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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原著作者金宇澄|人物的丰富性在于滋味,要“上知绸缎,下知葱蒜”

《繁花》原著作者金宇澄|人物的丰富性在于滋味,要“上知绸缎,下知葱蒜”

公众号新闻

本文转自:活字文化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由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从对白配乐到光影构图,再到剧中上海元素、上海叙事的分析将《繁花》逐步推向国剧的新高潮。

《繁花》播出后网上口碑褒贬不一,评价两极

2012年,《繁花》发表在《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上,在文坛炸响一地惊雷。小说以沪语风格描写上海市民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等奖项。

在“茅奖”的“获奖感言”里,金宇澄先生感谢了评委对《繁花》的肯定,他说:“这部小说的‘多个坐标’视角,曾是茅盾先生表现上海的方式——即使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如果借鉴前辈这个方式,上海仍然会显露出‘原始森林’的面貌,喧哗骚动,毫发毕现,也深不可测。作为个人,难以看清一整座的‘森林’,《繁花》只是我目力所及的局部,上海是写不胜写的,它同样是国人生活最重要的聚集地,同样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断积累和最忠实的表达,需要投入更多的热情和关注,让我懂得,‘城市写作’同样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在某个时刻,这些记忆全部苏醒,是激动人心的,是一部小说的开始。”

小说背后作家有哪些构想?一部作品诞生过程中的细节和趣味是什么?阅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金宇澄老师的讲座实录《〈繁花〉——从网络到读者》,梳理了《繁花》创作的来龙去脉和小说的内容主题。

本文为节选,原刊《收获》(ID:harvest1957)

主题:《繁花》——从网络到读者
时间:2014年3月1日下午
地点:复兴中路505号思南文学之家
主讲:金宇澄


网络

《繁花》初稿是在“弄堂网”完成的,一个安静的上海话背景的网站;记者问我,为什么写上海话,那是无意识的,这网上的网友都讲上海话,等于我对邻居用上海话交流,这种语言背景产生了《繁花》。

2011年5月10日中午,我用“独上阁楼”之名,写了小说的开场白,从这天开始,我开始发帖,每天三四百字,五百字,六百字,欲罢不能阶段,一天写过六千字,非常奇怪的经历。

评论家说,《繁花》的创作状态不一样,写一部长篇,都是独自写,我每天帖出刚写的一节,等于连载。民国时代张恨水,早期英国狄更斯小说,都这样连载。

连载的好处是激励,考验作者的叙事逻辑,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很近,西方传统有小说朗读,新作朗读这类方式,前身其实就是作者给朋友读一段刚写的小说稿,请他们提意见。

网文与传统的连载是否一样?我不大清楚,当年狄更斯连载《远大前程》,读者是通过写信劝说作者,希望某个人物别受苦,某人别死得太早等等。有时作者初衷的改变,是因为贴近现实而且是即时的连载,会受这样那样的现实影响。

记得《繁花》网上初稿期,有个人物绍兴阿婆,死得要早一些,她从乡下回来,早上去买小菜,忽然就死了。当时网友的跟贴说,这老太太蛮有意思的,这么早就让她死掉了?这个话引起我的警觉,所以在给《收获》的长篇修改时,绍兴阿婆一直延续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才消失了——乡下回来她是生了病,又活过来,想吃一根热油条,就活过来了……这样在议论中的写作过程,也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没觉得听人议论很烦,更多的好处是,你在赞扬中每天感受读者的促进力量,非常有意思。


