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副总理下棋的“中国第一神童”，为何最终遁入空门？

1976年，中科院收到李政道的一封来信。信上说，科学发展是国之大计，一定要重视。这个说法，获得了副总理方毅的赞同。第二年，方毅也收到了一封信，是江西冶金学院的教授倪霖写的，长达10页。

信上举荐了一个叫宁铂的孩子。倪教授说，宁铂智商超群，两岁背30首毛诗，3岁数到100，4岁认识400多汉字，读完中医书能开药方，自学围棋能与大人对弈，吟诗作对张口就来。方毅将信交给中科大，批示：

“若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10天后，中科大两位老师抵达江西，去宁铂就读的中学面试。一共面了三个孩子。考数学，宁铂考了第二。第一名并未录取。不到14岁的宁铂却走进了中科大的校门。跟他一起进校的，还有19人。最小的谢彦波，年仅11岁。这20个孩子组成的班级，就是中科大的第一届少年班。

班上的孩子，天资过人。初中生申喻参加高中数学竞赛，提前一小时交卷，勇夺第一。小学五年级的谢彦波，拿了高二数学竞赛第二名。12岁的干政，面对“西瓜横竖切刀”的问题，无论数字多大，竟都对答如流…

毫无疑问，宁铂是其中最受瞩目的“神童”。他受到方毅亲自接见，与之对弈，两局全胜。照片疯传，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火热的报道，将其塑造成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中国科学发展的未来。那一年，许多孩子就是因为读到了宁铂的报道，激动得难以入睡，然后跳级，考入了中科大。

其中一个，就是日后干过微软全球副总的张亚勤。

当年，报纸上登过一张宁铂在科大葡萄架下看书的照片，无数科大新生和来宾踏入校园后，都曾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前去瞻仰此地。

然而谁也没想到，宁铂最终成了“少年班失败的典型”。

进校后，宁铂过得并不自由。学校安排他读科学界最热门的理论物理，可他自己想去南京大学读天文。他告诉班主任汪惠迪，汪打了个报告上去。领导看了，说既来之，则安之。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神童明星”。

另一方面，“文革”后，国家对人才极度渴求。知识狂热，媒体躁动。宁铂被过分关注，新闻报导将他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他自己亦有迷失。

宁铂聪明不假，但到底是个孩子，难以背负如此巨大的光环。在追捧声中，他难免自大。据一位老师回忆，数学大师张广厚去科大做报告，别的孩子要签名，宁铂不但没去，还因张不识自己而气愤。在那个激进时代，国家渴望这样的“超智天才”，学校担心外界言论影响宁铂成长，但媒体找来，一说是为国宣传，科大也没法拒绝。那时，甚至有媒体找宁铂开中药药方。

作为心智尚不健全的孩子，宁铂也主动迎合了外界期待。

喧嚣中，他也确实觉得自己是神童，做什么都该比别人好。

哪想到，捧得越高，摔得越重。

1982年，宁铂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年仅19岁，他成了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但此后，他三次报考研究生，每一次都没走进考场。宁铂后来解释，自己想证明不考研也能成功。可很多老师觉得，他是恐惧失败。

没人知道当时宁铂到底承受了多大压力。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视为中国第一神童。他做的每件事，都必须对得起这个称号。他要压抑青春躁动，要永远是第一名。如果做不出优秀的学术成果，必将被人耻笑。

媒体的渲染，众人的追捧，扭曲了宁铂的本来面目。

远离天文学后，宁铂钻研星象。据同学回忆，那时他就爱独自念叨，合影也不站前面，连最爱的桥牌也不打了。他曾对同学说，大家找他下棋、打牌，不过是图他的名声。他没办法做普通孩子，不断有人来校采访。

最终，宁铂没能做出什么惊人的成就。1998年，他结婚、生子，过上了一地鸡毛的俗世生活。因婚姻不和谐，他醉心于研究佛学，选择了出家，很快就被学校找了回去。一年后，宁铂又跑了，如愿遁入空门。他跑去西双版纳，住在一个茅草屋里参禅。他学过道，辟过谷。学佛前，甚至练过气功洗肠。

后来，他住进了佛学院，做起了心理咨询，每天耐心地去开解众生。

没人知道，他走这条路，是否是因为他自己的内心曾充满煎熬。当年上《实话实说》，他激动地说：不要拿神童做实验，那会害死人的！

1998年，一次采访中，他对外界说：

“当年很多报道都是胡编。我真想找个人说说我的苦闷，可谁愿意听呢？”

