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聂鲁达：喜爱星星的人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六卷，为免费内容。

对于每位作家而言，灵感与写作的表现形式都不同。劳尔·克莱马德斯与安赫尔·埃斯特万通过与作家或作家的家人、密友面对面的访谈，深入研究作家的作品、演讲稿、采访稿等文字材料，生动地呈现了这些伟大作家的创作日常和文学理念。

两人合著的《缪斯到来时》展现了缪斯女神“幸临”作家的特殊时刻：拉斐尔·阿尔贝蒂流亡巴黎期间的一个孤独又悲伤的夜晚，在广播电台的工作间里写出了他最动人的情诗之一《鸽子》；某日，若泽·萨拉马戈在里斯本的一家餐厅里等待上菜的时候，突然，就如同被灵感之箭射中一般，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失明症漫记》的故事情节；博尔赫斯每天早晨都会在家中泡澡，他会在泡澡时思索并决定是否将前一晚的梦境写成一则故事或一首诗；卡洛斯·富恩特斯曾在写作时突然感觉到已故儿子的力量出现在自己体内；科塔萨尔在写《跳房子》时几乎完全被笔下的人物牵着走， 丝毫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巴勃罗·聂鲁达是在醉心于星空时写下《热情的投掷者》中的第一首诗的，因为他受到了“天空的撞击”……

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我们摘选了《喜爱星星的人》分享给读者。

聂鲁达的本名叫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他在整个文学生涯中曾使用过许多笔名，如桑查·耶古乐夫（Sancha Yegulev）、洛伦索·里瓦斯（Lorenzo Rivas）或“船长”（Capitán），但他最早使用的笔名之一“聂鲁达”却永远和这位 20 世纪最好的诗人之一联系到了一起。这位智利诗人很喜欢“变形”的想法，在想象中进行伪装，变成另一个人，以此逃避他人的目光。他天生羞涩，这样会令他更有安全感。他的妻子玛蒂尔德·乌鲁蒂亚（Matilde Urrutia）评价说：“他很喜欢伪装，伪装的时候，他总喜欢用烧焦的软木塞子来画胡子。他画的是那种细小的胡须，画熟练了之后，每次画出来的都一样，连镜子都不用照。”他为 1971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礼穿上了燕尾服，他看着燕尾服的尾部，笑着说道：“这和我在黑岛时乔装打扮的感觉一样。要是我能画上两撇小胡子的话，一切就完美了。”

这个在沙龙里显得十分羞涩、在动物面前显得十分谨慎、总能预知风雨、爱在花香四溢的道路上行走的男人把自己性格的形成归因到了童年时期，那些远离首都的日子，那些可以尽情观察夜空的日子。他一直是个“喜爱星星的人”，这一点他在自传里也有提及。他的诗歌也如星星一般：无穷无尽，闪耀光芒，从这个星球上的任意角落都能看到。他写了成千上万首诗，出版了 40 余本书。他是新的亚伯拉罕，是“呐喊的领航员、墨水的挥洒者”，在他小时候时缪斯女神就已经拜访过他了，她向他承诺他会成为数不胜数的人群之父，他们会像沙漠中的沙和远处闪烁的蓝色群星一样。因此他也称呼自己为“被诅咒的诗人”。他的那颗永不生锈的心脏是从 1904 年 7 月 12 日起在智利的帕拉尔开始跳动的。在母亲于 1906 年去世后，他的父亲在同年再婚，然后带着全家移居到了南部的塔木科，在那里的铁路系统工作。诗歌就是在那时毫无预兆地出现的。孤孤单单。无名无姓。他讲述道：“6 岁时，诗歌找到了我。我不知道，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跳出来的，从冬日里还是从河水里。它就在那里，没有面孔，触碰了我。”从一开始，诗歌才华就在那内向、孤独、忧郁、羞涩的性格中不合时宜地发展着。他的父亲不仅对他的文学喜好表现得无动于衷，甚至还坚决反对。但是铁一般的意志帮助他越过了父亲设置的藩篱，写作更是将之连根拔起。他开始使用笔名：要是他还想继续在家里待下去，就只能偷偷地发表最早写出的那些文字。

