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朗女性开始摘下头巾，剪断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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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6 06:09

《一次别离》

2022年9月13日，伊朗女性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没有用头巾遮盖好头发被严格执行头巾令的道德警察逮捕，随后在看守所内晕倒，昏迷三天后，阿米尼在医院去世。

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从德黑兰到边远小镇，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表达不满，抗议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颁发的律令——要求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穿宽松的衣服遮挡胳膊和腿部。

女性们高喊着“WOMEN, LIFE, FREEDOM”，摘下头巾，剪去自己的头发，她们将长发与鲜花一起摆放在阿米尼的墓前，让自己的头颅自由地暴露在天空之下。

在伊朗，女性被压制已久，每一位女性的尝试都是试图让平等的那一天尽早到来。玛赞·莎塔碧是一位女性导演，她在作品《我在伊朗长大》中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对国家霸权的控诉和对身份认同的迷思，被浓缩在了一个小女孩身上，女性处境更显残酷。她和她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要如何做才能找到自由？

请看今天的文章。

讲述 | 陶朗歌
来源 | 《漫画实验室：打开你的思维次元》

（文字经删减编辑）

01.

去国怀乡，永远的异乡人

2007年5月，第60届戛纳电影节如期举行，由漫画改编的《我在伊朗长大》是那届电影节唯一一部入选的动画作品，但在电影节开幕前，伊朗政府严肃致函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要求戛纳立即撤下这部电影。

伊朗政府给出的理由是——“今年戛纳电影节以不合传统和不恰当的方式选择一部关于伊朗的电影，这部电影没有真实地表现出辉煌的伊斯兰革命在某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结果。”戛纳电影节举办方仍然顶住了政治压力，坚持放映了这部影片，并将“评审团大奖”的荣誉授予了这部影片。

《我在伊朗长大》改编自玛赞·莎塔碧的同名漫画作品《Persepolis》，漫画和电影一样，获得了很多荣誉。这本漫画是玛赞·莎塔碧的自传作品，讲述了她在伊朗的成长经历，反映了在巴列维王朝落幕、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等背景下，伊朗社会的生活图景。

影片中，莎塔碧丝毫没有掩饰对现任政府的种种不满，尤其是伊朗政府将宗教信仰用作高压政治、严酷统治的工具。

《我在伊朗长大》

“身份认同感”是《我在伊朗长大》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玛赞·莎塔碧的曾外公，是卡扎尔王朝的末代国王，他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失去了权力，但即便如此，莎塔碧仍然生活在一个条件优渥的伊朗中产阶级家庭中。

也许正由于莎塔碧家庭的特殊性，身为特权阶层的她，即便在战争期间，依然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生活资源，她也得以保留了非常西化的生活方式。她本人最喜欢的事情，是穿上另类朋克的装扮，去当地的黑市购买摇滚磁带。

如果把这种“与众不同”置于伊朗当地的宗教语境中，它所蕴含的意思就大不相同了，它会让莎塔碧造成一种错觉，即“我是西方人”的错觉，或许正是源于对伊朗现实的不满，她才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寻求精神上的一种慰藉。

《我在伊朗长大》

对于她的父母而言，精神慰藉的方式则是开派对，越是压制，越是要顶风作案，就算冒着被邻居举报的危险，也要拉上窗帘，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周派对。因为他们无力改变现实，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这样的坚持，改变家庭微观小环境，让生活继续下去。“如果这样的日子连派对和聚会都没有，那不如现在就把我活埋了。”

这造成了一种身份的撕裂，莎塔碧身在伊朗，也不认为自己是伊朗人，她是世界流行文化的拥护者，甚至打心里抵触这个身份认同的标签，她抵触这个社会强加于她的各种规则。

直到莎塔碧被送出国，对伊朗文化的寻根性才逐渐体现出来。在奥地利的时候，不管她如何伪装，但在西方人的眼里，她都是伊朗人，虽然她不再需要戴面纱，可西方人就认为她代表着伊朗丑恶的一面——缺乏教养、国家衰败、文化落后。

于是她开始化妆，厚厚的妆容成为她的另一种面纱，摘下面纱是为了掩盖伊朗身份，而带上妆容，同样是掩盖自己的伊朗身份。

她剪短了头发、打扮得像个小流氓，漫画里的玛赞自言自语地说：“我越是拼命想要同化，越是感到离我的文化太远，感到自己在背叛我的父母和出身，是在按别人的规则玩游戏。”

