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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确诊ADHD的成年人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确诊ADHD的成年人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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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许嘉婧 编辑 | 薇薇子

来源 | 后浪研究所(ID | youth36kr)


“大雄-胖虎综合征”


这个“毛病”,26岁的塔塔一度很难和别人解释明白。

就是,当她想按计划做些什么事时,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死死摁着她,让她无法启动。“人家也想象不出一个人有手有脚,你怎么就不能在电脑上打下一行字呢?”

接下来,她会陷入持续性的自我攻击和羞辱,产生强烈的抑郁情绪,觉得自己没救了。恶性循环。

一个无可救药的拖延症,她只能先这么定义自己。

比如,在清华读本科期间,她喜欢在23点59分,截止日期前的最后5秒提交作业。这个“23点59表演”发展成了室友们热衷观看的固定节目。表面看起来,她每天都在泡图书馆,努力刻苦得很。但,她没有一门课能提早交作业哪怕5分钟。

大多数情况她都能安全上垒,但也有那么些例外,校园网络掉线导致作业窗口关闭,都会逼得她不得不给助教写上一封长长的道歉邮件,请求宽大处理。

最严重的时候是在大四。一门社会学课程在开学时就布置了一篇很简单的读后感。可这个学期都快结束了,作业deadline过后一周她依然只写了1000字不到。要知道,不交这个作业就会挂科,而大四学生挂了一门课就无法毕业,连助教都急得给她打电话问她是不是疯了。只有在这通电话的强压力刺激下,塔塔才能马上动笔,一个晚上就写完4000字交上去。

“这作业也不难,但你为什么就是不写呢?”助教简直无法理解。

向来是没什么功课能难住她的。塔塔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别人需要花一学期完成的功课,她考前突击两个晚上就全会了。但她的不自觉、贪玩又会让父母怀疑,她是成心跟他们作对。老师也常敦促她,如果你能再努力一点,一定能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

但按计划启动,才是她最大的难关。

是啊,这是为什么呢?对于类似控诉,塔塔百口莫辩。在她看来,这就像你问一个肌无力的人,你为什么不走?

她太想和其他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了。无止境的自我怀疑在读研究生时达到顶峰。2020年,23岁的她在香港读研,始终无法启动论文,不得已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对方告诉她,这大概不是咨询能解决的问题。她的表现很像ADHD——她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名词,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俗称“成人多动症”。咨询师的话给了她启发,2个月后她就去医院做了检查,确诊了。

一个举止正常的成年人是很难将自己和多动症关联的。人们可以很轻易地在脑内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多动症儿童形象,注意力不集中、容易丢三落四、说话肢体语言丰富、语速快——当然,这都是正确的。多动症高发于儿童时期,它的根源是包括大脑前额叶、边缘系统和小脑在内的神经网络发育迟缓,随着年龄增大,症状可能会逐渐缓解,如果在25岁前发展成型,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而鲜少提及的是,有2/3的人都可能把这个病带入成年。儿童心理健康专家王玉凤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提到,在中国,保守估计,成年ADHD的患者数量超过2000万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人ADHD约占2%-5%。并且这其中有更多女孩——年幼时,女孩不像男孩一样能表现出明显的多动特征,坐立难安或上蹿下跳,她们更多表现为注意力障碍,也更难被外界识别,多数人很晚才被确诊。

本质上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患者并非完全无法集中,而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跑偏到哪里。王玉凤主编的教材《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中这么形容,这种感受就像一台故障的电脑总在不断弹出新的窗口,很快机主会忘记任务的主次,那些广告弹窗等干扰信息也会剥夺他们的注意力。

有时,情绪会像病毒一样突然占据大脑空间,排挤掉其他感觉和想法,包括积极的,也包括消极的。对一般人来说,大脑内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可以调节人的认知和行为,保证正常的执行功能。但ADHD患者的激励系统是失灵的,有时缺乏动力,有时又用力过猛。当他们兴趣被调动起来时,有时能长达几个小时沉浸在亢奋中做事,甚至忘记吃饭喝水,而负面情绪可能让动力系统全面瘫痪,整个人陷入停滞。

终于,以往那些令人费解的行为,塔塔都找到了答案。

比如高中每次考语文,做到阅读题她都很想睡觉——ADHD患者工作记忆差,经常看了下段忘了上段,大部分伴有明显的阅读障碍,有时,她真的能在语文考试中途睡个20分钟。

再比如高三的晚自习让她极度痛苦,安静的环境里,周围铅笔唰唰的声音显得更清楚了,脑子里的杂音就开始不断往外冒:暗恋的男生今天跟哪个女生说了话了,课堂上哪个老师又跑题讲了个冷笑话,小团体里在聊什么新八卦,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怎么解决我的存在主义危机……实在静不下来时,她就到操场上跑圈,每天晚自习都必须去,有时能走40分钟。大家都争分夺秒地学习,她还在外面锻炼身体呢——多少有些滑稽。

