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戈尔巴乔夫去世，前天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加上之前被刺杀的安倍，很多人都会从这些标志性政治人物的连续退场中感受到一种时代的消逝。当然，不同世界观人的，对这种消逝的感受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就像至今为止，对戈氏，女王，安倍这些人代表的秩序符号所构建的那个世界，很多人仍然视之为信仰，并希望世界可以一直如此下去，所谓岁月静好。

看看这三位去世时国内互联网相当一部分群体的反应，便不难感受到冷战结束后一种主流宏大叙事的影响至今仍然深刻。在这种宏大叙事中，女王代表着现代西方文明的尊贵，仁慈，道德，戈氏则用智慧和勇气终结了苏联的极权和专制，日本则是所有非西方国家融入文明世界的终极目标，而安倍的形象，成了为捍卫日本这个西化文明硕果而鞠躬尽瘁。

在这种宏大叙事中，只要拥抱文明自由的西方世界，就一定可以把握确实的幸福。如果没有某些邪恶国家的存在，历史早该终结了不是么？不过，世界的发展往往不尽如末人之意。在新冠即将进入第四年，且仍不知何时才能收场的当下，经济危机，地缘危机，工业生产力危机齐至，自冷战结束之后三十年来，人类社会终于真正站到了危机悬崖的边缘。

信仰崩塌的过程并不是谁都愿意承受，在原子化的时代，精神社保尤为重要，它让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至于焦虑成狂。也因为精神社保的重要，它会让人不断欺骗自己。过去三年来，无论西方社会做出多么荒诞的行为，也总有一些人将之视为维护自身精神社保的救命稻草，认为岁月静好的生活很快就会随着西方再一次的胜利而恢复，并且，必须要有一个元凶对过岁月静好的破坏而负责。凶手很容易找，在这种宏大叙事中，各种角色的位置是天然固定的。看看当今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领头人，某位鼻炎学者在演讲中对新疆问题的污蔑，就能体会这种宏大叙事确实根深蒂固。

宏大叙事的解构时常以戏谑的形式出现。就像安倍被刺事件，在凶手山上彻也的生平和动机被曝光后，一切对于安倍的吹捧和悼念变成了玩笑。刺杀安倍事件同时解构了三种宏大叙事，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言说的。刺杀事件的深层原因显然说明日本并不是那个非西方国家的文明之光，安倍更是一个与邪教苟合的政客。

第二种则是日本右翼构筑的大日本皇国史叙事，一群右翼政客竟然长期受一个韩国人创立的邪教影响，这足以让右翼支持者三观崩塌。

第三种则是岁月静好的反面，认为安倍被刺杀，幕后黑手是美国人。这一种叙事反对岁月静好，但相信顶层博弈和阴谋策划有着足以影响世界的能量。随着凶手信息的披露，政治谋杀成了没有根据的想像，山上彻也的动机显然比政治谋杀更让世人所震憾。当然，这里面也有一条宏大叙事脉络，统一教的诞生，就是反共浪潮的产物，而且以统一教在美国的庞大产业和政治人脉来看，这一邪教的诞生显然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比起因为统一教名誉扫地的安倍，女王的形象显然好得多。英国女王的形象在前述的宏大叙事类型中，本身就是一种岁月静好的符号。长年对殖民历史和王室形象的美化和去政治化宣传，使女王成为西方社会之所以是文明的象征。而超长的在位时间又让人觉得世界会一直如此下去。而女王的身份又切合了当下某种女性主义的共情心理需求。这些光环造成的影响在当下如小红书这类平台上体现的很直观。

不过，这类人群未必会认为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是一种“宏大叙事”。这几年的中文互联网上，“宏大叙事”这一概念经常被偷换，用来专门指代“主旋律叙事”，而任何被认为是在中国说话的言论都可以囊括进这个这个偷换后的概念中，另外一种情况则是用来指代唯物主义叙事和革命叙事，而这两者显然都要建立在对西方叙事批判的基础上。所以，一些群体开始流行“反对宏大叙事”，只要你在讲宏大叙事，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漠视个体，压抑人性。

从现实上来说，对宏大叙事概念的拒斥有深刻的原因。人的生命具有历史维度，历史的过往积淀为当下生活要素的全部，每个人的存在构成在历史上都能找到或多或少的相似元素。然而在碎片化信息消费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晚期资本主义中，历史已经嬗变为一种符号化景观。

在文本时代，人们能阅读到的各个时期的著作的产生大多是未经系统性演绎的，均匀分布在时间轴上。而在信息时代，只要有需要，甚至可以为你呈现一个由所有细节均为真实的虚假历史，一种景观化历史。这样的历史仍然用一种某种逻辑联结，然而那并不是你存在的逻辑。在历史中寻找寄托和安慰的个体，误入这样的景观之后，其历史存在即被消解置换，变为附庸。