要想逃离那一切，他就去找“大妈妈”（他这样称呼他的继母，她在他童年时扮演着守护天使的角色，她勤劳又甜美，心地善良，还带着乡村特有的幽默感），又或是逃到景色无可比拟的大自然里去。那是一片通往阿劳卡尼亚（Araucania）的南部土地，林多雨多，他把自己的秘密藏在长长的河流里，藏在菜园里，藏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堆叠起来的木头里，藏在煤矿里，也藏在书本里：在学会阅读之前他经常倒着拿书，把他听来的东西复述出来。他的舅舅特木科·奥兰多·曼森还记得那一切，他是《明日报》（La Mañana）的创始人，聂鲁达最早的文字就是发表在那份报纸上。那是 1917 年 7 月 18 日，当时聂鲁达在六天前刚过完 13 岁生日。经常有当地作家在舅舅家聚会，当时还是小孩子的聂鲁达对那种特殊的氛围很感兴趣，那种气氛对他有种莫名的吸引力，深深刺激到了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最早读过的一些书深深地影响了聂鲁达文学志向的形成：例如“水牛比尔”的故事，不过后来出于政治原因和意识形态原因，聂鲁达对此否认；还有埃米里奥·萨尔加里和儒勒·凡尔纳的书以及冒险故事，甚至包括大人阅读的经典著作，例如 20 世纪初很流行的巴尔加斯·比拉的书，豪尔赫·伊萨克斯（Jorge Isaacs）的那本无比细腻的《玛利亚》（Maria），还有伊萨克斯效仿的作家贝纳丹·德·圣比埃（Bernardin de Saint-Pierre）、雨果、高尔基等的著作。他什么都读，没有什么固定的阅读顺序，什么书落到他手里就读什么，到了青年时期也是如此。他不排斥任何书籍，“像鸵鸟一样什么都吃”；不止如此，1954 年时他还曾表示：“人类的智慧口袋破了个口子，丰硕的果实在特木科的夜晚撒了一地。我不睡觉也不吃饭，就只是阅读。我从来不会教给别人阅读的方法。谁会带着方法去阅读呢？只有雕塑会那样对着书本。”躺在床上，打开书本，虚构情节带动他的情感世界，他仿佛亲眼看到木头房屋被大火吞噬，或是某些人在举行神秘的仪式。一天，他的父亲向他介绍年长之人的某些习惯：他们必须喝下一杯刚被宰杀的羊羔的温热血液。那种血水的味道永远都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抹去。不久之后他就亲身体验到了另一种“仪式”：他被带到了海边，第一次看到了孤独涌动的无边海水。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大海，从那一刻起海洋就成为他的灵感和诗歌的动力源泉，也成为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母亲、起源和生命的永恒力量。他对海洋的记忆意义深远——后来他本人也是这样讲的，“很久之后，要是不想着雨声或躺在沙滩上时听到的海浪声我就无法写作”。基于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Antonio Skármeta）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邮差》（El cartero de Neruda）中的最佳场景之一，看上去就是在向海洋与聂鲁达文学灵感之间的联系致敬：镜头聚焦在已经成熟的诗人的背影上，旁边是大字不识的邮差，两人坐在沙滩上，远望着海平面。邮差问聂鲁达要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需要做些什么。后者谈到了“比喻”。面对这样一个奇怪的词汇、高端的概念，聂鲁达通过简单解释“比较”的写法就把邮差从惊愕中解放了出来。这是那个“无知”的渔人之子迈出的第一步，不仅就写作而言，也是就利用词语的魅力来赢得酒店老板之女的爱意而言。

《邮差》剧照

聂鲁达在特木科的学校里上了十年学，从小学到中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图书，并且开始在笔记本上抄写诗句，直到有人建议他把自己想到的句子也写下来。多年之后，他这样回忆道：“在童年时，我还没太学会写字，有一次我感觉情绪来了，于是我试着写了几个半押韵的单词，但是那些单词让我觉得很奇怪，它们和我平常使用的语言不是一回事。我带着某种情感把它们誊写在一张纸上，我当时还无法理解那是种怎样的感觉，有些焦虑，也有些悲伤。那是首献给我母亲的诗，我指的是那位天使般温柔地保护着我的继母。我完全无法评判我的第一首诗，于是我把它交给父母去读。他们当时正在饭厅里，小声讨论着小孩子们不能听的某些事情。我把写着诗句的纸递了过去，我的手有些颤抖，那毕竟是诗歌灵感第一次在我身上出现。我父亲心不在焉地把纸接了过去，心不在焉地读了读，又心不在焉地把它还给了我，他对我说道：

‘你是从哪抄来的？’

说完就继续和母亲低声聊了起来，聊着他们那些与我无关的重要事情。

我记得我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写成的，我面对的第一个文学评论就是那样到来的。”

