态度。哈佛大学法学院动物法律与政策诊所在声明中公开呼吁哈佛医学院“审查相关协议，结束这些不必要的实验，以符合学校减轻痛苦和改善健康和福祉的使命”。

然而，哈佛医学院并不认同上述“不必要虐待动物”的指控。学院声明认为，利文斯通既往和当下利用恒河猴开展的研究对阿尔兹海默症、胶质母细胞瘤、失明、自闭症等疾病的治疗均有助益。

“在生物医学研究中，人道和受监管地使用动物模型对于了解导致疾病的生物过程，设计新的疗法和干预措施以改善（人类）健康，并确保此类治疗安全有效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知识在人类和兽医学中产生了许多改变生命和拯救生命的治疗方法。”

利文斯通本人也拒绝接受上述指责，她认为该项关于恒河猴母性依恋的研究事先通过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伦理审查，也具有双重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给全球各地使用恒河猴作为实验动物的研究者提供指导，在不得不让恒河猴母子分离时，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对母猴做出安抚；另一方面，这项研究的结论对安抚人类流产或产下死胎的产妇也有参考意义。

利文斯通还强调，在此前缝合恒河猴眼睑的研究中，团队依照动物实验伦理要求给猴子提供了麻醉和止痛药，而且使用了可溶解缝合线进行可逆缝合，“这种缝合操作在患有某些眼部肿瘤的儿童中也会应用”。

当然，哈佛医学院和利文斯通本人的回应都没能改变论文被PNAS撤稿的结果，也没能减少来自动物福利主义一方的批评。

进击的动物福利主义

实际上，近年来，针对生物医学研究中使用动物作为实验对象的反对声浪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对护肤、化妆等消费品市场产生显著影响。对哈佛医学院这项研究的反对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英国早在1876年就颁布了《虐待动物法》来规范动物实验伦理，其中规定：

“动物在实验时必须被麻醉，每只动物仅可实施一次实验，并且在实验后必须给予安乐死。”

1902年，生理学家欧内斯特·斯塔林（Ernest Starling）和威廉·贝利斯（William Bayliss）利用小猎犬作为实验动物研究胰腺液的分泌，最早发现并命名了“激素”（Hormone），奠定了现代内分泌学科的基础。

然而，由于实验中使用的小猎犬数量极多，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条件较差，实验过程在旁观者看来“极其残忍”等原因，两名科学家被当时的舆论指责为“对动物实施酷刑的刽子手”。

1906年，反活体解剖协会在伦敦闹市区竖起一尊棕色小猎犬雕像以控诉医学研究对动物的虐待，此举引发伦敦大学医学生的激烈反对，他们在次年一场活动中组织了3000人的游行抗议，要求拆除雕像，并引发暴力冲突，被称为“棕色猎犬暴动”。

最终，猎犬雕像于1910年被拆除，而后英国也修订了《虐待动物法》并推出了号称当时世界上最严格监管体系的《动物（科学程序）法》。

百年以来，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纷争从未止息。

2022年，美国动物保护组织“负责任药物医师委员会”（PCRM）向美国农业部提出申诉，指控马斯克的Neuralink脑机接口公司在动物实验中虐杀了实验用的猴子，相关舆论对Neuralink公司施加了巨大压力。

在医学研究之外，为测试化妆品、护肤品开展动物实验的做法因缺乏必要性紧迫性受到了更多的反对和更强烈的限制。2004年3月，欧盟禁止了化妆品成品的动物试验，2009年又进一步禁止了化妆品成分的动物实验，并于2013年起禁止销售经过了动物实验的化妆品。印度也在2014年起立法禁止了化妆品动物检测和进口经动物检测的化妆品。

在中国，关于实验动物伦理的讨论也不时见诸舆论。

从总的趋势来看，动物保护组织和公众对实验动物伦理的审视将越来越细致，各国针对动物实验的立法也将越来越严格。

巴普洛夫著名的条件反射实验（19世纪末开展）如果放到今天，必定会被骂到狗血淋头，这是伦理的时代变迁，也是科研工作者必须直面并重视的现实。

在中国，尽管动物福利主义在舆论场的声量相对欧美国家要弱一些，但绝对不是可以忽视、漠视的存在。

2015年，西安医学院被曝光将数十只接受过手术的实验用犬遗弃在楼顶“自生自灭”，任由其伤口流血、疼痛抽搐。事件引发舆论强烈批评后，该医学院承认做法欠妥并道歉，要求相关研究团队暂停动物实验并整改。

极速膨胀的实验动物市场下，潜在的伦理风险

与实验动物伦理日趋严格相伴的，是全球每年用于科学研究的实验动物数量逐年增加，并且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极速膨胀。

2021 年 Scientific Report 上一项研究报道，美国每年用于动物实验的大鼠和小鼠总量为高达1.13 亿只，占全部实验动物数量的99.3%。（编者注：上述统计可能忽略了用于科学实验的昆虫。）

《科学》杂志2023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实验用猴短缺危机的文章介绍，美国每年使用大约70,000只猴子来研究大脑、传染病和衰老；欧盟和英国则分别使用5,000和2,000只。美国实验用猴60%依赖从中国进口（主要是食蟹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停止向美国出口实验用猴，而此时开发疫苗与药物相关研究对实验用猴的需求又极速增长，因此出现了短缺危机。

尽管各国研究机构在法规和舆论的推动下都在努力寻求动物实验替代方案，但由于生物医学研究的分支不断深入，公立和私营机构相关研究项目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客观上催生了对实验动物的天量需求。

当下，“芯片器官”等实验动物替代方案的研究还不够成熟或不够廉价，暂时还无法实现大规模的实验动物替代。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科学研究活动中使用的实验动物数量仍将继续增长，动物福利主义者对实验动物伦理的监督与指控也仍将继续扩大。

目前，据多名同时拥有海外和中国研究经历的科学家向笔者反馈，当前中国各实验室对动物实验的伦理审批相对美国研究机构“要松散得多”，国内会更重视涉及人类以及人类胚胎、器官相关研究的伦理审批，对于动物实验的伦理审批更多流于程序形式甚至干脆没有。

这种现状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相关研究成果投稿国际期刊后，有可能因动物实验伦理审批的瑕疵而被拒绝或发表后被撤稿。

二是不规范的、不人道的动物实验操作被曝光后可能引发重大舆情危机，影响到科研项目的进展和所在科研机构的声誉。

当然，最关键的是，为人类科学研究付出健康和生命代价的实验动物，值得，且应该被人道对待。

主要参考文献

[1]Supply of monkeys for research is at a crisis point, U.S. government report concludes, Science, 4 May 2023;

[2]How many mice and rats are used in U.S. labs? Controversial study says more than 100 million, Science, 12 Ja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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