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无处不在，为何有人能幸免于难？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六卷，为免费内容。

2001 年，“9·11”事件发生后，阴云笼罩着这场大规模恐怖袭击中的亲历者。美国官方预计，纽约市会出现“公共心理健康危机”，大批心理创伤患者即将出现，于是紧急设置总额达数亿美元的心理健康援助资源。结果出人意料：出现持续性创伤应激的病人寥寥无几；心理咨询处门可罗雀。这究竟是为什么？

想要探寻背后的原因，需要先回到原点：心理创伤究竟是什么？经历了创伤性事件，一定会发展成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吗？在《带着裂痕生活》一书中，作者乔治·A.博南诺梳理了人们对心理创伤的认知及其变化，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我们关于创伤的看法存在谬误，PTSD 的诊断标准又如何被武断和人为地拓宽，以至于 21 世纪的多数人认为危险无处不在，PTSD 无处不在。通过几个案例，他讨论了是什么让人有复原力，为何人有时会失去复原力，以及人如何更好地处理创伤。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七章《灵活性序列》分享给读者。

下面这样的话，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当我们有了参与的动力，接下来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情况下采取某种正确的行为。我们首先假设上述说法是正确的，我也将用后续几章的篇幅来陈述为什么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们的先辈已经在偶然之间阐述了这种想法，据我所知，古希腊人已经了解一些关于灵活性的概念。我不是古典文学的专家，但我知道亚里士多德在其开创性著作《伦理学》中有这样一段话，恰好符合我们所讨论的情况。“生气很容易，任何人都可以生气。但如果要对着正确的对象，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理由和程度，用正确的方式生气，那就太不容易了。”

亚里士多德所言非虚。具备灵活性思维并不容易，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混乱和强烈的创伤性应激的时候。当然，我们永远都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被动地等待结果；或是简单地控制情绪，但不主动应对挑战。古话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创伤”，这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靠时间治愈往往很慢，单纯地等待痛苦消散即便不会让人彻底绝望，也会让人感到精疲力尽。而相比之下，直面挑战，做任何必要的事来向前迈进则没有那么痛苦，也更加有效。

同样，这也不是新的思想。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使自己变得灵活……我们应当适应机会带来的新状态，不必为计划或条件中发生的变化而担忧。固执必将引发焦虑和担忧，而命运时常迫使我们做出让步。”

幸运的是，这个过程并非在黑暗中盲目进行尝试，我们通过这个过程而变得“灵活”。这是一个有序的过程，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探究这个有序过程的本质。我在上文讨论灵活性序列的时候已经提及这项研究，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序列究竟包含什么。

序列的第一步是情境敏感性（context sensitivity）。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做出反应的对象为何，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做出反应。当我们对情境敏感时，就能对掌握的线索进行解码，能确定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并思考出应该如何解决。一旦我们有了答案，即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下一个步骤——我称之为“技能储备”（repertoire）。此时，我们不仅要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还要思考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我们能够做什么又取决于我们所掌握的工具，即我们的技能储备。再之后，我们进入了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反馈监测（feedback monitoring）。在这个步骤中，我们会进行常被忽视但绝对必要的纠正过程。即使是能工巧匠也会犯错。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判断错误并选择了无效的、无法获得预期效果的策略，而反馈监测这一步恰好给予我们机会以调整和更换策略。

灵活性过程的两大组成部分（即灵活性思维和灵活性序列）共同起作用，以致有时二者之间的差别会变得模糊不清。为了强调灵活性序列的独特步骤，以及它们如何依赖并超越灵活性思维，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讲述保罗的故事，他在遭遇不幸之后，经历了完整的灵活性过程。

情境敏感性

对情境敏感是灵活性序列的第一步，这是一项重要的技能，甚至可能是这个序列中最重要的技能，它能帮助我们确定某一特定时刻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做出最佳反应。我们已经知道灵活性思维的组成部分，即乐观、应对信心和挑战导向，三者共同激励着我们，帮助我们应对眼前的情境要求。而情境敏感性与之类似，是在这一过程的基础上，更关注具体细节，关注我们面临的特定情境中包含的细微差别和要求。从根本上看，在这一步中，我们需要问自己：“我遇到了什么？”“困难是什么？”“我需要做什么来克服困难？”

大多数人对情境都具备一定的敏感性，但与其他任何能力一样，这也存在着个体间的差异。但奇怪的是，人们即使有能力进行情境评估，往往也不会进行足够的思考。例如，人们会感到困扰，或不安、或焦虑，但不确定原因。有时，只需要简单地问一句“什么在困扰着我？”就能让自己更专注于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即使人们问了自己这个问题，他们也需要能够读懂线索。而显然，有一部分人在这一方面能力不足。换言之，有些人的情境敏感性较低。