不过,这在别人眼里并不构成问题,甚至看起来还会有点“凡尔赛”。直到现在,父母还会经常得意地和别人炫耀“我家孩子高中前两年完全不学,高三也能突击考清华”。在老师那儿,一个学习好的孩子不可能存在精神问题,上课不听讲、粗心、缺乏纪律性那都是小毛病。当塔塔试着和朋友讲起自己的困扰时,对方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你是我们中学习最好的,你还说自己有精神病,你让我们怎么活?

久而久之,她学会了闭嘴,不再说起这些事。但也加剧了恶性循环。

一个真相是,成人ADHD在高智商群体里并不少见,正因为他们能通过智商代偿,掩盖自己在工作学习上表现出的问题,病情也就更难被察觉。ADHD当然是越早干预、治疗越好,拖得越久越可能罹患共病。曾有ADHD患者在长期的自我贬低后崩溃,前往医院治疗时已经出现抑郁、焦虑、自闭症等六种共病,情绪疏导会变得更加困难。

在日本,ADHD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大雄-胖虎综合征”。一种是注意力缺陷,像大雄一样散漫、时常神游发呆,另一种则是冲动和情绪调节失常,像胖虎的易怒和冲动。


确诊后,塔塔参加了北医六院组织的CBT认知疗法活动,认识了很多和自己同样病症的人。她发现,现场的“胖虎”占大多数,到医院寻求治疗帮助的人大多是为人际障碍感到困扰。由于ADHD的冲动表现,他们经常话不过脑、顶撞他人、行事风风火火,甚至还可能和人动手打架。

在这里,塔塔显得格外正常。“我就感觉我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但谁说大雄的痛苦就一定比胖虎少呢?”

现在她觉得,对大雄们而言更难的是第一步——自我觉察。意识到自己和常人不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没有参照标尺,我们就以为别人都是这样的,但其实不是。”

塔塔使用的帮助专注APP“专注旅人”

“这说的不是我本人吗?”

觉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幸运的ADHD患者可能在不经意间被懂行人发现,但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幸运。

36岁的贺玲,是在31岁时,第一次确诊了ADHD。但早在2007年上大二时,她就去精神科做过检查。

那时,在某高校读会计专业的贺玲,时常感觉自己的脑子像火山口一样,身体里常常有火在窜,难以平静。

在某直辖市安定医院精神科,医生让她在电脑上做了一套300多道题的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据说这是一套专门筛查精神问题的量表。问诊时医生看完量表结果,贺玲刚聊了两句自己的家庭情况,医生突然勃然大怒说:“你只不过是因为人不成熟,幼稚而已。”

这句话气得她当场站起来跟医生吵架,然后夺门而出。“现在想想很讽刺,我是下了多大决心才来这里,她就这样给我定义了。我就想我都能发展到和医生吵架了,她说我没问题?”

被医生一锤定音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回家只能找了一本佛经念,纾解情绪。可这种对自我状态的长期困惑始终没有消散,在业余时间她开始进修心理学相关课程,还一鼓作气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想着在适当时候还能将其发展为副业。与此同时,她也为自己找了一位心理咨询师,作为来访者持续接受咨询,一下就坚持了好几年。她想着,总得先把自己的问题理清了,未来也能更好地对来访者负责。

讽刺的是,就算她在专业心理学道路上一路狂奔,也压根没察觉出自己可能患有ADHD,甚至连从业10余年的专业咨询师都没看出来。

直到毕业后的第10年,某次辞职后她参加了一门高校的心理学考试,有1个月时间复习,她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开始。和一般的拖延症不同,ADHD患者的启动困难更像是在享受一种命悬一线的刺激。她永远会在考试前48小时才把书翻开,在24小时内集中复习,并凭借着肾上腺素的刺激,潜力爆发通过考试。

多年来应对这种启动困难,贺玲磨合出的解决方式就是制造一种恐惧的黑匣子。她会想象有人用枪指着自己的脑袋胁迫她做一件事。但这种负面动力会给心理状态造成很大负担,也让她持续处在自我审判的痛苦中。

这次的备考启动困难加剧了她的困惑,她搜索和“分心”相关的书籍,找到这本《分心不是我的错》,介绍中写到这是一本关于ADHD的书,还被罗永浩、罗振宇共同推荐过。她惊讶地发现书中关于ADHD表现的20条标准,自己能对上17-18条。

