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后期，在经济萧条、美苏冷战、环境污染等阴影笼罩之下，一路高歌的科技进步幻觉被打破，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科技发展，以及并不一定光明的人类未来。科幻文学的书写方式也随之一变，“黄金时代”的“硬”科幻中注入了更具浓厚人文主义色彩的表达。厄休拉·勒古恩便是这场“科幻新浪潮”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以“地海传奇”系列、“海恩宇宙”系列闻名于世，曾获8次雨果奖和6次星云奖 。在读者眼中，勒古恩最擅长的便是“创造世界”，并在这些新世界中进行“思想实验”。她秉持探险家的姿态，深入常识的死角，挖掘出我们陌生但并不为之惊恐的新世界。《寻获与失落》收录了厄休拉的十三部中篇，许多故事虽然发生在太空，但并非读者熟悉的星球大战叙事，而更像是星际口述史或新大陆考察笔记，散发着浓郁的“后冷战”气息。她写性别会流动的人、随时可以化作人形的动物、植物形态的星球意识、四人一组的婚姻模式…… 这些想象不禁让我们反思，现实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宗教、阶级观念的存在，是否天然合理呢？
早熟的少女从喜爱的小说中窥探未来；平凡的青年在防疫糖丸里咂摸过去的错误和快乐；丢失的钻石戒指见证了感情的变迁和遗憾……《空气吉他》收录了青年作家邵栋的九部短篇小说，收容了城市漂泊者、底层打工者、凶杀案与微妙的人心，它们一半是香港故事，一半是令人产生共鸣的青年经历。邵栋自称“空气吉他手”，这出自大多数少年都会有的模仿经历：一边把音乐调到最大，一边摇头晃脑，假装手中有一把无形的吉他，因为自己无法跟随生活合奏的大旋律，只能乖乖地不发出声响，半真半假随着众人假装弹奏。《空气吉他》里的故事与人物也暗合着类似的状态，他们常出现“滥竽充数”般的间离，相认后又产生同频共振的默契。
洪子诚 著
北大培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8
在中国的大多数文学史书写中，“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以1949年为分界点。“当代文学”是国家文学，“顶层设计”始终存在，文学形态、文学生产的制度与开展方式有明确的规划；书目的制订与提出，也反映了文学界高层对文学发展的指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发现，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起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讨论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方面仍然存在空白地带。《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收录的十六篇论文便是他对这一主题的思考与探讨。他以1954年《文艺学习》刊登的一份书目为研究入口，讨论了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的参照中来定位自身。一方面，外国文学是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的重要资源，参与了当代文学形态的生成；另一方面，对外国文学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影响、制约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始于极限》是上野千鹤子与铃木凉美历时一年的十二回通信。铃木凉美大学期间做过夜总会女招待、AV女演员，之后做过记者，同时还是一位进入了芥川文学奖决选的新锐作家。她曾在性交易市场中目睹了男性最低劣丑恶的欲望，已对男人彻底绝望；而更年长的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经历无数次愤怒与失望，仍对世界充满信心。两位相差40岁、人生道路迥异的女性主义者，在一对一的书信中抵达对方内心最深处。从母女关系到认识性爱，从日常生活到工作事业，从独处到人际关系，她们在信中探讨的话题涉及女性身体与观念的方方面面——女性主义者如何谈恋爱？年轻漂亮是女人的资本还是债务？是否对男性感到绝望？这些通信中既有理论视角与冷静说理，也不乏妙语连珠的直接判断：“我无法忍受将性和爱置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之下，与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挂钩”，“没有什么比男人对女人说‘我会保护你’‘我会让你幸福’更令我反胃了”“能使你充盈、教你认识自己的，是‘爱’而非‘被爱’，是‘欲想’而非‘被欲想’”。
一战期间，为了能够腾出更多士兵送往前线战斗，英法两国都曾在殖民地和中立国家招募劳工，代替普通士兵进行体力劳动，从事搬运、修路、挖掘等辛苦工作。这一时期，中华民国也向协约国输出后勤工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11月，相继有14万华工远涉重洋。他们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更有人遭到敌军袭击，命丧异乡。纵使华工数量巨大，但整个欧洲将近60000座关于“一战”的纪念碑，没有一个提到中国人。音乐家克莱夫·哈维从朋友口中听到了一战华工的故事后，决定书写这个被遗忘的群体。在《杨的战争》一书中，他以来自中国山东的男人“杨”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遭逢历史流转和命运操弄的普通人在异乡的悲欢离合。除了个人命运之外，小说也探讨了国家、资本与战争机器如何操纵普通人的一生。
罗伯特·墨菲是美国人类学教授，1972年，他卸下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一职后，患上了脊髓肿瘤，成为了一位四肢瘫痪的残障人士。在脊椎手术结束后，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思考：“我到底是谁？在我的身体发生了这些永久性的改变之后，我又有哪些新的体验？”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既作为人类学家，也作为一个“破碎的自我” （a damaged self），体验着这个由健全人主宰的社会，并在自传式民族志《静默之身》中写下了漂浮在脑海中的碎片经历。他发现，残障最强烈的影响作用在神志与自我意识之上，关乎“如何理解和构建周遭的世界，以及我在其中的位置”。残障被社会定义，并被文化赋予意义，是一种社会病。
19世纪60年代早期，英国壁纸市场蓬勃发展，壁纸价格比传统的纺织品墙饰低廉许多，广受欢迎。那一时期的伦敦流行壁纸要么是自然主义的“法国风格”——对花卉的描绘极为写实，以堆砌华丽而繁茂的花朵图案著称，常常有意制造立体的效果——要么则是与之针锋相对的平面几何图案的壁纸。威廉·莫里斯的设计与众不同，在他的图案中，我们看到的是田野中常见的花草，而不是外来的花朵。他通过重复构图，或借助于花架、蜿蜒的藤蔓，使图案在保持自然特征和生机勃勃的同时，呈现出一种秩序感和韵律感，这也呼应了他的美学主张：“装饰图案作品应该具有三种品质：美感、想象力和秩序。”这样的设计风格对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室内装饰产生了重大影响。《不止于美》一书收录了威廉·莫里斯240幅经典作品，除了别致的花卉设计，你也可以从中了解莫里斯的艺术生涯。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既研究诗学，也是一位科学哲学家。他曾写作《空间的诗学》，有创见地提出建筑学是栖居的诗学，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在科学哲学领域，他的《科学精神的形成》也是一部影响颇深的作品，于1938年首次出版，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等法国思想家都曾将其作为理论灵感。在书中，巴什拉对科学具有进步阶序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科学的历史并非线性进步，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充满断裂，他试图打捞出被正统科学史压制的无声知识。从认识论层面，巴什拉认为，貌似客观中立的“科学”实则夹杂着来自语言、文化、历史的偏见，并以“认识论障碍”的形式始终影响人类的心灵，这些“障碍”包括简单而粗糙的归纳法、言词的障碍、“单一的和实用的认识论”、力比多的神话、唯灵论等。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徐鲁青，编辑：黄月、徐鲁青，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