语言

金宇澄

“弄堂网”至今还挂着《繁花》初稿全过程,前半部分上海话很浓,写到四分之一,意识到它是小说,我开始做提纲、结构、做人物表,心里想的是,不能仅让上海人读。20多年做《上海文学》编辑的警觉,一本面向全国的文学杂志,平时处理来稿的方言部分,一样是仔细对待,修改,转化,凡属方言文字,不能有阅读障碍。
《繁花》的用意是,保留地域的韵味,谋求非上海读者,因此前后改了20遍,叙事努力做到的去除上海话的文字屏障,表现各式各样的普通上海人,上海有性格有腔调的人非常多,写这本书我更深的体会是,上海那么丰富,它无数的线索我根本无法把握,太像一个大海,无法不对这座城市敬畏,只能做出属于自己的一小块田地来。
因此,《繁花》的文字改良,它最后变成一种“双语状态”,懂上海话的人,可保证读到第五句会用上海话读这部小说;不懂上海话的读者,只要有耐心,完全可以明白。
有评论家讲《繁花》有旧腔调,民国腔。民国江南一代文人确实较多,那时代虽然有国语教育,但不是强制一统的教育,没有规范,你的语言不对,你要简体字、繁体字也随便,民国时代已有部分简体字出现,好处是不一律,比如我们现在的标点符号,是用阿拉伯数字,还是中式数字,都要统一,当时没有。当时尤其上海,发表小说的民国文人多少都带有各地方言母语结合,所谓官话味道。就像我用上海话思维,他们实际都是用自己的母语思维在写,形成一种味道,现在的小说味道和那时代的很不一样。
去年12月份,王家卫导演跟我见了几次面,他要做《繁花》电影,用上海话做,我很惊讶。他喜欢这本小说,说他来找我,是要认识我这个人,刚谈20分钟,他跟我讲,已经完全想好了,电影、电视他全部要做,我说,你不是从来不做电视吗?他说,不是做一般电视,要做美剧。我想来想去,《繁花》和美剧不是很有关系。他讲了一句我非常感动也很惊讶的话:全部做上海话。这非常感动我,也很为难——因为我自己并不提倡这样,但是可以说,一个导演在目前情况下面敢说这句话,想来想去,也只有王家卫敢吧。

王家卫和金宇澄

语言方面难免罗嗦有争议,施康强先生在《东方早报》发文章喜欢《繁花》,认为“不响”这两个字,用“不”字是不对的,应用“勿”字,我以为“勿”字其实也不准确,按旧上海写法,就是“弗”,“佛像”的“佛”去掉单人旁,很想告诉施先生是,我本意就是沪语的改良,并不想用“标准”上海话,从来不想这么做。
汉语辞典有“闷声不响”成语,因此《繁花》出现1500次的“不响”这两字,我是这样拆用的,全国人民应该懂,不采用旧小说“勿响”或者“弗响”,更通文。“不响”确实是上海人最心领神会,为什么?上海人每天大概都要讲十次,起码用十次以上,上海人述说一件事,就会讲这两个字。是因为我用沪语思维,因此出现了这个词。此外整本《繁花》不用“你”,也就是上海话的“侬”,不用“他”,上海话的“伊”,包括“我们”——上海话“阿拉”,“他们”——上海话“伊拉”,这些人称词,小说最是频繁,但我不用,改为直呼其名,上海人也习惯直呼其名,更因为我们设想一下,外地读者翻开这本书,间隔五六个字就是一个“侬”,“伊”,“阿拉”,“勿响”、“弗响”,相信他看不下去,虽然“侬”在古文里“你侬我侬”,非常文雅,大家都懂,一本当代小说频繁出现这些字符,对一般阅读肯定不利。
整部小说,凡不通文的上海辞都尽量不用。比如“毫稍”,上海话就是“赶快”之意,字面根本看不出来,如今上海小青年也看不懂不大用。“快一眼”,非上海的读者不理解——“快去看一眼”还是什么?改用“快一点”,上海话也可以这样讲,尽量忠实上海话的韵味、句式,选择大家都能看懂的词,前前后后这样修订,用心良苦。
形象的上海方言字,都会保留。有些词前头做一铺垫。比如“暗条”,就是便衣警察,“条子”大家都知道是警察。上海话的“瘪三”,全国都通行了,“铁板新村”,如果不加铺垫,可能会看不懂。两个人在吵架,一说“去火葬场!去铁板新村”,火葬场和铁板新村连在一起,基本知道意思了。“挺尸”什么意思,阿婆和蓓蒂两人,阿婆给她吃菜,蓓蒂不吃、哭,因为小兔子死了。阿婆生气说‘我还没死,等我挺尸了,再哭。’有前缀,就知道了,这两字是江南一带非常形象的字,都是老头老太太讲的词。写上海的语言,不能拉过来就写,要选取,如果真喜欢这语言,就是精选,不是美化,需要合适、形象。

