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不花自述：先搞起来，你就成功了一半！

内容来源：摘自《干得漂亮》

责编 | 若风

第  8144  篇深度好文：15707 字 | 40 分钟阅读

我第一次做别人的老师时，18岁。

记得阶梯会议室里有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姑娘站起来提问：“如果你觉得四周一片黑暗，怎么办？”

那时候，我实在太年轻了，根本没有理解这个问题里所蕴含的智慧，但作为一个初涉江湖、轻狂自大的小镇姑娘，我尚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机巧：

“如果你的四周一片黑暗，那说明你自己就不是一盏明灯！”

整整十年之后，我觉得四周一片黑暗时，遇到了我的皈依师，第一次见面，他题写了这样一句话：

于暗夜中为作光明。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命运的隐喻。

我正式的职业生涯，是从三里屯开始的。

1997年，我刚刚和我的祖母、我的父亲以及除了母亲以外的所有亲人长辈，吵翻了脸。

因为我17岁被从家乡送到北京，是来突击提高英语，准备去美国读书、光宗耀祖的。

但是在北京晃悠了一年，我心野了，鬼迷心窍地认为花着父母的血汗钱去读书这件事，太不酷了。

于是我瞒着家人，给自己找了份儿办公室小妹的工作，一个月挣380块钱，给自己武装了一支10块钱的“奇士美”口红和一个50块钱的坤包，在打字接线买盒饭管仓库的伟大事业中，蹦着高儿的要“证明自己”。

那是一间小小的广告代理公司，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写字楼里租了一间40平米的办公室。

我每天要往西穿过公主坟环岛的树林、路过那个后来据说是还珠格格原型的公主墓地去买盒饭，或者往东走半站地，去央视广告部给领导送材料。

在那里，我常常见到开了广告公司的名女人杜宪和陈晓旭带着客户去那里办事。

1997年，距离中央电视台开始举办黄金时段广告招标会没有两三年，央视招标会的拍卖额，往往是当年经济的风向标，每年的“标王”则是绝对的头条新闻。

那还是一个“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的时代，做广告，跟现在做互联网差不多，年轻人多、幺蛾子多、野蛮生长的机会也很多。

现在回想起来，真应该感谢那个“不专业”的年代——业余得让一名高中肄业生也有机会混迹其中。

当时北京广告圈最有名的，是现在“快书包”的老板徐智明开的“龙之媒广告人书店”，和一个骑跨斗摩托的台湾广告界老帅哥开在中华民族园西门的“广告人沙龙”。

前者大量引进台湾、香港的专业广告杂志和书籍，后者是一家酒吧，每到周末晚上，会有广告圈的名人来做免费讲座。

作为一名认得几个字，没有几个钱而又什么都不懂的高中生，这两处自然成了我的天堂。

而现在，广告业已经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大概不会再有奥美、电通、李奥贝纳的大老板们找个晚上去和小朋友们喝杯饮料、讲讲技巧的免费沙龙了吧！

某一个深秋的周末，我听到了时任北京奥美总经理的湛祥国先生的授课，当天讲课的主题是“如何做提案”。

对我来说，“提案”，是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词儿，是国际级的广告公司才做的事，我等本土小公司是不懂得用这个词的，我们管那叫“汇报”。

那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说有个叫做 PPT 的东西。

要知道，那时候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客户，都还在使用DOS系统打字，一间办公室才有一台电脑，没人用过电子邮件，对胶片投影机还感到非常新鲜呢！

湛先生是个典型的台湾广告人，颇具谦谦君子之风，在那之前，我没听过人们用那么平和、温良的方式讲话。在他讲课结束后被听众团团围住的暂时小混乱里，我鼓足勇气浑水摸鱼取得了一张他的名片。

而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资格拥有名片。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们公司接到了来自一家当时已经明显处于上升期的企业客户的邀请，将要就一个具体的项目进行合作伙伴的选择。

他们前期谈了一些公司，可能没有太满意的方案，结果广撒英雄帖，在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里邀请了我们公司去“交流”。

