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龙，你好骚啊！
“大哥你玩摇滚，你玩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二手玫瑰主唱 梁龙
无论今天的梁龙有多妖娆妩媚，讲起和他有关的故事，都要回到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那片神奇与质朴并存的黑土地，1977年10月18日，他出生在这里。
梁龙的父亲日常喜好喝点小酒，每回喝高了都要高歌好几曲。从前他自己唱，后来当了爹，便开始带着儿子一起唱，梁龙一身的艺术细菌就是这么被培养出来的。
梁龙上小学那会儿正流行一首歌叫《妈妈的吻》，上音乐课时老师问谁会唱，可以现场展示一下，结果班级同学都觉得唱“甜蜜的吻”难为情，谁也不敢举手，梁龙倒大方，小手一举，往台上一蹦就开了嗓，一边唱还一边想：和妈妈亲一下能咋？又不是说搞对象。
上初中之前，梁龙一直住在齐齐哈尔市区，父母都是工人，借着东北“共和国长子”的光环，老梁家经济条件一直不错，可时代在进步，大家都不能一直停在原地。
梁龙10岁那年，父母双双下岗，家中一下没了经济来源，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又在此时患上了脊椎病，必须要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那时候全国唯一一台核磁共振仪在北京，检查一节脊椎的费用是1500元，因为不确定具体是哪一节出现了病变，医生只能建议将20个脊椎点位全都检查一遍，老梁心里一凉，回家就和儿子梁龙说“咱家可能要倾家荡产了”。
都说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梁龙就是在自己11岁那年，第一次知道“愁”为何物。
不幸中的万幸，父亲在检查到第5个点位时就确定了脊椎病变位置，家产没有“荡”光，但为了治病也所剩无几。父亲出院后，为了节省开支，梁龙一家从市区搬到了郊区，生活一下有了落差，梁龙总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港台地区流行音乐大量进入内地市场，梁龙爱赶时髦，也跟着听和模仿。
最开始他喜欢四大天王，因为周围人都在听，随大流；后来摇滚乐出现了，贝斯、吉他叮咣一顿弹、响，每个人都唱得脸红脖子粗的，他一看这多带劲，于是当下就决定抛弃流行乐，正式投入摇滚乐的怀抱——
摇滚教母，开始上道了。
当时摇滚乐还只是在小范围流行，热爱的人少，真正懂的更少，梁龙觉得喜欢反流行的东西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所以到哪儿他都喜欢宣传摇滚乐，但凡听见有人说不认识唐朝、黑豹，他都会反问一句“这都不知道吗？”心里全是优越感。
上初三那年，梁龙写了人生中的第一支歌《青春爱过度》，歌名挺有伤痛文学的味道，但实际上他是对着摇滚乐照葫芦画瓢写出来的。
那一年元旦晚会，他当众演出了这首歌，完成了生命中第一场摇滚乐演出。不成想他在台上唱得贼陶醉，坐在台下的老师和同学，却只琢磨这人叽哩哇啦地嚎啥呢？
一曲终了，班主任主动找上了他，然后问了一句：梁龙，你是不是得啥病了？
这一天过后，梁龙就觉得齐齐哈尔的郊区根本配不上自己，因为它无法和自己那颗放浪不羁的心共鸣。
他越来越想逃，但兜里没钱，心里没底，他哪儿也去不了。
曾梦想浪迹走天涯，因没钱放弃原计划……
上中学时大家都知道梁龙特别喜欢“摇滚”，但这玩意儿到底是啥，他们谁也说不明白。记得有一天晚上九点多，一位同学火急火燎地捶开了梁龙的家门，张口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看见摇滚了！”
梁龙一懵，没顾上搭腔，结果同学拽着他就往小广场走，边走还边说：“留个大长头发，穿个大皮靴和破牛仔裤，手里还有吉他，这不就是摇滚吗？”
一路拉扯着到了广场，梁龙还真看见了一位如同学所说的人，细问才知道，此人名为刘大刚，据他说，自己是齐齐哈尔第一个去过迷笛音乐学校的人。
迷笛音乐学校是什么？是一个被摇滚音乐人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
