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表达中国人的“爱”与“怕”

《人生第二次》已经收官。

如果说《人生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名为“人生”号的列车时刻表，那《人生第二次》则是路上的一个又个道岔。有人说“每个人的命运出生既定”；也有的人想在“天意”面前力挽狂澜，发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是抗争？是和解？还是其他？“圆”与“缺”，“纳”与“拒”，“是”与“非”，“破”与“立”，《人生第二次》用四组关键词、八幅人生图景两两呼应地展开横向比照，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展现命运的张力，讲述中国人情感深处的“爱”与“怕”。

您之前从飞机维修师转行到了一线记者，现在是导演，当时什么契机使您产生了拍纪录片的想法？

秦博：当跨专业到影视创作的时候，是完全陌生的。所以供我们选择的机会不多，我也不可能有非常多的人脉和圈子去做，内心当时特别想做跟电影有关的工作。

为什么要步入纪录片行业？是因为它相对来说不需要团队协作，因为我没有什么团队，我就在研究生的时候自己拿着机器去拍一些作品，它更容易实现，而且也不需要有太多复杂的工程，就是工业上的流水线的这种协作等等。我们通过最初的作品做敲门砖，随后陆陆续续地在这个行业里头生根。这可能是我们比较现实类的原因，并不是说，刚入这个行业就怀着非常大的理想。慢慢地我们会确定自己的风格，会在创作当中去寻找自己内心真实的动机，也会更倾向于去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毕竟是个表达的工作。我在各种琢磨当中会觉得，还是做围绕着东方人的情感——表达中国人的“爱”与“怕”。

我从记者转回纪录片导演，还是非虚构类的创作，做记者的时候也是蹲守拍摄，纪录片也是蹲守拍摄。做记者的时候更多的是以调查真相为主，现在更多是为呈现真实，做调查、做新闻，更多的是考虑它的公众价值，它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要给到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是做纪录片的话，我们可能更多呈现出来一个更为广阔的灰色地带，在这个当中去呈现复杂的人性、复杂的情感、复杂的问题。一切都是应对这个复杂让大家看到。

您当时创作《人间世》的契机是什么？

秦博：《人间世》这个医疗纪录片是比较复杂的影片。做调研的时候想，什么地方在拍摄的时候就能够有很好的故事，同时也能把复杂的情感表现出来？要么是派出所，要么是医院，还有“拆迁”，我们就想这些具有公众社会话题的场景，随后做了一番调研。做纪录片拍摄的时候要讲缘分，就是我们是否能够跟拍摄对象接触之后，在这个选题酝酿的时候，得到对方的一个呼应和支持。那个时候是因为上海卫健委给予了我们非常开放的态度和欢迎的信号，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进行下去，所以说才最终选择做一个医疗类的观察性纪录片。

从《人间世》开始，关注医患关系的纪录片接踵而至，这类纪录片如何更好地在宣传性、商业性和文艺性三方面取得平衡？

秦博：我们觉得非虚构类的、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话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团队包括我自己，更感兴趣的应该是含有新闻话题性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的方向是没变的，无非是我们怎么样更多的抵达受众。那么在抵达受众的过程当中，应该做哪些改变，能够让大家爱看这类严肃的、需要花点力气的影片，而不是以享受的、娱乐的态度去看这个影片。所以我们会在故事的叙事性上，在电影质感的这种表达上，尽可能向剧集化、剧情的角度去考虑，增加一些情感的浓度，增加一些表达的技巧，讲故事的方法等等，这方面我们就会做一个考量。

另外社会新闻话题，它天然具宣发的属性。比如说现在很受社会关注的男女之间的女性话题和女性议题，也有之前做“癌症”，“如何对待死亡”等等。它天然的具有新闻话题性，我们会在宣传的时候，配合新闻资源做比较多的宣发。在选题的时候，也更多地去考虑这个话题的社会议题是否足够，它是否是一个很重分量的选题。

