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不是线下产业链、供应链在线上的完美镜像，而是线上对线下的优化、重塑、改造和颠覆。
中国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基于数字技术、大数据和互联网的线上经济活动已与线下经济活动并驾齐驱，这对线上、线下及整体营商环境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不仅技术在变化，企业商业模式是全新的，市场运作方式也不同且界线模糊。数字经济不是把线下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简单地搬到线上，而是借助于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重新塑造它们原有的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流程重组。特别是，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赋能经济活动的每个流程和环节，从而创造新的价值链关系。因此，数字经济不是线下产业链、供应链在线上的完美镜像，而是线上对线下的优化、重塑、改造和颠覆，将改变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改变营商环境。实际上，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发展和制度体系建设，在线下监管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法律法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随着数字经济在各个领域广泛渗透和延伸，监管亟须向线上拓展、延伸和创新。但传统线下监管方式并不完全适用于线上，所以并不意味着简单把传统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方法照搬到线上。因此，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营商环境建设也需要从线下转到线上。这对商事制度改革、行政审批改革、“放管服”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优化营商环境应跳出“开办企业成本、程序和时间”等一般框架，从传统经济延伸到数字经济，从线下市场全面覆盖到线上线下整体市场。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线上经济活动不断增多，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和增强，线上营商环境也随之形成。
优化线上营商环境与优化线下营商环境同等重要。由于线上与线下具有一定差异，以往以后者为重心的监管模式，不能简单适用于前者，故需要加强对线上市场重构营商环境的具体表现进行专门探究，具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线上市场形成新的营商生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线上经济活动不断增多，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和增强，线上营商环境也随之形成。优化线上营商环境与优化线下营商环境同等重要。这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平台权力。数字平台获取部分市场准入权，从而改变了企业与市场关系，并带来了平台自治和政府监管的权衡界线问题。二是平台反垄断。优化线上营商环境的核心是处理平台规则制定权，让各方参与者可以公平竞争。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是应对垄断和反竞争行为。这不仅是反垄断本身的问题，也涉及高强度的反垄断与常态化的营商环境建设的权衡问题。三是线上经济活动的税负公平性。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却也是数字经济税收小国，除跨境电商外，规模庞大的电商平台、在线广告、社交游戏平台等尚未有专门的税收政策。当前，数字经济的税务营商环境处于快速调整期，税负有一定的上升迹象。第二，线上市场改变线上线下竞争格局。线上经济活动在形成独特的线上市场的同时，也冲击了线下企业的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线上市场正不断改写市场竞争格局，如电商与商场、数字支付与银行、网约车与出租车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出现线下市场份额降低、利润率摊薄、实体店倒闭等现象。可以说，线上线下企业的竞争，已超过线下企业间的竞争，成为各行业竞争的主要内容。这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跨业经营与合规公平性。不同于线下企业，数字平台一旦在某个方面建立起垄断地位，就会迅速扩展到其他领域，其涉及的范围和行业将非常广泛。数字企业利用平台的技术和数据优势，发挥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从事原本属于其他行业的线下业务，这本身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值得肯定。但现实中，数字企业跨业经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较低的合规性要求，这对线下企业是不公平的，扭曲了线下市场的营商环境。二是产权界定模糊与保护缺失。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各行各业的主导平台格局基本确定，电商、即时通讯、短视频、在线办公、网上外卖、网约车等逐渐覆盖了全部潜在用户群体，且不同平台的用户也是高度同质的，活跃用户数量大都在5亿—10亿之间。此时，平台竞争的重点已不再是争夺流量，而是提高数字内容质量。但实际上，线上市场很多商品和服务都是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复制于线下市场，侵犯了一些线下企业的知识产权，损害了线下企业创新发展的营商环境。三是线上声誉替代与线下冲击。声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线上声誉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形成的，是对口碑等线下声誉的一种创造性破坏，或者说是线下声誉的升级版。第三，数字经济重塑整体营商环境。线上经济活动构成了线下市场的新的营商环境，它不仅通过市场竞争对线下市场产生影响，其本身已成为整体市场营商环境的一部分。这也表现在三方面：提供通用和关键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维系数据安全。
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营商环境建设需要从线下转到线上，即构建和优化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平竞争营商环境。
第一，完善线上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既要加强规范，又要依靠良好营商环境来促进发展，有效协调二者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公平竞争。一是探索建立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社会契约。通过优化线上营商环境和线上市场体系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事前作出规范性引导，例如完善平台佣金收费机制和算法规则。二是保持平台的竞争中性原则。把商业行为是否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作为经营主体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评判标准。三是更好发挥平台的自治作用。可在清退刷分企业、协助征税等领域进行试点，更大发挥平台自主监管的主动性。政府对平台的监管行为进行监管，对平台未发现的企业违规行为追究一定的连带责任。一是发挥中国政府行业规制经验丰富的优势，将行业规制与数字经济反垄断相结合。建立和规范产业政策的公平性、竞争性审查机制。凡是数字经济涉猎的不同行业业务，均应遵从相应行业的基本行业规范。二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平台企业拥有技术、管理方面的手段或便利条件，可以更早发现并及时阻止平台上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督促平台企业加强自律，引导健全完善合规机制。三是鼓励线下企业转型到线上市场，利用大数据和线上声誉机制改善线下营商环境。鼓励大型平台提高兼容性，对非个人和匿名数据实行开源标准，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创造基础条件。一是将数字经济监管纳入“放管服”改革框架，把改革的重点从线下转到线上，从事前准入便利化转向事后监管规范化，如线上店铺注册、营业范围、内容合规性、纳税等。可以说，通过加强事后监管提高数字经济合规性要求，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数字经济反垄断的重要途径。二是把线上市场的优良做法转移借鉴到线下。充分发挥数字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扩大线上声誉对线上及线下市场的监督机制，依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线下企业生产流通效率。三是消除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数字鸿沟。对线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财税政策扶持，鼓励更多企业灵活选择线上或线下经营模式。（刘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雷霞系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