研究表明，对情境不敏感的人相对会经历更多的心理挣扎，而且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我也曾进行一项研究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要求被试者阅读一些假定的情景描述，比如被困在电梯里，或度假回家后发现家中遭遇入室盗窃等，然后请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境线索（如情境代表的威胁程度、需要做出应对的紧急程度，以及他们对事件的可控制程度等），对不同的情境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个体对线索的评估能力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的人往往难以确定某种情境是否具有威胁性，因此也不能确定何时需要做出紧急应对。我们很难去解释其中的相关性。引发心理问题的因素有很多，而抑郁症患者有时也能够理解情境线索。事实上，我们通过另一项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相比于只具备最基础的技能的人，具备情境敏感性技能的抑郁症患者能够更好地做出应对。后者表现出恢复轨迹的概率更高，而前者反而有更高的概率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抑郁。

检测情境线索变化的能力是情境敏感性的重要方面。我的同事埃纳特·莱维-吉吉（Einat Levy-Gigi）所带领的团队用一个简单的电脑游戏证明了这种技能。这个游戏会给玩家展示一系列盒子，每次展示一个。每个盒子的颜色不同，上面有一张寻常物体的图片。例如，绿色盒子上是电视的图片，黄色盒子上是帽子的图片，等等。玩家每看到一个盒子，就必须决定是否打开它。如果打开后盒子里面有钱，他们就会得到积分。如果打开后盒子里面是炸弹，他们就会失去积分。渐渐地，玩家记住盒子与物体的组合，也就知道应该打开哪些盒子，不应该打开哪些盒子。重要的是，当玩家熟悉游戏后，新的变量出现了。在不通知玩家的前提下，游戏中开始出现新的盒子（即新的颜色与物体的组合），同时原先的盒子也仍然存在。例如，之前绿色的、带电视图案的盒子可以让人获得积分，但新加入的红色的、带电视图案的盒子会致人失分。想要在游戏中保持领先，唯一的方法就是对情境线索的变化保持敏锐。

而且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当一些曾导致失分的颜色变为可以得分时，有趣的事情出现了。例如，原先将蓝色的、带帽子图案的盒子打开后会看到炸弹，但后来，把蓝色的、带汽车图案的盒子打开后能看到钱。研究发现，我们可以根据玩家海马体（hippocampus）的大小，预测他们是否能够捕捉到原先会导致失分的盒子在后期会变成能够加分的盒子。这个发现令人印象深刻。海马体是大脑中的一个重要结构，进行感知、记忆和对环境的理解等活动。

埃纳特和她的同事们还证实，具有长期 PTSD 症状的人很难捕捉到从失分到得分的变化。这一发现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 PTSD 的标志性症状之一就是持续地认为引发创伤的场景仍在发生，即便患者处于安全健康的环境中。

我们的生活和人生目标等更广泛的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情境的应对方式。在弗里达·卡罗与新装上的假肢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相互作用。卡罗憎恨她的假肢，因为它不仅有碍行动，还非常不美观。她感到沮丧、悲伤，但如果假肢本身就是困扰她的全部问题，她或许会尝试用一些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假肢不仅是当下的威胁，它还会影响她的其他更远大的生活目标：她需要保持活动能力，她想要打扮得光鲜亮丽，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她要跳舞。在这个更远大的、以目标为驱动的情境下，她问自己“当前的情境要求我怎么做”，并由此想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方法来应对眼前和未来的挑战。

而保罗则很少思考自己的长期目标。如果有人追问，他会说他喜欢现在的工作，并会努力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他还认为自己是一个重视友情、善于社交的人。最近一阵子他经常工作到很晚，但他会尽量抽时间和朋友相聚。他还希望能拥有一段长期而稳定的恋爱关系。虽然他在恋爱方面屡战屡败，但至少目前他和凯西相处得不错。她坚持不要孩子这件事时不时会戳到保罗的痛点，但他们相处得很好，保罗也希望这段关系能坚持下去。

* * *

潜在创伤事件产生的即时威胁往往会将其他人生目标转移到幕后。在抢劫发生后的头几天，保罗的所有长期目标都被创伤性应激的阴霾覆盖。他知道应该和朋友及同事联系，让他们知道自己遭遇了袭击，但他做不到。他不想告诉任何人，包括同事、朋友，甚至是凯西。他脸上还有明显的淤青，又缝了针，这令他无法出门见人。他倒是设法买了一台新手机，但没有启用它。为此凯西发了好几封邮件催促他：“你可是做技术的，怎么会还没开始设置新手机呢？出什么事儿了吗？”凯西还准备来家里找他，保罗找了个借口搪塞掉了。他知道这是下下策。“问题在于我感觉糟透了。”

