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真的能改善世界?|Good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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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真的能改善世界?
9 月 14 日,Patagonia 宣布了自己的新东家,不是融资上市不是归属集团,而是将所有的股份投入 Patagonia 信托基金和非营利组织 Holdfast Collective。前者旨在保护公司商业向善的核心发展价值,后者是应对环境危机和自然保护的组织。往后,企业将再投资回 Patagonia 之外的盈余作为红利分配,以保护我们的地球。
从铁匠到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Patagonia 创始人 Yvon Chouinard 不断尝试以商业的力量来改善世界。商业向善,便是信中提及的共益企业(Beneficial Corporation,简称B Corp)的共性,这组陌生的英文单词,代表着未来的趋势。
☞ Patagonia
Yvon Chouinard 留言节选
相较于其他企业,共益企业的特质便是兼顾盈利与社会公益,通过商业力量为产业链上全部关系人带来利益,包括创造高品质的就业机会,改善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可能。共益企业的发起方 B 型实验室(B Lab)组织开发了一套免费的在线评估工具 B Impace Assessment(BIA)以帮助企业测评、衡量自身在社会及环境影响力方面的表现。
通过该评估工具,企业在员工福利、慈善捐赠、供应链实践和投入材料等方面会获得量化的报告,而当系统分值达到认证标准(80 分以上)时,企业便可以申请共益企业认证。
☞ BCorpsCN
中国目前获得共益企业认证的公司有 44 家
但拿下认证并不是一件答题拿分、一劳永逸的事情。2021 年共益企业 BrewDog 就被前员工指控有“腐败文化”,今年雀巢咖啡在申请共益企业过程中,也收到来自 30 个共益企业和认证监督机构 Fair World Project 的联名反对。“商业向善”不能止步于标签与口号,更重要的是行动与指导下一阶段行动的反思。
B Lab 的诞生就来自两位创始人 Jay Coen Gilbert 和 Bart Houlahan 在前一段创业经历中的反思。当时他们正共同经营一家体育用品公司 AND 1。虽然当时产品的材料并非可持续,但公司会在办公室设置了篮球场、瑜伽教室等员工福利;每年捐出 5% 的收入给当地关注教育普及的慈善机构;严格选择海外的供应商,以保证对方的员工不受压迫。
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前卫且向善的。但好景不长,竞争发展中公司被迫出售,随着公司转手,先前的人文关怀在数月内荡然无存,这也让两人反思,是创立一家新的负责企业,还是更讨巧地建立一套制度,帮助成熟的商业体向善发展,毕竟发展好的企业太多了。
创立 B Lab,就是他们用行动给出的答案。
一群小学生,自行控制红绿灯?
骑行,在后疫情时代又一次成为了一股潮流。我们常常能在马路上偶遇一群群自行车队,但很显然,这股潮流和孩子们无关。大概没有几个家长会放心孩子们在马路上骑自行车,更别提让孩子们也成群结队一起骑车出行了,所以孩子们通常只能在公园内的骑行道游玩。
但在英国格拉斯哥市,每周五早上都有四五十个小学生在公路上结伴骑行上学。为了让孩子们安全地绿色出行,格拉斯哥市议会开发了一款智能遥控系统,让车队可以自行延长绿灯的时间,保证所有人从容有序地通过交通路口。
☞ Colin Mearns
一群孩子自行上学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家长们自发成团护航。遇到交通路口,负责领航的家长只需通过自行车上的按钮就可以延长绿灯时间至 45 秒,以确保行动较慢的孩子们都能安全地通过路口。据悉,该款遥控系统为英国首例,是由格拉斯哥市议会交通服务部门与 Sm@rt 科技公司联合开发,通过军用级加密信号,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段允许车队控制交通灯的时间。
在骑行上学的初期,发起者约翰逊先邀请了五个邻居家庭一起参与。他认为,只有形成车队才可以让汽车关注到骑行者,以避免发生危险。去年万圣节派对中,家长们护航,孩子们穿着戏服开心地骑车去上学,好奇地探索着社区,这让作为父母的 ta 们感到知足。车队发展至今,每周五早上路人都能看到孩子们有说有笑地骑车上学,也是一种幸福体验。
☞ Colin Mearns
红绿灯遥控按钮
为了避免机动车司机的疏忽发生交通事故,市议会的道路安全组为车队成员提供了亮眼的背心及自行车头盔摄像头,并在车队所经之处张贴了横幅,以告知司机此次活动。也有司机抱怨拥堵的车流外加延长的红灯时间让路况更加紧张,这也是市议会后期会调整的方向,为绿色出行提供更多可能的同时保障机动车的方便。
学校的自行车队还向其他六所学校发出邀请,希望有更多学校加入行动,一起制定安全的骑行的路线。五岁的欧文会兴奋地和他人分享自己骑着红橙相间的新车去上学的体验,毕竟对于同龄人来说,骑车上路确实是新鲜的体验。
温和的人,如何在互联网上讨论?
浏览社交平台,尖锐的意见看得让人糟心,总让人下意识联想到传播学中的“信息茧房”——算法时代,人们只能看见自己认同的信息,所以才变得如此对立极端。
但在学者 Chris Bail 的学术著作《打破社交媒体棱镜:如何让我们的平台不那么两极分化》(Breaking the Social Media Prism: How to Make Our Platforms Less Polarizing)中,作者以社交平台 Twitter 作为实验,有偿号召不同政治派别的 Twitter 用户关注对应的账号,以获取对立面的信息。在美国背景下,诸如性别不平等、枪支管制和移民等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而这些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与党派认同相一致。
在实验一周后,团队通过深度采访、线上线下追踪的方式,观察极端发言者的反应。研究发现,打破信息茧房后,人们并没有变得更温和,反而更坚信自己此前的想法,甚至激发了捍卫我方观点的欲望。一些本来对政治热情不高的人,反而因为这样而成了一方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 Pnas
Twitter 实验旅程图
为什么看见不同的观点会产生极端的反应呢?书中认为,信息茧房打破后,人们的自省是一种理想,实际上,当人们遇到向左意见时,会非理性地极化言论以捍卫主权。因为这些观点与身份认同紧紧关联。
而作者在书中指出:社交媒体的设计,恰恰是凸显了身份、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其中点赞、转发、评论的数据更轻易地推动用户审视自己的表现。
在这样的机制下,极端言论当道,温和的人要如何展开对话呢?
在“唐山市女子夜宵遭性骚扰,反抗后被围殴”事件发生时,旁观过社媒上的讨论最后都化为对刻板标签的攻击后,我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于是,我发了一条朋友圈,采访了 23 位顺性别直男对该事件的想法及发声选择。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在社交平台上对该事件保持沉默,通过私聊的方式交流。在私聊中,我们更多是以提问的方式来交流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和性别议题相关;为什么女性在当下会如此没有安全感,并将自己代入到受害者之列;作为一名顺性别直男,如何跳脱出“保护女性”的狭隘理解,关注和参与到平权活动……
在私聊的场景下,我们双方都破除了被围观的压力,愿意更自然地去讨论一个问题,而不担心如果被否定是丢面子的,并因此固执己见。其次,在对话中,我们可以愿意基于对彼此的了解,更好地以具体的经历来进行讨论。
在与 23 位微信好友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全然没有社媒平台上讨论问题的戾气,虽然观点上的差异并不会因为一场聊天而改变,但我们始终保持着沟通的弹性,也许温和的人,更多和附近的人展开对话是一种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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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德8D
编辑 tingbowl 设计 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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