听了这话，梁龙对刘大刚肃然起敬。第二天，梁龙再次找上了刚哥并跟着他回了家，在那里，梁龙看见了人生的第一场摇滚演出——枪炮与玫瑰乐队的东京演唱会。
“脑子一下子就炸了，懵了，彻底懵了，哪见过这阵仗。”
见梁龙目瞪口呆，刘大刚便拍拍他肩膀说：“小梁，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摇滚！你好好干，以后下了飞机就有大蜜陪伴、豪车接送，咱就是‘摇滚斯踏’！”
梁龙不解，问啥是“斯踏”？刚哥回答：“斯踏！明星！star！”
那一天，梁龙与刘大刚跟着枪炮与玫瑰乐队的演出录像带激情演唱了3个小时，正当两人唱到高潮时，刘大刚的妈妈忽然一脚踹开了卧室的门，手里还握着菜刀，大喊道：“是谁在学驴叫！”
这场模仿演唱会被迫草草收尾。意犹未尽的梁龙跑回了家，晚上躺在床上，他满脑子都是要去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学摇滚。
可怎么才能走出去呢？梁龙这一琢磨，就琢磨了三年。
自打认识了刘大刚，梁龙就日日寻思着要去北京学摇滚。
高中念完后，他没考上大学，只得在家门口的职高学校继续读书。毕业后，他又在齐齐哈尔的一家化妆品公司里找了一份销售工作，因为表现良好，入职不到一个月，他又升职成为了业务主办，虽然公司算上老板拢共只有三个人，但好歹也算是个小领导。
眼见着日子越来越有盼头，可梁龙始终放不下心中的摇滚梦，左思右想了好几天，他最终还是决定辞掉工作，去北京找迷笛、找机会。
这是1996年——
往前数10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唱响了《一无所有》，宣告中国摇滚乐诞生，他正式成为了“摇滚教父”；
10年后，19岁的梁龙踏上了从齐齐哈尔到北京的绿皮火车，除了一把用140元买来的吉他，他同样一无所有。
彼时没有人知道，就是这样一个愣头青，在日后会成为“摇滚教母”。当然，这都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梁龙很喜欢崔健。
在其凭借《一块红布》《花房姑娘》《假行僧》等歌曲在中国摇滚乐坛掀起惊涛骇浪时，梁龙还在上初中，刚刚爱上摇滚，每天放学他都会蹬着自行车到音像店门口蹲上半小时，就为了从音响里蹭几首崔健的新歌。
崔健是梁龙对于摇滚的启蒙之一，是符号与信仰一般的存在。于是到了北京，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崔健。
几番打听后，梁龙终于在北三环找到了迷笛音乐学校。走进报名处，他也没多想，张口就问“崔健在哪儿？”
几位坐在办公室里的老师眼睛一白，吸了口烟回答道：“那你得问崔健啊，问我们干什么？”
当时迷笛的学制为两年，如果想上学，就只能一次性缴清所有学费，差不多要几万块。梁龙一听，没戏了，这哪是自己能负担得起的？只好丧眉耷眼地又坐着火车哐哧哐哧地回到了齐齐哈尔。
再次回到东北，梁龙的双脚虽然踩在黑土地上，心却早已飞往了首都。他想，挣钱去迷笛也许是他唯一能接近京圈摇滚的方法。
可是怎么才能挣到钱呢？创业。
老梁家是有创业基因的，但可惜的是运气不算好。当初下岗后，梁龙的父亲曾经尝试开过一个养鸡场，原本生意不错，好的时候一天就能挣上好几百，不想后来遇上了鸡瘟，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产又一夜化为乌有。
此后梁龙的父母又开始卖猪肉，但因为市场不景气，一直也没能挣到太多的钱。
汲取了父母的失败经验，梁龙决定将目光放到科技领域。那个时候市面上正流行两样东西，一是金属名片，二便是电子壁画。两样都是技术活，梁龙想找个“明白人”取经，可是对方张口就要2000元的学习费，他摸了摸空无一物的裤兜，最终决定就此打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梁龙的二大爷找上了他，问他有没有倒腾山野菜的想法，环保、健康，城里的商店都在研究这玩意儿，管这叫“绿色食品”。梁龙想了想，觉得也是个路子，于是便拿着全家仅剩的6000元积蓄，从外地购进了几百箱野菜。
等到取货那天，梁龙老早就到了火车站，彼时的他满心期待，以为商机和希望近在咫尺，但当他真的看见那些斥巨资买来的山野菜时，所有的幻想就顷刻泯灭了——
