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总是与历史一脉相承，许多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其实在古代社会早已存在。某种程度上，读历史，就是读现实。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在《中国历史通论》中，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影响深远，有的至今仍未消失，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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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起源、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方式、工商业水平、城市集聚程度，以及中央集权体制、意识形态化文化确立等等社会要素而论，中国都显示出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早熟，而且善于借鉴历史而不断修正补漏，完善周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世界传统农业社会这一历史时段比较，中国传统社会属最为先进、周密和成熟的少数类型。可惜，过度的发达，犹如长臂猿最难进化为人一样，“早熟的孩子长不大”。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要经历漫长的难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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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形态包括三个层次：、使用权（经营权）、占有权（收益权）、所有权（处置权）。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历史上，土地产权是“私有”形态的，但细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它在收益权和处置权两方面都不独立、不完全，不论是自耕农还是地主私有土地，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系统“主权就是最高产权”观念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控制，处于“国有”的笼罩下，朝不虑夕，私有制极不充分、极不纯粹。直至明清，三种权力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没有纯粹的、能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私有制。总之，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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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社会互动模式，虽有程度不同的变迁和演进，但以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板，属于社会深层结构性质的东西。血缘（宗族）伦理色彩的意识形态高度发展。进入文明之初，血缘纽带没有被打破，可能是中西历史歧途分走的一个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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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人崇拜，不是表现为宗教对先知神的崇拜，而是对世间道德人格化的政治权威的追慕和敬仰。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圣君英主扭转乾坤、开出新天的梦一再重现，一再幻灭，又一再复活，难有梦醒时分。“好皇帝和”和“圣君贤相”成为古代历史的主干，从知识精英到民众，都把这看作是历史光明面，民族的骄傲。现在要问：这种心理定式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如此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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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有三大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国古代政治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而是总被遮蔽，了无光彩。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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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始终是社会的主流力量。然而，古代知识精英与社会的关系，常常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走向：要么紧密地与政治实体粘连在一起，为其不断地提供人才资源和思想资源，转化为社会统治；要么消极遁世隐居，逃避政治，沉醉于孤芳自赏的艺术意境之中，脱离社会和民众。在古代中国，几乎看不到第三种政治势力，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异己”力量。知识精英从来没有产生出西方意义上的那种“社会异己”的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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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整合体制，一方面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一切号令出自皇宫，执行刻板划一，地方无独立意志，缺乏积极性；另一方面国家行政管理实际只到县衙一级，加上幅员辽阔，鞭长莫及，发展参差不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名曰“大一统”，其实“统一”也是有限度的，统一的坚壳，内部却包容着许多松松垮垮、多元含混的板块，“捣糨糊”式的一体化既虚假又脆弱，气候适宜，也常常会弱化为名存实亡乃至分裂割据，结果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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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都是“变易”观。“变易”的图式是“循环的（同心）圆圈”，呈封闭型，六道轮回，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故靠自身走不出历史的怪圈。这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显示出质的区别。“进化”是“基因变异”，“新旧不断起承转合”，其图式是不断上升的螺旋，呈开放型。“变易”观的特点是使人容易趋向于乐天知命、返古保守，是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和统治周密的封建帝国自足心理的真实写照。只有中国失去了世界先进态势，备尝落后挨打之苦，方有接受进化论的心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外因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八个特征，不只是古代人必须面对的冷冰现实，也是现代人不得不继续应对的顽疾。而若要看透今日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之根源，则不可不知中国社会史。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中国社会史三书”——包括：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王笛的《碌碌有为》、梁庚尧的《中国社会史》。这三本书都是大家手笔、经典著作，构成了宏观、微观、中观三个观察视角，回答了当下横亘在国人心中的永恒难题——中国现代化转型困境。三书均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关怀与历史研究的真谛所在，是当代国人洞察中国社会史的首选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