有一个情节是，她在聚会上被一个男孩搭讪，对方问她是从哪儿来的，她的回答是，“我是法国人”，她极力掩饰自己的过去，希望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因此不惜以这种拙劣的方式来包装自己，而当她被人揭穿时，她才最终喊出了自己的愤怒——我是伊朗人，而且我为此感到自豪。

《我在伊朗长大》

这正是战争带给莎塔碧的双重性——“我在伊朗是个西方人，在西方是个伊朗人。我没有明确的身份。”在哪里，她都是个异乡人，这使得她陷入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她迫切想知道自己应该是谁。

她在国外的生活最终越过越糟，情感的波折、关系的离析、文化的冲突使她逐渐被边缘化，她被迫不停更换住处，流离失所的她最终只能流落街头，于是最终她选择了回归自己的文化，她决定返回伊朗，宁愿置身于危险境地，也不愿再处处碰壁。

在奥地利的这段过程，事实上是她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正是这段时期，她发现了自己与故土伊朗的文化连接，尽管她对它的现在充满各种不满，但那里依旧是自己最为温暖的家乡。

返回前，她和父母通了一通电话——

爸爸，我可以回来么？

当然可以。

爸爸，答应我不要问我这三个月的情况。

当然可以。回家吧，亲爱的，我们等你。

即便故土并不完美，甚至会让深陷枷锁，但它依然充满诱惑力，因为家在那里。

02.

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

莎塔碧前后有两次离开故土，但其意义却截然不同。

第一次是14岁时，她正处于青春期，钟情于朋克精神，叛逆而激进，她敢于反对社会上的一切虚伪，而当时的伊朗社会正处于两伊战争期间，国内局势动荡，宗教管束越来越严格，叛逆的莎塔碧很难在这种局势下全身而退，她的母亲尤为担心女儿因叛逆被捕而遭遇不幸，于是父母二人决定将她送往奥地利。

这此出走更像是一次逃避——躲避国内动荡的局势可能造成的伤害。机场的送行十分引人悲伤，母亲更是哭晕倒地，因为尽管他们知道女儿将逃离这个火坑，但他们不知道女儿将要面对的又将是什么，毕竟她还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

《我在伊朗长大》

4年后莎塔碧回国。在回家前她有这样一段自白——我想，我宁可把自己置于严重的危险中，也不愿面对我的耻辱。我为自己的不长进而耻辱，为没有让父母在为我做了这么多牺牲之后能够为我自豪而耻辱。我为成了一个平庸的虚无主义者而耻辱。

从14岁出走时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不吝，到18岁归来时清醒地认知到自己在虚度时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尽管这中间她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这依然是值得的。

第二次是在24岁时，在回国的几年中，虽然莎塔碧回到了故土，但并没有故乡——此时的伊朗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样子，大街上到处都是褒奖战争的口号，曾经的儿时好友残疾了，女性的地位依然非常低，就连艺术绘画模特都要蒙着黑纱，她热爱的漫画也受到严格的审查。她意识到这样的国度里自己将无所建树，于是她果敢离婚，然后再次出走法国深造。

这一次出走与第一次已决然不同，这次出走更像一场寻梦，而这一次送别也与之前的挥泪相别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知道，这次出走象征着希望。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14岁是被迫出走，而24岁则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在伊朗长大》

现实中的玛赞·莎塔碧依旧没有回到伊朗，但她并没有割舍与故乡的链接，她的《我在伊朗长大》成为了外界了解伊朗最好的作品，而她本人依然在为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伊朗而努力，在一次采访中，她谈到了自己对伊朗的感情——

“我来自伊朗，我不是西方人，我是伊朗人，我为自己是伊朗人而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任何面纱，也没有受苦，有人会跟我说，我不是伊朗人，而是西方人。但我想说的是，我不是西方人，我是一个自由的伊朗女人，我为此感到自豪。“

从“我是一个法国人”到“我为自己是伊朗人而自豪”，玛赞·莎塔碧已经找回了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即便你的政府迫使你远离故土，归来仍是故乡。

03.