“怎么这么多符合的,不会真有吧?”她和老公开玩笑说,对方鼓励她,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医院问诊试试?罗永浩就是在北京北医六院儿童精神科确诊的。

由于ADHD主治医师一般都在儿童精神科,即便是成人ADHD患者也需要到儿童科室确诊。贺玲到北医六院挂了号,挤在一群吵闹的孩子中间伪装成儿童家长,一个19岁的高个儿男孩也显得格格不入,他和贺玲聊了两句后说:“我听你说话的语速就像ADHD。”

可等到真确诊那一刻,她还是有一瞬间的错愕。她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有精神疾病。这更让贺玲觉得关于ADHD大众认知的普及有多重要,“这是一种很难识别的病,即使我在复习时都背诵过ADHD的病理原理,我也很难自我觉察。”

而当越来越多确诊ADHD的人开始在网上普及自己的症状和内心感受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

这几年,不少确诊ADHD的人,相继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还附上了详细的症状表现,还有专门的ADHD博主。

以下10条,总结自小红书ADHD博主常提及的表现:
严重阅读障碍,一段话能读一整天;
别人讲话超过半分钟就开始走神,经常打断他人的话;
经常拿起手机就忘记自己想干嘛,做到一半就开始看别的软件;
情绪转换很快,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陷入极度亢奋或emo状态,但很快又过去了;
决策也非常快,总是脑门一热就下决定,三分钟热度;
讨厌循规蹈矩,组织纪律性极差;
学东西很快,基本全靠自学,很难专注听讲;
思维过于跳跃,有时记不住名字,比如王晓红就说成王红晓;
做事没有条理、粗心,不重视细节;
喜欢即时激励和反馈,受不了延迟满足。

是不是觉得每条特征都具备普遍性,没有ADHD的人也可能会被扫射到?

某种意义上,ADHD的症状恰恰吻合了互联网时代人们注意力容易分散、碎片化的现象,以至于“你是不是有ADHD”逐渐演变成一种戏谑化的调侃方式。ADHD meme开始病毒式扩散,这个概念也更普及了。

对于那些真正被ADHD困扰的人,这就成了一种提醒。他们会开始警觉,“这说的不是我本人吗?我要不也去查查”?

像裂变一样,一部分人确诊后,她们又会在网上po出新的经验贴,或分享ADHD的日常,让更多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个过去很难识别的隐形疾病,越来越被看见了。

“后浪研究所”联系到3位近期确诊成人ADHD的患者,她们都是看到别人分享的ADHD帖子了解到这种疾病,并马上去医院确诊的。

27岁的Josie就是其中之一。她说话像连珠炮一样,时不时还会吞字,能感觉她的思维运转很快,嘴时常跟不上脑子输出的速度。

她更倾向于“胖虎”的特征,她从小就好动、闲不下来,和男生打架,上课喜欢接老师的茬。思维敏捷、喜欢新鲜感和挑战是她的优点,相伴的是缺乏组织纪律性。

她告诉我,高中时自己是很喜欢学习的,高考成绩全校第2名。选专业时家里人推荐她学审计,觉得未来就业前景好,结果等到大学她就垮了——她完全受不了核对报表这种注重细节、高度精细化的工作,每天在外面玩,不想学习,大二成绩班级垫底。

当然,她也没有走上审计的路。大四时她看到校园树洞里有人发“招兼职啦,和美女出去拍照”,很兴奋地去报了名,一下子转向摄影,毕业后转成正职继续和老板干了5年,现在离职了也在做自由职业短视频博主。

看起来,她每一次“决定人生转向”都很随机和草率,周围人也经常说她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在看到ADHD这个概念后,她简直大彻大悟了,毫不犹豫地就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挂了号。

今年7月的某天,她告诉妈妈自己要去看病,妈妈不以为然:“你脑子怎么会有病?你聪明得很!”她拽着妈妈一起去了医院,这里的ADHD科室刚开了半年,走廊上贴着宣传海报,她就指着海报和妈妈说:“你看,注意力不集中,丢三落四,冲动,这是不是都是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口的海报

问诊仅仅持续了半小时,医生就给出了ADHD的诊断。通常情况下,ADHD还需要完成瑞文推理测试、视觉诱发p300、脑地形图等一系列检查,但医生觉得Josie的特征已经明显到不需要做测试的程度。

对很多病友来说,确诊是一种解脱,一种着陆后的安全感,意味着一辆脱轨的列车重新找到了轨道。这些年来的迷茫和痛苦都有了答案。

“它的意义在于你调整了自己的坐标,你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知道了自己的大脑是什么特点。”贺玲说。

