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人物的丰富性在于滋味，要“上知绸缎，下知葱蒜”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由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从对白配乐到光影构图，再到剧中上海元素、上海叙事的分析将《繁花》逐步推向国剧的新高潮。
2012年，《繁花》发表在《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上，在文坛炸响一地惊雷。小说以沪语风格描写上海市民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等奖项。
在“茅奖”的“获奖感言”里，金宇澄先生感谢了评委对《繁花》的肯定，他说：“这部小说的‘多个坐标’视角，曾是茅盾先生表现上海的方式——即使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如果借鉴前辈这个方式，上海仍然会显露出‘原始森林’的面貌，喧哗骚动，毫发毕现，也深不可测。作为个人，难以看清一整座的‘森林’，《繁花》只是我目力所及的局部，上海是写不胜写的，它同样是国人生活最重要的聚集地，同样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断积累和最忠实的表达，需要投入更多的热情和关注，让我懂得，‘城市写作’同样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在某个时刻，这些记忆全部苏醒，是激动人心的，是一部小说的开始。”
本文为节选，原刊《收获》(ID：harvest1957)
网络
《繁花》初稿是在“弄堂网”完成的，一个安静的上海话背景的网站；记者问我，为什么写上海话，那是无意识的，这网上的网友都讲上海话，等于我对邻居用上海话交流，这种语言背景产生了《繁花》。
2011年5月10日中午，我用“独上阁楼”之名，写了小说的开场白，从这天开始，我开始发帖，每天三四百字，五百字，六百字，欲罢不能阶段，一天写过六千字，非常奇怪的经历。
评论家说，《繁花》的创作状态不一样，写一部长篇，都是独自写，我每天帖出刚写的一节，等于连载。民国时代张恨水，早期英国狄更斯小说，都这样连载。
连载的好处是激励，考验作者的叙事逻辑，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很近，西方传统有小说朗读，新作朗读这类方式，前身其实就是作者给朋友读一段刚写的小说稿，请他们提意见。
网文与传统的连载是否一样？我不大清楚，当年狄更斯连载《远大前程》，读者是通过写信劝说作者，希望某个人物别受苦，某人别死得太早等等。有时作者初衷的改变，是因为贴近现实而且是即时的连载，会受这样那样的现实影响。
语言
金宇澄
王家卫和金宇澄
电视剧《繁花》
另是运用大量鸳鸯蝴蝶派的文字，都是死亡的句子，五四运动后这些词语完全被判死刑、被抛弃，30年代小说里有时还用，经过左翼文学，经过1949年之后，不符合意识形态，写这类小说的老先生，据说到1950年代没地方吃饭，没饭碗。他们在20年代报纸上写连载小说，日子过得好，这时候没活干，只是到绍兴戏班子里写写字幕这一类，这一块的传统书面句子，在《繁花》里出现，有一种旧瓶新酒，或新瓶旧酒意识。因为时代西化，小说文字也西化，但是西方的文学有一句话——你一旦缺乏力量，可以到传统中去寻找。
内容和主题
《繁花》的主题和内容，可以用这句话做题记，“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古代文人的标准，等于旧时代笔记体的样子，几个人闲聊，消磨时光。按照博尔赫斯的话——他喜欢《一千零一夜》每天讲的故事，每天讲，大人也喜欢听，小孩也听。大人小孩听了或者会睡觉，目的很简单，给人消遣和感动就够了。长篇小说可以这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是苏俄的影响，这封号其实会引起作家高高在上，一种庙堂的心理。博尔赫斯说，作品不在于醒世，不承担这个责任。表明我们应该允许文学的多样态，包括感动，闲谈，留住时代的声音，面影，表示城市普通男女的时光和生态。
