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上海父亲,十年住不进法拍房
文 | 解亦鸿
编辑 | 毛翊君
买房是在2013年,我62岁,刚刚退休,我老婆退休8年了。都退了以后,我们觉得应该给儿子买一套房子,那时攒够了大概50万首付。上海的男人都是要独立的,不会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我们住在普陀区最西侧,挨着嘉定,小区里多数是退休工人。当时我和老婆想的是,我俩再买套一居室住,这样一来,一家三口这些年住的两居室可以腾出来,留给儿子结婚用。上海都是这样,如果谈朋友,男方没有房子,谈不上的。
街道里有的老阿姨会跟我老婆说,家里贷款买房了,一千多万的商品房,买了一套一套的。她听来的那些,谁知道真的假的。如果对方在效益好的厂子工作,收入有可能高一点,但我看很多人家,也没给孩子买房子,孩子大了都在外面租房的。上海很多人装大款,她又没有去调查,只听说人家都贷款买商品房,她就也要买。
我退休前在房管所做下水工人,多数时候维修管道,有时也在工地上打杂。我老婆本来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后来下岗,兼职做洗碗工。我俩退休工资加起来2000多块钱,后来我又做了保安,挣的也是最低工资,一个月1500左右,哪能像底子厚的人家那样买商品房。
我们也没考虑过给儿子租房住,他对象都没谈成,哪有钱给他租房。他每年相亲几十个人,一个营的姑娘都有了吧,现在38岁,还是单身。平时我跟儿子沟通不多,他是个典型的闷蛋,话很少,饭桌上问他什么,他答什么,也聊不起来。我就觉得,这十年如果能有这套房子,他的相亲也许会顺利很多。
我和我老婆在相亲网站上留了电话,帮他联系对象,有时也去人民公园相亲角,结果一看里面的条件,现在女孩都比男孩优秀,博士、硕士、留学生,男孩也很多是公司高管。女方问起男方的条件,都要有房子的,还是要商品房。
最后买法拍房这个事情,是我老婆跟着中介去看房子,中介又叫来一个代理拍卖公司的人,两人一唱一和,我老婆的头就被他们吹晕了。那一年,我们都去看了很多房子,我看上的,她不喜欢,她看上的,面积太大,不够经济,我也不满意。为了这,我和她总是吵架。
一天我值完班回到家,她突然告诉我,已经跟人家签了委托合同书,是商品房。后来我去看了那小区,在嘉定,社区环境也没多好,唯一的优点是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近,过两条马路就到了。
我看见她手里的委托合同书,密密麻麻很小的字,我问她:“你这合同,你自己看过没有?”她说没看过。我仔细读,看合同上已经约定了法拍房的保证金2000块钱和中介费8500块。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以前在电视上听说过法拍房,很多都是凶宅,所以我第一反应是,这房子不安全,有风险,看都不要去看。我也跟亲戚朋友请教过,我老婆有一位做房产中介的堂哥,他就劝我们,不要买这房子,但我老婆不改主意。
我跟她说,我不同意买这房子,她又跟我吵起来,砸了烧饭的工具,还差点砸电视机。那天晚上,她说“做人要有信誉,说到做到”,公交已经没有末班车了,她走了5公里路,把钱给人家送过去。
后来才知道,中介有一套话术,签合同前就跟她说,“屋里有一套红木家具,都送给你,一手交钱,马上交房子给你。”
我担心她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签合同第二天,我就赶到中介公司那边,问他们这合同能不能撤销,我们不买这房子了。中介不同意,我觉得闹下去也复杂,不想一回家又跟我老婆吵架,再吵下去,这个家就散了。
她以前做很多事情也不跟我商量。小区里有几户富人家,把家里的旧家具都扔在楼下,她看见了也学着那个样子,把我做家务、以前修水管的工具都扔了,没问过我。我是上海小男人,平时很多时候都是听老婆的。她一直觉得,我没有挣到大钱,没有做官,没有发达,所以我说的话是废话,她不相信,外面的人说的才是“真理”,别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我老婆小学学历,有时弄堂里因为占用过道空间,跟邻居起冲突,人家骂她“穷光蛋”,她会从家里找出金银首饰,递到邻居眼前,证明自己不穷。我会帮她跟邻居理论,“都是邻居,你不是穷光蛋,有钱怎么没住别墅呢。”
