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讨执行款这五年：对话“教科书式耍赖”事件当事人

▲  2017年11月22日，赵勇在微博曝光两年间自己与肇事方交涉未果的录音和视频。 （资料图 / 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没人会想到，一场由此开始的诉讼拉锯战长达7年。

赵某斌被送往医院抢救，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成了植物人，辗转唐山和北京的多家医院治疗后，于2017年12月1日去世。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鉴定书显示，赵某斌“符合交通事故致重度颅脑损伤术后植物生存状态继发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且“交通事故损伤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赵某斌去世半年前，2017年6月8日，唐山市丰润区法院对前述交通事故作出判决，由黄某芬承担70%的主要责任，赵某斌承担30%的次要责任，并判决黄某芬赔偿交通事故各项损失93.5万余元，除去已赔付的7.6万元，剩余85万余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

唐山市中院2017年12月1日的一则通报显示，因黄某芬未按判决履行义务，2017年9月5日，赵某斌的儿子赵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两天后，唐山中院执行局第四分局丰润执行大队立案执行，但并未发现黄某芬名下有房产、车辆登记信息和存款。

案件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7年11月。据赵勇自述，当时其父已经历四次开颅手术，病情恶化，急需治疗费用，而黄某芬仍拒绝赔偿。

绝望和愤怒之下，赵勇在微博发布文章《这773天，我被迫改变的人生轨迹》，叙述自己的家庭在父亲遭遇车祸、变成植物人两年多来经受的巨变，随后曝光两年间自己与肇事方交涉未果的录音和视频，实名声讨黄某芬。视频里，黄某芬自称“我没钱，拿啥给你”“我是收入不低，我得还贷款”“判几年，最起码这点钱我也不用还了”；赵勇则用“教科书式耍赖”来形容黄某芬。

一时间，“教科书式耍赖”冲上微博热搜。

2017年11月28日，鉴于黄某芬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唐山中院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年12月22日，黄某芬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捕。2018年6月27日，黄某芬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一个多月后刑满释放。

2018年，唐山市路南区法院曾受理双方的一起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即“析产案”）。赵勇主张黄某芬拥有其女儿名下房产70%的所有权，并指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15日，黄某芬几乎每月房贷还款日或前几日都转账给其女儿。二审赵勇败诉，唐山市中院认定该房产为黄某芬女儿单独所有。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3月11日，河北省高院曾作出裁定，认为黄某芬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赵勇称，虽然析产案二审败诉，但庭审时黄某芬曾表示肇事后到因不履行被拘留的两年多时间内，给女儿的转账和还信用卡是赠与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要求对方撤销赠与。他于2019年1月9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黄某芬对其女儿刘某月约37万元的赠予款项，但直到2021年7月27日才收到立案通知。2022年5月，赵勇拿到新调取的证据后发现部分信息错误，更正后将诉请金额增加到62万。

2022年7月22日，案件开庭审理，并未当庭宣判。

自赵勇在网上公开“教科书式耍赖”事件起，每次案件有新进展，几乎都会上热搜，带来关注度的同时，也引来大量质疑。接受采访时，赵勇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其中一条评论：“就问你父亲是不是横穿马路了？为什么要让机动车主为你父亲的责任买单？”

“这其实很能代表一部分网友的观点。法律原则是判定为谁的责任就应当谁来买单，法院判定我父亲占30%的责任，我父亲治疗了两年多，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黄某芬没有履行她那70%的责任。”赵勇希望大家不要过于苛责受害方，“一直以来我都承认我父亲甚至我都不是完美受害者”。

如今，车祸案已近七年，法院判决也已下达五年。五年中，赵勇收到法院执行局对黄某芬强制执行的款项共计11.4万余元。

2022年6月22日，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赵勇他认为草案代表国家在强制执行方面的法规更细致化了，这是法治进步的信号。

但赵勇也有疑惑，他发现草案有一条介绍了裁定终结执行的情形，其中一种是“自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日起满五年且未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联想到黄某芬在事故后频繁给女儿转账的行为，赵勇称“不知道这条规定会不会给‘老赖们’留空子”。

围绕撤销对黄某芬女儿62万元赠与款项的上诉，至今未决；剩余74.5万元执行款也仍在漫长的追讨中。以下为2022年8月14日，南方周末记者和赵勇的对话。

2022年7月22日，赵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述这几年的经历。 （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能否介绍7月22日庭审当天的情形？

