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学术史中，始终有一群人在从事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历史赋予他们的学术使命就是铺设研究的地基，犹如为一座城市建造地下工程。它不为人见，也不起眼，但是只有地下工程足够坚实，城市地面以上的工程才能得到保证。

近几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考古热。以敦煌莫高窟来说，不管是游戏还是文创，产品层出不穷，且都获得了不俗的反响，敦煌已然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大IP。

不过考古热并不代表科研单位招人就容易，近日，关于2022年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报名者弃考的新闻冲上微博热搜。有专家表示，考古热是一股社会潮流，只是随着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增多，对考古的关注度提高了，而真正从事考古的人从来都是少数群体，关注度与专业从业者之间并不是正比例关系。

新京报记者就此与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进行了对话。

新京报：可以说一代一代的考古人在敦煌研究上为后人不断打下了基础，那么，敦煌研究院考古所近些年的人才储备如何？

张小刚：敦煌的学术史中，始终有一群人在从事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历史赋予他们的学术使命就是铺设研究的地基，犹如为一座城市建造地下工程。它不为人见，也不起眼，但是只有地下工程足够坚实，城市地面以上的工程才能得到保证。

这几年考古由冷及热，是全民切身感受到的。比如敦煌，千年IP出圈成了新网红。高考考古热、考古类节目热播、对考古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的关注、对文物保护重视程度的提升等，均体现出考古学的社会意义在国内不断增强，真正喜欢考古学科的人数也不断攀升，从大环境来讲，现在确实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但是真正从事考古的人从来都是少数群体。比如我吧，2000年从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敦煌，在我之前武大来过一人，但之后的20多年里，再没有了。目前考古所人员紧张，只有20个人左右，即使其他工作全都不做，只做石窟考古报告，这些人员依然是不够的，所以就会出现做了石窟寺考古报告会影响田野考古，做了田野考古会影响石窟寺考古报告。

按照相关规定，敦煌研究院每年都会整合各部门用人需求，向省级主管机构提出招聘计划，来招急需紧缺专业人才，主管机构审核通过招聘计划后，发布招聘公告，组织笔试、面试，最终确定录用人员。这些年，我们考古所报考的人时多时少，比如2017年，招两人，报名考试的有五人，笔试达到最低控制线的就一人，最后通过面试录取了一个，浪费了一个名额。比较好的情况是2020年，一次性就招到了三个。

据我了解，各个地方的大所，尤其省所这两年增加了不少的编制，比如有的省从原来不到几十个人的编制扩大到了二三百人，这对全国的考古行业来讲是个好事情，国家、地方都很重视，给考古更多的名额和经费，但我心里可就打鼓了，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一年就那么多，内地条件好的地方招的人越多，客观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更难招了，同在一个省的省所，招人情况也比我们好很多。今年我们计划招一个考古的岗位，刚开始有五六个人报名，还是不错的大学，结果一下来全缺考，一个都不来，名额又浪费掉了。

新京报：有部分网友认为，由于敦煌研究院招聘门槛高，再加上地处偏僻，工资待遇不如发达省份，因此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吗？

张小刚：事实上是考古这个岗位的学历要求我们放得并不高，一般来讲敦煌研究院招生都是从研究生起步，院里鉴于我们是紧缺专业，同意我们招聘考古专业毕业生的时候从本科生起步。但是由于考古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必须要受过专门的考古学训练才有能力承担相关的考古工作，所以一般没有办法用其他学科的学生来代替。

新京报：现在敦煌考古人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张小刚：我是武汉人，22年前我刚到敦煌的时候，气候干燥、风沙频繁以及南北饮食差异等带给我很大的不适，至今我仍然记得刚来到敦煌不久在大漠里进行田野考古时被烈日暴晒，漫天风沙包围的窒息感。常常是到遗址挖掘现场不到半个小时就会变成了土人，眼睛睁不开，鼻子里嘴里都是沙子。但当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敦煌学和石窟考古的学习和研究当中后，这些就顾不上了。

一代代的敦煌考古人普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成家后子女的照顾问题以及教育问题。我和我爱人是双职工，孩子不满一岁就被送到我爱人甘肃会宁农村老家里一直待到8岁，我们休假请假出差才能过去看一下，因为是在农村，孩子没上过幼儿园，5岁还在玩着泥巴就上了小学。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但是我爱人还在经常为此揪我的小辫子。