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是个太重要太重要的机遇，全公司上下顿时动员起来，不眠不休地研究客户、准备材料。我也兴奋地团团转，只是扎煞着手在外围帮不上忙。

看着看着，内心不安分的小魔鬼蹦出来了：咦，为什么跟我在讲座上听湛祥国老师讲的不大一样呢？

也幸亏是个小公司，因此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大家虽不耐烦但是非常友好的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咋搞？

呃，不知道呀！

我把湛祥国先生的名片翻出来，放在我的桌子上，瞪着上面印制精美的奥美LOGO 发呆。大概发呆了很久吧：因为在之后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我都随口背得出奥美北京的总机号码。

最终，我咬牙忍着紧张，给湛祥国先生拨了一个电话。

是他的秘书接的，说他在开会。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索性用最简单的方式留言：请转告湛先生，我是在广告人沙龙上听过他讲课的一名学生，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他，能否请他给我回个电话？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湛先生亲自把电话回过来了。于是，我就讲了这辈子最傻最二的一个电话：湛先生湛先生，我是一个小朋友，一个月前我听过您讲“如何做提案”，现在我们有机会做提案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请问您能帮帮我吗？

也许是我太不敏感或者太紧张，反正我没有在电话里听出对方一丝一毫的讪笑或者不耐烦，湛先生以他一贯的“温良恭俭让”的语气说：“那我可以请教一下您是哪位吗？”

“我我我，我叫李天田。”

“好，天田，”湛先生想了一下，说：“我不记得有过您的名片，对不对？”

我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名片，又惊讶于他的记忆力，只好说：“是的，我没来得及给您留名片。”

“真是非常抱歉，我暂时想不起来您是谁，但是这次沙龙确实小朋友比较多，也许当时我们没有机会聊天。您如果在提案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很荣幸可以帮到您，但是，因为这是您公司的事务，所以我不可以在办公室来讲这件事，您看是否方便见面谈？”

我又惊又喜：“当然当然当然！在哪里呢？”

“听起来您比较着急哦，这样子好了，我午餐的时间可以离开，我们一起吃点东西，然后看看怎么可以帮到您！”

于是，就这样，我火急火燎的抱着我们尚未准备好的材料，从西三环跑到湛祥国先生告诉我的“接头地点”：一家开在三里屯酒吧街上的三明治小店。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三里屯，初冬白天的三里屯萧瑟、冷清、古旧，大部分的酒吧都不开门，丝毫看不出灯红酒绿。我倒是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家夹在两个卖廉价水粉画的画廊之间的小店。

那是一家主要面向使馆区的工作人员外卖三明治的店，铺面极小，除了点餐的柜台，就只有两张矮茶几和几个小板凳散落着，大概很少有人在店里吃东西。

湛祥国先生居然已经先到了，正在等我。

我知道至少该由我来买吃的，但是说实话，关于快餐我只知道肯德基和麦当劳，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在这样洋气的店里点一份三明治。

湛先生看出我在柜台那儿磨蹭，轻轻走过来，非常自然的接管了点餐这件事。之后，就是我俩一人举着一个火鸡三明治，蹲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开始看材料。

湛先生是个实在的老师，翻了一遍材料，得知我们当天晚上就要出发前往客户所在的城市，他立即说：

“思路大抵上是对的，但现在告诉您在内容上怎么修改已经来不及了。我的建议是在形式上下点功夫。

不要仅仅递交一份文字资料，而是要制作成胶片，用投影机来辅助呈现，这样可以让客户把要点看的更加清楚，你们可以利用沟通互动来临时补足内容上的缺失。”

之后我们在小板凳上的谈话堪称奇葩。

身为北京奥美总经理的湛先生居然详细的向我介绍了怎么用这个叫做 PPT 的软件、到哪里买投影胶片、怎么制作和保管胶片、标题应该用几号的黑体字、哪些要点应该呈现到胶片上。

