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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小青:一个成人ADHD的多面人生故事

席小青:一个成人ADHD的多面人生故事

育儿


编者语:分心多动并不是孩子的专利,孩童时期被诊断为ADHD(多动症)后,有70%的人其核心症状会持续到成年。

成人ADHD会有哪些表现?ADHD会为他们带来哪些优势或挑战?前一阵子,惠之老师在《午餐直播间》采访了席小青老师,请她讲述自己作为成人ADHD的多面人生故事。

嘉宾介绍  

席小青:

公共及品牌专家、企业高管、电台主持人、专栏作家、多国多地的旅游大使、公益组织发起人、环球行走者、资深潜水员、对外汉语老师、注册咖啡师、策展人、纪录片制片人、美食厨娘……


本文整理自《午餐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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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下配图,均为席小青拍摄。透过这些照片,让我们感受一个成人ADHD的世界观察



01

我的学生时代:跟ADHD和读写障碍共处


惠之:我和小青老师是老朋友了,我们是中学同学。我知道大家都叫你“猫丫”,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小青:2000年,我成了一名背包客。当时,我养了一只猫,叫丫丫。

我在网上写文章时,用的网名就是“丫丫看天下”。

大家很喜欢读我写的文章,又知道我喜欢猫,所以就叫我 “猫丫”,这个名字就一直用下来。

惠之:原来是这样。小青,你是什么时候被诊断为ADHD的呢?

小青: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被确诊了。

小时候,我像很多ADHD孩子一样,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喜欢找同学说话,总之是属于比较容易闯祸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会让家长很头疼。幸运的是,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通过观察,怀疑我可能有某方面的问题。


于是,我父亲就去找了他的好朋友给我诊断。最后,我被诊断为小儿多动症。

当时,国内对ADHD的认知还非常有限,我虽然被诊断了,大家觉得也许长大了就好了,然而,我的问题一直没有改善。


席小青/摄

直到2018年,我再次被诊断,我对ADHD也因此有了更多的认知和了解。

在此之前的几十年,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方法克服了很多困难。非常不容易,然而也特别有趣。

惠之:从小学到2018年,中间的时间跨度相当长。

小青:是的。我11岁被诊断,到了初二,我明显表现出读写障碍的问题。学完二元方程之后,数学课我就完全听不懂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小学就有所体现,比如,我读完一道应用题,却完全没法理解题意。


小升初考试,我的语文成绩是全市第一名,但数学分数很低。


最后,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进了重点中学成都七中。

到了初三,我的英文也出现了问题。我可以说很漂亮的英文,但我无法拼写。即使是很简单的词,我也无法拼写正确。

回想起来,我的中文也有拼写障碍,比如,两个字形相像的字,像“买”“卖”或读音相像的词,像“公”“共”,我一定会写反。


惠之:父母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小青:当时,没人觉得“小儿多动症”是一种病,他们只是觉得你不用心,态度不好,其实我态度很好,我只是没有办法。

当时,不知道谁可以理解我,有时,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差?我为什么不能好一点?

惠之:在学业上,有这么大的挑战,你是怎么去应对的?

小青:我很幸运,我们那一届,是最后一批不用考试,初中可以直升高中的学生。高中开始文理分科,我的压力也相对小一些。

另外,学校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我有机会发展其他的兴趣和特长,比如,我可以参加文学社,打球,唱歌,跟同学玩摄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在学习上缺失的自信。


席小青/摄

惠之:当时虽然在重点学校,学业很重,但还是有机会发展自己其他的爱好。

小青:是的,周末还是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你记不记得,我们学校门口,有两排树,其中有一棵是歪脖子树。冬天,当所有的树叶都飘落了,那棵树的身姿特别好看。

它成了我给自己留的一个气口,我不需要逼着自己一定要长成笔直的树,做歪脖子树也可以很美。

席小青/摄

惠之:听你的讲述,我发现你可以跳出框架思维,非常宝贵。后来呢?