莫高窟距离敦煌市区有25公里，现在，研究院在敦煌市区和莫高窟都有家属院或公寓楼，大家也慢慢都有了私家车，各方面的条件好了很多，敦煌的学校教学质量也是可以的，但对现代年轻人来讲，敦煌毕竟不是大城市，也有不少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去了其他单位，或是离开了敦煌。

新京报：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实践经历了哪些阶段？

张小刚：1951年1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与弘扬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63年，研究所迎来了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马世长等，敦煌石窟考古工作得到了加强。1981年，研究所下设考古研究室、美术研究室、遗书研究室、保护研究室等。1984年，经甘肃省政府批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室也相应升格为考古研究所。

扩建后的敦煌研究院扩大了编制、增设了部门，汇聚了更多人才。

新京报：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敦煌石窟考古在全中国石窟寺考古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张小刚：我们知道樊锦诗先生主持的敦煌石窟分期断代的学术成果既完成了对莫高窟北朝、隋代、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确定了一批洞窟本身的时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还为敦煌石窟的各项人文学科研究奠定了时代基础，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石窟寺考古是石窟寺研究的一项基础性科研工作。石窟寺考古报告就是对石窟遗存进行全部、客观、准确、翔实的文字记录，考古测绘（绘制实测图），高清拍照和题刻拓片收集，编写和出版报告，搭建全息基础资料平台。做考古报告是为推动石窟寺的深入研究，为推动人文科学研究，提供所需要的可靠资料，为石窟修复乃至石窟坍塌后的修缮与复原提供依据。

撰写莫高窟的考古报告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任务。成千上万个形态、风格各不相同的佛造像都需要考古人员进行一一单独的辨识考证与正规记录，一些损毁的壁画更需要大量时间查阅资料，考证清楚，才能写出科学、完整、系统的考古报告。

樊锦诗先生曾经说过，考古报告这个课题，聪明的人不愿意做，不聪明的人做不了。做起来费劲时，一辈子放进去都不够，可它的意义无比重要。

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十一年后，今年84岁的樊锦诗先生仍亲力亲为主持的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目前已在校改中，明年出版。

除了分期断代和考古报告，这些年田野考古也在持续加强，尤其是彭金章主持的莫高窟北区窟大规模的清理发掘，揭示了莫高窟在公元4世纪-14世纪不仅持续不断地修建了南区众多的礼佛窟，而且还在北区修建了僧众从事修行和生活的洞窟，组成了统一、完整的石窟寺全貌。

可以说，在敦煌工作的二十多年时间，我见证了敦煌乃至全中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

新京报：敦煌研究院的人才培养，或者说留人之道是什么？

张小刚：怎样留人我们一直在考虑，三种手段并行。一是待遇留人，想尽办法提高待遇。2004年樊锦诗先生还在当院长的时候，曾经找到甘肃省委省政府去要政策，说当时研究院的条件与大城市差距太大了，不提高待遇，不但招不来新人才，连现有的研究馆员、博士也留不住了。敦煌研究院成了甘肃省事业单位里第一家实行岗位津贴制的，平均一个人多了一千多元钱，军心一下子就稳下来了。

不过，待遇再怎么提高，我们也没法和大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城市相比，这是客观现实原因，也是没办法改变的。纯粹靠待遇，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二是靠情感留人，营造一个风清气正，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单位氛围，研究院像个大家庭一样，让大家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彼此关心。

因为做石窟寺考古报告太辛苦，每到年底，樊锦诗先生都会请考古所全员吃饭，平常更是把别人看望她带来的水果等分给刚来所里的年轻人。我记得有一年院里接待游客的部门特别辛苦，樊院长就拿自己的卡去银行取出一大包钱来，请100多个讲解员吃饭。

三就是事业留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里你有专业的事可做，有大量的研究资料，只要你有兴趣，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可以取得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尊重和认可，为中国学术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敦煌学博大精深，我们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没有理由在敦煌石窟研究方面不走在世界前列。我们要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新京报：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张小刚：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方面已经建成全国一流的平台，考古方面还在起步阶段，接下来会努力完善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的体系，在加强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前提下，也会带领团队积极承担敦煌及其周边的田野考古工作，除了敦煌石窟范围内如莫高窟崖顶与大泉河两岸遗迹周边成城湾、采石场、五个墩等遗址外，还会对古代敦煌地区的古城址、古墓葬等其他古代遗址进行调查、清理发掘和研究工作。

我们还会进一步开阔敦煌青年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提高大家的研究能力，培养新一代的敦煌石窟考古专家和学者，使敦煌考古事业做到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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