我在黑龙江插队了十年,1979年回上海,我已经29岁了,那时还单身,跟父母住在一起。我考入房管所的装修队,成为一名下水工人,下雨天,水管堵了,我们就爬到最高层上面,在脚手架上修水路。其他时候在工地上打杂,卸水泥,捆钢筋,什么都干。
那时很想有自己的房子,独立,成家。我跟我老婆是相亲认识的,我们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相互欣赏,都是看得顺眼,是个女的就行。我们领结婚证之后,单位会给我们分房子——在黄浦区一套十多平米的,后来有了儿子,三个人一起蜗居十多年。
●老巷里的老人。图源东方IC
2000年左右,我家符合单位困难户的指标,分到现在住的这套两居室。法拍房这次是我们第一次买房,参与法拍的时候,房子已经是三拍了。一拍二拍的时候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也许是没人买,流拍了。我和公司的人一起去的拍卖现场,房间非常暗,大屏幕上投影播放幻灯片,一页一页换。
角落里有个人和我竞争,很暗,我也看不清,不知道他是不是托。我们从底价60万开始竞价,每人一万一万地加上去,最后其实跟合同书里约定好的数额一样,74万拍下了这套房子。
我家一共支付85万,包括中介公司拿的8500,还有代理拍卖公司拿的7万2,我提了30万公积金贷款。除去这些,我还要支付房屋总价5%的拍卖费。在拍卖现场的幻灯片里,我才看到一条规则,写的是“法院不负责清场”。
在那之前,我上门去过,发现里面住了人。有次终于敲开门碰见对方,他跟我说,这还是他的房子。我立刻跟中介公司还有负责拍卖的代理公司说,你们要想办法,保证房子的交付,让他搬出去。公司的人跟我说没问题,他们有团队把他清理出去。他那个话承诺得很好,我学不来。
好在当初签合同后,我去找中介公司,又往委托书里加了一句话,关于拿到房产证之后,保证在规定日期内交房。2014年我起诉这两家公司,就是凭这一条手写的话胜诉的。但是法院不认为他们是欺诈,判他们违约,赔偿不了多少钱的,而购买法拍房的后果,只能我和家人承担。
(据裁判文书网显示,2014年6月,朱申华起诉中介公司、代理拍卖公司,诉称中介公司未如实报告系争房屋是否有案外人居住以及是否有户口存在,代理拍卖公司未尽到合同中约定的“自该房产证拿到后三个月内交房”的义务,请求判令两家公司共同赔偿原告人民币10万元,各5万元。法院一审判决代理拍卖公司违约,赔偿一万元,驳回其余诉讼请求。)
谁也没想到,这房子背后还有更复杂的纠葛,而且之后十年,里面住的那个人都不愿意搬走。
中介当时带我老婆看房的时候,跟她说的是房子被法院封了,门上贴了封条,所以只实地看了小区里同户型的另一套房子。我不相信,想亲自看一看,三番五次地去了,没看到封条,以为被别人家给撕掉了,这种情况很多。
我去了很多次,起初都没碰到过住在里面的人。也敲门问了邻居,但都没人开门。后来才听说,这人叫孙大成,是个出租车司机,有时候白班,有时候夜班,那时55岁,单身一个人。他也是个赌徒,债主以前雇人来闹过几次,把门都砸了,邻居也害怕。
我每周都会跑去两三次,拿着房产证的复印件,想跟孙大成直接沟通。我不敢拿原件,怕争执起来,他抢走撕了,补办很麻烦。孙大成总是拿着旧的房产证,跟我说,法院判错了,这房子是他的。莫名其妙。
拿到房产证的第二年,他跟另一个赌徒打过官司,法院来我家调查他这案子,才告诉了我更多情况。房子被法院拍卖的5年以前,孙大成把自己的房子过户到下家杨光华名下,他们两人都喜欢赌博,是中介介绍他们认识的,他们想用这种虚假房屋买卖的方式,套取23万公积金,先各自使用。
两人当时约定,过户后房屋产权仍属于孙大成,贷款实际也还是孙大成还,但杨光华在这里面有自己的算盘,他很快用房产证向第三人抵押借款48万块钱,在规定时间之内根本没法还清。