保罗很焦虑。他感到羞愧，睡眠质量极低。即便睡着了，也很快会被奇怪的梦境惊醒。他知道自己应该走出公寓，但单单想到走出门这件事，就已经让他感到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如果再遇到袭击他的人怎么办？事实上，保罗并不知道那些人长什么样子，或者说，他对他们的外貌没什么记忆，但他还是担心自己会被他们认出来。他们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看着他，在暗中嘲讽他；或者更糟一点，他们会抓住他，并再次袭击他。被袭击后的第三天晚上，保罗坐在窗边，盯着窗外看了好一会儿。虽然天已经黑了，但和往常一样，街上还是有很多人。一些人行色匆匆，不知要去往何处。另一些人则信步闲庭，慢慢悠悠地散步。这些又唤起保罗的痛苦记忆：几天前，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只不过他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而当他想象自己安全无虞地走在街上时，他的思绪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他意识到，如果他以前可以安心地走在路上，那这种安全的感觉应该会回来的。一切都会纠正过来的。这是几天来，他第一次感到一丝希望和乐观。

如果我在那一刻问保罗，他是否具备灵活性思维，他一定会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但无论他知不知道这个概念，当他凝视窗外开始反思自己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具备了一种鼓励自己积极应对挑战的思维。

这种感觉就产生于一瞬间，保罗试图维持这种感觉，他试图说服自己。

“来吧，保罗，”他大声对自己说，“抓住这个瞬间的感觉，你可以渡过难关的。你是个聪明人，你能想出办法的。”

他这是在提高自信，并促使自己正视挑战。虽然这只是一个态度上的微妙转变，但它足以让保罗更坚信他能够走出困境。当他大声说出“你能想出办法的”这句话时，他脑中的迷雾似乎已经散去。周围的世界似乎立刻变得更加清晰，而且他对情境线索越来越敏感。

“你知道，我就这样从窗户看出去，看着周围的街区。这里很不错，是一个很棒的街区，很活跃，充满了生机。我想说，不好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比如说犯罪事件总是会出现。毕竟我们身处于大城市之中。总的来说，这里很好，从我住在这里时起，可以说是非常安全的，我之前也一直觉得很安全。为什么我现在不这么觉得了呢？”

虽然事实很简单，但对保罗来说，却像醍醐灌顶，并引发了他的一系列新想法。

“就在我看着窗外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那些人，那些袭击我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不认识我。他们可能都不是这附近的人。而且，你知道，如果他们再次看到我，也不一定能认出我。当时天那么黑，就算我和他们擦肩而过，他们也未必知道是我。他们也很可能根本不关心我是谁。那晚他们只是出来抢劫，而我碰巧是独行，还边走边看手机。我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或者说，我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在那一瞬间，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我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些人看到我之后，又回来找到我，并且抓住了我。他们已经得到了想要的，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做了什么，随便吧，可能什么也没做。他们可能从此再也不会想起我。”

保罗开始走出被袭击的阴影。首先，他集中精力以控制那些可怕的想法和感觉。他知道，从逻辑上说，他周围是安全的。他想找回这种确信，但暂时还不能完全做到，他仍然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怀疑。他必须找到摆脱疑虑的途径，才能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一旦他能做到，他就能摆脱这件事的阴影，重新融入这个世界。保罗知道这并不容易，而且他还不清楚到底要怎么做。但至少，他已经知道必须做什么了。

当他大声说出“你能想出办法的”这句话时，他脑中的迷雾似乎已经散去。

技能储备

阅读情境线索的能力是灵活性序列的一个重要条件。当这一条件满足后，序列中的下一步骤即技能储备将闪亮登场。在这一步骤中，我们要清查我们的工具箱，也就是我们储备的技能。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从“我需要做什么”变成“我能够做什么”。

我们已经提到，尽管一些人的情境敏感性更高，但大多数人都具备阅读情境线索的技能。应对技能储备也是如此。我们以应对和情绪调节策略为例。大多数人都具备应对和调节自己的情绪的基本技能，但有些人的技能更好，而且有更多的应对和情绪调节工具可供他们选择使用。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个较大的技能储备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想要做出有效的应对，单有大量的策略也是不够的。事实上，可用策略的范围是无限的。我在上文中提到一些最常见的策略，包括表达和抑制情绪、转移注意力、重评或更改事件的意义、制定策略和谋划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尝试改变情境。然而研究表明，最常用策略的成功率并不一定最高。在特定的情况下，以下每一种策略都有可能是有用的：自说自话或被动接受、什么都不做、自欺欺人、躲避或逃离、寻求信息、酗酒或使用药物、抱怨、寻求他人陪伴、自我怜悯、尝试通过饮食或性行为寻求安慰、逃避见人、请求帮助、指责某人、通过运动释放压力、通过幽默或娱乐活动来改善情绪，或是一个人可能想到的任何尝试。在上述行为中，有一部分是健康的，而另一部分看上去可能并不健康。读者们可能也已经注意到，其中一些行为已经属于“邪恶应对”的范畴。但关键在于我们能够有效使用的策略越多（即便使用的次数不多），我们就有越多的选择以满足特定情况下的需求。

