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资产管理人：被称为帝王教科书的《资治通鉴》该怎么读

姜鹏：

《资治通鉴》对我乐呵呵的性格有没有影响呢？可能有一点，但也是在漫长的时间中逐步积累的。

我念书时是一个比较暴躁的人。每个人在拥有安定的生活之前，都有很长的奋斗过程，会遇到困难，会陷入低谷，《资治通鉴》给我带来巨大的触动。大学里到点熄灯，我就买了一个小手电筒，在被窝里看《资治通鉴》。忽然有一天，我想到一个问题。《资治通鉴》里面记载了大概250个皇帝，我们今天能记住的没几个。更何况那些将相、英才，这几页还非常风光，下几页就锒铛入狱。要知道，能在《资治通鉴》里面占到两三页，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非常了不起了。像我们这样的普罗大众，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在漫长的历史跨度中，《资治通鉴》记载了那么多无可奈何的兴衰成败，非个人原因而导致的极其惨淡的人生结局，这让我觉得平平稳稳地去应对生活已经很不容易。

董鹏飞：

我读《资治通鉴》花了四年，过程挺痛苦的。我比较喜欢《资治通鉴》中从三国后期到东西晋的历史。有一段时间我比较烦闷，边看这段历史，边写一本书——《乱世的101种死法》。这段时间太乱了，太后死于非命，皇帝死于非命，王后死于非命，宰相死于非命，大将军死于非命……满篇皆是。结果写了30来篇，一下子豁然了——现在生活这么安定，干嘛要烦闷呢？于是，我放下写作，快快乐乐追求事业了。

姜鹏：

南宋大儒朱熹跟自己的学生说，你们看历史，不能乱看。他批评另外一个学者吕祖谦只知道教人读历史，史书有什么好看的，“只相斫尔”（斫：砍杀）。后来梁启超借朱熹的话评论传统史书是“相斫书”，称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一部皇帝教科书。

这是梁启超对《资治通鉴》的一种功能性的表述。我一直批评很多人读《资治通鉴》只是浮皮潦草地看几眼，总结些权术策略，真把一部好书读成“相斫书”。《资治通鉴》讲规则、秩序、边界、价值，都很深刻，读者往往因自己的肤浅而错过。我去商学院讲课，大家期待最好我一讲完，学员在领导力、管理艺术上马上有所提升。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资治通鉴》，看到的只是最表层、最肤浅的东西。所有的故事，都只是现象。我们要动用一些抽象的、思辨的方式，才能触碰得到本质。

人是没有办法用纯粹具体的思维方式完全了解这个世界的。举个例子，人和猴子在一起，你一定分得清楚谁是人，谁是猴子。我们知道什么是人，但地球上有六七十亿人，你需要认识每一个具体的人之后，才知道什么是人吗？肯定不是的。我们要用抽象思维去概括，赋予它概念，这个概念有内涵、有外延。因此我们认识世界，必须有一种抽象的能力。

但抽象理解的能力是凭空诞生的吗？不是，我们只有透过具体才能理解抽象。我们对于人这个概念的理解，在地球上有具体的人之前，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资治通鉴》记载了1300多年的历史，这么多朝代、人物、事件都是具体的东西。离开这些具体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很好地去体会那些抽象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抽象的东西，这些具体的东西同样没有意义。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什么？《资治通鉴》中的现象，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简单重复，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唤起你内心一种价值上的确认或否认，没有跟你的阅历和经验产生碰撞，那么这个故事跟你就是没有关系的。

意义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这个故事背后的价值理念，或者它所体现的智慧，这些是具有穿透时空性质的。

大家不要忘了，司马光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的基本功是儒家经典。这些他没有直接铺陈在《资治通鉴》里面，但我们必须知道这点。作为当代人来说，如何阅读《资治通鉴》？如果没有自己的一套价值理念，没有一套可以跟人沟通分享的世界观，没有一个21世纪的头脑，你就会被它牵着鼻子走，就好像还生活在11世纪（《资治通鉴》成书于1084年）。

姜鹏：

历史上很多故事具有戏剧性，比如司马光砸缸、杯酒释兵权，大家误以为是真实事件。

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会犯什么错误呢？人们就会以为这样的戏剧性事件，也会发生在现实世界中，这样就把很多事情看简单了，认识世界和看问题的方法就发生系统性的偏差。而这样的偏差，会形成恶性循环。