旁观者不太在意宁铂说什么。最后，他们只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是失败的人。

除了他，当初名动一时的谢彦波和干政，同样被视为“失败典型”。谢彦波进校后，生活自理能力差，连热牛奶、洗衣服这些事，也得同学帮忙。

他和干政都很适合干理论物理，但心智、情商的发展，却不平衡。1982年，谢彦波毕业，本来20岁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却与导师不睦，只能去美国读博。去了美国，依然处理不好师生关系，最后仓促回国。干政去普林斯顿读书，同样面临困境，回国后，放弃博士学位，患上了精神疾病。

在他们之前，全班第二小的梁中杰，直接被科大开除了。梁中杰12岁进校，还享受一等助学金。由于远离父母，没人管教，染上了集邮瘾，到处赊账、借钱。连续两年，他5门课加起来只有100分。

梁中杰被开除后，无法再考大学。

一个同学的父亲对此并不惊讶：

“他是他爸打出来的，突然没人管了，肯定会出事。”

不过，一两个失败典型，并不代表全盘皆输。

宁铂本科毕业两年后，丁肇中来华见邓公。邓公谈及前3届科大少年班，说七成读研，有16岁拿博士的。丁肇中赞叹，这在国外也很少见。邓公一句话，1984年下半年，少年班扩展到13所高校，全国重点中学开始为少年班做输出。像什么北京八中、人大附中，都是冲锋班。后来甚至逐级向下拓展，连很多小学都要搞。想当年，很多家庭都希望自家孩子是神童。

一旦哪个地方出现了好苗子，当地政府恨不得敲锣打鼓。

然而，等到90年代，当宁铂、干政等人出家、得病，神童们并没有像广大群众期待的那样拿下诺奖，成为爱因斯坦第二，很多人不干了。他们觉得“少年班”是“拔苗教育”，不但没能让这些天资优秀的儿童平衡发展，还剥夺了他们应有的童真和快乐，甚至害其一生，纷纷提出异议。

其中，政协委员蔡自兴两会上多次提案，要求废除超前教育。在争议声中，13所大学的“少年班”，相继取消，只留下中科大和西安交大。

少年班取消了，但“神童”你是取消不了。

知识狂热年代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社会大众和媒体，对“神童”的渴求和追捧，丝毫没有减轻。一代又一代，总有新的神话诞生。

很可惜，其中不少神话，又成为了人们眼中，和宁铂一样的“失败典型”。

邓公与丁肇中会面的头一年，湖南华容县，一个叫魏永康的孩子呱呱落地。2岁时，魏永康就会两位数的加减乘除，不到4岁，通晓六年级的数学知识。当地人都管他叫“小计算器”，6位数的乘法，他一口气给你算出来。

魏永康理所当然走了神童路线。他13岁进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获得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资格。超常的学习能力，让他成为别人家的孩子。高考结束那个夏天，一群记者立马跟踪报道了他的故事。

然而谁也没想到，他后来会是那样的结局。

魏永康的成绩，首先“得益于”母亲。其母曾雪梅出身贫苦，放弃高考，花大量心思照顾他饮食起居，督促其学习，就希望这孩子出人头地。

魏永康入读湘潭大学时，曾雪梅觉得他还小，就跟了过去。学校给配一室一厅。她觉得，只要读书好，别的事都不重要。魏永康性格腼腆，比身边人小六七岁，大学期间不爱说话，疏于交流，整日埋头读书。

其他同学参加社会活动，他都没去。

大学期间，除了寝室、教室、图书馆，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母亲的住处。偶尔还要同学带路，怕他走丢。那四年里，他没叠过被子、衣服，会穿错鞋，连头都是母亲给洗的。曾雪梅告诉他，好好读书，以后当科学家，有钱了，吃喝拉撒可以请保姆照顾，你只需要搞好事业。

埋头读书的魏永康，是以全国专业第二的成绩考上中科院的。

这次去北京，母亲没法去了。魏永康到中科院研究所，遇到了阻力。首先跟老师难以沟通，派下来的选题完成不了。其次是生活自理困难，这里没人给他特殊照顾。再说他也成年了，没人把他当孩子。在研究所，他一年四季都穿拖鞋，非典来了也不知道去领口罩。硕士论文提交时间改动，他没在意，错过提交时间，被取消了硕博连读资格，硕士学位也没拿到。