电视剧《繁花》

另是运用大量鸳鸯蝴蝶派的文字,都是死亡的句子,五四运动后这些词语完全被判死刑、被抛弃,30年代小说里有时还用,经过左翼文学,经过1949年之后,不符合意识形态,写这类小说的老先生,据说到1950年代没地方吃饭,没饭碗。他们在20年代报纸上写连载小说,日子过得好,这时候没活干,只是到绍兴戏班子里写写字幕这一类,这一块的传统书面句子,在《繁花》里出现,有一种旧瓶新酒,或新瓶旧酒意识。因为时代西化,小说文字也西化,但是西方的文学有一句话——你一旦缺乏力量,可以到传统中去寻找。


内容和主题

电视剧《繁花》

《繁花》的主题和内容,可以用这句话做题记,“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古代文人的标准,等于旧时代笔记体的样子,几个人闲聊,消磨时光。按照博尔赫斯的话——他喜欢《一千零一夜》每天讲的故事,每天讲,大人也喜欢听,小孩也听。大人小孩听了或者会睡觉,目的很简单,给人消遣和感动就够了。长篇小说可以这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是苏俄的影响,这封号其实会引起作家高高在上,一种庙堂的心理。博尔赫斯说,作品不在于醒世,不承担这个责任。表明我们应该允许文学的多样态,包括感动,闲谈,留住时代的声音,面影,表示城市普通男女的时光和生态。

“豆瓣”有个新西兰读书的学生留言说,我不是上海人,不了解上海,看了《繁花》知道了,上海原来是这样的,上海人是这样生活的,是这样讲话的,是这样笑的,哭的——

80后,复旦毕业在美工作的沈诞琦为《文汇报》写一篇评论,认为《繁花》复原了她对上海的记忆,原前她对于父母长辈几代人一直是空白,这部小说让她想到过去很多的家庭往事,想到她的外公生气时老这样讲“我只好不响了,只好不响了”……

北方一位作家朋友说,你写的这些状态,我们北方不大有,北方都是很明亮的样子,男男女女,行还是不行,不行就算了,行就怎么样,上海阴雨连绵,男男女女在干什么啊,但最后他说,仔细想想蛮有意思的,我以后要来上海生活。

其实在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边缘并非是清楚的,一般的写法是把人的边缘写清楚,很立体,这人是红的,那人是绿的,没有模糊部分。

《繁花》有个女子喝多了,拉阿宝去跳舞,在舞池里忽然抱住他说,她现在就想叫阿宝一声“爸爸”,就想这样叫,没别的意思,可不可以?阿宝说,你自己没爸爸?她说,爸爸早就死了,我老公和我一般大,我们吵架了,我心情不好……这样的关系很模糊,或真是她一种痛,并不涉及男女。包括梅瑞和康总,两个人黏黏糊糊,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发生。

生活中这样事很多很多,有一笔提到某个老板,买了好多套房子,可是他老婆一住新房子,晚上就觉得有声音,睡不着,她必须回到闸北开封路老屋去睡觉,他家以前最破的老房子,睡在里面才安心,所以她和老公饭后,晚上八点钟就独自回老家睡觉,这是真事。他家有好几个佣人,老婆吩咐怎么做明天早饭,安排好了,赶回到开封路一个钢丝床上睡,舒服。等到一早,司机接她回去早饭。写到这地方,书中有人疑问,这是真的假的?开封路老房隔壁,有她老情人也说不定呀,或者怎样……各种不确定的疑问,关系如何,可能是真,也可能有这种听不惯声音的病人……当下社会就有这样无数丰富的可能,是这世界的真实,小说如何表现?和过去我们熟识的写作应该不一样,甚至不能说,一解释就是错,到底怎么回事,只提出这些故事就可。