回想我刚开始研究策略储备的问题时，我设计了一项实验来测量人们使用情绪表达和情绪压抑这两种相对的策略的能力。我邀请参与者在电脑上观看照片（有些照片中的场景非常令人不安，有些则令人愉快），并在观看后根据自己的情绪反应对照片进行打分。在完全熟悉规则之后，我邀请他们继续观看照片并打分，只不过我还告诉了他们，从现在开始有另一组参与者会在隔壁房间通过监视器观察他们，并尝试猜测他们的情绪反应。另外，我还告诉他们，在不同的时刻电脑上会显示不同的情绪表达指令。有些指令会要求他们尽可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样隔壁的观察者就能更容易地猜出他们当前的感受。我称这些指令为“表达条件”（expression condition）。反之，有些时候指令会要求参与者掩盖情绪，旨在让隔壁的观察者无法察觉他们的真实感受。这些就是所谓的“压抑条件”（suppression condition）。除了上述两类条件外，我还设置了一个“控制条件”（control condition），即告诉参与者摄像机已暂时关闭，隔壁的观察者们暂时无法看到他们。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需要正常地观看照片即可。之所以加入控制条件，是因为人们的表现力生来就存在差异。我能够通过控制条件，参照正常情况，以此衡量参与者表现或压抑情绪的能力高低。

实验结果与我的预期一致。当我们没有要求参与者刻意改变自己的感受时，正如预期的那样，他们在所有条件下都表现出相同的情绪水平。而当我们要求他们改变自己表现出的情绪时，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这点。我把这种技能称为“表达的灵活性”（expressive  flexibility）。此外，我们发现不同的人的灵活性水平并不一致，这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相比之下，有些人更善于表达和压抑情绪。

那么，表达的灵活性是否有用呢？它是否有助于人们处理创伤性应激？当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时，“9·11”事件发生了。最初设计这个表达灵活性测试是在 2001 年的夏天。按照原计划，这将是一项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长期研究的一部分。但研究刚开始不久，就因为“9·11”事件而不得不将其搁置。几周后，当重新启动这项研究时，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的就是一项创伤研究。根据我们在事件发生后收集到的数据，研究的结果清楚地表明，表达灵活性确实有助于学生应对创伤性应激。那些表达能力较强的学生，往往在两年后心理更加健康。这些结果还表明，情绪表达或情绪压抑中的任意一项，并不能起到较好保护心理健康的作用。换言之，回到“技能储备”的概念，策略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据需要使用适当策略的能力。

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表达灵活性有助于人们应对创伤性应激，人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呢？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清楚他们所使用的应对策略。如果我们问人们他们擅长什么策略，情况是否会不同呢？我有预感，情况会有所不同。自己使用某种策略的频率是和自己擅长什么策略完全不同的自我认知。如果要记住做某件事的频率，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具体做的是什么事，才能估算出频率；但是要知道我们是否擅长做某件事情，只需要我们知道自己曾经做得很好就足够了。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人们对有效增强或降低情绪表达这项能力的自我评价，与在实际测试中表现出的结果一致。

一些其他的研究（包括我的团队所进行的进一步研究）将这一方法延伸到其他类型的应对和情绪调节策略中。我在上文讨论灵活性悖论时已经提到其中的部分。但这些研究都反复验证了一个基本的结论：具体的策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项策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应对情境下的挑战。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技能储备并不只包括应对和情绪调节策略，任何行为、任何我们可以支配的资源，只要它们能被我们有效地使用，只要它们能帮助我们满足特定情境的要求，都能被囊括于技能储备之中。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应对情境下的挑战。

* * *

保罗很善于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自己对此也毫不怀疑。哪怕是最简单的活动，他也能做到完全投入。

“我决定让自己忙起来，我得填满自己的脑袋，填满我的思绪，做什么都可以，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去想那次该死的抢劫了。”于是，他给自己做了杯饮料，坐下来看了一部搞笑电影。

这并不算是什么周全的计划，但他有了计划这件事本身就让他兴奋不已。

据保罗回忆：“电影不是特别好看，但也还不错，我还喝了很多东西，这倒挺管用的。”

保罗好起来了吗？

“有那么一会儿，我好像的确好了。我还因为电影情节笑了起来，这点很不错。我的确在一些时候忘记了被抢劫的事，但是到了第二天，我还是感觉很糟糕，依然很糟糕，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确定该怎么描述。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做了一些尝试，我没有感到情况有任何好转，但是，现在的我和前一天又是不同的。说起来很奇怪，尽管我还是感觉很糟糕，但我能控制了。我觉得是我自己做出了一个选择，我主动地感觉很糟糕。而且，我多多少少改变了脑海中的画面。至少我在做一些尝试。我在往前走，而且我将继续往前走。我感受到坚定，几近于愤怒的坚定。我握紧了我的拳头。”