因为暴力装卸，他购进的几百箱山野菜全部被损坏，原本新鲜的菜集体“趴窝”，像垃圾一样被堆在仓库，梁龙说，那是自己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绝望”和“无力”，全都完犊子了。
烂掉的山野菜卖不掉，又不能浪费，梁龙只好将其带回家，变成一家人的口粮。那段时间里，老梁家白天蒸野菜，晚上炒野菜，隔三差五还用野菜熬个汤，如此吃了一个月，是否健康不好判断，但全家人的脸是真绿了。
首次创业就以失败告终，梁龙不仅把家产赔得底儿掉，还连累父母一起遭罪。虽然爹妈从未埋怨过半句，但梁龙要面子，为此自责不已。待在家里成了煎熬，日日面对年迈的父母，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就这么在家里窝了一个冬天，开春时一位曾经在职高教过梁龙的老师找到他，告诉他哈尔滨有一个招待处正在招聘，如果他愿意可以去试试。
梁龙没犹豫，第二天就火急火燎地登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因为走得太过匆忙，他甚至来不及问老师，即将入职的新工作具体为何。
火车开动后，他问带队的领导，咱这趟去哈尔滨都干啥活呀？领导告诉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当门童，二就是当保安。说到这里，领导上下打量了一下梁龙，继续补充道：“你这个形象迎宾肯定不行，就当保安吧”。就这么的，梁龙又错失了在“齐齐哈尔打工男团”里当门面的机会。
坐在火车窗边，梁龙看见家乡的风景飞速地向身后退去，最艰难的冬天过去了，可他还是没有感受到春的气息。
这是1997年的春天，梁龙20岁，因为迷笛，他很低迷。
1998年春节，已经做了一年保安的梁龙留在办事处值班。除夕夜，大家伙都回家过年了，整个大厅里只留下了他和另一位同事大爷。
不远处的办公室里，几个小姑娘正聚在一起嗑瓜子、看春晚，梁龙听着热闹，抬眼一看，正好瞅见王菲和那英在电视里唱《相约1998》——
日后，这两位歌坛大姐大都与梁龙有过一段莫名其妙的缘分。
据梁龙自己爆料，在2003年前后自己曾和王菲有过一段短暂的感情，再多的细节当事人不肯多说，别人也不敢多问。
二手玫瑰举办第一场演唱会时，曾有一位歌坛天后主动问梁龙要过赠票，但没成功，许久之后梁龙才知道，那位要票的大姐其实就是那英。
“来吧，来吧，相约98；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
歌词唱得婉转温柔，但梁龙的心里却拔凉拔凉的。这是他第一次在异乡过年，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可他一想家，就会连带着想起自己的悲催往事：
玩得稀里糊涂的摇滚、连滚带爬也没去成的北京、赔得一干二净的家底……想到这些，梁龙自认失败至极，“感觉前20年都白活了”。
心灰意冷时，他一口气点燃了5根香烟，在胳膊上连续烫出了20个伤疤，每烫一个他就痛一次，每痛一次他就告诉自己，如果20年后还是一事无成，那就再补20个。
日后再想起这段经历，梁龙承认自己“太虎了”。以烟疤明志不是一件正确的事儿，而且也不光彩。
后来也有人建议他可以用纹身遮挡疤痕，反正摇滚圈里也流行，可他并不愿意。疤痕是自己的经历，无论好坏，那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记号，谁还没有个年少轻狂的时候呢？
错了就是错了，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掩耳盗铃了。
梁龙工作的办事处保安队一共有4名员工，他个头最大，嗓门最亮，领导看着他挺靠谱，便指派他为保安队队长。
队里有一位山东曹大爷，为人实在、好客，闲暇的时候就喜欢和年轻人唠嗑。有一天是曹大爷和梁龙一起值班，午休时大爷拍着梁龙的腿语重心长地说：
“小梁啊，你这辈子不能只是当个保安啊，得为以后做打算。”话听到这里，梁龙别提多感动了，外出打工好几年了，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关心自己的前程。他刚要感谢大爷，就又听见对方补充了一句：“你也是三十好几的大伙子了。”——大爷似乎不知道，眼前的小梁还不到22岁。