商业性上，我们目前保持的态度是，让制片方可能更有资格去谈这个事情。我们相当于是在更专业的合作模式上，请项目运作的制片方来承担我们的出品人之一，那么他们更多是考虑商业性的整体，他们对于内容来说是保持一个尽可能不相互打扰，让我们彼此成就的目的。比方说我们找的一些商务上的合作客户，他最后的价值观至少要和我们一致，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是也没有完全排斥。

《人间世》、《一级响应》配乐令人耳目一新，社会纪实题材纪录片作曲的选择，您觉得最需要考量的点是什么？

秦博：《人生第二次》的音乐是常年和我们合作的B6。我觉得专业的事交给我放心的作曲人，但同时他一定要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有一些地方双方会进行一个良性的沟通然后尽可能彼此靠近。那这当中会有我最看重的一些点是这个音乐是否具有叙事感。因为我们是一个讲故事的纪录片，他的音乐在故事的推进当中是不是有叙事感，这是我考虑的第一要素。另外，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尤其是系列纪录片，在音乐选择当中我们要考虑它风格的大致统一。比方说电子乐它最好和民乐做一些区隔，或者说做古典乐也要有一些区分，除非有特殊设计。你比如说弦乐的使用和电子乐的结合，我们就要保持风格大致的一致；再比方说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同时都要带有东方主义色彩，不能一会儿是比较传统的古典乐，一会儿又带有电子音乐的一种新古典，因为它是一个系列纪录片，那应该保持音乐调性的统一，在方方面面我们会做这样的考量。

《人生第一次》用了《推开世界的门》，但完全不会觉得违和，反而每次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怎么想到用这首歌？

秦博：一直在听自己的歌单。首先是我们的制片人张昊，他一直在挑歌，有一次他就把几首歌通过他们那边发给我们，其实是他先挑到的《推开世界的门》，在这几首歌中我也觉得这个歌非常合适，我俩就一拍即合。我觉得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片尾曲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歌词非常应景，包括《人生第二次》我们也继续用这首歌。

医疗类纪录片吸引人的地方，有一点在于它冷静、客观，可以直击痛点。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真实面对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些抗拒，因此可能会对医疗类纪录片产生情怯心理，那么您在进行这类纪录片创作的时候，会去规避或是降低这类问题吗？

秦博：分不同的情景去讨论，有的我会规避，有的会降低。涉及到社会良俗方面的，比方说“死者为大”，我们不会硬生生地去做一个生命垂危患者的特写，或者说采用那种旁观式的，远离的去呈现。但同一类问题，社会有痛感的，我们有时候会逼着你去凝视，这时我们会做得比较极致，有时就是要挑战你心理上的承受能力。比方说我们做器官捐献，最后那个孩子走掉之后，父母在床边进行告别，我们就是想把牺牲感的痛苦尽可能地拽到你的面前，让你看到这群人付出的东西。所以说不同的语境，我们可能会做不同的处理。

面对碎片化和流量化的新时代，您是如何看待纪录片娱乐化这一问题的？

秦博：娱乐化是一个很大的题，从我个人来说，是保持着一定审慎的距离。我觉得娱乐化，并不一定给纪录片能带来真正的受众，反而是传统的、精英视角的、严肃话题的纪录片，它可能更能够有长久的流量，当然这会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主创能够解决的，所以说它被迫要去做一些迎合。对于这样整体的创作，我个人来说还是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

您说：每个人都会有非常高光的时刻，在这些闪光的瞬间当中，记录着平凡人生活当中的美好，这个回忆和记忆是我们活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这也是您想在《人生第一次》里传递出去的。那么在《人生第二次》里，您更多地想表达什么呢？

