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2024：企业家去哪儿了？

1984年，在文学思想史上，是被乔治·奥威尔定义的年份；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被企业家定义的年份。

1984年11月9日，国务院特批了第一家私营企业。受胡耀邦“光彩讲话”激励，姜维将公司名称定为“光彩”。这标着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营公司成立。

这一年，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企业家，如柳传志与联想、张瑞敏与海尔、王石与万科、南存辉与德力西……1984年，因此被称为中国企业元年或企业家元年。

如今，40年过去了，企业进入“不惑之年”，一些企业家已过“古稀之年”，他们还好吗？

本文从企业家元年出发，阐述企业家的成长历史以及他们所遇到的现实问题。

一、企业家元年

二、匿名万言书

三、消失的他们

【正文65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企业家元年

1980年，30岁的姜维转业分配到大连文化局，正好撞上了大批知青返城，上岗特别难，在家待了8个月。姜维感觉自己快变成被瞧不起的社会闲散人员，于是决定找点事做。姜维曾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学过摄影，打算用这门手艺“干个体”，但遭到父母的极力反对。

好在妹妹支持姜维，妹妹把自己做临时工赚来的400块钱包在一条花手绢里给了他。姜维就用这400块钱买了一台“海鸥”120相机、一台洗印机、一台放大机，然后在大连动物园门口摆了个摊，起名“照照看”，给游客拍照。姜维第一天就赚了3块钱，按此推算一个月能赚90块，差不多是转业战友月工资的两倍，这让他激动得睡不着。姜维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发大财”的感觉。那是第二年5月1日，动物园游人如织，他一天就赚了500块！

但好景不长，当时个体户还是被管制、被人瞧不起，他不得不经常和执法队“躲猫猫”。1983年初，营业执照被没收了，个体户干不成了。

1983年8月30日，电视上突然播放胡耀邦接见集体企业与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民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很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什么不光彩？好逸恶劳不光彩，投机倒把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请同志们传个话回去，说中央的同志讲了，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

这就是著名的“光彩讲话”。姜维说，听完胡耀邦的讲话，我们这些个体户放声大哭，一下子感觉个体户也有尊严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受到了“光彩讲话”的鼓舞，姜维在大连中山路租了一个1平方米的小门店，接着干照相馆，开业时间是1984年1月1日。这一年，一些个体户被请到中南海讨论问题，姜维的胆子更大了，他向政府申请创办私营公司。

11月9日，外经贸部领导告诉姜维，你要办的私营公司获得了国务院特批，问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他接过批文激动地说：“公司就叫光彩，因为那是耀邦同志起的。”光彩公司也就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营公司（工商企私合字001号）。实际上，“中南海大讨论”的结果并不理想，但是胡耀邦提出“让他先试办一下嘛”。

1984年，口子一开，全国骚动，江河入海。

以下是一些广为流传的商业故事：

在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任职的柳传志，来到张祖祥家中邀其一起创办企业，同时，所长曾茂朝也支持柳传志创业。计算机所提供了20万元人民币贷款，柳传志和张祖祥带着所里11名科研人员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后来更名为联想。

这一年，个人计算机开始爆发。年初，苹果公司在超级碗比赛电视转播中投放了一个广告片，就叫《1984》。这个广告片富有预见性，一个女孩用一个大锤砸烂了大屏幕，暗喻对IBM的挑战和替代。广告片结尾显示：两天后苹果将发布“Macintosh”个人电脑，同时宣告：“Macintosh将使人们明白，1984年为何不会是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1984”。

受到乔布斯杰作的刺激，年仅19岁的大学生迈克尔·戴尔，用1000美元资金创办了戴尔电脑公司——与联想同年创立，并成为后者的主要竞争对手。

35岁的张瑞敏出任青岛日用电器厂的厂长，这是一家距离倒闭不远的集体工厂，亏损达147万，年收入只有348万。后来，张瑞敏把这家企业经营成了今天的海尔。

王石，用倒卖玉米赚来的300万（不可思议）成立了一家公司，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家公司最初什么都做，后来发展成为了大型房地产商万科。

同年，还有南存辉用5万创立了一个开关厂（德力西前身），李东生华工毕业后在一个农机仓库里开始做工厂（TCL前身），鲁冠球用苗木作抵押贷款2块承包了一个工厂（万向前身）。

另外，1984年，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工商银行成立。11月，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了第一支股票“飞乐音响”。那时还没有证券交易所，飞乐的副总经理在工厂门口收发室像卖电影票一样卖股票，不到六个小时卖了32.5万。两年后，邓小平把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送给了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

以上商业故事在“激荡三十年”中被文学化，其中不乏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984年不愧是中国企业家元年——对照美国企业家元年1886年，柳传志、王石、张瑞敏、南存辉等投身商海，这批企业家被称为“84派”。