这就是保罗所具备的应对信心和挑战导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坚定的信心将不断地为他提供动力。他又做了些运动，跳远、俯卧撑、仰卧起坐，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他把音乐声调大，在公寓里蹦蹦跳跳，直到大汗淋漓。

“是的，运动很有用。让我感觉很好。我当时还想，‘我得继续做运动’。”

此外，他还上网冲浪，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网络在一段时间内也起到了作用，直到他看到一个关于犯罪的新闻报道。这则报道让他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我本能地紧张了起来，但只是在刚看到报道的时候。我对犯罪了解不多，但我开始思考，像我这样经历过犯罪事件的人，在事件过后会发生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人通常会有什么反应？每个人的感觉都一样吗？我开始怀疑。”

保罗也很擅长做研究，很快，他就为自己分配了任务：他要寻找答案。不出意外的话，这也是另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方式。不幸的是，正如保罗所发现的，在互联网上并没有多少关于男性被袭击的内容。虽然有很多关于男性实施暴力行为的内容，但几乎所有的都是男性向女性施暴。这并非因为男人不曾遭受袭击。美国和国际的犯罪统计数据均表明，在所有类型的暴力犯罪（除性侵犯外）中，男性的受害概率实际上要高于女性。然而，有关男性受害者对暴力犯罪的心理反应的信息却很少。导致这类信息匮乏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原因包括男性对男性的暴力常常被忽视，或被视为是正常的，抑或是男性很少控诉自己被袭击。

但也的确有关于这一现象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表明，男性在遭遇暴力袭击后的反应与保罗惊人的一致。受害男性最常见的反应是自责、羞愧，以及感到软弱和无能。即使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受害男性一般也不愿意承认或袒露这类经历。在被袭击后，他们不想走出家门，而且经常会陷入偏执，对他人产生无端怀疑以及害怕再次遭遇袭击。

很遗憾，保罗没有途径接触到这些研究数据。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几个网站，看到了一些男性受害的第一手资料，这或多或少让他产生了一些共鸣。“我几乎是狼吞虎咽一般地读着这些信息，只恨自己的阅读速度不够快。我就像找到了一个俱乐部，里面的人都知道我经历过什么。这些信息不多，但对当时的我来说，知道自己的反应是正常的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说到底（这里他轻声笑了一下），我也不算是可怜虫。不过说真的，这对我的意义无法用言语表达，意义重大到我几乎承受不起。我甚至还不敢相信，不能完全相信。我把这些故事保存下来。一旦感觉不对，我就一遍又一遍地读它们。我试图让这些文字渗入我的身体，我在说服自己。”

保罗感到自己越来越乐观，越来越有信心。他花几个小时在网上冲浪，这是种很好的分心方式。他也获得了对自己而言无价的观点，帮助他进行迫切需要的放松。但是，寻找出口的过程是感性的。这时候的保罗想要犒劳一下自己，他尝试着沉浸到另一部电影中。但这一次，电影没能起到作用。刚才获得的许多新信息不断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发觉他还是无法忽略自己仍然躲在公寓里无法走出家门这件事。

“我深深地呼吸，然后站了起来。‘把这些念头吸进去。’”保罗大笑着说，“我当时想：‘该死的，我要出去。’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但这就是我的感觉。”

当他打开公寓的门时，他感到很紧张，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控制自己的恐惧心理。就这样，他走进走廊，走下楼梯，走到了街上。

反馈监测

从保罗意识到他住的地方是安全的，到他毅然决然地走出家门，这中间经过了整整 24 个小时。在这期间，他循环使用了多种他储备的技能。他多次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聚焦于问题，进行思考，制订了行动计划；他重新规划了策略，也重新评估了策略使用效果；他做了运动，也尝试刻意抑制担忧和痛苦。这些策略在大多数时候都起了效果，但也有无效的时候。但是，保罗之所以能取得进展，是因为他不仅仅是简单地应用了储备的技能，在这 24 个小时里，他不断地监测所采取行为的有效性，并在需要时进行调整、优化和更换。

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灵活性序列的第三步，即反馈监测。序列的前两个步骤，即情境敏感性和技能储备，让我们专注于用自己所掌握的最佳工具来应对挑战。完成这两个步骤费时很久，但我们尚未完成灵活性序列，只有当我们完成反馈监测这一步时，我们才算是走完这个闭环。这一步骤所关注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关注我们需要做什么或能够做什么，而是关心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有效。我们会问自己：“我是否迎接了挑战”“这个策略是否有效”“我是否需要调整应对方式”，以及“我是否应该尝试另一种策略”。如果在更换策略之后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则很可能是环境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回到序列的第一步，重新评估情境。

而是关心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有效。

我们会根据掌握的所有线索做出判断。而最好的反馈来源之一，正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潜在创伤事件发生后，人们想达到的目标通常是感觉好一些，减少焦虑、恐惧及悲伤。从理论上看，这些结果应该能被直截了当地判断。我们只需要进行自检，注意自己的情绪状态，就能确定我们是不是觉得好些了。但实际的评估要复杂得多。