王家卫导演很喜欢《繁花》半夜三更洗衣服女人这一段,这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平凡也那么复杂,晚上12点拿着大包衣服去洗,当夜本来就准备洗一个晚上?因此跟到小毛家,就洗到早上5点钟,离开萍水相逢的陌生小毛,她是去哪里晾这些衣服?没人知道,小毛也说不知道,他从来不问,说只有知识分子才动这脑筋……也许很合理,底层男女的关系应该更谨慎,做保安的小毛,工资不多,遇到这女人,互相这样不讲话,虽然做了事情,提供了免费洗衣的条件,但不会拉住她聊天,也许包含了一种担心,和女人有了麻烦也就断不了关系了……小毛是穷单身汉,家里有小房,碰到这女人是合适,是谨慎,其中的可能性可以说,小毛没说,对方也要走就走,双方不说话。

当然我这个职业可能对人更感兴趣一点,喜欢问。所以小毛这人物死后,邻居回忆说,以前一个黑衬衫的女人半夜里进来,有小毛的钥匙,开门就进去了等等……城市之所以是城市,就有无限的人际关系可能,这样陈列,不解释,才可以触及到人性无限的复杂和丰富,不是一般意义封闭的“塑造”,是无限延长的人物线头。

《繁花》是这样做的,包括“花园饭店”,菱红认识一个日本高龄老先生,当场就请她陪着逛一下花园,这样连着几个下午,就是在花园里走,这两人是什么关系?后来日本老头告别,说下个月一定在来上海见面,结果是,再也没消息了,应该是老头死了。即使菱红这样讲了经历,小说里的听者都“不响”。最后菱红说,你们一定以为我是妓女,其实我不是,我跟他就这样在花园里走,我到现在还等他,等他来电话,已经等了几年了。

电视剧《繁花》

台湾的林太太和阿宝是什么关系?包括夜东京饭店的许多上海男女为什么吵起来?包括楼上一个阿姨,请小毛帮忙到床上推拿是怎么回事,是情色,是哀伤,不知道。我不做解释,体现城市的真实,也永远是模糊的,毛茸茸的生态,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不确定的样式来写,是我的发现,这样更真,这样的不“塑造”能够真,角度是新的。等于说,取人际关系的灰度,无限变化的灰度,是不是也可说,这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平民的上海生活。

在我们以往的想象中,在我们读到的上海的老故事里,上海闺秀们臆想和想当然的生活比较,《繁花》的方式是否有很大的反差?有这反差才有趣,我故意的反差。

老舍先生教导,人物的丰富性在于滋味,要有专业关键词,“上知绸缎,下知葱蒜”。我看很多来稿里,比如写一个警察,就说他是警察,他是医生,他是什么,看不出来这人是警察,没有行话,没有腔调表现这人真是警察,西方有严密的逻辑喜好,西方纪录片纪实片和我国纪实片的差距也在此,设计细节研究的程度和深度都不一样。

前年参加一个类型小说讨论会,听一些网络高手发言,非常佩服,都是20多岁,每天写两三万字这不说,根据内容,大量研究唐宋朝一些细节,做大量准备,案头,和圈内年轻作家比较,是远不及他们努力的,他们在第一线,不被娇惯,不开玩笑,每天有那么多点击量,至于文学性怎么样。有人说过,专业圈里的垃圾作品量也极其庞大,而且网文只是开始,肯定会有文学的分流,我说的是写作精神在他们更专业,所谓更对得起他们的读者,网文和书一样是产品,他们要让自己的读者喜欢。圈内作家在常识上的问题很明显,举例子讲,发表在最高文学杂志的小说,说到比如家里的卫星接收器,就是那种锅式天线,装在一棵树上,结果被人用石头砸破了,我家有这样的天线,是必须装在固定结构上的,否则信号不稳,这是常识,而且非常坚硬,除非开它一枪,不可能被砸破。但作者可以随便写,其实稍微认真一些就可避免的硬伤。至于吸引读者这句话,好像很掉价,在圈内不会提,文学是一种庙堂,要有诗意高度,其实说白了,我相信每一个作者,都有心中他们的读者群,你写的小说,就是给别人看的,要不写日记就可以,写了小说,显示自己与读者的不配合,反映了一种平等与否的关系。西方小说的朗读传统,是吸引读者的传统,写几页到沙龙里读给朋友听这样延续下来的。我在跋里写到,作者像说书人一样,注意底下的反应,显示丰富内容,才对得起自己的听众和读者。