秦博：《人生第一次》的话，毕竟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新鲜感，它应对的是人生不同阶段地挑战，我们更多的是普通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可能就像日常生活河流里的一个一个小浪花，我们掘取生活中的断面，把当中的一些美好、经历的困难、挑战去做一个断面式的呈现。但到《人生第二次》的话，我们是聚焦于人生的大风大浪。有时候河流并不是平静流淌的，它一定聚焦了一个颠覆性的场景，可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意外。那么在这当中，人应该如何相处，怎样面对自己，怎样面对他人。我们观察的是中国人在命运、人生的关口，几乎被巨浪掀翻的时候，从内心生发出来的这种爱与勇气，当然我们也呈现出来他的恐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人生第二次》当中特别想表达的，比方说我们会聚焦很多社会当中的重大议题，比如离婚，它就是个都市话题，一个男女之间的，经常动不动就上微博热搜的这么一个社会议题；也会聚焦于我们说的农民工的“二代”，他们会在城市当中想办法留下来获得户口；我们也会聚焦于“打拐”这样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但是我们聚焦的并不是找孩子等等，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我们聚焦的是孩子已经找到了之后，亲情如何做修复。在人生如何再次重新出发，我们聚焦的是这样的一些选择和挑战。

我看到泰戈尔“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这句话的时候，就非常期待第二季，因为它给我一种午夜阳光的感觉。

秦博：是，我们就是表达这个。很多人都已经跌入谷底了，他如何翻身。农民工怎么样从厂里头出来，想到写字楼当白领；出狱的人如何想过回正常的平平淡淡的生活；检察官里头，如何帮助那些因为一起案子终生解脱不出来的人，他想办法释怀，等等。我们都是关注的一些重大时刻、至暗时刻当中人经历的做出的选择。至于泰戈尔那个话，是我们这次要表达的主题，是非常符合我们希望表达的，人生在至暗时刻当中内心的一个信念。

很多地方您都提到过泰戈尔，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是否对您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秦博：那肯定有。上学时读书并不是太多，所以现在开始进行创作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比较野生的，带有直觉的自我意识。但是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觉得自己非常有限，更多的是属于补课。我现在重新再去看莎士比亚、契诃夫、泰戈尔等等这些文学大家，看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触动，这种触动其实就是我很长时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些人都日久不息地在揣摩，他们有的时候给我们指出来的，正好是我们内心所想却又无法表达出来的，这种感受就很奇妙。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时候那些感受和希望表达的东西，和泰戈尔说得非常相像，我也会觉得他内心表现出来的一些价值观，似乎和我内心有一种暗合，让我觉得这种暗合给我带来的感受还是挺好的。所以有时候会笑称，我们纪录片整体项目的文化总监，就是印度传媒有限公司的总监泰戈尔，因为他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养料。

我们做PPT的时候，就会把泰戈尔的名言摘进去，有时候比较郑重地把他的头像也加入到我们的主创当中，我们会说这是我们的艺术顾问，我们的印度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的泰戈尔先生。因为他确确实实在精神上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东方表达，这和西方不太一样。亚洲人他更多的情感和家庭关系，以及面对厄运、面对挑战，他会有一些不同于我们在西方经典文学当中出现的形象。所以说，我会觉得他对于东方人的拿捏和把握，以及我们在混沌当中去感受社会现实，希望总结和获得精神引领的时候，会在灵魂深处有着一种暗合。我确实从他那儿能够学到很多。

您曾经提到过使被摄对象更加接纳与信任镜头，最好的就是沟通交流与陪伴。那您有目前依然在联系的主人公吗？

秦博：有很多。平时大家比较忙的时候也不怎么联系，但是一到快过年的时候，就会在手机上去联系，也很久之前没有再见过了，我们也会互相打打招呼。做纪录片就是这样的，你的片子结束后，人家的人生还在继续。这当中会有很多勾连和揪扯，有些揪扯是不能和外人道的。这种羁绊有的时候很美好、有的时候很让你痛苦、有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变化，会造成影片持续对这个人产生影响，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有的时候会是正向的，这个片子他再去回望的时候，他又会获得一些新的意义，我觉得这些都是纪录片本身的魅力。它跟剧情片还不太一样，它不仅仅是一个作品，有着衍生出来和时间产生化学变化的一种魔力，这是一种魅力。

采访/编辑 ：彭馨乐、张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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