不久，学校让曾雪梅把他接回去，理由是生活自理能力差，不适应中科院的知识结构。曾雪梅为此感到生气，每当魏永康出门，她会问：

“你还有什么脸到街上去？”

一夜之间，魏永康坠入黑暗。被劝退还不是最残酷的，彼时，铺天盖地的报道涌来，“神童陨落”四个字压在了他头上。他被认为是高分低能的典型，除了会读书，一无是处。社会上的议论，让他害怕、心慌。

最痛苦时，魏永康一个人跑出去，靠偷偷攒下的500块钱，走了十几个城市。那45天里，依然有媒体跟踪他。没人知道魏永康是怎么撑下来的。路上，他还丢了钱。后来好不容易联系到一个同学，才踏上回家的路。

与此同时，他母亲成了媒体讨伐的对象。

人们对她极具控制欲的的教育方式提出质疑，认为是她错误引导了儿子，给了他一个不健康的成长环境。后来，曾雪梅又埋怨媒体，说自己从没给儿子喂过饭，也没有因劝退让他跳楼去死，都是媒体添油加醋的。

此后，魏永康的人生急转而下，再也没能振作。他选择重新考研，总分超分数线100多，偏偏英语差5分。他在朋友引荐下去上海工作，一年后，没能通过单位的评估。后来，他自学编程，南下打工，辗转福建、珠海等地，月入6000元。在编程行业里，他非专业出身，工作永远不适合。

他开始酗酒，丧失一切梦想。

2021年11月，魏永康因病离世。

如果说魏永康的悲剧，还能归咎于其母，那么付云皓的故事，则很难以归咎于某个具体的人。2018年，《人物》杂志一篇《奥数天才坠落之后》刷屏，引起了不少人的唏嘘。付云皓，就是这篇故事的主角。

魏永康出生两年后，付云皓出生在清华大院，祖父辈都是清华职工。他的天资，显然比魏永康更强。6岁前，他就学完了小学数学课程。读清华附小时，一年级就考上华罗庚数学学校，字还写不全，却是超常班最优秀的学生。

二年级，他又参加了六年级的迎春杯赛，没有拿到一等奖的原因在于：

以他当时低年级的心智，读不明白高年级的应用题，白白损失了一些分。

小升初时，北京几所名校为抢夺付云皓费尽心思。清华附中为了他，直接把初、高中数学课表都调了，甚至为他推行了“数学只要过硬，就能直通高中”的特殊政策。极具数学天赋的付云皓，没让附中失望。他辗转在各大训练营间，连续两年摘得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满分金牌。

当时给他颁奖的，一个是英国的安妮公主，一个是日本的明仁皇太子。

这奖啥意思呢，就是给那个年龄段里，人类最聪明的数学大脑盖章。如果没有意外，付云皓会沿着这条路成为一名数学家，做出杰出贡献。

偏偏意外发生了。

首先，第一次拿奖后，付云皓没通过麻省的面试。他才第二次参赛。他没有参加高考，会考都没考，直接进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起初还挺认真，结果中途痴迷于《星际争霸》，忽略了数学以外的文科，把政治、英语都挂了。再后来，他连物理也挂了。不得不重修。不幸重修又挂了。

这次挂科，直接导致他无法拿到北大毕业证。

科目老师给了他57分，他觉得不合理，自己被针对了。去找老师，老师不见。又怒气冲冲地找了班主任，双方不欢而散。付云皓可能一路牛惯了，令班主任很失望。后来班主任想帮他，也都无能为力。

此后，付云皓“自甘堕落”，学校里说他打游戏打得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很久之后，他才告诉家人这件事。迷茫中，他每天打《魔兽》排遣抑郁。

肄业生考研，限制很多。奥数名师朱华伟得知此事，非常气愤，说这么一个极具天赋的人，某方面不行，怎么就不能通融呢？完全是政策上的问题。为拯救这个天才，他想尽办法，在广州大学给付云皓设了一个奥数教学相关的硕士学位。问题是，一旦读了这个，付云皓或许再也成不了数学家。

再三权衡下，付云皓接受了录取通知书。

2008年，魏永康与妻子结婚，成为一个平凡人时，付云皓的人生，也迎来了走向平凡的转折。他读的硕士课并不难。开始投入奥数培训，曾经拿奖的少年，成了后辈的老师。硕士毕业后，他报考清华一个博士学位，如果成功，还能回到做学术的路上。付云皓非常认真，结果，没考上。