那件事在父亲的眼中只不过是聂鲁达的又一次“调皮捣蛋”，是小孩子都会搞的那种恶作剧，但是面对这个“矮个子小疯孩”对写诗的执着，他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威胁自己的儿子，禁止他做那件“危险的事情”。他的姑姑格拉斯费拉表示，他最早的那些诗句“让他挨了打，但是他依旧朝着将来会让他举世闻名的那个目标前进。我们当时不懂得鼓励他。我们都想让他干点别的事情，多赚点钱。但是他完全投入到创作中去了。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让他分心”。他继续写，不断把诗句交给奥斯瓦尔多舅舅，又或者交给某个叫作“巴勃罗·聂鲁达”的人，从 1920 年 10 月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聂鲁达”成了他真正的名字，无论是在私人文件里还是在电话簿中，他使用的都是这个名字。他的法语老师从很早就开始启发他阅读 19 世纪法国的那群“邪恶的”诗人了。在埃内斯托·托雷阿尔巴的帮助下，他开始阅读并在笔记本上抄写波德莱尔、兰波和魏尔兰等人的诗句，他变成学校里最积极的学生，还和同样爱好文学、与杂志多有合作的同学们一起创办了一个文学协会。他搞演讲，参加聚会活动，在 1917 年时已经有了两本诗集的写作计划。他得了两次当地奖项（1919 年和 1920 年），他还得以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有了交集，后者是拉丁美洲大陆上最早成熟的文学果实，比前者早 26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聂鲁达是这样回忆两人在圣地亚哥南部的寒冷天气中相遇的场景的：“那时一位高挑的女士来到特木科，她穿着长衣服和低跟鞋。衣服是沙子的颜色。她是学校的校长。她是从我们南部的城市来的，是从麦哲伦海峡的积雪中来的。她叫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我只很少几次见到过她，因为我当时惧怕和外部世界接触。此外，我还不爱说话。我瘦削、寡言，天天吊着脸。在恶劣天气和血统的影响下，加夫列拉的面孔显得有些黝黑，不过总是挂着温柔的笑容。她总是从修女般的长袍里掏出书来给我，我对此毫不惊讶，我拿到书，然后如饥似渴地将它们读完。是她让我第一次读到了俄国文学那些伟大的巨匠，他们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她去了北方。我并不思念她，因为她已经带给了我无数的好伙伴，也就是图书里那种种多姿多彩的人生。我已经清楚要到哪里去寻找它们了。”

圣地亚哥也有明星

1921 年夏天，聂鲁达离开了特木科，他搭乘一班夜车来到首都，手里提着个铁皮箱子，一身黑衣，他希望能在教育学院里完成法语专业的学习。他凭借《节日之歌》（La canción de la fiesta）赢得了学生会组织的竞赛，自此更加执着地投入文学创作活动中，“在马鲁里街 513 号我写成了我的第一本书。我每天写两首、三首、四首、五首诗。下午，落日时分，在阳台上可以望见无与伦比的美景，那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肯错过的。落日五颜六色，霞光万道，像是橘色和绯红的巨大扇面，最不平凡的黄昏景色降临到了那条普通的街道之中。而我则羞涩地躲藏到了我的诗歌里”。在那里，伴着群星，他慢慢将黄昏注入诗歌之中，诗集《黄昏》（Crepusculario，1923）就这样诞生了，这本书是聂鲁达自费出版的。不过他逐渐结识了许多朋友，也慢慢发现了一种在那之前他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最初的爱情，饮酒，夜生活。这里的诗人和南部的诗人不一样。和米斯特拉尔的诗歌、长袍一样，聂鲁达也有了自己的仪式。他这样讲道：“因为是在户外工作，铁路公司给我爸发了一件灰色毛呢长袍，他从没穿过。我把它用到了诗歌活动上。其他三个或四个诗人也开始穿着和我的那件类似的袍子参加活动，大家有时还会交换袍子。这种服装激怒了一些好人，也激怒了一些没那么好的人。”

又或者交给某个叫作“巴勃罗·聂鲁达”的人

他与诗歌的联系十分紧密，不仅每天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诗歌创作，也把诗歌当成了每日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刮胡子的时候，整理书籍的时候，打扫卫生的时候，他总要背诵几首诗，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诗。他慢慢忽视了学业。一次回到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的旅行给他带来了新的影响，他的文学创作过程总是带着类似的魔幻色彩。“我逐渐把《黄昏》抛在了脑后。我的诗歌里出现了巨大的不安情绪。我利用几次前往南部的快速旅行给自己补充了新的能量。我在 1923 年时有一段奇特的经历，我回到了位于特木科的家中，当时已经过了半夜。在睡觉前我打开了卧室的窗户。天空景色让我着迷。那时天上挂着无数闪烁的星星，天空显得无比鲜活。夜空像是刚被清洗过一般，南方明亮的群星就挂在我的头顶。我沉浸其中。我像是经历了一场天空施加的洗礼。仿佛着魔一般，我奔向书桌，我几乎没有时间写作，我就像是在做听写一般。第二天，我无比愉悦地阅读了前一天晚上写下的诗歌。那是《热情的投掷手》（El hondero entusasta）里的第一首诗。”但是在回到圣地亚哥，把那些作品展示给其他诗人后，却有人评价说那些诗很像萨巴特·埃尔卡斯特的风格，这让他对在混乱状态下或完全凭灵感进行创作产生了怀疑。“我当时的想法是，”后来他说道，“我那时搞错了。我不该相信灵感。我应该让理智引导着我在条条小径上摸索前行。我要学得更谨慎一些。我把手边几首诗的稿子撕了，把剩下的稿子丢在一边。直到十年之后那些稿子才重见天日，得以出版。”