小青:我当时觉得考大学太难了。我曾经问过我父亲,我一定要考大学吗?他沉默了一下说,家里人都上过大学。他还告诉我,大学生活是很不一样的。

我想,好吧,那我也去考一下吧,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

高考后,我的分数刚过本科线,我报考了深圳大学。

为什么会选择深圳呢?当时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新鲜的地方,我相信那里会很好玩。


我父亲了解了我的想法,就说如果你想去,就提前去看一下。


于是,在考大学前的一个寒假,我就带着父亲写给朋友的介绍信,去了深圳。

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很好,我跟爸爸说,我想到深圳读书。他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冬天有花,有太阳。这两件事对我很重要。

你会看到,ADHD孩子的价值判断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们不是遵从世俗的标准,而更遵从自己的判断。


席小青/摄



02

不同的身份,是对工作的反哺

惠之:我看到你有很多的头衔,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的职业体验呢?

小青:经常有人问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大家觉得我的生活太多面了。其实,这三十几年,我一直在做一个职业,就是公共关系品牌管理。

你看,多动症孩子不是无法专注,他们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是可以很专注,很精通的。

惠之:你怎么处理身份的切换呢?

小青:旅游、潜水,做咖啡师、对外汉语教师,大家会看到我有很多身份。我之所以学习这么多东西,跟我父亲是有关系的。

小时候,我的成绩不太好。我父亲一直教我一件事——技多不压身。他认为,任何时候,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就可以养活自己。

这些旁支末节的东西,对我的工作是有反哺的。


因为你不知道过去遇到的一件什么事,读的什么书,旅行中看到的什么风景,就启发了当下的工作。这是一种慢慢的赋能。

席小青/摄


惠之:平时,当我告诉父母们,要用优势的眼光看待孩子,找到孩子的优势,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钢琴、画画、编程这些技能,其实给孩子空间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小青:真正的学习是一生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要教会孩子的。

03

我的支持系统和“自我使用手册”

惠之:你觉得ADHD对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小青:在工作上,ADHD所有负面的地方,比如,专注力不集中,韧性不够,容易拖延、分心,都会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生。

一方面,我学着跟这些特质和解;另一方面,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我有严重的出门困难症。


我呆在自己的空间里会感到很安全,你让我出去开会,我就不愿意。


所以,我就给自己建立了一个支持系统。


每次我需要出门,我的团队伙伴就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出门、现在就出门”“放下手机、放下现在所有的事情,出门”。甚至如果我有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我远在成都的父母,都会打电话来提醒我。


席小青/摄

惠之:你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特别好的支持系统。

小青:是的,求助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而,很多人都不愿意开口求助,这是很可惜的。

比如,我是成人ADHD,很多人不愿意贴这个标签,或者暴露这个身份。


我是反过来的,我告诉我周围的人,我有这个问题,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情况,请你们原谅我;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我们一起来面对。

惠之:从你身上,我看到自我认知的重要,接纳自己,和周围人互相补足。我记得之前,你跟我说,你有一个自我使用手册。

小青:自我使用手册是我的医生启发我做的。所有的ADHD孩子或者大人,都应该做一个自我使用手册。

这个手册会告诉我,我特别擅长什么,我的兴趣是什么。


我特别擅长的事情,就是非常靠谱的事情;感兴趣的,是比较靠谱的事情;其他的,就是我不擅长的事情。


这就像产品说明书,你需要按照它来使用产品。


这个说明书,不仅帮助你更了解自己,也帮助他人了解你自己。这会让彼此的互动更加良性。

席小青/摄

惠之:这个特别好,让我们看到到底我是谁,我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可以有预见性地发展自己的长处,跟自己和好,跟世界和好。

小青:我一直跟朋友分享,不要活得那么拧巴,我明明不能这样,你非要把我拧成这样;我明明不能做这件事,你偏要让我做这件事。

工作中,当我做很大的方案的时候,我会来做整体的结构,做PPT最大的一块。我请同事们们来填表格,做报价。因为那些都是我不擅长的东西。

惠之:你的分享,让我想到,在美国,我有一位老师,他写了24本书,但是没有一本书是他自己独立写的,都是跟别人合作完成的。我们看到团队合作的重要。ADHD人群,不用总是纠结自己的短板。

小青:世界是为93%的人设计的,我们ADHD是另外的7%,世界就不是为我们设计的,没关系,我们用自己的运行模式和世界和解。

惠之:在美国4岁-17岁的人群中,ADHD占11%。在美国科罗拉州,有一位博士,他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观点。他说,如果ADHD人群是那10%,世界的规则是给90%的人制定的,我们处在不同的星球上,我们要为这个群体发声。

我们不是有道德问题,我们不是不认真,我们只是跟别人不一样。

小青:社会是多元的,这是大家普遍的认知,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ADHD的与众不同呢?

