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抉择，从来不是抽象的

2024-01-11 04:01

作者 | 亚当·桑德尔

来源 | 领教工坊

有时候，我们的自由似乎就是一种选择，站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决定走这条路还是走另一条路，似乎会让我们落入截然不同的生存可能。在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承诺的事情非此即彼、互相冲突，让我们左右为难，但除了自己的意志，我们再无其他可以动用的资源，无论走向哪一条路，都只能大踏步向前，再也无法回头，在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就是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自我。这种自由观的倡导者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在战争期间，他的一个学生来向他求助，因为学生遇到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要么去英国加入“自由法国”军队，要么留在法国照顾他生病的母亲。这位学生的哥哥在1940年抵抗德国大进攻时阵亡，他非常渴望替哥哥报仇雪恨，所以想去英国。同时，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留在母亲身边，尤其是母亲在失去长子后悲痛欲绝，而她的丈夫却支持与德国合作，这让她非常失望，夫妻俩经常为此爆发争吵。这位学生认为，要是他也离开母亲，在战场上阵亡，那他的死将使母亲陷入绝望。

萨特认为，让这位学生左右为难的困境，实际上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行动：一种（是）具体的、直接的，但只为一个人着想；另一种的目标要远大得多，涉及一个庞大的集体，涉及全国人民”。萨特强调，这种困境也是“两种道德”之间的困境：一方面是“同情，是对个人的忠诚”，另一方面是“一种更广泛的道德，但是其效能更令人怀疑”。’

萨特由此得出结论：不得不面对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两难状况，这恰好证明了为自己选择的必要性。他问道，除了我们自己的个人意志，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萨特指出，所有这些标准都是不确定的，对非此即彼的两个选择都有支持性。萨特认为，我们只剩下一个选项：不要犹豫，做出选择，用自己的选择来创造未来的人生道路。他建议学生，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必须坚定决心，坚持到底，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

毫无疑问，萨特的论述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至少他对“外部”决定来源的批判和他对自己做决定的呼吁是令人信服的。但与此同时，他提出的自由概念也有一些无法令人满意的地方。根据他的观点，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没有任何指引和方向。萨特毫不犹豫地给这种自由贴上了“荒谬”的标签，甚至称这种自由是“令人作呕”的。

根据他的论述，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依靠自我之外的某些客观道德标准（人类的本性、康德的伦理学说），将其作为选择的指引，要么只依靠纯粹的主观意志。萨特选择了后者。但是，在做出选择时，他并没有质疑主体和客体的区分。萨特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生活中，人通过与事物打交道，与他人合作，形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而这些行为准则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

仔细看看摆在这位学生面前的选择难题，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选择彼此之间存在一种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削弱了选择的存在主义意义，但是萨特没有看到这种关系。单从萨特讲述的故事来看，学生参加“自由法国”军队的想法也不能与他对母亲的孝心完全分开。根据萨特提供的故事细节，我们知道学生的母亲自己也希望投身于法国的自由运动，她在家里感到痛苦，主要是因为她的丈夫支持与敌国合作。我们还知道，她的长子在抵抗德国人的进攻时遇害，她的悲痛也与长子的死亡有关。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说学生加入“自由法国”军队的决定既是对国家的忠诚，也是对母亲的孝心。如果学生加入法国抵抗运动，他就可以履行一个同时被母亲认同的使命，而且母亲的长子，也就是他的哥哥，还为这个使命付出了生命。前往英国之后，虽然学生无法直接陪伴在母亲身边，但他会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她：继承她长子的革命事业，投入到联结母子三人的使命之中。

当然，这个决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他选择为法国而战，他就会面临在战场上阵亡的风险，他的母亲可能因此陷入更深的绝望。同时，她只能独自面对支持与德国合作的丈夫。考虑到这些原因，他也可能决定留下来。在他面前，有两种非常不同的选项，无论他选择哪一种，都是在行使意志。要正确认识这种情况，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哪一种选择要付哪些代价，而是两种选项是否只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选择了一种，就只能放弃另一种。就好比这个学生，他既不会为了国家而抛弃自己的母亲，也不会为了留在母亲身边而放弃对国家的忠诚。

我们很容易想象他支持母亲的方式——提醒她为国家而战是多么重要，她的长子已经为此献出了生命，而且质疑她丈夫的政治观点——这一切都与对法国的忠诚有关。而且，就算决定留下来和母亲待在一起，他仍然可以尽其所能，在后方支持法国的抵抗运动。

如果我们注意到实际生活中各种可能性之间的联系，我们就会明白，萨特错误地把学生的选择理解为“两种非常不同的行动”和“两种道德”。萨特说两种选择非常不同，他这样做其实是居高临下地对学生的困境进行抽象化界定，仿佛生活中的不同行动路径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并排摆在一起仔细审视，而且事先就能确定彼此之间势不两立。