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许多反应是无意识做出的。人体体温调节系统就是最简单但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人体非常善于自我调节，我们的体温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我们的身体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对温度敏感的细胞，也就是所谓的“温度感受器”（thermoreceptors）。这些感受器收集到的信息将被整合至位于脑干顶部的一个关键结构下丘脑（hypothalamus）中。如果下丘脑认为我们的体温较低，就会发出信号，我们因而会出现发抖或血管收缩等生理反应，体温随之上升。如果我们的体温偏高，下丘脑就会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我们因而会出现出汗或血管扩张等生理反应。这些内在的生理反应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这些反应是有效的，我们因此能够专注于应对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例如不要成为捕食者的盘中餐，以及不要从地铁月台上掉下去，等等。

但同时，从新陈代谢的角度看，仅通过生物手段来调节体温的代价太高。简单地说，生物学过程（biological processes）需要消耗热能，而热能是非常昂贵的。为了抵扣一部分成本，并使生物学过程效率更高，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的某一刻进化出了另一种体温调节方法，即有意识地感觉到过热或过冷。这些感觉不是必要的，但它们非常有用。有了这些感觉后，动物（包括人类）就能通过有意的行为，简单而有效地调节体温。如果我们感觉到热，可以选择脱掉毛衣，打开窗户，或者打开风扇或空调。

同样的机制也延伸到对威胁和恐惧的反应。与体温调节一样，当我们对威胁做出反应时，身体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我们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我们第一次遇到某个潜在威胁时，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我们的大脑已经激活了一个快速的皮质下威胁回路（threat circuit），并引发了一系列生物学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威胁回路并不需要我们意识到恐惧。“恐惧”是个可选项，而非必选项。而且，我们需要等到位于这条反应链的稍后阶段才能感受到恐惧。威胁回路被激活后，其输出的信息可以与来自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和脑岛（insula）等高阶皮质区的信息相整合。即使我们不能说恐惧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少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就像感觉到热之后我们会脱掉毛衣一样，受到惊吓的感觉也能促使我们对威胁做出反应。这种感觉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恐惧的源头，并使我们专注地思考我们可以做什么以求得生存。但此处也存在一个问题，包括恐惧在内的任何情绪只有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才能够帮助人适应环境。如果情绪持续存在，就会脱离最初的目的。它会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不祥预感，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忧虑。最终，如果恐惧持续的时间过长，就会引发更多的功能障碍，比如焦虑或 PTSD。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决策能力会受到严重影响，也将越来越难以分辨我们的行动是否有效。

* * *

在被攻击后的最初几天里，创伤性应激、恐惧和忧虑深深地困扰着保罗，而且已经扭曲了他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看法。但由于尚处早期，他还没有发展为焦虑或 PTSD，还有能力用自己的方式，利用自身状态的反馈来指导自己调整应对策略。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能力的普遍性，我们设计了一个实验，邀请参与者在电脑上观看一系列照片。有些照片的内容是温和、正面的，有些则是令人不安的。此外，我们指导参与者使用一种类似于认知重评的重构策略来减轻他们产生的所有负面情绪。例如，我们告诉他们可以想一想照片中描述的情况是否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或者想象一下有哪些可以改善情况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踪了他们的生理反应，例如心率和面部肌肉变化，以此监测他们的内在状态。过往研究已证明，这些生理反应与负面情绪相关。重评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在极端情绪下或情绪非常激烈时，它的效果不如在相对平缓的情境中那样突出。而且在极端情绪下，人们并不倾向于使用重评策略。而其他策略（如转移注意力）往往能更有效地平复激烈的情绪，至少在短期内如此。我们重复了上述实验，旨在测试人们从重评策略向分散注意力策略转换的能力。但这一次，我们告诉参与者，每张照片出现四秒后，他们会听到一个提示音，此时他们可以选择继续使用重评策略，也可以选择换成分散注意力策略。和我们预期的一致，生理测量结果显示应激程度越高的参与者，越倾向于选择转换策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是依靠身体反馈来引导自己做出转换策略的决策。同样如我们所料，一些参与者能比其他人更好地完成策略切换。换言之，他们更有效地利用了身体反馈，这种能力也与健康的心理相关。

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扩展了这项实验，加入外部反馈源：我们告诉参与者，我们会根据生理监测设备的读数，直接告诉他们在调节情绪方面是做得更好还是更差。实际上，参与者并不知道，我们所提供的外部反馈是假的。反馈是完全随机的，与他们的实际表现毫无关系。这样一来，任务难度升级了，他们需要自己决定是参考我们的虚假反馈，还是使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反馈。实际上，只有后者才是真实可靠的。事实证明，参与者会在某些时候参考外部反馈，但总的来说，他们仍然倾向于依赖自己的信息。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越是倾向于信赖内部反馈的参与者，最终越能成功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