由于长相“自来旧”，梁龙很受伤，但曹大爷的一番话也确实点醒了他：日子都是过出来的，再这么胡混下去，那真就啥也指望不上了。
这天之后，梁龙又捡起了摇滚，每天下班没啥事儿，他也会写几首歌。办事处里有位领导叫老吕，因为是靠“走后门”上位的，单位里好多人都瞧不上他。
老吕特别博学，无论和谁讲任何话题，都能喋喋不休讲上好几个小时，对错不知道，反正挺唬人。他尤其擅长研究《周易》，用梁龙的话来说，“整个人看起来都神神叨叨的”。
有一天梁龙正在写歌，领导恰好路过，就对梁龙说：
好的摇滚乐一定是能“谣”起来的。回看中国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艺术作品，他一定是被人口口相传的，不是孤僻的，所以“摇滚”一定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老吕说得云里雾里，梁龙听得五迷三道，后续讨论的所谓音乐的理论、伦理，梁龙都已遗忘，只记得对方反复强调：“玩摇滚，你得抓住那根线”。
但是哪根线呢？他也不知道，全都稀里糊涂的。
又晃晃悠悠地过了几个月，梁龙闯祸了，因为醉酒和同事兼最好的朋友打架，他被保安队开除了。
碎生梦死就是喝，青春献给小酒桌，这把好了，不光“青春”献出去了，工作也贡献出去了。
荒唐啊，迷茫啊，咋整啊？梁龙实在没招了，不然就继续玩摇滚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在哈尔滨工作时，他认识了一些东北的摇滚音乐人，并组成了一支名为“黑镜头”的乐队。这个乐队存活的时间不长，但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也创作出了几首完整的歌曲。
梁龙打算带着这些作品再去北京试一次，一旦就成了呢？
1998年9月，梁龙再次准备进京，出发前，久未露面的刘大刚居然找上了他，约着一起喝酒、吃饭。
梁龙离开家乡齐齐哈尔到哈尔滨当保安后不久，刘大刚也离开了故乡到哈尔滨当兵。旧友相逢，刚哥已剪掉了长发，脱掉了皮衣，就连吉他都被留在了老家，他再也不摇滚了。
那天晚上刘大刚找了一间烧烤店，几瓶啤酒下肚，已经微醺的他拍着梁龙的肩膀说：
“小梁，摇滚这事儿你得坚持，咱齐齐哈尔那么些人，我就觉得你行！哥滚不动了，但你一定得坚持啊！”
刚哥的话让梁龙内心五味杂陈。“坚持”说得容易，但做起来很难，他也想一直摇滚，但现实哪是他想，就能如意的呢？
1998年到1999年，梁龙曾先后两次“北漂”。
第一次因为没钱、一直找不着工作，他在北京城里待了3个月，就灰头土脸地回了家。
第二次再去北京，梁龙在酒吧找了一份驻唱的工作。应聘时老板和他说，店里生意不好，所以给的薪资也不会很高，叫他别抱太大希望。梁龙倒也干脆，笑嘻嘻地说钱不钱的无所谓，只要管吃管酒，白干他也乐意。
梁龙住在北京某老小区的地下两层，屋里没窗户，厕所没有灯，夏天蚊子多，他睡觉都得抖着手，不然就会被蚊虫疯狂攻击。
得知梁龙去了北京，从前玩乐队的朋友也想去看看他，结果一进到他租的房子就懵了，心想，居然还有这么破烂的地方！
在地下室里睡了一宿，各位朋友就匆忙逃跑了，太遭罪！可就是这些别人吃不了的苦，梁龙全都默默忍下了。
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行业，真要实现心里的梦想，从来不是轻易的事。
但光能吃苦有什么用？老天也不是看谁苦，就给谁奖励。
有一天梁龙带着自己写的歌去音乐公司，制作人只听了几句就关掉了音响，然后用极为不耐烦的语气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破玩意不满大街都是吗？”
说着话，制作人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CD，当场就播放了一首野孩子乐队的《生活在地下》。一曲终了，制作人满脸陶醉，回头和梁龙四目相对，说：“听见了？这才叫音乐！”
这把梁龙也听傻了，乐队还能这么玩儿呢？叛逆和愤怒还能表达得这么文艺呢？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和人家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崔健就算来敲你家门又能怎样？你拿什么混？”