萨特是反对先验决定论的，但是他对选择的理解实际上也是一种先验决定论。他认为，我们可以从一种超然的视角来看待生活，事先就可以明确知道两个选择无法调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人生是一次我们全力投人、坚守承诺的旅途，那么生活中每一种选择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另一种选择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两种选择的意义可能是一样的。但这并不是说，两种选择是相同的，学生根本没有面临选择难题，而是说，我们不能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的自由简单地理解为他可能做出的任何选择。学生之所以面临如此选择难题，正是因为他的人生具有统一性。也就是说，他爱自己的母亲，也爱自己的国家，这两种爱相互交缠、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感到左右为难。学生真正的自由就是身体力行，将一个开放的人生故事进行到底，这将引导他做出选择。

他的人生必然会遇到两难境地，这是由他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他还可以选择其他无数种道路——比如加入轴心国，或者抵不住诱惑，既不加入抵抗运动，也不留在母亲身边，或者干脆什么都不选，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一样逃避现实。当然，这些道路完全不符合他迄今为止的人生轨迹，所以根本就不会被他列入考虑范围。他的选择之所以有意义，根本原因在于在选择之前，他的自我与世界已经建立了统一性。

换言之，在决定走上一条道路时，他并没有放弃另一条道路，而是想办法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它。从这个角度来看，选择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意志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重要。这并不是说学生没有面临着分岔路口，如果他选择不同的方向，他将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或者重新创造自身。我们只是说，无论他选择走哪一条道路，最终都会殊途同归，回到同样的生活方式。

◎让 - 保罗·萨特

他到目前为止的人生旅途已经塑造了他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这些关系形成一张网，决定了他在人生旅途中的行动路线，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可以说是这条行动路线的下一步。

具体而言，前往英国和留在母亲身边这两个承诺相互关联，彼此赋予意义，无论他选择哪一个，他都在兑现这两个承诺，而且兑现承诺的旅途是无限的，他的选择只是往前迈出了一步。

归根结底，自由不是一种可以在某些时刻行使意志的能力，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已经进行的生活里实践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一直沉浸在这种生活方式里。可以说，自由的反面不是被外部力量左右，而是各种形式的自我奴役，其中一种便是以区分主客体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在我们绝望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与事物的和谐关系被打破的时候，我们构建了一个由主体和客体组成的世界，我们相信自己对世界的解释，仿佛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完全无须证明。因此，自由的反面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形式：无限的误解和误入歧途的能力——自由反过来作祟。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表现得好像我们做出的选择是如此重要，仿佛走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就会走向截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把人生看作分岔路口的观点其实是一种抽象化的目标导向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人生中的一切都只是互不相关的成就或者选择，而不是在旅途中有待发展的可能性，需要与他人一起合作挖掘。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自身导向型活动，我们就可以纠正这种观点。重要的不是我们选择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贯彻我们的选择。

矛盾的是，最重要的选择却是我们心中已有定论的选择。我们知道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但因为受到某些诱惑的干扰，我们很难做出取舍。我也会遇到常见的选择困境，比如早上闹钟铃响之后，我是马上起床去跑步，还是按掉闹钟，躺在床上再睡一会儿。但是，这种选择的所谓自由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因为我已经默认跑步对我来说是正确的选择。面对再睡一会儿的诱惑，选择起床是行使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也能使人产生力量。但是，起床的选择，只有在我已经开跑时，才有意义。这种行使自由的特殊方式体现了自我与世界的统一，我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重力、太阳、风和地面的影响，但与选择或者意志毫无关系。在选择的时候，无论我们说自己有什么形式的自由，这种自由都取决于一种更深层的自由，即回应和解释的自由。

即便在我们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认为自己的坚定决心只是意志的产物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对此，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给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

我们对一个囚犯严刑伺候，让他招供。我们想逼他说出名字和地址，但是他拒绝开口。他拒不招供的决定并不是孤立地、毫无根据地做出来的；他仍然觉得他和他的同志在一起，仍然投身于他们的共同斗争……或者这种严刑逼供的考验，他已经在脑海里经受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押在上述这种考验上；最后，他可能希望通过战胜这个考验来证明他一直以来关于自由的想法和说法。拒不招供的动机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自由，但它们至少表明，自由在存在中并非无依无靠。总之，顶住严刑拷打的不是赤裸裸的意识，而是囚犯自身，他之所以顶得住严刑拷打，是因为他与他的同志在一起，与他所爱的人在一起，与凝望着他的人在一起。

因此，我们总是与他人在一起，我们的自由既来自他们，也来自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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