换言之，他们更有效地利用了身体反馈，这种能力也与健康的心理相关。

虽然在试验中我们提供给参与者的外部反馈是虚假的，但一些有效的外部反馈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应对策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社交反馈：当我们尝试学习自我调节等新技能时，加入社交反馈可以让我们的学习更加高效。而无法从社交反馈中获益的人，也很难在社交中采取适当行为。众所周知，自闭症患者很难感知到社交反馈，他们往往无法在情境改变时自如地切换自己的行为。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受损的神经心理患者也同样无法正确地感知社交反馈，因而他们很难根据情境选择恰当的行为。抑郁症患者的案例就更加极端，他们往往对社交反馈反应过度，从而进一步导致他们与社会脱节。

* * *

走出家门的保罗感到非常紧张，但他也很坚定。出来的感觉很好。他在附近走了一会儿，然后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什么也没发生。他几乎找回了原先正常的感觉。他又坐了一会儿，然后他准备到附近的一家杂货店买一些食物。

“站在柜台后面的总是同一个人，他认识我，我经常去这家店。看得出，我走进去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我突然想起来我脸上还带着伤口和淤青。他说了些什么，但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应该是些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怎么了’。我被吓了一跳，突然间，我变得无比焦虑。我回答了他，但我也记不清自己具体说了什么，好像是咕哝着说自己笨手笨脚的，还摔了一跤。不管我究竟说了什么，他似乎都接受了。他笑了笑，我也笑了笑，看上去很正常。我虽然感到一阵眩晕，但我扛过来了。”离开商店后，保罗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很满意，随后，他转身朝家走去。这时，他发现前面有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下一个路口附近。他们看起来很像打劫他的人，至少和他想象中的形象差不多。

“‘哦，该死。’我对自己说，‘来吧，走过去。’那些人应该只是在闲逛，但我确信，他们肯定在看着我。”

保罗感到惊恐万分。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犹豫了一秒，我不能就这样停在这儿，那会显得很奇怪。我告诉自己：‘继续往前走。走，走吧。’”保罗尽力掩饰他的焦虑，正当他走近这些人的时候，一位老妇人从一家商店里走出来，直直地走到了他的前面。保罗避开了她，但不知不觉地靠近了刚才那群人中的一位。令保罗惊讶的是，这些人礼貌地退到一旁，给他让了路，然后继续聊天，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保罗看了一眼那人的肩膀，他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

“可以放心了。我松了口气，我想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挺轻松的。这感觉就像：‘好吧，我回到了原先的状态，这些人就是我的街坊。’”

保罗决定在外面多待一会儿。他走来走去，最终又回到刚才的长椅上坐下来。当他沉浸在这种变化中时，他突然想到，距离被袭击已经过去了四天，他仍然没有与他的朋友联系，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给女朋友凯西打个电话。

“是的，这有点麻烦。她多少会有点生气的，这个我很确定。她认为我是在敷衍她，她怎么能不生气呢？毕竟我什么都没告诉她。”

保罗决定先从最简单的开始。他给老板写了电子邮件，解释自己遭遇了抢劫。邮件是他认为最安全的途径。然后他又给朋友们写了邮件，包括马克和劳拉。他还在编辑邮件时，电话响了。是他的老板打来的。保罗犹豫了一下，然后按下接听键。老板非常关心和支持他，他们的谈话进行得非常轻松，这让保罗颇感意外。很快，其他朋友陆续回复了他的电子邮件，有的朋友也打来了电话问候。

“事情发生得有点快。我甚至跟不上节奏，一切来得太快了。我至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别人交流和发邮件。我说不出来这感觉有多好。每个人都如此关心我，我觉得我从那些记忆中解脱出来了。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的那些情绪似乎停在了那里。但我觉得我是从那时起开始觉得我不曾做错什么，而且我也没出什么问题。没有人认为我有错，每个人都是那么善良，那么关心我。我也开始觉得：‘是的，这不是我的错。可我为什么没有在一开始就这么觉得呢？’”

最终，在得到足够的安慰后，保罗准备开始应对最大的挑战。他给凯西打了电话。

“和我想的一样，她很不高兴。她先是很生气，因为我没给她打电话。但她人很好，她很好。她是个善良的人。听完我的叙述后，她哭了，我在电话这头能够感受到她的爱意。真的，能感受到这一点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在打完电话、发完邮件之后，保罗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长舒了一口气，彻底地放松了。我心想：‘嘿，我已经在这里坐了好一会儿了，看上去一切都好。’我似乎忘记了要担心自己，是的，我真切地觉得非常安全。”