他那时已经开始在任意地点写作了：同一条街上，酒吧里，咖啡馆里，星空下，在男性和女性朋友身边，等等。他的一本以爱情为主题的书就是这样写成的。他当时在形式方面极度克制，认真雕琢每一个词语、每一处韵脚，但他早期的那种激情却没被丢掉，这本书就是《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Ve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a，1924），这可能是 20 世纪用西班牙语写成的诗集里被再版次数最多的一部了。到 60 年代初，这部诗集已经售出了逾百万册。“那是我爱的一本书，”他这样说道，“因为尽管有些忧郁，可在那本书里却蕴含着生存的喜悦。有条河以及它的河口对我写那本书帮助很大，那就是因佩里亚尔河（el rio Imperial）。《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圣地亚哥的歌谣，那里有学生们常走的街道，有大学，还有藤忍冬的气息，那也是爱情的气息。”如今的他不再排斥大自然了，他的诗里也增加了一种比之前更强烈的情感：爱情，也成为他作品中的永恒主题之一。在多年之后的一首诗里他回忆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形成过程，他认为那是两种情感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

东方的星星，但已经没有“东方三王”了

学生时代结束了，新的生活开始了。他在远东地区生活了数年，那是种完全不同的生活。1927 年 4 月，聂鲁达被智利政府以参赞的身份派往缅甸首都仰光任职。那段旅程完全像是场旅行。他搭乘的第一艘船先经过了里约热内卢，然后向着里斯本进发。7 月中旬他乘火车来到普利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统治下的马德里，短暂停留后又乘另一趟火车抵达巴黎，他在那里和众多讲西班牙语的人混到了一起。他们喜爱行乐，不守规矩，经常跳探戈跳到天明。他从那里出发又坐火车来到了马赛，那里的商业氛围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地中海后，在红海边的国家吉布提的逗留经历也让他难忘。然后是科伦坡、上海、新加坡、金奈，最后终于抵达了仰光。那时他正在创作另一部代表作《大地上的居所》（Residencia en la tierra）。刚开始时，他认为与西方文明如此不同的诸多东方文明不会给他的作品带来什么影响，但就他给友人埃安迪写的几封信的内容来看，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虽说我在不断适应，可搞文学创作似乎越来越难了，我开始抗拒、埋葬那些曾经吸引我的东西，我陷入了可悲的焦虑中，我的思想变得贫瘠起来，受到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的影响，我不得不慢慢替换已经写成的某些东西。有时我会长时间感到空虚，无力表达任何想法，也无法挖掘内心深处的东西，诗性未曾消失，但变得暴虐起来，逐渐引导着我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痛苦的状态下写作的，我继续寻回那遥远的掌控力，但我的力量又如此微弱。我不想跟你说什么疑虑或混乱的思想之类的东西，我不说。我要说的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抱负，一种愤怒的状态。我的书成了那种没有出路的焦虑感堆积而成的结果。”

诗性未曾消失，但变得暴虐起来，逐渐引导着我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谈到具体的文学作品时，他认为无论困难还是成就，都是其所处环境引出的结果：“我受罪，我为微薄的报酬感到焦虑，这里的气候炙烤我，我咒骂我的母亲和我的外祖母，我整日跟我的白鹦鹉讲话，我还为一只大象掏过钱。日子像棍棒一样落到我头上，我不写作，不读书，我穿着白衣服，戴着软木头盔，我是个真正的幽灵，我只希望来几场暴风雨，再来几杯柠檬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很慵懒，不过只有应对外部事务时是这样，在内心深处，我不停地在想解决办法。既然我的文学问题源自焦虑，源自超出寻常的表达欲望，那么我近一年来的文学作品就达到了巨大的完美（或不完美）状态，虽说它们依然在我的意志可控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我超越了一种文学上的界限，我一直不相信自己有能力超越它，可实际上我写出来的东西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对我来说也成了一种宽慰。我的新书叫《大地上的居所》，里面包含 40 首诗，我希望能在西班牙出版它。这些诗的轨迹相同，承受的压力相同，它们都是在我大脑里的同一片区域中被构思出来的，像是来自同一股让人无法抗拒的浪潮。”