ADHD的早期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瑞典和美国的数据都表明,童年被诊断为ADHD的孩子,长大后的犯罪率是普通人的5-7倍。所以,正向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这让社会可以承担更少的成本。

惠之:在爱到底举办的全国ADHD宣讲日上,巴克利博士也提到及早干预的重要。ADHD人群有冲动的问题,执行力比较弱,如果在不太友好的环境成长,很容易发展成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抑郁。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感谢小青今天的现身说法。

04

如何成为“孩子友好型父母”


惠之:能不能给线上的父母们一些建议?

小青:我自己没有孩子,我不是一位母亲。可是很多父母会把我当成儿童友好型大人。很多孩子也很喜欢我。甚至那些所谓的熊孩子,我都能带。

可能是因为我跳出了父母本身对孩子的要求,我站在一个跟孩子更平行的角度跟他们相处,共情。

之前我拍了一本全世界孩子的专辑,叫《亲爱的小孩》。我拍了400多张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孩子。

拍摄的时候,我会蹲下来,或者趴在地上,跟他们保持一种平行的姿态。


席小青/摄

父母怎么成为孩子友好型父母?更多时候,需要父母放低身段,跟孩子保持平行。

 

现在的孩子,是在网络时代出生、成长起来的,他们比当年同龄的我们看的更多,懂的更多,父母在眼界上要跟他们平行,否则,跟他们的关系就会错位。

ADHD孩子,他们跟世界的链接本来就不一样,如果我们态度游离,无法跟他们共情,孩子很痛苦,父母也很痛苦。

惠之:刚才你提到ADHD孩子,通过你的经历,父母要不要告诉孩子他是ADHD呢?

小青:坦承是很重要的。当年,我父母是第一时间告诉我的,我们还讨论过什么是多动症。


我们要共同面对这件事,这个挑战。我们只有在同一个信息背景下,战壕里,才能更好地面对。我建议父母跟孩子沟通,不要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

惠之:当父母告诉你时,你是什么感受?

小青:我当时觉得不太好理解多动症。因为我喜欢运动,爬树、看猴戏,这些算不算多动呢?当时的诊断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核心,就是注意力的缺失。

惠之:既然孩子要和父母共同面对,父母是否需要提前有一些装备呢?因为不少父母很排斥ADHD,觉得这是给孩子贴标签。

小青:我觉得有些过不去的坎,都是父母过不去的,不是孩子的。


比如,能不能考上大学,成绩好不好,对孩子来说,意义没有那么大,很多时候,是父母先贴上了标签,然后又把标签移到孩子身上的。

惠之:焦虑其实是父母的。

小青:刚刚我讲过,ADHD孩子的社会链接,没有那么强烈。


我跟我的医生聊过,A娃没有礼貌,问很多问题,他没有社会性,他只是好奇,想知道答案,他不会想到问这个问题会让人尴尬。

这个时候,父母的态度非常重要。你要了解孩子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惠之:这点很重要,很多A娃很容易让父母误会。

小青:他的社会链接没那么多,所以他不会焦虑很多事情,焦虑的是父母。

惠之:的确如此,父母非常焦虑。如果孩子到了青少年或者成年,懂事了以后,长期被贴负面的标签,他们的心理会有变化吗?

小青:当时会感到很受挫,我到现在还跟我父亲说,我永远不会成为你要求的那样完美。


但是孩子的心理会成长,这个过程可长可短。


有人到了四五十岁,才真正成长起来。孩子还不那么强大的时候,父母给的完美主义的压力会是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惠之:所以我们还是会告诉孩子。通过你的经历,你觉得父母可以怎样更好地帮助孩子呢?

