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公司出海热潮汹涌。从中国的电动汽车，再到9.9的咖啡奶茶，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加速出海。
与三四十年前欧美跨国公司到中国掘金相比，中国企业的出海逻辑有何不同？中国企业出海的竞争力在哪里？新全球化时代，企业应该如何理解当今的局面？
正和岛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华书店共同举办《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一书的读书会，该书作者、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封凯栋认为，出海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前提，是能够形成一套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创新共同体。他从创新共同体的长远视角，解释了企业出海的难题。我们整理了现场的分享内容，以飨读者。
从自主创新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出海的问题，我们需要将讨论放到2017年之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来看。我们在2017年之后所强调的创新转型，其实是对2005年所发生的创新政策大转型（向自主创新转型）的一次补课：这一次，中国要完成整个创新系统的重塑。从应然的角度讲，新型举国体制其实就是要推动以本土为中心的创新共同体的形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各行各业中逐步构建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应当能促进对问题的定义、对问题的解剖以及后续协商分工合作尽可能多地发生在中国本地，而不是发生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如果我们拥有了定义技术问题、形成技术议程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保持非常高度的开放，不需要在乎相应的参与者到底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是美国企业还是非洲企业……所以谈到中国企业出海的问题，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牢牢把握住在整个产业创新共同体里面的主导权——定义问题、产生技术路线图、进行分工协作，以及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进行竞争的权利。在进行政策讨论的时候，我经常举的例子是美国的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虽然就产业创新共同体而言，IEEE主要面向科技问题，但IEEE对整个电子电气工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它形式上是个民间组织，但大量的技术标准、新的技术采用哪种方案都是在IEEE投票选出来的。IEEE帮助美国更好地掌握了定义行业、决定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甚至在不少领域制定标准的权力，虽然参与IEEE投票以及相应活动的不一定都是美国人或美国实体。事实上在各个产业中都有类似的平台性组织。所以谈及中国企业出海，我们首先应当思考清楚中国企业在出海后的长期竞争优势应依托于什么？现在我们国家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体系，那么对于创新来说，创新的内循环是什么？我们只有解决了创新的内循环问题，也就是构建起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一套创新体系，我们的工业能力输出才有具有竞争力的基底可以依托。但这个工作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我们还处于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应然层面上，非常支持新型举国体制。因为企业出海的问题显然不是单个企业的战略问题，而是整个行业大量企业集体行动的问题。就像华为和中芯国际、上海微电子之间的关系。在2017年之前，这几家企业都甚少发生关联，因为华为要追求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先进制程，而中芯国际要追求世界上最好的光刻机。问题正在于，如果这些企业间的关联并不发生在本地的话，那么我们本土发展先进光刻机、发展先进制程制造的能力就很难成长起来。创新的核心在于产业链内不同的合作者之间通过供需关系的互动来传递大量的复杂信息，并且在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迭代。2017年的变局让我们清醒了，因为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现象让我们认清了这套创新体系要比单个技术、单个产品重要得多。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单个企业该怎么做，而是一群企业作为整体应该怎么做。出海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前提，其实是我们能够形成一套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创新共同体，我们把握定义问题的议程，我们来发展技术路线图。
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在出海的时候，目标仅仅只是成为新的跨国企业，也就是当初西方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那个样子吗？这类似于目前在年轻人中流行的那句话：憎恨跨国公司，理解跨国公司，成为跨国公司。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的创新发展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全新的命题：很简单，我们的人口数量很大，14亿已经远远超出此前整个G7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对已有发达国家的替代来实现中国人口从中等收入向中高乃至高等收入的跃迁。从历史经验来看，哪怕我们以后在整体科技实力上超过美国，美国作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工业经济体，它依然会是世界格局中的重要玩家。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把它彻底踢开，把美国的整个份额都占掉。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单纯通过模仿原来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模式，是无法支撑我们把14亿人跃迁到今天发达国家的水平的。我们必须要发展出新的模式来。其次，今天跨国公司的模式从逻辑上或者说从利益的分配上是有局限性的。现有的跨国公司模式相当于构建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金字塔式架构，顶端是西方国家，拥有核心技术，对外输出管理、资本和部分生产设备，进行层层控制；底层是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只是提供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获得相对微薄的收益。高额利润都让上层的发达国家拿走了。这种模式的致命缺陷是，只能获得微薄收入的廉价劳动力是没有办法成为自己所生产的复杂技术产品的消费者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可以消费这套世界体系所生产的衬衣、鞋子、义乌的小商品，但当涉及复杂技术产品（如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云计算服务）时，原来的跨国公司模式是失败的，因为获得微薄收入的普通劳动者是消费不起的。我们当初搞“三来一补”、依赖“市场换技术”通过合资模式生产产品的时候，我们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也买不起在中国本地生产的复杂产品。只有相对深入地推动工业化进程才能改变这个局面。亨利·福特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社会偶像，因为他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不仅在技术上创造了大规模生产体系，还做出了一项创举：将工人的工资从每天2美元提高到每天5美元。因为他“不仅要生产出大规模制造的产品，还同时生产出了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创造出了一个相对稳定且体面的工薪阶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推动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收入持续提高，就需要创造出新的全球化模式来。我们的企业如果想要长期获得持续的创新发展，获得持续的高利润，避免“在国内卷完到国外去卷”的困局，就需要考虑如何有效地推动当地的工业化，如何帮助当地开启工业化的进程，而不仅仅是把当地当作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来源地。
以上所讲的两个问题其实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是从长期的国际化竞争角度看，也就是说从新全球化这样一个视角来考虑中国的竞争优势在哪里。我认为这是创新的内循环问题，建设创新的内循环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需要企业集体行动。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应该怎么做。这是市场的问题。但这个市场并不仅仅是人口的问题，而是需要在南方国家陆续形成体系，通过发展深度的工业化创造出一个更大的市场来。我们的这些出海企业在当地怎么推进当地的工业化是一个新的命题。如何有效地推动当地的工程技术本身的发展，同时把他们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内循环加外循环的体系中来，是我们未来或者长期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问题今天其实已经很突出了。比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今天我们的企业出海已经不仅仅只是卖产品的问题了，还涉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充电网络、智能电网以及相应的智慧城市等一系列的建设。只有这些配套设施建起来了，当地社会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相对活跃的经济活动之后，我们才能够把高价值的复杂产品卖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以上这两个问题，无论是构造创新的内循环和内外双循环体系，还是通过中国企业出海有序地在南方国家开启工业化进程，都很难是单个企业能独立完成的。当然，现在我也没有答案。我相信中国的工业实践者、政策制定者会陆续意识到问题，尝试去解决问题，最后找到答案。正如同他们在过去二三十年自主创新历程中所完成的壮举一样。给中国工业人的挑战还没有结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工程师和产业工人们，可能还得啃一两代人的硬骨头。不过这一轮浪潮可能给我们的天地更大，我们可能会创造一套新的全球化模式。对于我们和很多后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个新的世界。
编辑 | 星辰 轮值主编 | 孙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