1928 年年末，他来到了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希望在那里自己的处境能得到改善，但实际区别不大。他感到孤独又悲伤。他无法写完手头的作品，时间似乎停滞了许久。1930 年他来到爪哇领事馆工作，1931 年又去了新加坡，最终在 1932 年回到了智利。可是就结果来看，那个时期成为他的成熟期。如果说之前的聂鲁达与经典先锋派联系紧密的话，如今的他已经有了后来在共和国时期的西班牙的诗歌特点：不纯的诗。在落款为“1929 年年底”的一封信件／日记中，他给墨西哥诗人、评论家阿方索·雷耶斯写道：“诗人的天才从很久之前开始就把他们讲的话与所有世俗关系隔绝开了，所有刺激诗歌创作的友情和日常化的东西都跳脱出了这个世界，可事实上，诗歌的目的不就是抚慰人心、让人敢于做梦吗？我老是说社会就像个小女孩一样，不过在这个问题上道理在她的一边，诗歌应该承载所谓的世俗之物，承载激情和其他类似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创作一种真正带有诗意的诗歌。它应该源自我对科学的好奇心，源自我对汽车的崇拜，源自吸引我的那些异域风情，哪怕在入夜之后，我面对白纸写作时，我能接触到的东西很少很少，那时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我的关节中，我的幸福感中，我的私人化的激情中，只有我一人存在。”

西班牙的星星雨

1932 年的回国行程对聂鲁达来说是一种需求。东方从存在的层面来说毁灭了这个诗人。《大地上的居所》中的那些充满焦虑和悲观情绪的诗句来自那里，按诗人自己的话来说，“那些诗句无助于生存，有助于死亡”。然而，他在智利的生活也并不容易。丢掉了稳定的外交官工作后，他做了一些不起眼的活儿，经济上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直到 1933 年他被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任领事才得到改善。1933 年 4 月，《大地上的居所》终于出版。10 月，他结识了西班牙的第一颗星星——加西亚·洛尔卡，两人后来成为好友。1934 年，他来到共和国西班牙，想让那种被胡安·拉蒙·希门内斯的纯净风格及年轻诗人们推崇的极端派思想浸泡的文化氛围多一点“人”的色彩，那种氛围里还少不了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极受推崇的“艺术的去人性化”思想。他很快就认识了第二颗星星——阿尔贝蒂。他与阿尔贝蒂的联系比与洛尔卡的联系更加紧密，阿尔贝蒂具有积极的政治态度、幽默感以及高超的诗歌造诣，他对聂鲁达产生了巨大的私人影响。这位喜爱星星的智利诗人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塞尔努达（Cernuda）、阿尔托阿吉雷（Altoaguirre）、贝尔加明（Bergamín）、亚利桑德雷（Aleixandre）、米格尔·埃尔南德斯（Miguel Hernández）、雕塑家阿尔贝托·桑切斯（Alberto Sánchez）、建筑师路易斯·拉卡萨（Luis Lacasa）和画家玛鲁哈·玛约（Maruja Mallo）等人。1935 年，除了出版增加了一些新材料的第二版《大地上的居所》之外，他还成为杂志《诗歌绿马》（Caballo verde para la poesia）的负责人，他的那篇著名宣言《关于一种不纯的诗歌》（Sobre una poesia sin pureza）就发表在该杂志上面。他在宣言里捍卫了更人性化的诗歌，“它就像被酸腐蚀过的人手一样，透着汗味和烟味，闻起来既有尿味又有百合花香，展现着存在于法则内外的各种职业。那是一种不纯的诗歌，就像衣服，又像躯体，带着斑斑污迹和可耻活动，带着皱纹、观察、梦想、不眠、预言、爱与恨的宣言、野兽、暴戾、田园、政治信仰、否决、怀疑、肯定、税收”。在最后一段，聂鲁达给出了清晰的结论：不应该忘记伤痕累累的感伤主义、忧郁情感、月亮的光芒、简单甚至俗气的爱的宣言，因为——他用下面这句话作为结语——“逃离世俗趣味的人将坠入冰窟”。

它就像被酸腐蚀过的人手一样，透着汗味和烟味，闻起来既有尿味又有百合花香

在西班牙他不仅坚定了自己“不纯”诗歌的信念，还成功地从十年前自己坠入的存在主义深井中爬了出来。他从具体的行动中发现了团结精神和政治信念，借由西班牙内战，他进入了之前从未涉足的领域中：政治诗歌。他把自己的外交豁免权置于危险境地，因为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共和国一方的支持。从那种不安情绪中生出了他的第一部具有战斗精神的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España en el corazón，1937），这部诗集在智利出版，开启了聂鲁达新的文学阶段，这一阶段与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灵感源泉无甚关联。他回到智利，在瓦尔帕莱索南边的黑岛买了栋房子，那里邻近他一直爱的海洋。他走遍祖国，不断做演讲、朗诵诗歌。在一次朗读《西班牙在我心中》里的诗句时，一个工会领袖站了起来，开始谈论美洲人的悲惨处境。聂鲁达后来讲道：“最后，他哭了起来，身体抽动。他身边的很多人也哭了。我感觉嗓子眼儿被某种不可控制的情绪堵住了。那时我不仅想着社会性诗歌，我还感觉自己亏欠了我的祖国、我的人民。”