(据裁判文书网显示,2009年9月,这间涉案房屋因杨光华欠债被查封,2011年9月被裁定拍卖,2013年9月,房屋产权已登记至竞买人朱申华的儿子名下。2014年孙大成起诉杨光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判决中,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判原告孙大成与被告杨光华签订的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拿到房产证后,我反复跟中介公司和代理公司提要求,让孙大成搬走,他们总说“下个月我们叫几个人把他赶走”,但没有实际行动。我也试过跟孙大成沟通,有时和老婆一起去,有时带上亲戚朋友。别人都说不到点子上,我拿着房产证跟他讲《物权法》,他偶尔哑口无言,但还是不搬走。
很多人一起去的时候,他有时也让我们进屋,坐下谈。我一个人去的话,跟他吵急了,他还打过我,把脸打肿了,没流血。我老婆知道了让我继续去,叫我像孙悟空那样跟他斗。多数时候,他都举着自己已经失效了的旧房产证,跟我说是“法院判错了”。直到2018年,他还在起诉下家杨光华。
退休后,为了攒钱买房,我找了份保安的工作。白班晚班倒着做,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我有时候上完晚班直接往法院跑,因为法院早上8点半就开门了,9点正式上班。
我什么地方都跑过。最初去街道的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看里面都是刚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律师,或是法学院的学生,我跟他们讲了我家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案子。后来我老婆找朋友介绍了一位律师,71岁了,年纪比我还大,当时还在念法学博士。
在他建议下,我把针对孙大成的起诉一分为二,分别诉请排除妨害(让孙大成搬走)和孙大成占用我家房屋应当支付的房屋使用费。后来经常去拍卖房屋的法院(以下称法院L)申请强制执行,但执行局法官跟我说,当时拍卖须知的“特别规定”里已经写了:“标的以现状拍卖,有人占据使用。委托人和拍卖人不负责清场,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自行负责清场事宜。”所以不能受理申请,每次都是同样的理由。
(注:后来,朱申华转到另一家区法院K,发起排除妨害之诉,裁判文书网显示,法院K一审认为,朱申华是通过司法拍卖取得的房屋,应向原拍卖法院即法院L申请交付房屋,裁定不予受理。朱申华提起上诉,市级法院、市高院均驳回再审申请,判定其应向法院L申请交付房屋,不予受理的裁定并无不当。)
法院L在郊区,靠近海边了,法院K也很偏远,还有法院的接待处在弄堂里面,这些地方都不好找,公交卡一直在充钱。那时我还在用老人机,没有手机地图,出门前,我让儿子把路线帮我查好,我抄写在纸上。公交到站了,我又在附近转悠,一点点摸索,找人问路,发现上海街上好多外地人,他们都不知道法院接待的地方在哪里,帮不上忙。最近两年我换智能手机了,是儿子淘汰下来的,找路才方便许多。
再后来,朋友给我提了建议,我开始借书,自学法律,自己写诉讼状。我不会上网,法律书又很贵,我下了班就去图书馆。借书还有时间限制,再去借也不一定借得到,我就反反复复地去找书。座位也不好抢,大学生、在职备考的,都搬个电脑在那边,很安静。
我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过,因为要抽时间回来做家务、做饭,看一本书时间很长,还要抄录。我一般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垫一块板子,一边看一边写笔记。家里法律书都是我一个人看,一开始觉得好难,不是老百姓读的,跟小说完全不一样,语言都很深,好难懂,没有一点耐心看下去,看得头大。