他留在广州，沿着教育学走了下去。

后来，他成了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一个普普通通的数学老师，每天给熊孩子上数学课。学校里，现实的琐碎、芜杂，时刻分散他的精力。

后来朱华伟还替他感到惋惜，对外声称：

“如果不是北大肄业，他现在说不定已经是很卓越的数学家了。”

而现实是，付云皓接受《人物》采访时，还只是一个刚入职两年的低级助教。曾经的那些光环、荣耀，纷纷褪色，变成岁月的尘埃。

80后里有神童，90后里，自然也有。

不知多少人还记得那个建国以来年纪最小的大学生，张炘炀。

张炘炀的基因应该不错。其父是1978年大学生，90年代还考上过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第一届MBA班。发现儿子的聪慧后，父亲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教育儿子上。张炘炀学习能力突出，频繁跳级，两年读完小学，初一、初二都只读了半年时间。9岁那年，他跳过高一、高二，直接读了高三。

高考复习阶段，他做的卷子3毛5分钱一斤拿去卖，卖了100多块。

为了张炘炀学习，只要他在家，父母电视都不开。张母曾埋怨丈夫，把全部人生都给了孩子，失去自我。张父却乐在其中。父亲业余时间，都在给儿子开小灶。童年时代，父亲成为了张炘炀唯一的“伙伴”。

10岁上大学那年，他问父亲，以后会不会和其他“神童”一样，要么无法融入社会要么与人沟通困难，或是沉迷游戏。他爸的回答是，有我在。

在父亲的培养下，张炘炀2008年成了全国最小的硕士生，3年后，又成了全国最小的博士生。但就在这身份转变中，他和父亲有了矛盾。读硕士后，张炘炀一度沉迷电脑，气得他爸从北京工业大学走了50公里回到河北廊坊的家。

这期间，张炘炀还挂科了。

硕士论文交不出时，张炘炀压力巨大，甚至想过自杀。后来他废寝忘食补习，才完成论文。这时，他突然提出要在北京买房，否则不参加答辩。

对一个普通收入家庭而言，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张炘炀是个内心骄傲的孩子，打小就想当比尔·盖茨。当然，这里面多半存在些稚气。人家问他偶像是谁，他说最佩服自己。他心气很高，大学座谈会上，表示自己要当王者，要做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

同学说他对待自己非常严苛：

“我们想的是能过好点，他想的是过得最好。”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张炘炀读硕士期间，抱怨北京房价高，舍友说：

“嫌贵你可以滚回老家去。”

张炘炀一直比身边同学小太多。他的成长轨迹，很难与正常人同步。他春心萌动时，暗恋了一个大他8岁的同学，从不敢表白，只能偷偷把人家照片珍藏起来。心里想的是，有个好工作和北京房产，再跟对方表白：

“否则没有权利谈爱情。”

为让他完成答辩，父亲在北京租了房子，谎称是买的，他这才考了博士。读博期间，他还是让买房，说如果毕业没房子，肯定不留在北京，要回东北老家工作。这事闹到网上，群众又说他太过偏执，性格有缺陷。

对于他这一路的成长，很多人提出质疑，说聪明归聪明，真的需要这么急迫地去升学、考学，走这样一条非正常道路吗？一个孩子，永远生活在跟大多数同龄人步调不一致的环境里，其心理健康、心智发展，难道不会出问题？

数十年来，看客们呼唤神童，渴望奇迹，也乐于看“神童陨落”，看被吹捧得很高的孩子，变成一个个凡人。这是什么心理，在此就不展开了。自70年代末科大少年班诞生，到后来某些名校开设超常实验班，关于要不要超常培养的争论，从未平息。而自宁铂出家，到后面一个个天才儿童并未出类拔萃，反对者们经常以此做案例，说这是摧残，是“拔苗教育”。

就因为这，科大少年班的老班主任，还哭了一鼻子。

那是少年班30周年庆典上，82级的班主任贺淑曼，感叹那些年里少年班和超常教育遭遇的困境，连续说了三个“太难了”。

那时节，人们不但对宁铂揪着不放，还说神童找了一大波，也没见拿诺奖。教育部门对神童热情的冷却，也让超常教育举步维艰。

贺淑曼说，超常儿童不是神，他们智力、记忆力更强，如若接受和寻常人一样的教育，反而影响其健康成长。然而，超常教育从选拔、甄别到后期的教育体系搭建，还有很多路要走，如何确定一个孩子是所谓“神童”，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科学的培养体系，以及培养这方面的教育人才，很是不易。