“豆瓣”有个新西兰读书的学生留言说，我不是上海人，不了解上海，看了《繁花》知道了，上海原来是这样的，上海人是这样生活的，是这样讲话的，是这样笑的，哭的——
80后，复旦毕业在美工作的沈诞琦为《文汇报》写一篇评论，认为《繁花》复原了她对上海的记忆，原前她对于父母长辈几代人一直是空白，这部小说让她想到过去很多的家庭往事，想到她的外公生气时老这样讲“我只好不响了，只好不响了”……
北方一位作家朋友说，你写的这些状态，我们北方不大有，北方都是很明亮的样子，男男女女，行还是不行，不行就算了，行就怎么样，上海阴雨连绵，男男女女在干什么啊，但最后他说，仔细想想蛮有意思的，我以后要来上海生活。
其实在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边缘并非是清楚的，一般的写法是把人的边缘写清楚，很立体，这人是红的，那人是绿的，没有模糊部分。
《繁花》有个女子喝多了，拉阿宝去跳舞，在舞池里忽然抱住他说，她现在就想叫阿宝一声“爸爸”，就想这样叫，没别的意思，可不可以？阿宝说，你自己没爸爸？她说，爸爸早就死了，我老公和我一般大，我们吵架了，我心情不好……这样的关系很模糊，或真是她一种痛，并不涉及男女。包括梅瑞和康总，两个人黏黏糊糊，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发生。
生活中这样事很多很多，有一笔提到某个老板，买了好多套房子，可是他老婆一住新房子，晚上就觉得有声音，睡不着，她必须回到闸北开封路老屋去睡觉，他家以前最破的老房子，睡在里面才安心，所以她和老公饭后，晚上八点钟就独自回老家睡觉，这是真事。他家有好几个佣人，老婆吩咐怎么做明天早饭，安排好了，赶回到开封路一个钢丝床上睡，舒服。等到一早，司机接她回去早饭。写到这地方，书中有人疑问，这是真的假的？开封路老房隔壁，有她老情人也说不定呀，或者怎样……各种不确定的疑问，关系如何，可能是真，也可能有这种听不惯声音的病人……当下社会就有这样无数丰富的可能，是这世界的真实，小说如何表现？和过去我们熟识的写作应该不一样，甚至不能说，一解释就是错，到底怎么回事，只提出这些故事就可。
王家卫导演很喜欢《繁花》半夜三更洗衣服女人这一段，这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平凡也那么复杂，晚上12点拿着大包衣服去洗，当夜本来就准备洗一个晚上？因此跟到小毛家，就洗到早上5点钟，离开萍水相逢的陌生小毛，她是去哪里晾这些衣服？没人知道，小毛也说不知道，他从来不问，说只有知识分子才动这脑筋……也许很合理，底层男女的关系应该更谨慎，做保安的小毛，工资不多，遇到这女人，互相这样不讲话，虽然做了事情，提供了免费洗衣的条件，但不会拉住她聊天，也许包含了一种担心，和女人有了麻烦也就断不了关系了……小毛是穷单身汉，家里有小房，碰到这女人是合适，是谨慎，其中的可能性可以说，小毛没说，对方也要走就走，双方不说话。
当然我这个职业可能对人更感兴趣一点，喜欢问。所以小毛这人物死后，邻居回忆说，以前一个黑衬衫的女人半夜里进来，有小毛的钥匙，开门就进去了等等……城市之所以是城市，就有无限的人际关系可能，这样陈列，不解释，才可以触及到人性无限的复杂和丰富，不是一般意义封闭的“塑造”，是无限延长的人物线头。
《繁花》是这样做的，包括“花园饭店”，菱红认识一个日本高龄老先生，当场就请她陪着逛一下花园，这样连着几个下午，就是在花园里走，这两人是什么关系？后来日本老头告别，说下个月一定在来上海见面，结果是，再也没消息了，应该是老头死了。即使菱红这样讲了经历，小说里的听者都“不响”。最后菱红说，你们一定以为我是妓女，其实我不是，我跟他就这样在花园里走，我到现在还等他，等他来电话，已经等了几年了。
台湾的林太太和阿宝是什么关系？包括夜东京饭店的许多上海男女为什么吵起来？包括楼上一个阿姨，请小毛帮忙到床上推拿是怎么回事，是情色，是哀伤，不知道。我不做解释，体现城市的真实，也永远是模糊的，毛茸茸的生态，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不确定的样式来写，是我的发现，这样更真，这样的不“塑造”能够真，角度是新的。等于说，取人际关系的灰度，无限变化的灰度，是不是也可说，这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平民的上海生活。