我19岁去黑龙江插队,种稻,种麦,还种黄豆、荞麦,没怎么学习、看书过。我老婆(更)看不进去,她停课前才念到小学,文化水平也停在了那。
儿子上班忙,晚上回家吃完饭就进屋打游戏,休息睡觉。房子产权是儿子的,我跑法院走程序,平时需要他做的多数时候也只是签个字,不影响他打游戏。我最初手写诉讼状,法官说看不清,建议我打印出来,但我好几年不讲普通话了,拼音不标准,我就让儿子教我手写输入,把诉讼状写到电脑里。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第一行抄法条,第二行抄案号、判例。书看多了,我发现律师写的诉讼状,不如我自己写的清楚。
法庭上不让随便说话,法官会马上制止你,所以诉讼状必须把事情讲得简单、清晰,我的诉求是什么,相对应的,对方违反的是法律的哪一条。我之前找的律师,诉讼状里都没提“违反”,直接提赔偿。久病成医,我知道了,诉求、事实、理由都不能少。
2017年,我自学法律后重新起诉孙大成支付房屋使用费,在这个案子里我第一次胜诉了。那次是儿子唯一一次参与开庭,我老婆也来了。庭上他们没有表达太多,法官问什么答什么,主要是我来陈述。
向检察院申请监督,也是我从书里学来的方法。2018年6月,再审申请再次被驳回,我知道,法院这一套流程走完之后,下一步该跑检察院了。2018年10月,我向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请监督。
2019年,上海市检察院提出抗诉,我起诉孙大成终于立案了。又一次,从区法院开始层层向上审理,再次被驳回。2021年11月,我把判决书拿给二分检的检察官看,我很感谢他,是他把我的案子的结果汇报上去。市检察院在2022年6月再次抗诉,直到今年才裁定终结。
(据《检查日报》报道,2022年6月,检方抗诉意见书指出,原判决违背了物权法(民法典 物权编)相关精神,错误地认为法院在系争房屋拍卖公告中注明其不负责清场的“特别约定”合法有效,从而免除法院司法强制交付职责,导致通过司法拍卖竞得系争房屋的买受人不能有效行使权利,应予纠正。2022年7月,上海市高级法院裁定提审了朱申华的案子。)
法院让我跟孙大成在再审开庭前达成和解,对他施行司法救助,法院L出10万,法院K出10万,高院出10万,我出15万,一共给孙大成45万元,他终于同意搬走。我不想出这个钱,觉得不公平,他占用我家的房屋使用费还没给我呢。但我真的想早点拿到房子,那时我也不确定抗诉能不能成功,所以同意了调解。
孙大成搬走那天,我和我老婆都去了,儿子要上班,没去。那天并不开心,根本没有“这个房子终于是我家的了”那种感觉,只觉得窝囊,憋屈。
我儿子小学学习还不错,上了初中他听别的同学说,“不一定考大学,照样有工作,挣点小钱就可以了”,他就不爱学了,喜欢逃课打游戏。以前家里没有电脑,儿子总要到网吧去。为了省钱,他不愿意把自行车寄存在学校,就停在路边,后来还被人偷走了。最后他没考上本科,读了高职。
这些年儿子没埋怨过我们。只有我要求他跟我一起出庭的时候,他才会说法拍房是我们两个非要买的,抱怨两句,拒绝跟我一起出庭。他嫌麻烦,2017年出过一次之后就没再参与过了。
现在我还想起诉孙大成这十年的房屋使用费,他拒绝支付,法院强制执行了一段时间,从他账上直接扣钱,他就去法院闹事,执行又中断了,实际只支付了十分之一都不到。
如果没有这个房子,不打官司,我这些年可能会去旅游,或者去苏州参加我们插队战友的聚会。我们连队里没有发大财、做大官的,我房子的事他们帮不上忙。
我去年得了脑梗,走路不如以前顺,那个法拍房在高层,没有电梯,我和我老婆都觉得爬楼很累,很喘,想把它卖掉,再买一套低层的,但是发现卖了不好再买,上海房价涨得厉害。实在不行,可能还是我们两个自己住,爬楼慢一点,也没什么。
未来要是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应该就是儿子结婚成家吧。房子的信息更新之后,我接到介绍相亲的电话,聊得更有底气了,电话也来得更频繁。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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