自第一届少年班成立以来，中科大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的探索。

第一届选宁铂那帮人时，根本没考试，国家急着找人家，学校派几个老师去，问了些问题，考点知识，就招上去了。结果后来考试，有人考90多分，有人考了10分。第一届少年班之前，科大还招过两名少年大学生，一个自称肉眼发现了新星，一个擅长心算。两人被录取没多久就退学了。

第二届少年班，上面觉得这么搞不行，入学前，孩子们都要参加高考。

为了甄别“神童”，80年代科大选人，还增添了“现学现考”环节，孩子们弄到一起上45分钟课，不讲基础知识，直接讲难点。下课发试卷，考点对大二学生都不简单。分数不够的，直接就落选。

然而，入学后，科大仍旧没建立适应孩子们的教学计划。

很快，这些天才就出现了两极分化。

有的孩子自觉，有的孩子是被大人逼着学的，没有了老师、家长督促，缺乏自律者很快就掉队了。还有生活自理能力差的，想早恋的，内心敏感的，没办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一大堆的问题，都会影响学习。但在80年代少年班，相关培养经验并不多。他们连前来采访的记者都拦不住。

后来宁铂“陨落”了，少年班才出了明文规定，禁止接受一切媒体采访。

这期间，少年班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口诛笔伐”。到底是“科教兴国”，还是“拔苗助长”，是“培养人才”，还是“毒害儿童”，争论不休。

实际上，回过头看，少年班的成才率并不低。上世纪80年代，全国多数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录取比例在10%，科大少年班考取国外研究生比例高达80%，前十届少年班毕业生432人中，87%考上研究生，出国留学比例占80%，60%左右获得博士学位。成立38周年时，培养3167人，百分之二十留在学术界，中美科学院院士都出过，在国外做教授的250人，哈佛、清华都有，6个校友拿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出了张亚勤、郭去疾这样的商业精英。

后来少年班学院的院长就说，你们不能老念叨宁铂：

“我们也不是拔苗助长，苗子那么好，你不能随便找块地就种下去吧？”

这话确实不假。在我读到的资料里，少年班很多人的智商，实乃“变态”。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李巨，就是少年班的。读麻省期间，他自愿修了36门研究课，是学校核工系博士学分要求的四倍，覆盖7个理工系，36课全A。他回忆上学时，班上有个学霸叫狄雨，考完后回寝室大哭：

“问之，说考砸了，不饮不食，相劝良久。发卷后，仍全班第一。我等无语。”

狄雨智商超群，拿学位就跟玩儿一样。2014年芝加哥-肯特法学院毕业典礼上，院长念完他的学位，花了足足一分钟。

科大有个教改班，招的都是各地成绩一枝独秀的佼佼者，省状元之类的。这个班后来跟少年班混编。状元们进校后才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最后，遇到多么牛逼的孩子都不觉得奇怪。一开始可能不服气，考完后就知道，有些孩子的记忆力、逻辑能力远超常人，再也考不了第一。

教改班的刘志峰，曾是江西省状元，回忆说：

“我们当年学到深夜11点。少年班的人，不学习、踢球。等你考前去请教解题方法，人家一边看着武侠小说一边写给你。这些聪明的孩子，你要让他们像正常的小孩一样按部就班地读书，完全是一种摧残。”

可见有些孩子，智力确实非一般人所能及乃至想象的。真的按照正常步调去学，自然是对天赋的极大浪费。只是说，如果超常教育，其心理发展、生活能力、性格引导和与人沟通等方面的教育体系，要怎么去完善。

除了教育的争论，在“神童陨落”背后，还有另一个隐形争论。

少年班30年庆典上，曾经的同学少年，变成了中年男人。那是他们毕业后的首次聚首。回来的人，大多混得不错，可谓建功立业。大家商量着要给第一届少年班树个十万元的雕塑，刻上所有同学的名字。

在这尊纪念雕塑上，大家的姓名，想必会“平等”排列。但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张亚勤的名字，则在非常醒目的位置，头衔也很耀眼。曾经的神童宁铂、干政，则被放下下面，归类为“少年班同学”。

