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Lite丨诺奖得主埃德蒙对话林毅夫&何志毅：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创新的意义

当下，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多年与中国经济结伴而行的经济学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创新无处不在，而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创新活力，能够成为伟大的创新者。

那么，创新从何而来？如何为创新提供土壤？

2023年12月5日（周二）20：00，由华尔街见闻创制、中信出版集团联合出品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支持的「见面Lite」邀请到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增长的逻辑》的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从费尔普斯教授的新书《增长的逻辑》开始来谈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创新的意义。

效率带来经济增长？

我发现一些媒体和国际机构的观点令人困惑，他们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向消费服务型经济转型。

当然，当中国经济的参与者向市场供应越来越多的商品，住所、服装、智能手机等，而忽视另一组价值的商品，即金融服务、污染控制、食品安全等时，市场就会陷入一种低效率，人们可以更好地将资本和劳动力重新分配到欠发达部门。

当然，中国人民很高兴他们的经济正在发生转变，也希望看到效率的提高。

然而，将这种无效率的增长称为经济增长是一种误导：它只会导致实际收入的一次性增长。

经济增长是指通过不断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实现长期持续的进步。

埃德蒙·费尔普斯

消除低效率不会带来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这对经济增长也不是必要的，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增长，但效率不高。

我的主要论点是：这种资源转移远不是中国必须做的事情。对一个良好的经济来说，单讲效率是不够的。

实际上，一心一意地关注效率可能会给发展造成障碍：将注意力转向被忽视的消费上可能会分散一个国家的注意力，使其无法采取其他必要的政策措施。

然而，世界上仍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效率（得益于运转良好的机构）——如果再加上所需的教育投资——足以造就一个良好的经济体。

这种信念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欧洲大陆，欧洲人工作时很努力。欧盟竞争机构努力确保市场具有相对竞争性。欧洲大陆经济体的工作效率高，时薪也相对较高，德国和法国的时薪比美国和英国还要高。

有间接的证据表明，欧洲大陆的人有很多假期，在美国也是如此，政治讨论的主要是关于低效的问题，比如破败的基础设施，而几乎与增长无关。

他们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这在工作满意度的数据中也有直接的证据。

在西方大国中，根据家庭调查的结果得出的平均工作满意度在欧洲大陆最低—法国（6.76），德国（6.98），西班牙（7.02），意大利（7.26），其他国家最高—瑞典（7.93），加拿大（7.89），美国（7.84）和英国（7.42）。

尽管欧洲在许多方面都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我们希望，中国不要将欧洲大陆的经济模式作为自己的榜样，尤其是它们对效率的关注。

欧洲大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它未能提供一些鼓励创新的关键政策，然而这阻碍了企业尝试创新，也阻止了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为了创新而成立企业。

要了解一个国家获得良好的经济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良好的经济。

在这种经济中，人们希望在从事的项目或职业中获得两种回报：

其中一种奖励是成功，或进步，或某种特别令人满意的奖赏。最近我一直在使用“繁荣”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繁荣”，意为“如愿”或“如所预期”），可以用来指人类在工作中成功的经验。

一个工匠看到自己辛苦获得的技能为他所做的工作带来更好的回报时的满足感，一个商人成为富人时的满足感，或学者在获得荣誉学位时获得认可的感觉。

另一种奖励是体验个人成长。我跟其他人一样，用“繁荣”这个词来指一个人在克服障碍时的满足感，在探索未知世界时的兴奋感，在不确定性中获得的魅力，以及“为这个世界而努力”时的兴奋感。

繁荣和兴旺更多的是指体验和经历方面的回报，任何金钱都不能带来。

因此，在这种观点下，一个拥有很多企业家的经济体，人们留意那些被忽视的机会，主动去寻找更好的做事方式，主动尝试新事物，充满创新的人们想象新事物，将新概念发展为商业产品和方法，并营销它们，这将是一个良好的经济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从2014年开始采取措施，向众多创业企业开放机会，让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和合伙人有新的创业目标或创新想法，这是非常好的。

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带来生产率和收入，也能快速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兴旺。

不确定性是创新经济的标志

如今，许多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它们的经济效率很高，但大多数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并不成功或富裕。

我觉得阿根廷和葡萄牙就是很好的例子。

也许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就是这样的例子：那里的一些人可能很“繁荣”，但大多数人都不是。

我们都认为，如果某人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精通，从而获得越来越好的条件或奖励，无论是物质上的回报，如财富，还是非物质上的回报，那么他就是“繁荣”的。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提供了运用他的想象力，发挥他的创造力，进入未知世界的有趣旅程以及“对世界采取行动”的经验的机会或场景，那么他就是“繁荣”的。

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本土创新非常重要。一个产生本土创新的国家通常会感觉得到了良好的回报，并深度参与它们所做的事情。

自主创新的核心特征是，如果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知，就没有了进一步创新的可能性。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所以创新才有机会。

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一个追求自主创新的经济体拥有一个开放的未来。

这个经济体中的创新者以及其他追求创新的国家正在创造这些经济体的未来。

因此，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不确定性——创新活动越广泛，不确定性就越大。现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创新活动带来了进一步的不确定性。

我们可以说不确定性是创新经济的标志。当然，这种不确定性使创新型经济面临收入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方面大幅波动的风险。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观点，即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无论是结果还是过程，都能给社会带来核心利益：更高、更广泛的工作满意度，更高的工资和就业率，以及减少不平等。

一是对工作和事业的满意度。

从低动力到高动力的转变改变了工作和职业。

现代经济用精神刺激取代了无聊，用公司和城市的交流取代了孤立。一个繁荣的新维度出现了，它是经验性的，而不是旨在达到诸如增加消费或增加财富之类的目的。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过程才是收获”。

现代人经历了所谓的富裕或繁荣：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会带来物质上的富裕。接受挑战和创造并希望被接受也带来了非物质上的繁荣。现代人正在经历哲学家所说的美好生活，即繁荣的生活。

二是工资和就业。

工资和就业的情况如何？标准的经济推理并没有告诉我们。

然而，从自主创新的现代视角来看，需求从生产向创新活动的转移往往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拉高相对于财富的工资率水平，并推动就业。

三是财富不平等。

最后我要讲的是创新对不平等的影响。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创新活动的兴起有助于缩小财富不平等。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和法国的创新能力下降，对工薪阶层的影响大于对财富所有者的影响：开发新产品的项目减少了，而生产新产品的资本密集型工厂也减少了，这导致劳动收入的下降幅度大于资本收入的下降幅度。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劳动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商业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出现长期下滑。难怪底层1/2甚至3/4人口持有的财富比例呈下降趋势。

所以，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不要错过向下一代提供这些重要回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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