赵勇：法院还没判决，细节我不便透露。但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我认为对方有多次虚假陈述，并没有积极地基于事实证据去主张和质证。在我拿出证据质疑对方主张时，对方只是表达有些事情不需要证据去证明，说黄某芬凭的是良心。对方表达对我的举证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又不拿出实际证据反驳。

南方周末：这几年，黄某芬和你之间的诉讼案件数量不少，其中黄某芬起诉你的案件都是围绕什么事由？案件结果如何？

赵勇：基于河北诉讼网的数据，我统计了我们之间的案件，其中黄某芬起诉我的案件比我起诉她的案件还多。她起诉我的案由大都类似，除了侵犯隐私和车辆赔偿之外，有一些复议申请，还有刑事自诉，案件大部分都被驳回了。

南方周末：案件曾经从民事纠纷变成刑事案件，2018年，黄某芬被判犯交通肇事罪，获刑8个月。你认为这个判决算是你多年维权经历中的一次胜利吗？

赵勇：我认为不是。当时在庭审上，法官主动问黄某芬，你是不是如实供述，黄某芬说她听不懂，法官就说有没有你开车撞人这个事情，黄某芬承认说有，这成为轻判的唯一理由，但我理解的从轻发落一般都基于嫌疑人认罪态度良好。

这个案子是当庭宣判，判完之后两个月黄某芬就刑满释放了，她羁押的日子抵消了部分刑期。

南方周末：这是一起不算复杂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后来变得复杂的原因是什么？

赵勇：一开始就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判决出来了，需要执行法院判决的结果。但案件推进的节奏整体很慢，导致黄某芬有充足时间应对执行，比如在诉讼之前，提前对财产跟收入进行操作，避免被执行或调查。

2017年6月8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对前述交通事故赔偿案作出判决。 （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从2017年法院判黄某芬交通肇事罪并应赔偿你父亲85万余元到今天，你一共收到多少赔偿金额？

赵勇：总共是114193.29元。这11万余元里，除了3万是黄某芬当时被拘留后几天内交的执行款之外，其余都是法院调查了黄某芬的收入情况和理财保险后强制执行的款项。这些款项并不是一次性执行的，法院的执行案是半年为一期，从2017年到2020年，大概执行了三期，后面也有陆续在执行，但金额已经很少。

另外，黄某芬从2021年开始主动交执行款，交了好几次，累计2100元，我想攒到一定数额再去法院领取。

南方周末：从2015年你父亲车祸入院到2017年法院判决，黄某芬有没有主动垫付过医药费？

赵勇：有垫付，但并非主动，一共收到了7.6万元。黄某芬垫付了2.6万元医药费，其中1万是2015年11月交警下达责任认定书后，在交警主持调解下垫付的；还有1万元是2016年初立案后，法官给黄某芬打了一个电话，好言相劝之后她垫付的。这之后到判决结果出来之前，我就联系不到黄某芬了，黄通过中间人郑某顺与我交涉。我请求他们垫付医药费，他们分三四次共计垫付了6000元。

除了这2.6万元，当时我申请保全了肇事车，交警的责任认定书下来之后，黄某芬交了保全费用，一共是5万元。

南方周末：最近，你对黄某芬代理律师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些言论做了逐条反驳，其中提到黄某芬的银行卡并没有全都被冻结，有一张银行卡从2019年至今每月都有一定数额资金转入，为什么不申请执行这张银行卡？

赵勇：黄某芬的这张银行卡应该是执行局在2021年下半年调取的，在这之前她主动向法院交了500元执行款，我认为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动机，至少这个行为是一个质的变化。另外，我认为黄某芬虽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但她也应当有基本的生活和劳动的权利，所以当时我和执行法官达成一致，决定不对这张卡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南方周末：这个说法跟你多年坚持诉讼追偿的行为不冲突吗？

赵勇：表面上看确实有，但我还是觉得要尊重她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先要保障她的基本生活。其次，我认为我和她之间诉讼的焦点并不在于她这两年的收入，而是在此之前她是否存在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