小青:我没有直接辅导过孩子,但从我的父母对我来看,支持是很重要的,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不管你做什么事,不管你成为谁,我们都在你身边。这种心理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A娃很有天分,但也有很多人一辈子只是普通人。


我们要接纳孩子是个普通人。我爸妈对我的要求已经降低了很多,他们只要求我善良、诚实、勇敢。

有一次我跟我父亲聊天,他说,我们不需要你太勇敢,因为我冲动嘛,他们怕我太勇敢了。他们只要我诚实、善良、一点点勇敢就好了。

其次,父母要接纳孩子跟别人有不同的人生。我们中国人,都希望孩子顺顺当当地过一生,也许A娃会有和别人不一样的一生,这没有好坏,只是不一样。


席小青/摄

最后,父母要接纳意外。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走神,我们A娃受到意外伤害的可能性更大。


我会不停地摔倒,在不同地地方、以不同的姿势不停地摔倒。有人开玩笑说,摔出亚洲,摔出世界。

惠之:说到意外,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巴克利博士的课程,他讲到从A娃一生来看,如果不及时干预,他们很容易发生意外,甚至影响寿命。

小青:是的,他们会发生想都想不到的意外。比如,去年我就把我的左脚摔伤了。当时我在重庆,有一天,我在巷子里看到一只猫,我想把它抱给我的同伴看。她看完,我要把它放走。


我刚把它放在地上,它就跑了,我去追它,结果一不留神,整个人就摔下去了。


我没有注意脚下有砖头。我的注意力非常专注地在那只猫身上,那一刻,世界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在我摔到眼泪出来的时候,我才回到现实世界里。

05

给成人ADHD的建议:跟自己和解



惠之:很感恩,尽管会出现各种情况,但你周围的人都能接纳你。对成年ADHD你有什么建议吗?

小青: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和解。


我有个好朋友,我们认识了很长时间。他是IT工程师,开发了深圳的第一套自动停车系统。我的电脑永远都是他帮我维护。我叫他石头。我说,石头,当全世界都不理我的时候,电脑也不理我的时候,你一定要理我。因为我对这个不理我的电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后来他突然关了公司,去做了木匠,开了一家手作木工坊。从陀螺,到手工椅子,所有木头的东西他都做。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怀疑自己有ADHD。他无法集中注意力,就用做木工的方法训练自己。

我想他一定在生活或工作上,遇到了困惑,才会想去改善。


后来,我劝他去医院做个量表。他很忐忑,因为在中国做量表,需要去精神医院。很多人对去精神病院是心怀芥蒂的,他不觉得自己有精神病,我只是注意力不集中。


在我的鼓励下,他去了。后来,他发微信给我说,“我确诊了,我特别高兴。有一项分数,正常人是85,我只有4。”

那一刻,他为什么高兴,我能体会到。我们一直在探求的东西,有了答案。我们有了合理化的可能。不然的话,我们一直拧着。

如果你真的怀疑自己有成人ADHD,就去做个量表。做完评估,你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才有可能去解决和面对。


席小青/摄

惠之:当我们被诊断了,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也就释然了。当然也会有反复,会问自己:我真的有这个障碍吗?

小青: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方法论。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自我使用手册,你先把他熟读,分清楚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再把这个表给你最亲近的人,亲人、朋友、工作伙伴。


在其他人面前,你还可以隐藏自己。但在这些亲近的人面前,你是隐藏不了的。让他们更多了解你,变成你的支持系统一部分,非常重要。

惠之:小青讲到自己的经历,刚才她说到的很多观点,在我的新书《家有多动症孩子:父母教练手册》里也会提到。比如,兴趣的发挥、同伴的合作、技能的发展、有效的治疗等。

我知道小青老师特别有才华,也在写自己的书,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小青:2018年,我被重新确诊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新梳理自己的机会。我是1969年生人,到2019年,我正好50岁,我本来想在50岁之前,完成这本书。但是因为各种拖延,到现在还没有出版。

目前,我已经写了9万多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这本书完成。

我在书的结尾说,我们总是觉得为什么我们是那7%,这很不公平。就像一个患绝症的病人,他们也会问,为什么是我。我得到的答案是,上帝在给我们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打开一扇窗。

所以这本书的结尾,是我在南美拍的一张照片,画面里有很多扇彩色的窗户。


席小青/摄


惠之:期待你的书,尽快出版。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是ADHD,有很多挑战,但我们要学着跟自己和解。谢谢小青老师,谢谢线上的朋友们。养育ADHD很难,成人ADHD也很难,让我们在一起,将爱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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