再一次，我们群星闪耀的美洲

聂鲁达发现诗歌应该为更广大的人群服务，于是他的诗句越来越简单化、口语化。他同时也未停止政治活动。他支持人民阵线，不断发表演讲。在一场演讲中他提到了新的美学准则，描绘了他文学创作的最新进展：“这是斗争的一年，我甚至没有时间观察我的诗歌所推崇的东西：星星、植物、谷物、河流中和智利道路上的石头。我没有时间继续进行我那些神秘的探索，要做那种探索，我得怀着爱意触摸钟乳石和积雪，只有这样，大地和海洋才会把它们的存在奥秘告诉我。不过我在另一条道路上前进了很多。我触碰到了我的民族的赤裸内心，我骄傲地发现那里面蕴含着某种比春天更强劲的秘密，它比田地更肥沃、比水流更悦耳，那是真理的秘密，是我那内敛、团结、无助的民族从坚实的土地深处挖掘出的奥秘，我从它的胜利中将那秘密托起，好让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瞻仰它、尊重它、模仿它。”在另一场于1939 年 3 月 24 日进行的演讲中，他再次提及自己以往的诗歌理念与当下需求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考虑到在西班牙和全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我是个诗人，在描绘这个世界方面是最自负的人：我想用我那微小而无序的诗歌世界打破环绕在玻璃、木头和石头周围的神秘光圈，我敞开心扉，聆听宇宙中存在的所有声音，那些声音生自海洋上的夜晚以及静谧的土地或天空。但是我不能，我不能，沙哑的鼓声呼唤我，那是人类痛苦的呻吟声，鲜血谱成的合唱声如新生的恐怖浪潮在全世界涌动，孩童的眼睛经由历史的迷宫坠落到西班牙的土地上，那些眼睛降生于世并不是为了让人将它们埋葬，而是要来挑战这个星球上的光芒；我不能，我不能，因为鲜血在中国的田间流动，因为布拉格的墙壁倒塌在了被无尽泪水浸透的烂泥里，因为奥地利的樱桃树花朵被人类的恐惧污染了；我不能，我不能在生命和世界面临大考时保持沉默，我必须沿着条条道路奔走呐喊，直到生命尽头。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要为美洲的和平负责，但是这项任务也将赋予我们权力，同时向我们展现人类的义务，我们要介入进来，跳出谵妄，在暴风雨中重生。”

1940 年他又担任起了外交官职务，这次的目的地是墨西哥。他从这之前一年开始写《漫歌》（Canto general），直到 1950 年才收笔并将之出版，那些年里的多次美洲之旅滋养着那部作品，单纯又厚实的政治理想为它奠定了基础。1943 年聂鲁达回到智利，回程途中经过了其他几个国家。他在圣地亚哥被提名为议员，并于 1945 年加入了共产党。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并重，一有机会就写作，无论何时何地，他已经习惯了在国内外频繁出行的生活。尽管他尝试过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他真正热爱的文学事业中去，可媒体只关心他作为议员的工作内容。他领导国家宣传委员会走遍整个国家，为冈萨雷斯·魏地拉（González Videla）辅选。他在 1947 年出版了《第三个居所》（Tercera residencia），体现出与早期存在主义风格相去甚远的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共产党还给了他一年的时间，让他隐居黑岛，专心写完那部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作品《漫歌》。那是一座丰碑，也是聂鲁达用数千诗句对美洲人民及历史的致敬。他写得很快，几乎没做什么修改，灵感流动不息，它来自诗人十年来的各种经历，也来自建立在聂鲁达政治抱负之上的内在力量。但是平静的黑岛时光没能持续太久。新当选的总统冈萨雷斯·魏地拉切断了智利与多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联系，与西方国家走到了一起，多位来自共产党的部长辞职。聂鲁达回到圣地亚哥，在参议院公开指责魏地拉。他由此背上了叛徒之名，还被迫辞职。聂鲁达选择了逃亡，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度过了两年地下生活。他不断逃亡，在逃亡途中写完了手头的作品。1949 年 2 月，他蓄起胡须，从南部安第斯山区骑马逃出了智利，这次他的胡子不再是画上去的了。后来他在巴黎再次现身，在多个共产主义国家游历，以此表现自己的坚定立场。他做演讲、参加各种文学或政治活动。他又得重新适应在各种场所创作的生活了：堆满落叶的荒凉广场，酒店的房间，夜间火车，朋友住所，公园长凳。他用诗歌描绘出了自己所有的经历。他写自己参加的活动，写他的人生，写周围的人，也写决定着 20 世纪人类历史或个体命运的大小事件。他既写政治诗歌，也写描绘普通事物的诗句，还写爱情诗。他在 40 年代初的墨西哥外交官生涯中认识了玛蒂尔德·乌鲁蒂亚，两人开始了一段良好的关系，那段关系在聂鲁达离开墨西哥时中断了。在两人的关系中，政治生活、私人感情、友情交织在一起，后来这段关系终于在欧洲开花结果了。1955 年，聂鲁达和黛丽雅·德尔·卡里尔离婚，与玛蒂尔德完婚。逮捕令已于三年前撤销，聂鲁达得以返回智利。回国后的生活异常忙碌，演讲不断，之后他又获得数个国际文学奖，他的作品不断再版，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聂鲁达于 1952 年出版《船长的诗》（Los versos del capitán），于 1954 年出版《元素颂》（Odas elementales），然后是《元素的新颂歌》（Nuevas odas elementales）和《颂歌第三集》（Tercer libro de las odas）。1959 年，《爱情的十四行诗一百首》（Cien sonetos de amor）出版，此前一年他就在《放纵》（Estravagario）里以文字的形式阐述过自己依然是那个从雨和风中获取灵感的孩子：