如今，40年过去了，联想、海尔、万科、科龙已进入“不惑”之年，一些企业家已离去，还有一些消失了。

匿名万言书

实际上，1984年春年花开，并非必然。在此之前，私营经济一度陷入被消灭的险境。

1982年初，两份紧急文件下发，要求地方打击经济犯罪，严惩投机倒把。温州抓了11人，其中8个人来自电器厂，被称为“八大王”。一夜之间，温州投资信心坍塌，工厂主四散逃，全国风声鹤唳。

怎么拯救民间信心？

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很清楚，如果“八大王”事件不搞清楚，温州的经济很难恢复。1983年春节过后，他牵头地方法院重新调查审理，结果被抓被判的“大王们”陆续被改判、被平反，均无罪释放。

王者归来，信心归来。南存辉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八大王”被平反后，我才敢办厂。

1984年，“傻子瓜子”事件争议很大，有人举报年广久是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其实在1980年-1981年就讨论过这事，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生育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一个算例说服了领导，称个体业主只要雇佣人数不超过7人，就不是剥削。接着，《广开门路、搞活经济，阶级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出台，允许个体户雇佣不超过7个人，其中2个帮手、5个徒弟。这让不超过七个人的雇佣合法化。但是，到1984年，年广久的工厂雇佣人数已经超过100人，这算不算剥削？

邓小平留了一个口子：“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一年1月份，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视察，紧张的氛围变得稍许宽松，还有些躁动不安。5月份，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4个大中港口城市开放。10月份，在国庆游行中，北大学生喊出“小平您好”。国庆后，国务院颁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加快改革，增强企业活力。

在改革历史上，1984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莫干山会议。当时，华生、贾康、朱嘉明、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对改革涉及的重大议题进行激烈辩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价格改革。莫干山会议一定程度上代表着80年代中期的学术氛围和社会思潮。

1985年，全国乡镇企业和个体户就已经达到了1222万家。

不过，私营企业此后的发展还是遭遇了不少波折。实际上，最近70年多，私营经济的生存、灭亡、兴起与挫折，总是跟宏大叙事高度关联。

1987年，价格改革遭遇阻力，通胀高企，加上倒爷横行，腐败蔓延，不满声音增加，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乘机活动。

第二年，宪法修订，加入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相当于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尽管只是一个“补充”。

但是，1989年，风向迅速左转。12月，一位宣传部门高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篇文章对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全面批判，指责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消灭计划经济”，文章影响非常大。

这一年，经济形势快速恶化，大量私营企业和个体户闻风而散。6月末，个体户相比1988年底下降了200多万户，从业人员下降了300多万人。

从1989年到1992年，经济陷入低谷，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遭遇经济困局。怎么破局？一是邓小平第二次南方视察，冲破内部的阻力；二是江泽民访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承诺继续对外开放。

1992年10月，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此后，发展似乎顺风顺水，美资大举投资中国，私营企业快速发展。

但是，快速发展的经济给了我们一个错觉：私营经济的反对势力消失了。

1995年春天，一份匿名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散发开来。他们失去了官媒阵地，转向民间传播印刷文本。这次，他们拿私营经济开刀：发展私营经济是不是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

“国家安全”成了他们扣在私营企业头上的新帽子。文章说，“私营经济比重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加深”，“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文章还说，私营经济大量扩张催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他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的民族资本家。

同年秋天，第二份匿名万言书《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流传开来。文章结合苏东剧变，指出我国有可能发生和平演变，同样把矛头指向私营企业和所为的“新的资产阶级”——“是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中坚力量，是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

而第三份匿名万言书《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则是批评当时政府正在推动的“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文章认为，应该确保公有制的绝对地位，要保住几十万大小国有企业，不能让国企的工人阶级变成被资本家剥削的劳动者。

第四份匿名万言书是在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散发开来的，文章列出黑名单，指名道姓地指控一些媒介和学者“主张培育一个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有关部门加以惩处。

九十年代是一个开放、宽松和充满期待的时代。大街小巷港台风流行，日本动画片、美国商业大片频播，农村客厅里的墙画和日历换成了比基尼美女。跨世纪，人人都知道要学好英语、计算机和开车。

千禧年后，中国加入WTO，经济起飞，财富增长，互联网奔腾，反对私营经济的声音被淹没，连环球时报都发自由言论微博。

但是，这是错觉，是经济腾飞带来的错觉。他们没有消失，而且还会卷土重来。

消失的他们

如今，中国私营经济的体量已经非常惊人，单独核算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私营企业（包括国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创汇占比超过100%，私营企业是创汇、顺差创造部门，国有企业是花汇、逆差创造部门。

根据经济学的逻辑，私营部门的贡献还是被低估。比如税收，国企是纳税大户，但国企的本质就是税收部门。居于行政垄断地位的国企，每一份营收相当于国民的税收，国企纳税其实也是私人部门纳税。历史经验表明，私营经济兴起，国企纳税增加；私营经济衰退，国企纳税减少；私营经济消失，国企负债累累。