电视剧《繁花》

《繁花》需要更多面的具体内容,固定上海的缩影,玻璃罩子保持起来的细节与特征,时代和时代的区别,要有这想法,至于做到什么程度,是另一回事。其中一节牵涉到帮会,这次第九版又做了修订,是小毛的拳师,一个打拳工人回忆他自己的师傅,看了帮会的资料,感觉到上海的极端复杂性,不是外界讲的上海,过去是一个小渔村,历史非常短,怎么怎么样。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压缩文件包,完全相反,现在哪个上海人是小渔村子民?没有。上海人基本是外来的,周围是苏、杭、宁波这些千年历史的城市,包括太平天国复杂的历史脉络的联系,中国最优秀的人,几代中外政治家,各地最能折腾的人,都跑到这里来,上海的旧弄堂旧马路像有千年老态,等于我面对大森林,只看见脚下一小块地方。

包天笑讲晚清时代的苏州人,都认为上海是个“坏地方”,好人家都不许子弟去上海,结果民国了。找人做县长、市长,发现最能干的人都跑到上海去了。苏州什么能干的人都没有了,包陪一个上海中学老师到苏州去做县长,笑话一样。

这就等于美国,一般就讲年轻的国家,但是看看美国的历史,就知道它和欧洲联系的纽带、文化纽带,大量的各式各样,最精英的人都跑到美国来,道理一样。

因此《繁花》写到太平天国、帮会的复杂内容,尽量做出一种线索,做一个线头,包括工人情况,地下党,资本家抄家清单,香港小姐被革命,教堂变迁,沪生看见一老师撞车自杀,眼珠子滚在阴沟盖上。这座城市它的水特别深。

上海容易陷入到小资这块,通俗这一块。百乐门是一般通俗方向。刚说到马路的眼珠子,包括香港小姐莫名其妙,家里来两个小孩,要她交出所有的细软,残酷斗争,香港小姐也相当厉害,但最后失败……以及我没写的1967年,曹杨新村铁路,《繁花》地图标出“无名铁路”,连接沪杭线、真如站,一直有人撞车自杀。有次我和朋友在铁路道渣里,发一块一块碎肉,灰尘包裹,开始以为是石头,脚踩就扁了,细看是一块一块肉,铁路两旁小树有时挂衣服碎片,也说有肠子,只要不清理就在那里。铁路在曹杨第四小学围墙背后,我当时15岁,这内容在以往80年代给《芙蓉》的小说里提到,这是上海的黑暗。

泰戈尔1930年代来上海,徐志摩和鲁迅接待,上海记者提问他刚从日本来,对上海怎么看,泰戈尔说,日本是君子国那么干净有礼貌,上海是中国人的地狱,洋人的天堂,这句话不大有人提。

看30年代茅盾的作品,那时代的上海,处理都非常平衡,茅盾、穆时英写了市中心写字间,交际花,同时就写棚户区,写滚地龙工人,小孩在泥浆里打滚,一种公平的方法,表现上海一个平视的方法,不单写靡靡之音,当然靡靡之音写足了也好看,但写不足。这种靡靡之音,《繁花》有,只充当一种反衬。

城市在动荡时代各方面出现破口,裸露出来,然后逐渐复原,是表现上海最生动的时机。在我以前的随笔里,写到当时谣言满天飞,每天都有传单,徐汇区发现了一个白毛女,在资本家大房子的地下室里,灰姑娘故事一样,有个被虐待的三女儿,一直关了多年,头发全白了,如果不革命,这事没人知道;某某家汽车间里停放一口大棺材,表面特别黑亮,里面全被白蚂蚁蛀空了,红卫兵去革命,等于捅一个马蜂窝,棺材很封建很可怕,红卫兵很愤怒,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必须砸烂,但它像豆腐一样,一碰就散架,白蚁全部飞腾出来,大团大团包围这群人,淹没一样,直往鼻子里钻,抱头鼠窜,当时听弄堂居民说的,非常生动,也就记住了这种被暴露的奇怪事。