甚至告诉我用什么样的文件夹来装胶片比较美观，以及提案过程中怎么做好胶片和讲话之间的衔接，要诀在哪里等等。

与湛先生分开，我飞奔去买胶片、飞奔回到办公室，开始用最原始的方式制作一套提案文件，经历了打印机和复印机的各种卡纸事故，我们一直工作到必须去赶火车的最后时刻。

期间湛先生还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提醒我们要提前通知客户准备投影机。语气十分恳切而不好意思，仿佛是他给我添了多大的麻烦似的。

在最后一分钟，老板突然一指我的鼻子——你，一起去！

好在，那个时候的我，出门不需要行李。

整整一个晚上的火车旅行，我们一直在把“卧铺之间的小桌子”当做投影机，模拟放胶片、换胶片以及准备各种台词儿。

天快亮的时候，老板又一指我的鼻子——你，讲后半部分！我连拒绝都不知道怎么说，也不懂得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像抱着一个炸药包似的一脸决绝的跟着下车了。

可能这家企业在之前也没有搞过这种形式的活动，总之，在客户巨大的会议室里，除了牵头部门，还有客户的大老板，以及二十多位来旁听的人。

大老板的意思是：多叫点人来听，大家一起提意见！

轮到我的时候，因为腿抖得实在太厉害，只能极为缓慢的走上台去，紧紧贴着面前的桌子站着，这也是湛先生在讲课时教的技巧——实在紧张，可以用桌子抵住发软的双腿。

往台下一看，喉头干裂，从喉咙往下的心肝脾肺肾全都瞬间消失，只剩下空茫茫的一片。

我脑子里唯一盘旋不去的是湛先生讲话时的神态和语气。像是什么附体似的，我机械的开始复述前一晚在火车上听其他师兄师姐演练的“台词”。

以至于在过了很久之后，一位师兄告诉我，那一次的提案会上，他们分明听到了我在用完全不同的口音和语调在说话。

我想，大概是复刻版的台湾国语吧！

结束我们的介绍之后，客户方的主持人召集与会者提问题。因为这个项目已经是一个即将进入操作阶段的事情，所以大家提的问题都很具体务实，当然，要筛选出合作者，必然也很尖锐。

从我自己身上，我深深地体会到，所有的自大都是源于自卑，而那些最自卑的人身上往往会产生最强的攻击性。

那一天，对于所有的提问，我都像一只斗鸡一样高度紧张，把所有的问题都理解成了“挑衅”。

往往发问者话音一落，我就用最快最强势的方式回答，雄辩、强势、滔滔不绝，根本不给别人机会。用客户后来的话说，就是“一梭子、一梭子”的回答问题。

等到整场会议结束的时候，我站在会议室门口送别与会者，每个人经过我面前的时候都会和我握握手，然后笑着对我老板说一句：“哎呀，这个年轻人口才真好！”

在那一瞬间，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完了！”

一点都不夸张，我感觉自己飘荡到了半空中俯视着这个会场，很自然的在用另外一种毫不相关的眼光检视着我的所作所为。

若干年后，我听到柳传志先生在谈话中提到“退出画面看画”这一说法，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个场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换位思考”的感觉，我不断在问自己：

对方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当对方在表扬你“口才好”时，他们的潜台词是什么？如果湛先生在，他会怎么处理刚才的一切？

作为一个骄纵、任性、自大的独生女，我在自己前十八年的成长历程中，一直经历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模式。

而在那一天，湛先生的指导给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第一次看到自己以外的那张人际关系大地图，看到自己的前后左右，看到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心态和不同的利益，并且第一次有意识地去定位自己应有的位置。

这个故事一点都不像心灵鸡汤——那天的提案并没有成功地为我们争取到那个项目，因为一个经验那么少的小公司和进攻性那么强的提案者，不太可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不过，我们还是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提案原来是这么玩儿的”。

回到北京之后，我给湛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唧唧呱呱的向他描述了这次提案中所发生的一切，湛先生在电话里非常高兴，问了我更多被我忽略的细节，非常委婉的指出了其中的问题。

听得出，他由衷地为我高兴，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觉得“很有趣”。我请求他给我一个机会请他吃饭，他说好好好，最近比较忙，之后找时间联络。

