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二世在其70年任期内的公众生涯里，扮演了很多角色——君主、外交官和文化象征。她不是每年一次出现在一幅肖像画中，而是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正如女王曾说的，“我需要被人们看到，才能被他们相信。”

在英国国会开幕大典上，她会穿着隆重的服饰致辞。那件饰有貂毛的红色天鹅绒斗篷又长又重，需要几位侍从跟在她身后抬起拖尾。每年6月，她都要在皇家赛马会上亮相。在为期5天的赛事中，城内谈资离不开女王的日间着装，有人甚至为“女王的帽子是什么颜色”而下注。

到了夏季，白金汉宫会举办三场花园派对，荷里路德宫再加办一场。这是英国公众与女王面对面的最好机会之一。尽管存在安全问题，伊丽莎白二世在继位之初一手促成了这项变革。根据白金汉宫曾公布的一组数据推算，女王一共授出了4万多个头衔和奖励，在花园派对上接待过约200万人，“人们有时候需要表扬和鼓励，否则这个世界就太灰暗了。”

就在这个年轻家庭正适应新命运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和迫在眉睫的命运，意味着伊丽莎白从未经历过叛逆时期，甚至没有一点青春期放纵的迹象。乔治六世突然离世时，“日不落帝国”正在经历分崩离析，25岁的继任者迫切需要再次抚慰国民，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哀叹道：“她只是个孩子。”

1953年6月，加冕仪式的全球转播仅英国就有2700万人收看。即便在小型黑白电视那种点状像素屏幕上，女王的礼服也能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伊丽莎白要求设计师在白色缎面上以金银丝线描绘出英国和英联邦国家象征，毕竟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她的终身使命。

这件历时8个月完成的加冕礼服，作为20世纪英国时装设计师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于庆祝女王90岁生日之时公开展览过。在重重珠宝、水晶、饰片的衬托下，裙身上的装饰有威尔士的韭葱、爱尔兰的三叶草、加拿大的枫叶、新西兰的银蕨、澳大利亚的金合欢、南非的山龙眼等元素，它们与英国玫瑰和苏格兰蓟相互交织。

摄影师塞西尔·比顿认为，加冕当日，他镜头中的伊丽莎白散发着“拜占庭式的华丽”。这种华丽并非完全无缘无故，它在历史中承担着一种重要的政治目的：凸显地位。

刚即位的那几年，为了表现得持重，伊丽莎白服从玛丽王后的命令——不苟言笑。英国人都不喜欢她严肃的样子，称其为“冷血温莎”。事实上，女王骨子里是个幽默的人，很多年后她曾“吐槽”在加冕礼上戴的皇冠太重，“我不能低头念稿，不然脖子就断了”。还有一次，女王前往皇家赛马会，在门口被警卫拦住了，对方表示，没有贴纸不能进入。她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想如果你仔细看看，我就可以进来了。”然而，正如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讲中所描述的那样，作为“传统和荣誉的继承者”，伊丽莎白从继任那一刻起，就被严谨地限制了形象和作为女王的意义。

为塑造端庄、优雅、值得信赖的皇家形象，御用裁缝哈特内尔为女王设定了一套不妨碍她履行职责的着装参数，从领口的深度到裙子的形状，每一个细节都需考虑在内。比如，帽檐不能太宽，不能遮脸；帽幅也不能太高，以免下车时被卡住。夏季的裙摆有时会缝上铅制的小砝码，以防被风吹起。提包的手柄长度需要刚好挂在小臂处，又不会影响握手。而女王拿包的姿势则传递出，她想继续一段对话还是选择终结。

设计师诺曼 · 哈特内尔（左）在时装秀后台，他是女王刚即位时的御用裁缝

女王白天贵妇式的伞裙和露趾高跟鞋，晚上闪闪发光的舞会礼服，给“二战”后的世界带来符合王室幻想的魅力。有一次，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爵士问女王，为什么即便在没有很多人或照相机的场合，她仍然穿正装。“我是标准的最后守护者。”女王回答说。

长期以来，伊丽莎白尽量不只选择一个品牌的衣服，那样可能会被解读为不得体的垄断。人们发现她绝大多数时候穿着英国设计师的作品，这被解读为，坐拥一个以殖民和征服闻名的政体，女王对英国制造的坚持与大英帝国宣扬自身霸权的历史相一致。

碧翠丝公主的婚纱改自于女王的古董礼服

在位期约300次的海外访问，让伊丽莎白成为历史上出访最广的君主。每次国事访问，着装研究团队都会提前进行数月的准备，比如，对到访国家的象征花鸟、讲台背景，甚至是“某个地方禁止使用的颜色”进行调查；还要把东道主国家的女性着装纳入考量。通过着装表达友好也是女王工作的一部分。1965年她出访西德时，穿了一件蓝绿色透明硬纱丝质礼服，上面用银色刺绣，款式借鉴了莱茵兰宫廷里的洛可可风格。1983年与里根夫妇会面时，女王礼服上装饰了橙色的加州罂粟花。