复原的星星：民族与单纯

聂鲁达的诗歌涵盖了所有主题，但他始终注重使用简单的语言进行诗歌创作，不仅在政治诗中，在其他类型的文字里也是如此。他很清楚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演变过程，也明白当代知识分子需要让那种预言式、救世式的信息传递到最后一个美洲国家的最后一个山沟的最后一个失落部落的最后一个角落里。他努力让自己的诗歌清晰易读，避免使用晦涩的画面、矫揉造作的词藻和巴洛克式的表述，他试着使用一种饱满、易懂、透明、清澈的语言。他在 1953 年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自己在创作《漫歌》时遇到的问题，那部作品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在逃亡的日子里写下的，那时他几乎没有同任何人接触，就像是“在昏暗的地道里挖洞”。但绝大部分困难都是内在困难，也就是说，写什么、怎么写、为谁写的问题。“这些年在诗歌里，当然我指的是在我的诗歌里，最大的问题是晦暗和明亮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是为这片大陆写作的。在这片大陆上，一切事物都在成型的过程中，而且我们这些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人希望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城市需要重建。我们需要房屋和学校、医院和铁路。我们希望拥有一切。我们的国家是由单纯的人组成的，他们正在学习建设和阅读。我们是为了这些单纯的人而写作的，我们是为了这些谦逊的人而写作的。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不懂得阅读。然而，在这片土地上，诗歌早在文字和印刷术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因此我们知道诗歌就像面包一样，所有人都该分享它，无论是学者还是农民，我们是为了我们那非比寻常、不可思议的大家族而写作的，那个大家族就是民族。我坦承写得简单是我面对过的最困难的任务。在那些逃亡的日子里，隐藏在众多慷慨群众的家中，手边几乎没有任何书本，也没有人可以供我咨询，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写得简单是我首要的诗歌任务。我想讲明的一点是，对于诗人来说，美洲和清晰是同义词。从晦暗转向清晰，费了我很大工夫，因为晦暗的词语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拥有某种特权，这使得平民大众的语言和简单化的诗歌仿佛显得粗俗不堪了。在整个美洲，连同背井离乡、逆来顺受、虚假现实等特点一道，诗歌也总是具有等级性，这也使得我们的文字越来越晦涩，总透着股高人一等的想法。”

不久之后，1954 年 1 月，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他的人生与作品的讲座，在那些讲座活动中他解释了自己在早期作品中运用得不娴熟的激情因素是如何在后来成为他的诗作中最平静、最具反思性的因素的。同样地，“简单”并不意味着粗糙、失控。在他的人生和作品都已经成熟的时期，为了更简易地传递信息而对技巧进行掌控就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一切都有意识地对聂鲁达在《漫歌》之后的创作过程产生了影响：“毫无疑问，激情是我早期作品中的核心主题，可是那个诗人并没有用诗歌去回应内心深处生出的那些愤怒又脆弱的呼唤。不过，我认为，在写了 35 年之后，在诗歌作品中掌控好激情已经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我相信诗歌的自发性。要做到那一点需要储存好两样东西，它们得时刻做好准备被诗人运用，说得直白一点，它们得被揣在口袋里，一到紧急时刻就掏出来使用。首先是对形式上的东西的储存，也就是词语、声音和形象，它们尽管零散，却应该像蜜蜂一样围绕在诗人周围。诗人需要立刻捕捉到它们，把它们装进腰包。在这方面我实际上很懒惰，不过这依然是个好建议。马雅可夫斯基有个记录这些内容的小册子，他会不停地查阅它。怎么储存它们呢？我们要有储存意识，要明白事件本身及其诱因所蕴含的情绪效果。对诗人而言是这样，对小说家则不见得。”