南方周末：有人质疑这起车祸中肇事方虽占70%的主要责任，但根据交警的判决，你父亲占30%的次要责任，你怎样看待这些质疑？

赵勇：我认为对这一点有质疑的网友，其实是混淆了交通事故里面受害方与肇事者的责任。法律原则是判定为谁的责任就应当谁来买单，而不是混在一起。

在这起交通事故里，交警一开始就将受害方与肇事者的责任作了划分，法院的民事判决也清晰划定了责任比例，并且法院是采纳了黄某芬庭审时的主张判的，我父亲需要承担其中30%的责任。我父亲治疗了两年多，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黄某芬没有承担她那70%的责任。事故发生的路段是非封闭的非高速路段，在这种马路上，机动车如果看到道两边有过马路的行人或者非机动车，我认为优先选择应该是减速和刹车处理，但在事故责任认定书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黄某芬采取了这样的操作。

此外，这个责任比例划分，在2018年黄某芬还起诉我应当赔偿她肇事车的损失，我也如数赔偿给她了，是30%责任对应的三千余元。

我希望大家不要过于苛责受害方，一直以来我都承认我父亲甚至我都不是完美受害者，也从没推说责任完全在于对方，所有的维权都是基于法院的判决书。

南方周末：2017年11月你发表文章和视频曝光黄某芬的行为和言论，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在网络上公开？

赵勇：在法院判决之前，黄某芬一直通过中间人郑某顺和我交涉，但沟通效率很低。我找到她之后，她的态度给我的感觉就是藐视判决书，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没钱，也就是曝光视频里呈现出来的。后来我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我当时内心已经绝望，就把那两年的经历写了出来，发到网上。一方面是抒发我个人内心，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黄某芬能看到。没想到很快就上了热搜。

上了热搜第二天（11月17日），我就接到了郑某顺的辱骂和威胁电话，这个电话给我传达的信息是，黄某芬看到了这篇文章，但她的反馈依旧是消极的，甚至是有攻击性的。接到这个电话后，我才决定要曝光他们。曝光的电话录音和录像本来是为法院执行提供线索而做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用“教科书式耍赖”来形容她？

赵勇：我录视频没想那么多就脱口而出了，没想到成了一个标签。

南方周末：公开之后，案件有没有什么进展和突破？

赵勇：有。一方面，一些网友给我提供了他们的见解，有些给我带来了很大启发；另一方面，曝光案件之后，岳律师就与我取得联系，直到现在一直在为我提供法律援助。社会关注也给案子带来了一些帮助，比如去年黄某芬主动交了500元执行款，我发了微博上了热搜，不久就立案了。

南方周末：你公开了黄某芬等几个人的联系方式，有网友给他们发恐吓短信、骚扰电话，你怎么看待公开案件带来的这些后果？

赵勇：我从来都不提倡网络暴力。2017年我曝光黄某芬的个人信息，是我在最无奈的情况下做的选择。曝光之前我只发了文章，文中没有透露任何个人信息，就是希望她能看到文章主动跟我联系和协商，算是最后一次温和的提醒。

我发文之后，有人闯我父亲的病房，我也收到很多骚扰电话，甚至被跟踪过。当时我很气愤，没有考虑更多后果。

南方周末：社交媒体给你的案件带来关注度的同时，其实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赵勇：一时间所有信息涌过来，信息过载让我很焦虑。有的网友给我一些建议，也有的跟我倾诉他们的案子，大部分我都会很认真回复，但面对一些网友的情绪输出，有时还是会觉得疲惫。

2018年析产案败诉之后，我的心理包袱很重，觉得维权过程既漫长又无结果，有两三年时间我都拒绝接受采访，把微信设置成只能我自己主动添加好友，社交媒体账号也基本上都不登录了。

南方周末：你父亲出事之前，你刚拿到建筑学硕士学位不久，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你原本计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赵勇：我的计划很常规，想积累项目经验，考资格证书，可能会跟朋友或者师兄弟一起创业，开个小事务所，留在天津结婚生子。

出事之后，我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打乱，我开始维权打官司，在医院照顾我父亲，那两年我的人生就围着法院和医院转，没有精力做其他事。直到2018年，我才陆续做一些工作，去年带我母亲搬到北京。

过去“维权”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现在我在努力把“维权”这件事缩小，腾出更多精力去工作和生活，尽量不要让这件事影响到我重新建立起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