即便不出访，女王每天仍然需要多达数次换装。任何一项日程都要提前计划好着装需求，并记录在电子表格中，确保单品重复出现的间隔适当。比如，同一顶帽子一年之内不会戴两次。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罗伯特·莱西指出，除了军队成员之外，现代女性很少会把帽子作为工作制服的一部分。这提醒我们，女王是在履行一项职责中的义务。“从不抱怨，从不解释”是她的口头禅。

除了帽子，手袋也是陪伴伊丽莎白经历风雨的忠臣。在庆祝女王白金禧年的宣传片中，她和帕丁顿熊在白金汉宫共度下午茶时光。经历了一番帕丁顿熊的无心之失，精心备好的茶点毁于一旦，于是，女王从手袋里掏出橘子酱三明治，表示自己也会以防“不时之需”。女王的手提包里装着什么一直以来都是英国人闲谈的话题。常规如小镜子、口红、手帕和派克钢笔。一次演讲中，台上的伊丽莎白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副老花镜，这让英国民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爱戴的女王陛下已经上了年纪。

然而，英国皇室的公众形象和其背后的君主制度从未停止遭受质疑。1992年，当英国上下正在计划庆祝女王登基40周年时，没人会想到皇室家族成员的婚姻问题会以如此灾难性的方式公开。另一方面，民众因为纳税人要对温莎城堡大火所支出的巨额维修费（4000万英镑）买单而感到愤怒，毕竟他们自己正在承受经济衰退的重击。为此女王宣布将按收入纳税，并削减王室成员名单。在其40周年庆典的致辞中，女王承认君主制并非无可指责，她那身深祖母绿套装看起来像是黑色的，更贴近哀悼的基调。

伊丽莎白善于用服装的颜色和配饰承担公关职责。2011年访问爱尔兰时，她特意选择了爱尔兰标志性的盖尔绿色套装，以示与邻国团结无间。2020年4月，冠状病毒迫使英国展开居家隔离，女王在温莎城堡的办公桌旁发表了罕见的国事讲话。镜头中，她鲜绿色的衣服简洁而充满生气，并搭配了一枚绿松石胸针。在许多文化中，绿松石都被认为代表保护与希望。

2020年4月，伊丽莎白二世就新冠疫情发表国事讲话

在位期间，女王对自己的政治倾向始终保持沉默。作为一个极少能畅所欲言的人，她学会了通过挑选胸针等珠宝，来传递微妙的信息。解读女王珠宝的各种变体成了全球王室观察家的痴迷之事。2018年夏天会见备受争议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女王佩戴着奥巴马和米歇尔送给她的胸针，表面上看似保持中立，而这件象征友谊的胸针，也透露出她对眼前人的一种顽皮又狡黠的暗示。

类似通过着装细节进行交流的方式在政界非常盛行。通过胸针表达态度的女政客，有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还有英国最高法院前院长布伦达·黑尔，她在宣布对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议会休会的裁决时，佩戴了一枚蜘蛛状胸针，这成为当时的新闻头条。作为时尚外交的坚定践行者，伊丽莎白推广的彩虹套装，既亲和又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从而为希拉里、默克尔等政治家提供了参照模板。

女王的透明鸟笼伞总能与其当天的套装在颜色上保持一致

相比于伊丽莎白一世的肖像把她描绘成穿着天鹅绒披着金丝斗篷的半神，脖子上缠绕着珍珠项链和一圈花边皱领；维多利亚女王的形象如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对他的红桃王后的描述一般，让人想起“所有家庭教师的精华”。伊丽莎白二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君主，在维系皇家习俗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做出改变。从全球转播的加冕仪式到安迪·沃霍尔的波普作品，从《皇室家族》纪录片到2012年和007跳伞进入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她潜移默化地将君主制从贵族时代带入了当下的社交媒体时代。

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君主政体都沦为仪式上的虚无，或已走向灭亡的时代，她重塑了君主权威，并将一种年长的、智慧的、慈爱又严格的母亲形象，转化为“国家”的拟人化表现。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在女王的悼词中所写：“过去七十年风雨飘摇，充满了痛苦分裂和不可预知的动荡。尽管伊丽莎白被限制在她的身份里，禁锢在枯燥的宫廷仪式和习俗中，但她总能在最重要的时候，成为这个国家理想化的化身。”

排版：雨筠/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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