“你的灵魂被改变了”

选择吃药干预,还是放弃治疗、自我调整工作学习方法?确诊后无外乎这两条路线。

很多人是冲着能拿处方开药才想积极确诊的。“药物干预后,能体验到正常人的世界是怎样的。”对很多ADHD患者都来说,这条路线充满神秘的吸引力。

目前在临床上针对成人ADHD的用药只有两种,一种是“专注达”,它的本质是一种兴奋剂,能刺激神经中枢分泌多巴胺和肾上腺素,使患者能注意力集中地完成任务,见效很快,但只能维持10小时左右。另一种是“择思达”,这是一种抑制剂,能抑制神经元对肾上腺素的再摄取,但需要长期服用,效果更温和也没那么明显。

为了应对备考压力,贺玲短暂开过一段时间专注达。这种药并不便宜,19块一片,一次1~3片每日服用,在今年3月刚刚进了医保。

专注达

她清晰记得服药的那个上午10点半,她很有仪式感地走进客厅告诉老公,她准备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那时老公正在客厅看NBA球赛,贺玲从来看不进去体育运动。而服完药后,她突然觉得能静下心来了。“能明显感觉到视野明亮了,大脑不再是雾蒙蒙的,我竟然能坐下来看上一个小时球赛了。”

接下来她察觉到更多改变。比如心情上的,当时她每天都是“上班如上坟”,坐在工位上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吃完药后,上班也变得轻松了。更重要的,工作生产力明显提高,她不再需要给自己加油打气,也能照计划按时完成今天的任务。

头两天她很享受这种难得的专注感,但半年以后她意识到长期服用专注达对心脏会有很大刺激。当她熬了几个大夜没休息好,或早起去晨练时经常感到疲惫,有一次撸铁还诱发了心律不齐。

还有个尴尬的处境。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贺玲经常是工作日才服药,周末不吃,又或者有时候忘了吃药,她时常感觉自己穿梭在两个世界里,精神恍惚。

有段时间贺玲甚至会对药物产生一种愤怒:“为什么我要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节奏而改变自我特质?”半年后,她停止了服药。

她这样解释药物带来的影响,“服药主要是为了提高绩效,让我能融入精密的社会机器里。我会觉得自己变成一个流水线上的机器人,让渡了一部分自我特质。我也知道药物会给我带来好的感觉,但我认为那不是我自己,吃完以后没有灵魂,你的灵魂被改变了。”

芒果则向我们讲述了服用另一种效果更温和的药物,“择思达”后的体验。

她是一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大四学生,正在准备申请海外艺术方向研究生,ADHD的启动障碍让她始终无法开始准备文书材料,已经错过了dream college的第一轮申请截止日期。

9月的某一天,她处在一种极度的情绪崩溃中找黄牛挂了北京安定医院的号,确诊ADHD后,医生给她开了4盒择思达。

芒果在北京安定医院做的测试

当天她下午4点30服了药,给自己定的第一个目标是5点去洗澡。放在过去,她肯定会拖延到晚上才去,但那一天她震惊地发现自己在4:59准时下了床,5点走进浴室。一般在洗澡时她会放歌听,可那天她如果不努力集中注意力去听歌,歌词的内容就不会往脑子里钻,自己只会专注在洗澡这一件事上。

晚上她看了几集韩剧《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恰巧是个非常催泪的心理题材。芒果是个很能代入的追剧人,追剧到情感爆发时会流泪,那天她却觉得心如止水,这个从来记不住前面情节的人竟然都能看清楚剧情脉络了。“假如那时我看的是什么悬疑电影,我都能自己推理了。”

第二天,她发现自己的睡眠障碍也缓解了。以往她必须睡前听播客助眠,否则脑子里就像《瞬息全宇宙》一样跳跃,听播客能帮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声音上助眠。而服用择思达后,她睡了整整一天,大脑一片空白。

对一名ADHD患者来说,这些细节简直是奇迹,但奇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周后她觉得药效弱了,执行力提升也不那么明显了,自己还得去医院找医生复诊,先顺利度过申请季再说。

“吃药主要是为了提高申请效率,其实我还是喜欢混乱的自己,做完作品集我肯定就不吃了。”她说。

当多动症“猎人”耐下心来

时至今日,国际上越来越流行ADHD的去病化趋势,大家更愿意用“神经发育多样性”来称呼ADHD特质。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人类的大脑并不只有一种理想型,ADHD就是非典型的一种,很多神经发育特征是从出生就具备的,研究也证明ADHD的遗传概率高达75%。