比如杯酒释兵权，宋代确实是一个文治社会，武将的权力受到抑制，但这是几代人的努力，不可能那么简单通过喝一次酒就解决。杯酒释兵权想传递的本质信息是没错的，但是这个故事本身缺乏真实性。我们现在在一个企业里面裁几个人都没那么容易，何况是一个国家，那都是一起玩过命的兄弟，把赵匡胤从一个将领的位置推上皇帝之位，如果真的是杯酒释兵权，首先在道德上会背负骂名，其次解除兵权之后呢？它一定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建设的过程，而不是几句话的故事。

史书中有大量的戏剧化场面，它想传达的本质是对的，但是场景是文学化、戏剧化的。很多人看历史时，恰恰本末倒置，记住了戏剧化的东西，因为故事特别好玩，却把本质性的东西扔掉了。这样就导致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网络上的谣言特别容易传播？越是极端，故事性越丰富，越能够抓眼球。人们被戏剧性的叙事牵着鼻子走，失去了思考能力。反过来，如果我们在学习历史时，有意识地想清楚这个故事的背景、原因、目的，就不会被表面的、故事化的东西带跑。

宋史研究学者邱靖嘉博士写过一篇论文，我把他的结论分享给大家。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为什么诞生在北宋末年或南宋初期？北宋末年风雨飘摇，靖康之变无可挽救，所有人都需要为失败找一个罪魁祸首，很显然，到南宋初期，这个负责人就被选出来了，就是王安石。那么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谁是反变法阵营的领袖呢？答案是司马光。再加上古人经常把一个人遭罪的际遇比作溺水，苏东坡专门写过一篇纪念韩愈的文章，“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天下无道，韩愈奋起疾呼说我们要恢复儒家人伦，这叫“道济天下之溺”。所以天下败坏就好比一个人溺在水中，这是古人常用的笔法。这么一想，被司马光砸缸救出来的小孩儿便用来比喻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宋朝老百姓，那个祸水则是王安石的新法。

故事是假的，但编故事的人想要表达的东西，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是真实的。所以遇到戏剧化的描述，你有没有想过，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什么人写了这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所有被传递到我们面前的信息，它都是某一种表达。既然是表达，就一定有立场、有意图。如果你只注重故事，并且在情绪上被人牵动，就会无视很多常识。

我们的常识是通过什么来建立？如果你没有很好地打磨过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忘掉最基本的常识。

所以抽象的东西跟具体的东西结合去学习，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不能把《资治通鉴》仅仅看成是一些具体的故事，不能仅仅用具体的思维去思考，而是要结合这些抽象和思辨的东西，我们自己要有价值观。

董鹏飞：

《资治通鉴》对我产生的刺激有三点。一是德与才。投资获利最终要靠被投企业，但赛马重要，骑手也很重要，骑手就是企业的管理层。按照巴菲特和芒格的观点，不信任的管理层是不能投的。

二是行与言。老话说，听其言，观其行，但是如果你看《资质通鉴》会发现司马光好像没有“听其言”，基本上他就是不断地写别人的“行”，不管是盖棺定论之前的“行”还是盖棺定论之后回忆一两件小事儿的“行”，司马光很少回忆人说了什么，大多都是人做了什么。他通过记录一两件重要的事儿去给一个人定性。我比较喜欢看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年报，经常把三五年的年报累积起来读。我也会听高管说，但是我更加相信这些事实性的东西。比方说，招股书中的内容，有没有做到；今年年报里面讲的东西，第二年有没有做到；第二年年报里面写的，第三年有没有做到。这其实就是《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人定性的方法，“观其行”，做投资会更简单一点。

三是实证研究。《资治通鉴》本身也是一种实证研究，你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历史中做了什么事情，最后就会盖棺定论为什么样子。搞量化也是这样，我回测历史大数据的时候，就会观察一些公司的特定指标，通过几十年的大数据去分析得出结论。

对个人来讲，人生短短几十年，可能没办法看到一些事情的最终结局，但是读《资治通鉴》会发现，纵观1300多年的历史，某一类人的结局大致是相同的。我相信历史的实证结论，放在投资上，就是通过实证研究，构建自己的量化投资模型。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兑现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五六十年才能看到结论，但是经济的话，一轮经济周期大概是6-8年。我自己做实证研究的跨度是20年，横跨三轮经济周期，实证的结论是可用的。《资治通鉴》接近1400年的实证，它的结论更值得相信。