在我们以往的想象中，在我们读到的上海的老故事里，上海闺秀们臆想和想当然的生活比较，《繁花》的方式是否有很大的反差？有这反差才有趣，我故意的反差。
老舍先生教导，人物的丰富性在于滋味，要有专业关键词，“上知绸缎，下知葱蒜”。我看很多来稿里，比如写一个警察，就说他是警察，他是医生，他是什么，看不出来这人是警察，没有行话，没有腔调表现这人真是警察，西方有严密的逻辑喜好，西方纪录片纪实片和我国纪实片的差距也在此，设计细节研究的程度和深度都不一样。
前年参加一个类型小说讨论会，听一些网络高手发言，非常佩服，都是20多岁，每天写两三万字这不说，根据内容，大量研究唐宋朝一些细节，做大量准备，案头，和圈内年轻作家比较，是远不及他们努力的，他们在第一线，不被娇惯，不开玩笑，每天有那么多点击量，至于文学性怎么样。有人说过，专业圈里的垃圾作品量也极其庞大，而且网文只是开始，肯定会有文学的分流，我说的是写作精神在他们更专业，所谓更对得起他们的读者，网文和书一样是产品，他们要让自己的读者喜欢。圈内作家在常识上的问题很明显，举例子讲，发表在最高文学杂志的小说，说到比如家里的卫星接收器，就是那种锅式天线，装在一棵树上，结果被人用石头砸破了，我家有这样的天线，是必须装在固定结构上的，否则信号不稳，这是常识，而且非常坚硬，除非开它一枪，不可能被砸破。但作者可以随便写，其实稍微认真一些就可避免的硬伤。至于吸引读者这句话，好像很掉价，在圈内不会提，文学是一种庙堂，要有诗意高度，其实说白了，我相信每一个作者，都有心中他们的读者群，你写的小说，就是给别人看的，要不写日记就可以，写了小说，显示自己与读者的不配合，反映了一种平等与否的关系。西方小说的朗读传统，是吸引读者的传统，写几页到沙龙里读给朋友听这样延续下来的。我在跋里写到，作者像说书人一样，注意底下的反应，显示丰富内容，才对得起自己的听众和读者。
《繁花》需要更多面的具体内容，固定上海的缩影，玻璃罩子保持起来的细节与特征，时代和时代的区别，要有这想法，至于做到什么程度，是另一回事。其中一节牵涉到帮会，这次第九版又做了修订，是小毛的拳师，一个打拳工人回忆他自己的师傅，看了帮会的资料，感觉到上海的极端复杂性，不是外界讲的上海，过去是一个小渔村，历史非常短，怎么怎么样。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压缩文件包，完全相反，现在哪个上海人是小渔村子民？没有。上海人基本是外来的，周围是苏、杭、宁波这些千年历史的城市，包括太平天国复杂的历史脉络的联系，中国最优秀的人，几代中外政治家，各地最能折腾的人，都跑到这里来，上海的旧弄堂旧马路像有千年老态，等于我面对大森林，只看见脚下一小块地方。
包天笑讲晚清时代的苏州人，都认为上海是个“坏地方”，好人家都不许子弟去上海，结果民国了。找人做县长、市长，发现最能干的人都跑到上海去了。苏州什么能干的人都没有了，包陪一个上海中学老师到苏州去做县长，笑话一样。
这就等于美国，一般就讲年轻的国家，但是看看美国的历史，就知道它和欧洲联系的纽带、文化纽带，大量的各式各样，最精英的人都跑到美国来，道理一样。
因此《繁花》写到太平天国、帮会的复杂内容，尽量做出一种线索，做一个线头，包括工人情况，地下党，资本家抄家清单，香港小姐被革命，教堂变迁，沪生看见一老师撞车自杀，眼珠子滚在阴沟盖上。这座城市它的水特别深。
上海容易陷入到小资这块，通俗这一块。百乐门是一般通俗方向。刚说到马路的眼珠子，包括香港小姐莫名其妙，家里来两个小孩，要她交出所有的细软，残酷斗争，香港小姐也相当厉害，但最后失败……以及我没写的1967年，曹杨新村铁路，《繁花》地图标出“无名铁路”，连接沪杭线、真如站，一直有人撞车自杀。有次我和朋友在铁路道渣里，发一块一块碎肉，灰尘包裹，开始以为是石头，脚踩就扁了，细看是一块一块肉，铁路两旁小树有时挂衣服碎片，也说有肠子，只要不清理就在那里。铁路在曹杨第四小学围墙背后，我当时15岁，这内容在以往80年代给《芙蓉》的小说里提到，这是上海的黑暗。