ADHD障碍只是因为不适于在高度程序化、精密化的社会机器中运转,但如果调转思维角度,能高度集中注意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肾上腺素飙升完成任务、具备跳跃的思维,这些特质也可以是强大的优势。

美国企业家汤姆·哈特曼是一家多动症支持机构的创始人,曾和2000多名多动症患者共事。一位多动症心理学家告诉他,约半数企业家都患有多动症。他和美国几千位企业家对谈,在他们身上观察到不同程度的多动特征,他们敢于冒险,不断试错,厌恶稳定,需要持续不断的挑战。

比起“患者”,他更愿意称呼他们为“猎人”。一种说法是,ADHD是一种适应早期狩猎社会的特质。在史前时期,猎人们需要时刻警惕周围环境,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以便追赶更多猎物。他们享受捕猎时的刺激感,受不了一成不变的环境。“猎人对于时间的感觉要么极快,要么极慢,对‘当下的生活’感到兴奋或厌倦。”哈特曼在《多动症商业猎人》中写到。

贺玲告诉我们,最适合ADHD的职业可能是消防员,他们总往返于火场之间,紧急情况能做到临危不乱。另一个职业就是销售,短平快的工作节奏,也有即时的激励反馈,她之前就做过一段时间。

《瞬息全宇宙》剧照,导演关家永在拍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是ADHD

哈特曼的多动症理论还提到,当下是典型农夫社会的逻辑。比起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者,大部分工作岗位需要的是能维持精密仪器运转的螺丝钉——他们适应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能耐下心耕耘,等待每年秋天丰收。相较而言,猎人的工作模式则是干一单、吃一年,需要即时奖励,受不了延迟满足。捕到一只大猎物,他就可以阶段性躺平,再等待下一个机会了。

近几年社会压力太大,猎人性格越来越多暴露出在农夫社会里的不适应。

一个猎人在农夫社会里的彷徨,贺玲的职业路径就将之展现得淋漓尽致。

曾经,家人对贺玲的期待是进入国企事业单位,这也是她对自己的期待。而贺玲和稳定并不沾边,毕业后她开始北漂,先后换了4次完全不同行业的工作。按她的话说,频繁跳槽大多是因为失去了新鲜感,“老子干得不开心了。”

对于央企国企来说,这样的跳槽频率是相当罕见的。国企一般看重工作年限和阅历,频繁离职则会被标记为不稳定、没长性,这些都是竞争劣势。不断更换赛道后,贺玲发现自己并不擅长做细致的分析工作,她擅长的反而是给公司拉单子——ADHD的情绪感知能力让她更能随机应变,在公司新成立的某小组里,她是唯一一个能给公司创收的人。

最近几年,贺玲正式转行做心理咨询师,她本来担心自己的注意力障碍会影响接待来访,但她后来觉得这份工作和ADHD特质很匹配。“你无法预测每个来访者会跟你说什么,每次他们都会带来新鲜的内容。并且这份工作也很考验现场随机反应,咨询的50分钟创造了一个短期高压环境,我会非常集中,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来访者身上。”

Josie同样有过高频跳槽的经历。一开始她做电商直播助理,上架50件衣服能漏好几件,老板骂她“每天白天像在梦游一样”。后来老板发现她拍视频经常有很多巧思,就不再让她做清点的工作了。Josie找到了自己的优势领域,每天外出拍摄,诞生过很多爆款。

Josie和她的狗子,小红书@人宠摄影师李墩墩

而疫情来临后,外拍的机会没有了。Josie需要坐班,“我头一次感到如此痛苦,我很佩服那些能坐8个小时的人,我坐4个小时都不行。”自然,她跳槽了,又换了2份工作,直到现在做自由职业。确诊ADHD后,医生听说了她的工作性质也没给她开药,觉得药物反而会影响她的工作状态,现在这样不也挺好的?

她也想开了:“上天配给我这样一个大脑,我就尽量去规避他不好的一些地方,去发挥他好的那一面。”

塔塔依然在坚持吃专注达,她目前在媒体广告行业,自己还是经常拖稿,需要靠药物维持工作动力。但她发现,做媒体3年来,光是现在的公司就有3个编辑确诊了ADHD。在这类需要创造力和艺术知觉的行业,还可能天然聚集更多特质相似的人。

什么是适合ADHD的工作?和贺玲讨论这个问题时她告诉我:“我们是鱼,在人类的进化中没长出四肢,现在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陆地上,我们就成了少数群体。明明是鱼,为什么非要勉强自己在路上跑,还想去爬树呢?”

“但是这个世界已经快干涸了呢?”

“那就去找你自己的水沟吧,总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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