之后，等了很久，听说湛先生调到上海工作了。

再之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只教过我那一次。

这次失败的提案产生了两个深远的影响：

第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家客户没有再经过招标对比，直接把一个比较小的项目交给了我们公司，因为大老板觉得“这家公司虽然小，但是精气神不错”，之后两家公司一共持续开展了七个合作项目，这家客户成为我们第一个拿得出手的重要案例；

其次，到了第二年，公司除了广告代理之外开始寻找一些新的业务，其中有一个与公益组织和用人企业合作培训下岗职工再就业、帮助他们做商场促销员的项目，因为见过我在众人面前的表现，大手又一次指到我的鼻子上——我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下岗职工的……培训师。

我自己所负责的第一个客户、组建的第一个团队、合作的第一个媒体、写的第一篇文章、培训的第一个学员、赚的第一笔奖金、买的第一部手机，都来源于此。

而且，我有自己的名片了。

当然，这对我个人的影响更大。事后回想起来，最重要的影响是激发了我的“求师之心”。

因为湛先生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善意和帮助，在那之后，使我不再恐惧“被拒绝”，建立了一种“社交自信”。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什么人我都敢上去打招呼、多高级的办公室门我都敢敲。

我因此也进入了一个“扑”老师的阶段。

说“扑”，是因为在别人看来这个娃实在太生猛。反正我什么都不会，也没啥不好意思的，而且心里老有碗烈酒垫底——“湛祥国先生都没拒我”。

因为工作需要，我扑过当时还算传销的安利中国的总经理郑李锦芬、扑过点子大王何阳、扑过台湾成功学大师尚致胜白崇贤、扑过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界名人温元凯、扑过易学专家张其成、扑过当时的样板公司顶新雀巢可口可乐的经理们……

没有任何人的背书和介绍，也没支付过任何的费用，他们都是在某个机缘巧合之下被我拦住，也都曾经花专门的时间解答过我的问题，辅导或者帮助过我完成各种不靠谱的工作任务。

后来看电影《卧虎藏龙》，玉娇龙对她的师父说：

是你给我了一个江湖梦……

我当时就想，这些做过我的老师的人，他们的指导像拼图一样，给我这个高中肄业生拼接起了一个神奇的商业江湖。

其实，混在北京，一个年轻人是有很大概率成为一个跑江湖的人的。真正的转折点，是发生在大约1998年的时候。

有一天我路过一个酒店的会议室，发现里面正在开一场培训会。会场管理的不太严格，我就溜进去坐在最后面旁听了一会儿。讲课的老师语气十分淡定，内容十二分的吸引人，讲的是“惠普之道”。

那时候最红的本土企业是秦池、长虹什么的，点子大王、十大策划人、成功学大师都还纵横江湖，因此这位老师所讲的战略管理、4P均衡发展等等，在我听来即使不是闻所未闻，也是从未有过的系统认识。

会间休息，我冲上去与这位老师交流，只想问什么时候他再讲课，我想认真完整的来学习。可是他说其实从不在公司以外讲课，这次是给朋友帮忙，所以才第一次讲公开课。

实在太想听这堂课了，我立即问：“那么如果我们也举办公开课，可不可以请您来讲课呢？”他愣了一下，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试试。”

话已出口，其实我也不知道咋干。

一扭头，发现一位穿着酒店制服的工作人员也站在会场后面旁听，我立即过去问他是不是酒店方面的负责人。他说自己是负责销售的，于是我就问他租这么一个会场要多少钱——我是真没概念。

当时，我们给下岗职工讲课的场地是借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唱诗班的排练场，就在王府井教堂后面的胡同里，虽然冬天得自己烧炉子，但是免费。那时候为了省钱，我连盒饭都不给学员买，而是与同事轮流在宿舍做饭，用三轮车推着给送到教室。

但眼瞅着这位老师很高端，断不能去那儿啊！

这位酒店的销售经理也很有意思，告诉我一个价格之后，看出我吓了一跟头，反问我：“你能接受多少钱？”