记忆和重塑

保罗已将一直以来困扰着他的压力进行了转化，他重塑关于袭击事件的记忆，将其改造成为自己能够接受的记忆。

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记忆是既定的事实和无法改变的场景，它构成了我们的经历中的永久记录。但事实上，记忆是可以被修改的。当记忆首次形成时，我们的所见、所听及所思会被整合至大脑的神经通路（neural pathway）中。当我们回想起某段记忆时，相同的神经元会被重新激活，只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从库存里抽出一段记忆那么简单。我们的大脑会积极地重新创造记忆。这是一个生物学过程，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触发记忆的条件，以及触发记忆时我们正在思考或者正在做的事情，等等。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记忆，也可能导致记忆产生变化，因为记忆已经被重新整合至大脑的神经通路中。

对于自己被攻击的细节，保罗记得相当清楚。但他灵活地使用了不同的策略面对这件事，并稍稍地改变了自己在这个故事中的角色定位。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可怜的懦夫，也不再认为是自己的愚蠢引发了这一事件。他修改更新的这段记忆将自己视为一个无辜遭遇恶劣事件的人，他对事件的反应也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他明白了大多数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有同样的反应。

但事实上，记忆是可以被修改的。

在针对“9·11”事件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记忆演变过程。袭击发生时，正在楼内或附近的幸存者对自己的经历有着鲜活的记忆。那些表现出长期 PTSD 症状的幸存者在事件发生后会不断回想起同样的记忆。而具备复原力或表现出恢复轨迹的人则不太会想起恐怖的细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认为事件当天的情况要比自己原先想象的好一些。

研究已经证明，潜在创伤性记忆也可以被修改。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观看一部恐怖电影，并在一天之后再次和参与者提起这部电影，并要求他们尽可能生动地回忆电影情节。随后，研究人员要求一部分参与者想象自己与关系亲密的人在一起时非常有安全感的场景。“那是在生活中一直给予你支持的人，当你需要帮助时，你会求助于这个人。同时，那也是与你非常亲近的人，在你需要时，一直在你身边的人。”这部分参与者通过想象自己与这位重要人士在一起时的温馨场景，重新整合出一个相对温和的、关于恐怖电影的记忆。与之相比，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没有进行此类想象的对照组参与者对于电影的记忆则更加生动和恐怖。

* * *

保罗战胜了创伤性应激，获得了持久的胜利。但他要面临的困难还没有完全结束。一旦他重新开始接纳别人进入自己的生活，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在保罗给凯西打过电话的当天晚些时候，凯西来找他了。虽然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但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幸运的是，保罗的老板告诉他不必着急回去工作，因而他能继续在家里休息几天。正如保罗所说，“我要练习走出家门”。

当保罗真的回到工作岗位，生活习惯趋于稳定时，他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完全从被袭击的记忆中恢复。直到很久之后，保罗才能够自如地独自走夜路。他还时常发现他总焦虑地看向自己的肩膀。如今，那些曾经会唤起被袭击经历的信号已经不会再引发痛苦回忆和羞耻感，但保罗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做到这一点。他尽最大的努力来抵抗这些反应。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反应越来越少，但从未完全消失。

在此期间，保罗极有可能无数次重复地使用了灵活性序列。但他自己是否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无从得知。虽然他清楚而详细地记得被袭击后最初几天的痛苦，可一旦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就和被袭击前一样忙碌，甚至更加忙碌。而对于那段时间的记忆，他只能勉强说还有些许模糊的记忆。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保罗对自己的灵活性有概念吗？如果当时他对灵活性有更多的了解，他是否能够更好地重塑这段经历，缩短挣扎的过程，或者说让这个过程不那么艰难？在那种情况下，了解更多的知识对当事人有帮助吗？伴随着我不断地深入关于灵活性的研究，我越发认为这些技能值得所有人学习。在我看来，教人们获得复原力是遥不可及的。复原力是复杂的。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复原力很难被准确地预测。我们可能花了大量精力去培养那些可能能够提升复原力的特征，但依然没有什么进展。但在灵活性方面，我们却可以下些功夫。虽然学习如何变得更灵活并不能保证提升抗压能力，但确实增加了这一概率，因为灵活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尽可能地把所有能够提升复原力的特征和行为发挥到极致。利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让人们找出在特定的时刻中，哪些特征和行为可能是最有效的，还可以帮助人们在过程中进行纠正和微调。

我们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具备灵活性思维的要素，或者说有能力培养这些要素：乐观、应对信心和挑战导向。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大多数人具备完成灵活性序列的每一个步骤（即情境敏感性、技能储备和反馈监测这三方面）的最基础的技能。灵活性思维和灵活性序列通常共存，也就是说，具备其中一项的人往往也具备另外一项。但奇怪的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或者只是略微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以一种成体系的方式使用这些技能。诚然，一个人的灵活性思维和灵活性序列都存在缺失的部分，但这些部分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事实上，我当初之所以被这些概念吸引并进行深入研究，恰恰是因为这些概念是可以习得的。也正是这一点驱使我写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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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2016）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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