但是，最近五年，私营经济在多个方面跑输国企。与此同时，在主流媒体上、互联网上、各种论坛上、重要会议上，私营企业家罕见发声、且惜字如金。

现在的私人经济部门像一只肥胖的雌性海象，长着跟身体不相称的四肢。进化论认为，每一种生物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进化，使自己身体的防御和猎取能力更加出色。像海参的内脏就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当遇到危险时，它会迅速地卷起身子，吐出自己的内脏，以此来迷惑敌人，然后乘机逃跑。从进化论角度来看，私人经济部门还不如雌性海象，雌性海象尽管没有进化出犬齿，至少还保留了强壮的腰部，能够支撑自己的身体。

根据奥尔森的理论，政府是经济体最大的共容利益者，也希望经济发展、私人经济部门增长。2023年，政府一共发了106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是效果不及预期。问题出在哪里？

我之前说过，政府很关注微观，企业很关注宏观，形成了政策需求与供给的错配。私营企业家的需求是中美关系、宏观增长、改革开放、政策稳定和法律对产权的保护。搞改革提信心，稳中美稳预期，政府只要满足这些政策需求，私营经济复苏定然没问题。网络上有不少办法，比如谁跳“科目三”，让谁重回论坛讲话，等等。

从根本上来说，两个关键问题待解决：一是根本性的法律上，如何保护私人部门的产权、经营权和自由，确立其根本的合法性；二是根本性的理论上，怎么建立融合三种意识形态，促使政府、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和民间个体形成更大的共容利益。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般是改革派官员先行，企业家跟进，一起突破牢笼，然后政策出台，产业形成，最后才是法律修订，确立其合法性。过去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是这一操作模式的典型，当年宪法还未修订，深圳就率先拍卖城市土地。城市规划大师朱荣远先生说的好，深圳是一群特殊的人来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简称为“特务”城市。

1984年第一家私营企业也是当时国务院领导特批的。1988年宪法修订，才把私营经济写入宪法，这距离改革开放已经11年。2004年宪法修订，将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其中一个巨大的争论是要不要在“侵犯”前面加一个定语：“神圣不可”。我们知道，宪法第十二条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最后的结果是，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这一操作模式的特点就是法律修订的滞后性，但似乎也没有太大问题。只要不主动改变改革开放的预期，一年四季保持东南风，地方官员和企业家就敢为人先，完成一个又一个“特殊任务”。后来，2005年支持非公经济36条、2010年新36条出台，尽管根本性法律上没有进一步的跟进，地方官员和企业家还是大胆往前冲。但是，如果最后一个环节突然停止脚步，东南风也停止了，冲在前面的人、企业、产业都可能陷入非法的险境。

过去四十年，整个私人部门是一台单脚行走的经济机器，除了财富上大幅度增加外，其它方面的增长未能与之匹配——如此，又如何能够保护自己的财产与自由呢？反过来，如果预期发生了变化，私营部门的风险偏好减弱，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很自然也会回归到根本性的法律上来寻求保护。

第二个关键就是理论。

1978年之后，深圳特区要引进外资，有人批评中国出现了剥削阶级——资本家。当年经济学家熊彼特也遇到这种麻烦，他重新定义了资本家，把具有创新精神的资本家定义为企业家。当时，改革派官员重新定义了企业家——具有社会道德的企业家。

80年代初，由于农村先改革，农民率先创办企业，但当时不能叫私营企业，叫乡镇集体企业。其实，当时广东、江浙很多乡镇企业是戴着集体帽子的私营企业。1984年私营企业出现后，一直到政府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法律、媒体和民间都将私人企业称为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对应，1998年的宪法也称私营经济。但是，如今我们不再说私人企业或私营企业，而是说民营企业。

这其实是意识形态博弈的结果。国家部委文件首次出现“民营”词语是在1993年国家体改委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上。这一年，政府推动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革，一些集体企业变成私营企业，但是在具体称呼上逐渐变成民营企业。

与私营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区别是：一不包括外资企业；二淡化产权色彩，弱化意识形态。

称呼的改变，其实是一种遗憾。如今有些人谈私色变，对民营企业家扣帽子打棍子。我的基本态度是，有问题解决问题，不能上纲上线。哪个企业家或官员或工人或农民或教授或……违法，依法行事即可，不能抽象化，把整个群体打死。

我们无需赞美企业家，但不能消灭企业家——其本质上是，不能消灭任何一个人，及其个人权利与自由。

中国现在有三股意识形态激烈交锋，分别是支撑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以及另一股意识形态。如何融合这三股意识形态是国家转型到今天面临的一个巨大的现实难题。

从1984年到2024年，企业已迈入“不惑之年”，但企业家难言“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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