我也愣了，没见过这么做生意的啊。我咬着牙报了一个五分之一的价格，他想了想说：“可以，但是你要给我换五个听课的名额！”

这时候的我已经比认识湛祥国先生时懂点事了。场地有了，我反过去问老师的讲课费。老师也愣了，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收过讲课费，知识分子也不好意思直接谈钱。

我们两人合计了半天，互相推说让对方定，最终商量定了一个今天看来低得令人发指的讲课费。

就这么着，我稀里糊涂地进入了培训业。

这位老师，就是高建华先生，在之后的几年间先后担任中国惠普公司助理总裁、首席知识官（CKO）、公司决策委员会成员，市场总监，战略总监等职务，也是中国第一个CKO（首席知识官）。

我们整整合作了四年，我负责举办培训会、接洽客户的需求，高建华老师倾囊相授，将他在中国惠普所接受的职业训练、工作方法、战略管理技术、市场营销方法等等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了一批中国本土正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

我又进入了一个“说话很像高建华”的时期。

老师有了、场地有了，没有学员。回家翻了一遍名片夹，发现里面的人还是太少，想了想，我见过企业家最密集的地方，是央视广告部。立即抬腿去了央视西门，找到因为替老板跑腿儿而熟悉的广告部行政秘书，叽叽咕咕跟她说了半天。

她笑着翻出了广告部主任的名片夹，扔给我，让我去隔壁复印一套。于是，我就有了一大本企业名人的通讯录。

啥都不知道，摁着通讯录一个个打电话、发传真，忙活了好久，到了实在不能不开班的时候，才卖出了十几个座位，这时候真要感谢换给酒店的那几个名额，保证我的会场里坐了二十多个人，不算太难看。

学员少，服务凑。

高老师是一个绝不煽情的讲师，就是老老实实的讲干货，所以，为了避免冷场，也怕人们不认真听课，我又是担任主持人、又是设计抽奖、又是评选优秀学员，忙了一溜够。配合高老师经典的课程，那次的培训会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其中，有一位特别认真听课的学员，被评选为优秀学员，获得第二次免费听课的奖励。他对我们的服务大加赞赏，留下了一句我抄在小本本上的评价：

“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不是有权人的世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

会后，身为公司副总裁的他动员公司董事长带着十几位高管来参加了我们的第二次培训会，又把高建华老师请到企业去做指导，成为了我们重要的客户。

又过了三年，他自己创业成功，专门来到了我们办公室回忆和感谢那次培训会给他的启发，同时给了一个重要的邀请，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公司的咨询顾问。

这是我独立负责的第一个咨询客户，这位优秀学员，就是牛根生。

这家客户，迄今我已经服务了整整十年。至今我还欠他一次培训课。

高建华先生受过极好的工科教育，除了当过几年广院的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在惠普和苹果公司工作，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外企职业经理，是真正的“名门正派”。

他最出名的，是“绝不应酬”：在课堂上侃侃而谈，在饭桌上十分沉默。据我观察，这并不是他性格高傲或者孤寒，而是他真的不善于做非正式的沟通，更别提应酬了。

他的出现，让我看到，一个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力量来立足，不需要搞关系、不需要跑江湖，更能够取得他人的尊重。

务外非君子，守中是丈夫。

年轻时的我是个随波逐流极易受别人影响的人，又急于在社会上立足，难免羡慕那些左右逢源快速上位的江湖高手。

高老师的及时出现，帮助我彻底消除了“江湖化”的风险，养成了职业精神和对专业主义的追求，给我的职业生涯一个坚定有力的定向。

让我从稀里糊涂做些广告公司的边缘化业务，进入到培训业，又从培训业，进入到管理咨询业。

时隔多年，读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的著作，其中他提到，学佛之人，与其拜菩萨，不妨就直接观想“自己就是菩萨”，观想菩萨在这种环境中会怎么做，这是修行的一种方便法门。