女性意识的觉醒

除了对国家霸权的控诉之外，《我在伊朗长大》的另一个着力点，体现在它对中东地区的女性地位低下的控诉上。

伊朗历史上曾有过较为宽松的时代，女性无需戴面纱、穿黑袍即可以出现在公众场合，但在莎塔碧所生活的年代，随着宗教管制的日渐收紧，对女性必须戴面纱、穿黑袍的要求逐渐严格，“不戴头巾就是娼妇、穿紧身牛仔裤也应该觉得羞耻”。

但这还只是外在表现，就内里而言，是女性权利的收缩，是女性地位的一落千丈。

两位女性的经历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秘密共产党人尼罗法，她被当局逮捕后，由于法律规定不能杀死处女，于是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监察人员先娶了她，夺走了她的童贞之后，又处死了她。这真是荒唐至极。

另一个是莎塔碧闺蜜的姐姐，她在与丈夫离婚后，街道上的肉贩子、糕点师、面包店老板、水果贩子、香烟贩子甚至流浪汉都可以与她发生关系。

《我在伊朗长大》

这正是莎塔碧所生活的社会，一个对女性极度压迫的宗教社会。但莎塔碧幸运的是，拥有进步开明的家庭，她的父母、外婆将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她，使得她的女性意识没有在这个男权社会里逐渐沦丧。

她的父亲，把反抗的思想教给了她，漫画中有一个情节是莎塔碧因在学校不好好戴头巾而被请家长，但父亲却并不认为女儿的行为有问题，反而对老师发飙：“如果毛发像你所说的那样有刺激性，那你也要刮掉你的小胡子！”他的父亲一直在鼓励女儿对不合理的制度说不，不屈从于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

她的母亲，则把独立的追求教给了她，她母亲最爱读的一本书就是波伏娃的《第二性》，在莎塔碧决定结婚的时候，她的母亲哭了。但这并非是由于为女儿结婚感到喜极而泣，她认为女儿不应该在21岁时就结婚，而是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她甚至希望女儿不要安于现状，而是应该离开伊朗，去寻求自由和解放。

外婆对莎塔碧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她把女性的自尊教给了她，作为前朝王子妃，外婆一直都是非常睿智的存在，为保持良好状态，会每天把茉莉花瓣放进内衣中，让自己闻起来很清香，这也是台版电影译成《茉莉人生》的出处。这成就了一种女性的尊严，美即正义的尊严。

她对莎塔碧说过一段话，“一生中你会遇到很多混蛋，他们伤害你，是因为他们愚蠢。你不必因此回应他们的恶意，世上最糟的就是自卑和报复心理，永远要维持自尊和诚实正直。”

而当莎塔碧告诉外婆自己利用女性身份嫁祸一名男子害他被警察抓走时，外婆狠狠地训斥了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理她。在外婆看来，这是一种放弃了尊严的卑劣行为，是不可饶恕的。

《我在伊朗长大》

她外婆的原话是：“你忘记你外公是谁了吗？他为了保护一些无辜者，一生中的三分之一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还有你的阿努什叔叔？你把他也忘记了吗？？他为了理想献出了生命！我是怎么教你的？正直！你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你血管里流的是你外公和你叔叔的血！”

叛逆而内省，独立而正直，而不是逆来顺受的奴性意识，即便是在面对苦厄困境时，也要有不被别人左右的、自己的判断。这是莎塔碧的家人教给她的，也是她所坚持的。

尾声.

这部作品被翻译为《我在伊朗长大》，但漫画原著的名字其实并不叫做I GREW UP IN IRAN，而是《Persepolis》，直译过来就是“波斯波利斯”，这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地理名词，但却有其深意。

波斯波利斯，是大流士在位时开建的一座都城，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波斯之都”。事实上，“伊朗”这个名字的历史只有80几年，是莎塔碧曾外公被推翻之后，继任的礼萨汗将国名改为伊朗的，在此之前伊朗的称呼一直都是“波斯”。

莎塔碧为什么要用这个词作为书名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用意——

其一，波斯波利斯所代表的，是波斯帝国曾经的高光时刻，是数百年数千年的波斯文化凝结而成的荣光，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实中，伊朗残败的社会、宗教走向狂热、战争阴云未消、政府高压管制、故土被称为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或许莎塔碧正是想以此为对比，表达对当下时代的不满。

其二，波斯波利斯体现的是“归属感”和“认同感”。莎塔碧并不是一个憎恨国家的人，她厌恶的只是当权政府，她心中依然是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的，在漫画中，她的父亲总是教导她要记得“自己是谁，从哪儿来”。

《我在伊朗长大》

电影版里，莎塔碧再次出走法国时，出了机场上出租车后，司机问她“你从哪儿来”，她回答到，“来自伊朗”。波斯波利斯，更多的是作者想要表现出对故土之恋、文化之源，我很爱你但又不得离开你。

就像母亲最后跟她说的那样——“如今的伊朗不适合你，我不许你再回来”。

*本文内容整理编辑自《漫画实验室：打开你的思维次元》第3、6期，有删减与增添。完整内容可点击“阅读原文”，欢迎前往看理想App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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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我在伊朗长大》《一次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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