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似乎和疫情之前没什么不同。失业率还是那么低，成年人在劳动力队伍中的比例还是那么高，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工资上涨速度也大致相同。

但是，在表面之下，劳动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职业生涯和工作对于美国人的生活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和独处，在工作时间、地点和方式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已经体现在单个公司和更广泛的经济中。这导致了劳动者的持续短缺，尤其是那些看起来不太有吸引力的工作，比如要求到场或者固定时间的工作。这反过来又改变了雇主和雇员的谈判地位——迫使雇主做出调整，不仅仅要支付更高的工资，还要在发出工作机会时优先考虑生活质量。

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些变化源于异常紧俏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失业率上升，员工新获得的影响力可能会部分失去。

但有些方面的影响力将持续下去。从历史上看，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劳资双方瓜分，劳动者得到的一部分好处会以福利条件的形式体现出来：较少的工作时间、更多的福利以及更安全、更愉悦的工作环境。这些福利条件在如今的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员工的预期，还是从雇主必须提供的条件方面，都能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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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影响

就像前几代人经历过的战争一样，新冠疫情是工作场所演变的一个里程碑，影响了当今一代人的生活和生计。

首先，新冠疫情影响了数百万人出去工作的能力，要么导致他们死亡或者生病，要么迫使他们退出劳动力队伍，以避免感染病毒或者照顾家人。其次，它让数千万工人从实体工作场所转移到虚拟工作场所。有些人感到自由，所以喜欢这种方式；有些人感到孤独，所以讨厌这种方式。还有些人对它爱恨交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其结果都是削弱了工作场所对人们心理上的束缚。

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一项调查显示，2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工作或职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非常重要。而到了2021年，这个比例只有17%。后来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

这并不是说人们讨厌他们的工作或老板；总体的工作满意度仍然相当高。只不过现在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员工现在更愿意享受应得的假期，在生病的时候就休病假，在感到紧张的时候就休精神健康假，并享受（越来越肯通融的）雇主提供的所有育儿假。

一些流行的表达方式——比如“安静辞职”(quiet quitting)或“拿多少钱，做多少事”——体现了这种新态度，通常指向的是Z世代，也就是在1990年代末到2010年代初出生的人。“他们真的很烦人，尤其是在工作场所，”演员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告诉《卫报》(the Guardian)。“他们会说，‘不，我今天不舒服，我要10点半才能来。’”

这么说也不是太公平。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老一代人就抱怨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的年轻人，从那以后就没有停止过。而且，Z世代还面临着他们的父辈从未承受过的负担，比如新冠疫情带来的麻烦。由于学校和托儿所的零容忍政策，许多年轻的父母被迫在家照顾发烧的幼儿。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势不仅限于年轻人。54岁的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John Fetterman)穿着连帽衫和短裤出现在国会山，震惊了参议院这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审议机构。

02

谁在减少工作时间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经济学家申永锡（Yongseok Shin，音译）和两位同事发现，由于劳动力参与率降低，而且留在劳动力队伍中的人们工作时间减少了，疫情之后的劳动力供应量急剧下降。现在劳动力参与率已经基本恢复，女性的工作时间也是如此。然而，去年男性的工作时间比2019年减少了30个小时，这种减少主要集中在收入较高的大学毕业生中。

对此，申永锡有一套理论解释。这些男性大部分都是工作狂，工作时间比大多数人更长，薪水也更高。突然之间，远程工作可以让他们少卖力一些，而且没有惩罚。

“疫情期间，你意识到，‘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想要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申永锡说。“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尝试这么做，你会担心失去升职机会和奖金。但是，随着疫情带来普遍冲击，如果你意识到周围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包括你的老板，你就会更心安理得地减少工作时间，让工作与生活恢复平衡。”

起初，员工将远程工作视为一种应急方案，然后是一种方便员工的福利，现在则是一项权利。有些人宁愿辞职也不放弃它。一位银行行长回忆说，他起草了无数的备忘录，命令员工重返办公室，但都被人力资源部否决了。

03

难以填补的职位空缺

工人们对于自己是否要工作以及在哪里工作的新认知给整体经济带来了影响。去年12月，有5.4%的工作岗位空缺，今年1月，40%的小企业至少有一个职位空缺——这两个数字都高于疫情前的任何时候。

到场工作的固定倒班岗位空缺尤其难以填补。在休闲娱乐和酒店行业，自2019年以来，非管理人员薪酬相对于私营部门的平均水平来说高了8%，这可以看作是给必须在固定时间亲自到场工作的人们支付的溢价。遍布在市中心的写字楼处于半空状态，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远程工作的盛行程度。

总体来说，企业已经接受了远程办公，同时对于其中的利弊权衡也直言不讳。房地产开发及管理公司仲量联行(JLL)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乌尔布里希(Christian Ulbrich)1月份在达沃斯接受了《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采访。他说，该公司希望，所有员工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感觉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然而，他认为，对于不容易衡量生产率的工作岗位，亲自到场工作非常重要。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我被允许坐在老板旁边，听到他跟别人的电话交谈——我在那段时间学到的东西令人惊叹。”

相反，如果亲自到场工作变得不再重要，就更有理由将工作全部外包出去了。乌尔布里希说：“如果你有一个财务岗位的员工不来办公室上班，那你为什么不从印度或菲律宾招一个人来做这份工作呢？”

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宣布，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减1.2万名员工，其中大部分是管理人员，并要求其余人员恢复每周五天到办公室工作。预计未来一年还会出现更多这种理性的成本削减措施。近年来的低裁员率是反常的。

但是，裁员威胁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让员工屈服于管理者的要求。许多员工得出的结论是，有些东西比工作更重要，并且愿意忍受很多事情（包括失去工作的威胁）来获得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