这天之后，梁龙彻底泄气了，天天泡在酒吧里，摇滚也不玩了，歌也不写了。硬挺了半年，花光了所有积蓄，实在顶不住了，他又一次收拾铺盖回了东北。
踏上回乡的火车，攥着借钱买来的最慢列车的硬座票，梁龙想，不然就别玩摇滚了吧。
到达齐齐哈尔已是深夜，答应接站的朋友没有来，身无分文的梁龙就只能睡在火车站里。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他搭上了一位好心人的车，一路晃荡着到了郊区，下了车他才发现，家没了。
在梁龙离开家北漂的日子里，父母搬到了一个村子里，但因为没有手机，一直也没能告诉儿子。村里地方不大，梁龙决定自己找找，在一间小食杂店里，他看见了父亲。
父亲的背影有些佝偻，那是脊椎病留下的后遗症。梁龙遇见父亲时，他正在咨询食杂店老板如何用店里的座机打电话到北京，想把新家的地址告诉儿子，可老板的态度极差，甚至开口辱骂了父亲。
梁龙气不过，大步跨进了店里，抬手就给了老板一杵子，然后拉着父亲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1999年的秋天来了，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可22岁的梁龙依旧一无所获，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可希望没有如期而至。
尽管多次北漂都失败了，但去过大城市的梁龙还是成了村里的名人。每天都有小年轻来叩响他的房门，一遍遍地问：北京好吗？迷笛酷吗？看见崔健没有啊？
见大家这么热情，梁龙也不拘着了，天天约人家下馆子、喝酒、讲段子，硬生生活成了全齐齐哈尔第一个讲开放麦的人。
在他讲到的北漂经历里，有的是亲身体会，有的是他在酒吧听来的，故事的真假他不知道，村里人更不知道，反正就胡诌呗！
靠着四处给人演讲，他在各类饭局上胡吃海喝了一个月，过程中他听说更远的村子里有个小伙叫小生子，专门给红白事吹唢呐，特别喜欢摇滚，做梦都想组个乐队，但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机会。
一听这话，梁龙来精神了，这不巧了吗！正好故事也快讲完了，走，进基层，找小生子去！
借着去农村采风的由头，梁龙带着最初一起玩乐队的朋友住到了小生子家，美其名曰一起搞乐队，其实就是为了蹭吃蹭喝。
住在农村的那段时间，梁龙白天去地里看农民干活，晚上到村头听大爷大妈唠嗑。偶尔听见谁家要干农活，他也会去帮忙，但每回都是越帮越忙。
农民大哥脾气好，从来也不生气，每回见他都笑盈盈地递上烟，大家都是老实且善良的人。
村里没有电视，村民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去小广场听二人转，梁龙瞧不上，和摇滚比起来，他觉得二人转太土了，可看看身边人都在为此开怀大笑。他不理解，村民咋就能这么爱呢？
与村民审美产生的巨大隔阂，让梁龙开始重新思考摇滚的意义：二人转能给他们带来快乐，那摇滚呢？
大哥你玩摇滚，玩它有啥用啊？
也就是在此时，他忽然懂得了之前领导老吕的话：好的音乐是什么？是能被人“谣”起来的，要贴近地面。
“之前的包袱就都放下了。你啥也不是，你就有一个脑瓜子，想做乐队而已，你不比任何人高级。”
二手玫瑰第一批成员合影
左起：温恒、梁龙、马金冰、苏永生
想通这些事后，梁龙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他找来了乐队成员决定重振旗鼓。
首先是给乐队重新起名。
梁龙坚持要用“二手”，一是为了反讽从前的自己，除了模仿啥也不会；二是为了提醒，以后也不能只会模仿。其他成员不反对，但坚持认为“二手”后面要接个华丽的词，不然太土了，梁龙一琢磨，“玫瑰”华丽啊！——二手玫瑰，就这么诞生了。
梁龙小时候学过几天书法，乐队名字定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笔把“二手玫瑰”写在纸上。看着纸上极为顺手的四个大字，梁龙嘿嘿一乐：这把指定能成！
住在小生子家的那几个月，是梁龙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他仿佛一下子抓住了那根“线”，原来在家七天憋不出八个字，如今提笔就是一首歌。
