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乌鸦。
关注乌鸦B站账号和视频的朋友们可能还有印象，2020年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期间，我们请到了著名军史研究学者、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再版）作者高戈里老师，为大家呈现了多期精彩内容。
高戈里老师在节目后却注意到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问题。
他谈到，他发现在视频中，几次出现满屏的“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一类弹幕。
因为，“我讲的事，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史实；我讲的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一步观察发现，有些弹幕反复提出，要高戈里老师“多讲讲历史教科书没有的”。因为“教育法规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这是列宁说的”。
那么原因有四种可能：听课走神，授课乏味，课本抽象，课本缺失。高戈里老师找来了2007年人教版的历史教科书翻看，发现居然真的是“最不可能”的“课本缺失”！高戈里老师将其中危害甚大的典型缺失归纳为缺失“五史一观”：3、缺失展示国民党抗战丧师失地制度性根源的基本史实
高戈里老师敏锐地发现了历史教科书缺失“五史一观”开门揖盗的史学教育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尽快认真解决，我们将失却解读中国革命史的话语权，危殆几代人的历史教育，并最终撼动新中国的历史根基。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讲：历史教科书缺失展示土地革命社会根源的基本史实。2007年人教版历史教科书必修1第四单元第15课的课节标题为：《国共的十年对峙》。这节课的范围是1927.8.1-1937.7.7这段历史。而这段历史，在毛泽东时代，通常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难看出，07人教版教科书中的命名是“去革命化”的。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为什么原来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与当时中国的基本特征紧密相关。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旧中国的主要矛盾，一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据1927年武汉政府的调查等史料，完全无地的农民占农业人口的55%，占农业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68%。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这样说：“中国人口之中占八九成是农民，而在这八九成农民之中又占七八成是佃农。”
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民根本没地。如此，社会矛盾体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广大农民“穷”，更重要的是套在贫苦农民头上的两根绞索：一个是高额地租，另一个是高利贷。没有土地的农民，必须租地主的地来种，要给地主交地租。这个地租通常有三种形态：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其中以实物地租为主。实物地租又有六种形式：定租制，预租制，田面租制，分租制，转租制，捆租制。这里面又以定租制为主。什么叫定租制？川康地区称之为“铁板租”，也就是不管是丰年、欠年还是灾年，你都（要）按（正常年景）一定的收获量来给地主交租。而这个租额多少呢？一般为收获物的60%左右。凤凰大视野有一期节目《大地主刘文彩》，里面采访了一个曾经刘文彩的佃户，问他一亩地要交多少租子，答道当年一亩田打一石七八谷子，交租一石。
第一，这个地租并非不高。国民党政府1932年出台的《租佃暂行条例》，明文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而刘文彩的地租率接近60%，这能叫“不高”吗？第二，这么高的地租率，农民还说“不高”，只能说明比这还高的地租多了去了，有很多比这更极端的例子。比如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其自传《西潮与新潮》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经历。说他有一次到广州，碰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号哲生），就说起：
哲生兄，你老太爷中山先生提倡耕者有其田，可你们中山县的土地制度最坏了，普遍的比较正常的办法是所谓五五，就是地主得五，佃农得五；后来慢慢改成三七，地主得七成，佃农得三成啊；甚至一九的都有，那就是地主得九成，佃农得一成。试问农民生活哪得不苦？
农民为什么要借债？一是天灾人祸，一是高额地租，另一是苛捐杂税。当时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江苏的苛捐杂税有147种，浙江73种，湖北江西是61种，四川的苛捐杂税，在民国二十几年就预征到了民国的五六十年甚至八九十年。
高利贷的利息一般是加3或加5，就是借100斤粮食，到第二年还130斤到150斤。因季节还有不同，最普遍的是春三、夏一、秋二，冬五。还有加倍付利息的，那就更高了。高利贷的形式又有多种多样，通常有利滚利、买青苗、除利贷、租生利等等。就是你第一年借了100斤谷子，一年后你要还130斤到150斤，到四年后要还286斤到506斤！
就是你借100斤粮食，他只给你70斤，剩下30斤他当利息扣下来了。到期的时候你要还他100斤。那么封建地主这种以地租为核心的剥削，危害是巨大而且多方面的：三是，农民没了地怎么办呢，就逃荒形成大量流民，流民多了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社会动荡。四是，阻碍工业化投资。因为地租率太高了，地主有钱不去投工业，买地放租，收地租钱比办工厂合算多了。那回到蒋梦麟问孙科的问题，国民党政权为什么没有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
第一个，1929年国民军占领了杭州以后，使用政府权力，推行二五减租，就是在原来租额基础上减去25%。结果呢，这些地主买通了职业杀手，把推行二五减租的一个领袖沈玄庐给暗杀了。
第二个例子，是陈果夫的“土地改革”。有一年陈果夫在南京对蒋梦麟谈到，他极力主张要把南京的土地统统收归政府所有，然后来搞土地改革。等到开会的时候，陈果夫把计划提出来以后呢，是左右碰壁，推行不下去。
起初他不明白什么缘故，后来东打听西打听明白了，南京城里的这些官僚，这些权势人物，都是大地主，他们都是要维护这种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呀。蒋梦麟也跟他说，果夫先生，南京的地是老虎皮，你要用强力才能把老虎打倒，剥下他的皮。你跟老虎商量要怎么剥老虎皮的法案，那是办不到的。他国民党搞不了土地革命，共产党就要搞土地革命，那么搞土地革命国民党就会进行武力镇压，武力镇压这才有了所谓十年的“国共对峙”。那么回头看2007年人教版的历史教科书，它对土地革命的缘由的展示，基本上是停留在平均地权的说法上了。第15课首先是标题去革命化，改为《国共的十年对峙》；2019年人教版的历史教科书又改了，改成《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道路》。但是这两版都没有提到土地革命的缘由，就是封建土地制度残酷压榨农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史实。课本对“废除封建剥削”的描述，仅仅是在行动上，而非在社会根源的分析上。后面的“资料回放”，引用了一段历史文献，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跟“闯王来了不纳粮”好像没啥区别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搞的土地革命，是以消灭剥削制度，奔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而平均地权，是奔向资本主义的，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那么在教科书虚化了土地剥削制度这个基本史实后，我为什么说它“开门揖盗”呢？最明显的后果是，整整一代年轻人，甚至不止一代，不知道旧社会“旧”在哪里，不懂得新中国“新”在何方。这些年轻人，看了我的一些讲座视频以后，他是觉得（相关知识）“闻所未闻”。你自己把这段历史给缺失以后，敌人、反共反华势力，就会上来给你带节奏，往另一个方向去引。
首先一点，就抓住“不还租不还债”，将它等同于“闯王来了不纳粮”、“均贫富等贵贱”这样的农民起义，这样的均贫(富）主义了。把土地革命看作，似乎是在“毁契约”，接下来就用这种“契约精神”带节奏，就跟你纠结土地来源、土地集中度、地主的品行这些东西，而把土地地租剥削这个本质问题给掩盖下来，去纠结那些次要问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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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带节奏，就是用“契约精神”来否定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的正当性。比如说《软埋》这个小说，比如说为刘文彩翻案的这股思潮，又比如说就跟我辩论那个教授，他就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出了一本专著，彻底否定土地革命。
从后果的严重性上而言，这样的暗雷危害较之“问题教材插画”，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戈里老师本讲视频已上线B站，感兴趣的小伙伴可移步哔哩哔哩乌鸦校尉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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