谈到识人用人，我们做FOF投资的底层逻辑是筛选基金管理人，选人太重要了，这个过程中踩过的坑、流过的泪很多。总结经验教训，第一是基金经理必须对自己极其坦诚。要诚实地面对现实，绝对地忠于现实，然后针对现实做出投资决策。第二是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圈儿。不能跑到自己的能力圈儿外，并且还得低调、务实。如果碰上了样样讲得天花乱坠的基金经理，我是不太愿意去投资他们的。这也是看《资治通鉴》的收获，低调、务实很重要。

第三是有历史感。基金经理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待的时间够长，够淡定，百折不挠。最好是读过很多人类的历史和金融的历史，大历史观是一定要有的。

前段时间我们在FOF群里面聊天，谈到基金经理都面临着被客户逼着建仓的压力。当时有人在群里说了一句话，基金经理人人都是哥舒翰（唐朝名将）——被迫带兵上战场，被迫执行皇帝的指令，最后被迫兵败。很多基金经理也是这样的，他们真的想做差吗，还真不是。基民们就喜欢在论坛里面指手画脚，让基金经理今天买光伏，明天买新能源，后天买科技股。被这样指手画脚指挥，基金经理不做差才怪呢。

拥有大历史感的投资人就会好很多。桥水基金的达利欧通读了很多历史，他让自己的投资策略经历各种危机，并以此做压力测试，比如美国的十几次经济危机，荷兰的郁金香危机，古罗马的政治金融危机等等。这种历史感就使得基金管理人在各种环境下，都能淡定从容地按照自己的方法论去投资。

董鹏飞：

巴菲特在一段时间内是固守能力圈的，但另一方面他的能力圈又在不断往外扩张。比方说，第一个十年，巴菲特主动找格雷厄姆学习，这个阶段他实际上是一个量化投资者，通过量化投资来约束自己，避免进入一些误区。第二个十年，巴菲特已经超出自己前十年的能力圈了。这期间他开始做一些控股型投资，买上市公司，去跟管理者谈判，必须按照他的方法改造，否则他会买更多股票，改组董事会。第三个十年，巴菲特开始寻找那些有一定特许经营权的企业，“那些让傻子经营也能经营好的企业”。再之后，就到了购买可口可乐的阶段，既有“特许经营权”，管理层又非常优秀。这期间受芒格影响较大，他更加注重企业管理者——我能不能跟他做朋友，我是不是想着把女儿嫁给他。2010年前后，巴菲特又有一个大的变化，他开始买大型公用事业企业，他在年报里面提到，基本不看市值低于300亿美元的公司。最近这两三年，他又开始买入科技股。

巴菲特的案例说明，人的能力圈是不断进化的，但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人的能力圈又是固化的。在入行前十年，巴菲特从来没想过去买科技股，很少去做控股型投资。

我们特别担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下，基金经理或者上市公司领导过于有所作为，过于突破自己的能力圈。他们可以小步地、逐步地突破，但是主营业务一定得在能力圈之内。

姜鹏：

我们看历史上的淝水之战，苻坚的失败是运气不好吗？不是，他就是在能力扩张过程中不够谨慎。

人最重要的能力是学习能力，学习的过程其实是在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那些成事的伟大人物，一定是学习能力特别强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模式建立了两三年，成功了，就试图去改变。苻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精通儒家经典，但是当他统一了混乱多年的北方之后，他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他去进攻东晋就是做了一件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

当然你不做的话永远不知道这是你的能力边界，只有做了之后你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但是这个过程也可以分成两种，有人非常谨慎，有人过于冒进。

苻坚的失败绝不是因为有人在队伍里面喊了一声“秦军败了”就全境崩溃了（淝水之战中有人在前秦士兵中间散布谣言：“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士兵们信以为真，吓得纷纷后撤，秦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晋军抓住机会，火速渡过淝水，猛攻秦军，秦军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

同样是南北战争，曹操的赤壁之战就没有导致北方重新陷入混乱，为什么呢？曹操那个时代也是好不容易才统一北方，但当时北方是相对纯粹的汉族共同体，它没有复杂的民族矛盾。而苻坚高估了民族融合的程度，在突破自己能力边界的时候，过于冒进。

在淝水之战中，只有鲜卑贵族慕容垂率领的三万骑兵未遭遇失败，还将苻坚安全护送回长安。后来慕容垂自己创业，建立了后燕政权，创业之初，他给自己划定了一个边界，就是我只要关东地区，关中我不要。几百年间，慕容家族在关东地区非常有影响力，所以慕容垂认为在关东地区建立事业是可能的，而关中地区民族成分复杂，他自觉没有能力整合，那就放弃。读历史，不要去想那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就是要落实到这些具体事件，思考背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