1999年年底，梁龙带着二手玫瑰去哈尔滨参加摇滚音乐节，那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农村，到城市参加演出。
和别的乐队相比，二手玫瑰的乡土气息略浓，名气也小，很容易被忽略。记得那天彩排结束，主办方给每一支乐队都分了包子做午餐，唯独落下了二手玫瑰。
梁龙气得不行，带着乐队成员到附近烧烤店喝了一顿大酒，在饭桌上，他愤愤不平地说：
哥们几个，咱今天好好演，一定要把剩下的乐队全都干趴下！
待回到演出现场时，梁龙已经完全喝大了。上台前，他看见一位乐手的女朋友正在化妆间补妆，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他问姑娘借来了口红、粉底、眼影，给自己也描眉画眼了一通。
正式演出时，梁龙一出场观众就“炸了”，因为太特别，也太意外了。尖叫与欢呼让梁龙无比兴奋，借着酒劲儿，他开始了一场完全疯魔的表演。
那天他唱的第一首歌是《采花》，唱到高兴时，他开始满地打滚。贝斯手见主唱躺下了，还以为是什么特殊的表演形式，于是也趴在地上打滚。
霎那间，舞台上便只剩下了站在最边上吹唢呐的小生子，和坐在暗处的鼓手。隔老远一看，舞台上一个人没有，只有从地面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吼叫，“真是纯纯胡干了一场”。
下了台，梁龙的酒也醒了，他觉得完蛋了，好好的一场演出愣是被演砸了。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几位哈尔滨摇滚老炮拦住了他，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大喊道：“牛！民族朋克！”
做贼的遇见截道的，还真是赶巧了。
在哈尔滨音乐节一战成名后，二手玫瑰在摇滚圈里出了名，梁龙也基本定下了自己的演出路线：
民乐是他的“线”，只有抓住它，才能创造出最朴实与真实的摇滚；化妆则是他的投入演出的方式，就好像戴上了面具，他可以变成歌中的任何一个人，无关性别，只演故事。
梁龙到现在都记得自己第一次穿女装、化妆上台的样子：
那天为了配合歌词，他化了一个媒婆烟熏妆，但因为技术不过关，整体妆面显得特别脏。临上场前，他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见了穿着旗袍，画着大浓妆的自己，心里一激灵，“差点没吐了”！
2003年，二手玫瑰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此后，他们代表中国摇滚乐出国演出过，也在北京工体举办过演唱会，各类奖项拿了个遍，演出费用也水涨船高翻了几倍。
当时的二手玫瑰被评为“伸进北京摇滚圈的怪手”，梁龙也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崔健，对方评价他“技术真烂，概念真好”，窦唯也说“二手玫瑰，这把挺牛”。
名和利都有了，还图啥呢？梁龙又开始迷茫了。
二手玫瑰经历了三次重组，第一次是乐队在哈尔滨刚出名的时候，梁龙想再战北京，可其他成员并不想离开家乡。当时，小生子考上了师范学校，贝斯手转行烧锅炉，鼓手也开了一家烤串店，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梁龙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第二次和第三次重组都发生在北京，理由也都一样，混出点名声了，大家都飘了。
2005年开始，28岁的梁龙觉得“二手玫瑰不对了”。那时候乐队每天下午三点排练，可梁龙常常等到五点还不见成员露面，大家都去忙自己的事儿了，音乐的好坏也顾不上了，“到了迷失的季节，大家都不知道咋过了”。
梁龙觉得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某个深夜，他喝了点酒，然后给每一个成员发去了一条短信：
“我们停一停吧，大家都想想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发完这条消息，梁龙一觉睡到了天亮，此后他很少再提起摇滚，反而开始接触一些当代艺术家，整天和他们喝大酒、聊音乐、看美术，“除了混着，啥也不干”。