这样的历史景观，进而退变为一些符号。符号的产生，本源于对某些历史存在的简单总结概括，以方便一般性的阐述和了解。但这种概括是以真实发生过的，据有历史逻辑的事实为基础的。没有这种真实性和延续性为支撑，符号仅仅是一些名词而已。我们看到某一种符号和标签，会觉得可以不言自明的对某一时期的历史事物进行定性。但一些看似相似的元素所构成的历史存在，其性质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符号的构成基础可以被信息随意置换，符号代表的历史存在也可以嬗变为虚假的景观。当我们没有精力了解又想谈论历史发出声音时，会习惯使用符号，对历史存在的消解即由此产生。符号通过公共空间被交流使用，并不断被置换构成基础。历史不存在于真实的过往中，而是存在于他人的言说之中。用虚假的符号表达自己的存在，却亲手将自己的存在消解，否定了自己存在于历史中的基础，变成无根之人。

问题是，人终究是基于历史的生物，完全没有历史存在显现的人是不存在的。当你在抗拒，否定一种宏大叙事时，实际上就陷入了另一种宏大叙事中。再唯心的人，也知道发生过的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总有一些宏大叙事更适合解释普遍性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无法真正拒斥宏大叙事，你只能尝试接近更普遍性的答案，或者执假为真。

比如，岁月静好和小确幸实际上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宏大叙事，它首先基于现代工业体系对超量脱产人口的冗余负担，然后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以及消费主义神话的天然正确和永久持续。问题在于，不论是工业体系还是国际秩序，实际上都非常脆弱。而想要让它们不那么脆弱，就需要以更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目标。

比如润学，从单纯的慕强，到美国式的普世神话，再到北欧式的对全球经济链条上“小而美”食利单元的幻想也好，本质上都是一种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宏大叙事产物。他们以西方中心论来正当化当代西方社会的一切成就，完全无视了在西方造就的近现代秩序中，绝大部分后发国家都永久性的丧失了工业化的机会。

比如“世界公民”，是一种小资神话宏大叙事，它相信无需通过革命实践，只要基于同样的社会阶层，消费圈层，文化品味，就能超越国别，具有某种共同的超脱身份和道德优越感。

中文网络中的道德优越感群体往往又秉持这样一种宏大叙事，他们相信有一种抽象的道德，获得这种道德不需要通过西方式的哲思，东方式的知行体悟，只需要通过对“良知”、“真相”、“信仰”等等话语权力的熟练使用，通过在各路文艺作品深挖“人性”与“批判”，就能获得这种抽象的道德，通过对公共事件“共情”和“愤怒”，就能进行道德操演。这仍然是一种脱离唯物史观的小资神话式的宏大叙事。

比如身份政治，糅合了种族主义，建构主义，性别主义，公共政治极化，民粹思潮等种种观念，堪称当代景观式宏大叙事之大成。比如，以从批判“异性恋-父权制”为目标一路上溯至生物决定论的某些性别理论远超唯物史观与人类学的边界，成为当下身份政治现象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宏大叙事。

基本上来说，中文互联网中所有热门话题背后的关键符号，都与某种或真或假的宏大叙事有关，比如阶级固化，比如内卷。就算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或者“与汝偕亡”，又何尝不是宏大叙事呢？

标榜“不要宏大叙事”的人，无非只是“这不是我想要的宏大叙事”罢了。

根本上来说，共同的宏大叙事，只有在共同的历史和社会实践参与中才能获得。如香港，没有参与新中国从建立到建设的历史实践，尽管在回归之后接受了一个中国的观念，但在短时间内仍然很难普遍对社会主义中国产生本质性的认同。过往我们讨论过的很多现象，如身份政治，极化现象，城乡割裂，市民阶层和城市底层系统的隔离，世界公民和本土性公民对立等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共同性的社会生产实践基础破碎，人们不用参与系统的维护即可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从而陷入不同的宏大叙事中执假为真，徒劳内耗。

当代科技和工业水平的强大冗余保障，既让这些广泛脱离生产实践系统之外的现象有持久的存在基础，又让陷身其中的人们愈发失去对社会运转基础的认识。阶级叙事的退潮，是因为其必须通过参与生产实践而获得，身份政治的浪潮，又是因为不需要生产实践就可以获得。

或许在每个个体看来，自己选择的宏大叙事都有其合理性，都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你可以不认可新中国的建设史代表的历史意义，可以拒斥第三世界叙事，可以不认可阶级学说和唯物史观，可以无视政治经济学的客观规律，可以一直信仰西方，但唯独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不管哪种宏大叙事的存在，都要建立在当代工业化文明之上，就算是极端环保和素食主义者，普遍也是不能脱离工业社会而存在的。为强调工业社会的根本重要性并不是所谓的唯工业论，人类工业社会从诞生起就有自我毁灭的诱因，而实现一个不会自我毁灭的工业社会显然需要更高的社会形态。

工业化并不是天经地义，它的产生和维持都太过艰苦。而当代，导致去工业化现象普遍发生，并在今天已经将人类引入衰退危机边缘的是哪些宏大叙事呢？造成巨大的不平等，让大多数后发国家丧失工业化能力的是哪些宏大叙事呢？认为去工业化也能维持体面现代生活的，又是哪些宏大叙事呢？这些宏大叙事可以一直持续吗？

如果说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形态的阶段确实是必然的一环，又因为种种原因先发于西方国家之中，那么它也必然要随着自身走向去工业化的趋势而退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终究不该走向自我否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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