泰戈尔1930年代来上海，徐志摩和鲁迅接待，上海记者提问他刚从日本来，对上海怎么看，泰戈尔说，日本是君子国那么干净有礼貌，上海是中国人的地狱，洋人的天堂，这句话不大有人提。
看30年代茅盾的作品，那时代的上海，处理都非常平衡，茅盾、穆时英写了市中心写字间，交际花，同时就写棚户区，写滚地龙工人，小孩在泥浆里打滚，一种公平的方法，表现上海一个平视的方法，不单写靡靡之音，当然靡靡之音写足了也好看，但写不足。这种靡靡之音，《繁花》有，只充当一种反衬。
城市在动荡时代各方面出现破口，裸露出来，然后逐渐复原，是表现上海最生动的时机。在我以前的随笔里，写到当时谣言满天飞，每天都有传单，徐汇区发现了一个白毛女，在资本家大房子的地下室里，灰姑娘故事一样，有个被虐待的三女儿，一直关了多年，头发全白了，如果不革命，这事没人知道；某某家汽车间里停放一口大棺材，表面特别黑亮，里面全被白蚂蚁蛀空了，红卫兵去革命，等于捅一个马蜂窝，棺材很封建很可怕，红卫兵很愤怒，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必须砸烂，但它像豆腐一样，一碰就散架，白蚁全部飞腾出来，大团大团包围这群人，淹没一样，直往鼻子里钻，抱头鼠窜，当时听弄堂居民说的，非常生动，也就记住了这种被暴露的奇怪事。
《繁花》的过程，从文革前后开始，等于人的一生，一直走下坡路，整个写法就是走下坡路，从蓓蒂失踪以后，一步一步都是不如意很坏的事，用这种写法。
过去有句古话叫“篇终皆浑茫”，就是文章在结束的时候，连接到浑沌和茫然，也接近“曲终人不散”意思，“曲终人散”是彻底结束了，实际却可以这么重复下去，对众人讲就是这个样子轮回。上一次讨论会有人说《繁花》的虚无结尾没有什么突破。李敬泽说，也许中国人就是这么想的，花无百日红，人生一辈子就是这样，中国人就这么感觉的，一生一世的观念，和西方不同。
再说一段题外的话就结束了，我家附近有个老太太，每天看她坐在门口藤椅上，冬天也坐在那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看马路，没有人理她，旁边是一扇门，看进去里面很黑，非常杂乱，冬天黄昏时每人都回家，没一个人看她。看到这个老太太，我觉得就是人生的终结，有这么几个字出来，不是说悲伤的意思，她或许30年代很漂亮，穿旗袍，打扮，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也有可能，但她到最后会是这样子，不是说她子女对她好还是不好，但她逃脱不了这个样子，这样子是正常的。不是说社区工作没做好，年纪大了，必须会是这个样子，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不失尊严的死去已经很好了，这是人正常的一种图画，但在文学作品里面，关于这一块冷色，我们有天然的回避。
是读者总是要求作者给一些温暖，给信心，还是作者的回避。不说真话，等于鲁迅说一个小孩过生日，大家都说他将来升官发财，有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肯定要死的，结果被别人打了一顿。是读者不希望看到人的真实。《繁花》要做成这种方式，是生的痛苦，或者说死的痛苦。海明威写的短篇小说，一个医生给女人接生，女人的丈夫和医生的孩子站在帐篷外面等，整整一个晚上，女人在里面生小孩，女人难产，等到太阳出来，小孩生出来，医生走到门外，丈夫已经自杀了，丈夫受不了整个一个晚上女人的嚎叫，不管是生还是死。小说要写到这种正常和非正常的苦痛。《繁花》的传统的走下坡的审美，是花无百日红，可能也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老套方式，真的方式。引作家无名氏的大实话，他是死在台湾一个空房子里，好几天才发现，他说，我们的时代，是腐烂与死亡。
《繁花》的结尾不是很讨喜的，一种如今少见的结尾，但我不是表现悲哀或者虚无，是更客观的注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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