《繁花》的过程,从文革前后开始,等于人的一生,一直走下坡路,整个写法就是走下坡路,从蓓蒂失踪以后,一步一步都是不如意很坏的事,用这种写法。

过去有句古话叫“篇终皆浑茫”,就是文章在结束的时候,连接到浑沌和茫然,也接近“曲终人不散”意思,“曲终人散”是彻底结束了,实际却可以这么重复下去,对众人讲就是这个样子轮回。上一次讨论会有人说《繁花》的虚无结尾没有什么突破。李敬泽说,也许中国人就是这么想的,花无百日红,人生一辈子就是这样,中国人就这么感觉的,一生一世的观念,和西方不同。

电视剧《繁花》

再说一段题外的话就结束了,我家附近有个老太太,每天看她坐在门口藤椅上,冬天也坐在那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看马路,没有人理她,旁边是一扇门,看进去里面很黑,非常杂乱,冬天黄昏时每人都回家,没一个人看她。看到这个老太太,我觉得就是人生的终结,有这么几个字出来,不是说悲伤的意思,她或许30年代很漂亮,穿旗袍,打扮,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也有可能,但她到最后会是这样子,不是说她子女对她好还是不好,但她逃脱不了这个样子,这样子是正常的。不是说社区工作没做好,年纪大了,必须会是这个样子,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不失尊严的死去已经很好了,这是人正常的一种图画,但在文学作品里面,关于这一块冷色,我们有天然的回避。

是读者总是要求作者给一些温暖,给信心,还是作者的回避。不说真话,等于鲁迅说一个小孩过生日,大家都说他将来升官发财,有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肯定要死的,结果被别人打了一顿。是读者不希望看到人的真实。《繁花》要做成这种方式,是生的痛苦,或者说死的痛苦。海明威写的短篇小说,一个医生给女人接生,女人的丈夫和医生的孩子站在帐篷外面等,整整一个晚上,女人在里面生小孩,女人难产,等到太阳出来,小孩生出来,医生走到门外,丈夫已经自杀了,丈夫受不了整个一个晚上女人的嚎叫,不管是生还是死。小说要写到这种正常和非正常的苦痛。《繁花》的传统的走下坡的审美,是花无百日红,可能也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老套方式,真的方式。引作家无名氏的大实话,他是死在台湾一个空房子里,好几天才发现,他说,我们的时代,是腐烂与死亡。

《繁花》的结尾不是很讨喜的,一种如今少见的结尾,但我不是表现悲哀或者虚无,是更客观的注重人生。


吴越 著
活字文化 策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6


本书是《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关于文学写作领域近十年来的深度访谈、座谈以及非虚构叙事的结集。全书分为五辑,前四部分收录了对当代中国青年作家、文坛泰斗、外国文学大师、非虚构作者的一对一访谈和评论,最后一部分则是作者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尝试。 

作为训练有素的传统新闻媒体人,吴越亦是勤于思考和表述的非虚构写作者。在本书中,作者一方面自觉延续了传统媒体新闻训练的严谨与切实 ,另一方面从个人兴趣出发,尝试最能打动作者和读者的独特讲述。其中描述的人物无论名人或普通人,都有一个隐约的共同点:他们都在时代的进程与个人的成长中着力转变固有身份,在流动、行走中拥抱变化,摆脱标签,蜕变求新。记录下这些故事、这些人,也是试图为时代留下个体角度的声音与线条。

作家班宇说,“书中收录的这些篇章穷尽了近年来非虚构作品的全部形式——人物特写、事件报道、活动速记、对谈问答、小说评论、印象记等,灵活丰富,不妨将其看作是一次非虚构写作样本的集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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