悠悠哒哒地混了近2年，二手玫瑰的吉他手姚澜先坐不住了，他主动找上了醉生梦死的梁龙，然后告诉他：“哥，艺术可以整，但是没必要。”
梁龙倒觉得，太有必要了。
北京奥运会之后，各行各业都迎来了新的春天，整体文化氛围更包容了，摇滚乐队也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
那几年全国各地都在举办音乐节，梁龙也密切关注着。老一辈的摇滚音乐人要么成家立室，要么逐渐隐退，愤怒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一辈摇滚人所谓的个性，和为了叛逆而叛逆。
年代变好了，但是人自我的浪花都没有了。摇滚不草莽了，不野蛮了，不图腾了，为什么大家都不浪漫了？摇滚乐咋发展成这样了呢？
梁龙忽然意识到，单纯创造摇滚乐是局限的，因为被感动的永远都是那一小撮人，如果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与接纳摇滚，那就要将其变成更广泛的艺术。
“进入中国摇滚史很简单，但进入中国文化史很难。我希望自己是一盒名牌香烟，但是塞进穷人的口袋。”
2008年开始，梁龙举办了一系列摇滚艺术活动，花花事儿太多了，他自己都有点记不清了。
与经纪公司合约到期后，他自己成立了工作室，赚到的绝大多数收入，都用来贴补他的摇滚艺术。
决定做这些事儿时，梁龙没想着挣钱，但说实在的，他也没想到会赔那么多钱。
研究摇滚艺术期间，工作室仅是员工工资支出每月就是60万。渐渐地，梁龙也没钱了，最困难的时候，他大年二十九都在借钱，只为给团队结算薪资。
短视频时代来临后，梁龙听从团队建议，开始录制vlog，没有太复杂的想法，就是单纯地希望多条路子，多些钱财。
刚开始时他录吃播，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点赞25。负责运营新媒体平台的小伙伴觉得路子走错了，就又建议梁龙展示美妆，反正他也擅长，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
“二手玫瑰主唱”一夜就变成了“中老年美妆博主”，神奇的故事发生在神奇的2019年。
这一年，梁龙42岁，玩摇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靠着美妆他事业有成，那20个烟疤，他不用再烫了。
因为摇滚艺术拉下的饥荒，直到2021年才被还清。
过去几年，他参加了包括《吐槽大会》在内的各类综艺，为了让节目顺利过审，他脱掉了旗袍、高跟鞋，卸下了浓妆，从“摇滚龙教母”变为了“隔壁梁伯伯”。
熟悉他的人挺不适应，问他：这怎么还穿上裤子了，太见外了。
梁龙笑答，生活所迫。
马东启动《乐队的夏天》后，曾连续找了梁龙两年，全都遭到了拒绝。
第一年梁龙给出的理由是自己“不混圈”，摇滚人凑在一起聊的事儿总绕不过女人和大奔，他听不懂，也不爱听；
第二次拒绝是因为行程安排有冲突，他最终还是选择去选秀节目当导师。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接近年轻人的的机会，时代和摇滚都要发展。要接近当下的年代，寻找未来的可能性，这样才能接近力量。
参加综艺时他认识了东北老妹儿李雪琴，有一次他开演唱会，请李雪琴为自己“题词”，他本以为北大毕业的老妹儿会写得挺励志，不想人家写的是：
“就让我们窝囊又坚强地活着吧，就像那些老去的城市一样。”
梁龙一看乐了，整挺好！
所以说玩摇滚有啥用呢？就跟着命运一起折腾呗。
当然，争议还是会有的。
比如，梁龙的表演风格、“为摇滚”与“伪摇滚”的定义与边界。
这些从梁龙最初玩摇滚时就伴其左右。这么多年，他习惯了质疑，也习惯了非议，但说就说吧，本来他也不在高处，褒与贬也没那么重要。
“早年再牛、再个性又能咋地？下了舞台就是正常人，做核酸一样得捅嗓子眼儿。”
风风雨雨这些年，啥大场面没见过，一切都随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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