张亚勤是看了宁铂的报道，跑去考的少年班。看到新闻时，12岁的他读高一。离高考只有半年，他一口气把三年课程全学了。考中后，母亲告诉他，你不是什么神童，就是个普通孩子，你不能让别人的说法把你害了。

读书期间，张亚勤并不突出。但科大给了他当时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有霍金、杨振宁、李政道前来演讲。听完霍金演讲后，他写信告诉母亲：

“合肥很小，科大很大。”

1984年，他被华盛顿大学录取，师从无线通信领域最具盛名的科学家。23岁，拿到博士学位。后来进美国桑纳福研究院，三年后当上了主任。1998年，张接到李开复的电话，加入微软，一路做到了全球副总裁。

后来许多年里，他一直是少年班培育人才的成功标签。

他的同学张方，就没那么幸运了。

张方是由他爸写信举荐给少年班的。读六年级的张方，已经可以用微积分解数学题。苏联学者的一本分析题集，大学数学系的水准，4800道题目，他能做对3000多道。张方的性格，略显张扬。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他留长发，穿喇叭裤。大学四年，看了所有能看的译制片，还上街跟混混打架。

毕业前，他还在安徽一个二线城市，倒卖过电子手表。

“我的生存能力，当初在少年班里最强。”

然而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

张方学空气动力学，毕业后，却没被分到对口研究单位，去了南京金陵石化总公司。干了8个月，厂里见他对石化一窍不通，把他弄去了文化队。他负气跑回上海，失去了户口和档案。后来，靠着最强的生存能力，他做导游、家教、建筑工人。80年代末，他到深圳大学新能源研究所做太阳能开发，表现出色，得到了留校机会，可南京那边，拒绝了深圳大学的调令。

再后来，张方变成了一个家教。

少年班30周年庆典时，他没去。一是觉得自己没混出什么，二是他当时的收入来源，全靠每周七天补课。来回一星期，损失不小。

多年后，媒体把他称为少年班高分低能的典型。张方却觉得，自己能力并不弱。一步步变成中年谢顶家教，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像他也好，前文所说的付云皓也罢，包括宁铂，外界提起他们后来的生活，都要添加一些悲情色彩，称其为“神童陨落”。对于这些身具极强天赋、名噪一时的孩子，如果长大后变得平凡，似乎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然而这话有些人听了，觉得对生命价值的定义，过于狭隘，完全是世俗成王败寇的标准，出人头地了，建功立业的，赚大钱了，才叫成功？

人家当个老师，培养一下下一代，或者就想学佛，禅修自净，就叫陨落？

稿子刷屏时，付云皓本人，特意写了个回应，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的故事搞得那么悲情，表示如今的生活快乐、充实。他也不觉得，一个被誉为奥数天才的少年，长大后辅导二本学生，人生就很失败：

“现在的我，并没有心理落差。年少时期经历学业上的打击，到很颓废的那段时间是有一些落差的，但这些都已经化解。这么多年的工作生活，让我明白了在大学的象牙塔之外，有广阔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等着人去身体力行。若你头顶光环，身处高塔，或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只有脚落实处，做好每件事，才能积少成多，为社会真正贡献你的力量……”

这个回应，在网上激起过一阵热议。很多人觉得，就个体而言，付云皓的话没毛病。就算我是神童，我的人生不能有多样选择吗？就算在命运的跌撞中，我变成一个没什么大建树的普通人，我就失败了？

其实任何一个班级，同班同学毕业了，谁跟谁不是千差万别？哪个班级里面，不是有人混成了张亚勤，有人混成了张方。但这种对比，放在少年班里，放在一群天资都极其优秀的人身上，就显得残酷。

所谓神童，他们最大的挑战，可能还不是心理健康、生存能力，而是要在命运多变的冲撞下，有面对可能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勇气。

如何自处，如何定义成败，安顿心灵，他们这门课，跟所有人一样。

那可不是光靠心算牛逼、学位证多，就能解决的。

多年以后，宁铂遁入空门，每周末坐公车去南昌，帮人做心理咨询。一个报告文学作者去见他，看到他一脸超然、平静，问他对外界各种说法，为何从不辩解。宁铂说，辩解什么呢，随他们去吧，他们连我在哪儿出家都搞不清楚，我一直在西双版纳，可外界始终传我在五台山，别的就不用说了。

来者问，你打算一直这样吗？

宁铂突然微笑，直视对方：

“这不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