但绝大部分困难都是内在困难，也就是说，写什么、怎么写、为谁写的问题。

诗人不仅要能写他们感受到的事情，还要写他们能写的东西，有时还要写他们需要写的东西，写那些别人希望他们写的内容，因为他们的诗作要为更宽泛的理念服务。这样做的结果也未必会差。“一个诗人，”他继续说道，“应该为一所大学或一家工会写作，为某些行业或某些职业写作。自由永远不会因为这些选择而消失。所谓神启，所谓诗人与上帝的沟通，都是人们的有趣创造。诗人在经历极度紧张的时刻创作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属于他人的，是来自阅读以及其他外部事物的。我在这几天里新写了一些诗歌，我想要写些与我本人距离更远的主题，在写它们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清楚地掌控自己的表述方式和诗歌的发展方向。”50 年代的聂鲁达坚信：“诗人不是‘微型上帝’，也无意窃走天火，更不是来自某个特殊的种族，正义也好，邪恶也罢。诗人是从事诗歌创作的劳动者。这种职业不比其他职业更重要。它不比其他职业风险更大，除非它面对的是社会上的退步力量。诗人职业和船工职业很像。他得驾好小船，懂得让它在随波逐流时也不迷失方向。那种水流是深沉的人类情绪，是那个时代的指向性，也是带着我们前行却始终让我们能望见目标的那种节奏。”然而，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为了不坠入自己年轻时批判过的唯理主义或冷漠态度之中，他承认说：“不知何故，预言式的因素悄悄进入了诗歌里。它们的表现形式通常是个体的肉体感觉或一系列难以定义的隐秘事件。可有时它们又会超越那个个体。”他举了个例子，恐怖但准确：《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颂歌》创作于那位格拉纳达诗人被杀之前，在那首诗里，诗人描绘了洛尔卡的悲哀结局。“我此后再也无法在读到它时不感到害怕。”聂鲁达动情地说道。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不断在智利和巴黎之间来来往往，当然往其他目的地去的旅行也从未间断。他不断接受致敬和奖项，他的大部分作品在不同国家以不同语言出版，他发表新的文本，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做讲座、开课程，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包括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校颁发的证书），等等。在他有几天不用为政治事务劳心的时候——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见了，他会回归自己真正的抱负中去，回到黑岛，在玛蒂尔德的陪伴下平静地写作。他脚踏实地，面前有扇巨大的玻璃窗，冲着不断受到波浪冲击的礁石。再往上，有座石塔，那是聂鲁达用作工作室的地方。房屋之外，太平洋在咆哮。房屋之内，诗人在用又长又胖的字体写着诗，墨水通常是绿色的，写在白纸上，等到修改好之后，玛蒂尔德就用机器把它们誊下来，和其他未发表的诗放在一起。休息期间，他会走出房子，在岩石间寻找玛瑙，好把它们赠给友人，或者会去拜访当地人，他们会在火堆边一直聊到太阳落山。

1969 年 9 月 30 日，聂鲁达的生命进入最后阶段。要是提到代表共产党参选总统的经历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人生变得更疯狂了。他走遍智利，开始了紧张的参选进程。后来人民团结阵线成立了，聂鲁达放弃参选，转而不断用演讲和声明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在竞选成功后，阿连德任命聂鲁达为驻法国大使。1971 年 9 月 21 日，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 年 2 月他辞去了外交官职务，同年 9 月 11 日，皮诺切特（Pinochet）军事政变爆发，两周之后，身患重病的聂鲁达与世长辞。“只要爱陪伴着我，就不枉活过一遭”，这是他最著名的演讲之一的标题。聂鲁达去世时，玛蒂尔德·乌鲁蒂亚，他的爱，陪伴着他，陪伴他的还有无数热爱他的普通人。尽管在那些日子里，智利的氛围十分恶劣，可他的葬礼依然是那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喜爱聂鲁达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诗人致敬，他们唱起了智利国歌和《国际歌》，又或是背诵起聂鲁达那成千上万首诗歌中的某些诗句。阿连德在此短短几天前悲剧性地丧了命，恐惧依然在蔓延，威胁着成百上千万渴望自由的人的宁静生活——这在我们美洲国家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可人们并不在意。尽管面对着独裁政府的镇压，人们还是为了那个男人走上街头，因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丰富的诗句给他们命名的人。爱在星星笼罩的道路上蔓延，仿佛是在向聂鲁达证明他“不枉活过一遭”。聂鲁达是这样结束他的那场演讲的：“诗歌来自某些肉眼难见的高度，它在源头处显得幽暗而隐秘，可却会在坠入洪流中时带着芳香溶解，它会在群山之间找寻路径，会在大草原上一展歌喉。它会浇灌田野，会把面包带给饥饿的人。它会在谷穗间穿行，使饥渴的路人餍足，它会在斗争时歌唱，也会让人们休憩停歇。然后，它们把人们团结起来，在他们中间逐渐建立起座座村镇。它会剪裁谷地，把无数的生命种子播种下去。歌声，丰饶，这就是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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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电影《邮差》（1994）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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