我恍然大悟。觉得自己实在是一个运气极好的人，因为什么都不懂，也就不太在乎这个所谓的“自我”，误打误撞找到了一个最取巧的学习方式：

做一名精巧的复制者和模仿者，代入导师的角色，观想他们的行为和思维。

幸运如我，从只有一招之缘的湛祥国先生开始，到合作四年的高建华先生，他们都是有极强的职业精神和自律能力的人。

在他们身边，哪怕是极为短暂的学习，我也仿佛把他们的精气神悄悄复制了一份打包带走。

在我门槛低低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帮助我建立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因为有对职业和专业的审美能力，就有自我要求的底线。

再后来几年，逐渐有了收入，开始去大学里参加各种野鸡班，也读了EMBA啥的，但是学习却不像早期那么有效，我想，是因为生了“分别心”——太执着于做判断。

而最有效的学习，是在你没有判断能力的时候根本就不要去做判断，全然接受，逐渐消化。实在吸收不来的，自然就排异了。

那些年，这些人，也许只有一期一会的机缘。但是，我总觉得，他们仿佛像是上天在我人生道路上安放的路灯，此地早已经过，那光却始终照亮。

亲爱的天田：

我感受到巨大的恐慌是在28岁生日那天，当时我还有三个月要从北大毕业，那天晚上我在未名湖边坐了一晚上，来回来去地想，对过去感觉到无比的恐慌。

我确实对未来没有设想太多，我为过去28年浪费的时间难受，客观地说，我真正把自己当个人看，在28年中也就只有短短的四年而已。

可能因为焦虑提前爆发，所以30岁那年过得比较平淡，从心理上说如此。那年心态很好，去了之前那家公司，然后就玩命干，结果把心态又搞糟糕了。

到34岁那年，基本上是糟得不能再糟了。不过我发现我们这代人的好处，或者不能说这代人，只能说我自己，我可能没有这个资格代表哪一代人——我因为从小饱受打击，所以虽然心态很糟，但是基本上还没落下什么心理疾病，厚着脸皮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慢慢康复。

谁都有不如意，没人过着十全大补的人生。只要心安，就是坦途。

你还没到三十岁呢，已经比别人走快了很多步了，至少于我而言，在我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在一家出版社混吃喝。

人总是看见自己没有的部分，把它们看得更珍贵。

我很喜欢黄庭坚的一首词，其中说："风前横笛斜吹柳，醉里簪花倒著冠。"人生还远远没有到秋凉之时，即便到了，也可以像他说的那么可爱。他最后给的建议特别实在：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我就借山谷的词当个迟到的生日礼物吧。

——方希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保留着写信的习惯，哪怕是通过电子邮件。这是出版人方希在我因为奔三生日而感到抓狂时，写给我的一封信。

虽然现在看来“亲爱的天田”这个称呼是多么的不符合我们之间简单粗暴的沟通习惯，但我一直存着这封信，急躁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这样的信我还存下来很多。我相信，如果方希知道我把她归类到“导师”一栏里，多半会冲着我骂句脏话，觉得我特别矫情。

但是，事实的确如此，虽然我们之间的年龄接近，日常相处完全是平辈朋友，不过她实际上的角色真的更像是导师。

在认识方希之前，由于扑导师的成功系数越来越高，我有点像是被注入了好几股真气的令狐冲，习得了上乘的招数，但是却没有内力，撑不了太长时间，体内真气就会打架。

说白了，我只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模仿者而已，善于复制，无能运化。

与方希亦师亦友的关系，像是令狐冲无意间得到了少林绝学《易筋经》，开始调和体内的真气，慢慢减少冲突，逐渐理顺。能消化的就吸收了，也有一些习气就排异了。

正如令狐冲得到的也是一个伪装后的“易筋经”一样，方希对我的改造过程，是以引导我试着写东西开始的。

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和出版人，在她的世界里，有意义、有意思的文字表达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对我来说，写作是一座大山，沉甸甸的横在我面前，因此总是为了写而写，也因此而想了很多避重就轻的招数。

对此，她写了封信给我，邮件标题叫做《写一本天衣无缝的书》，其中谈到：

写作是件麻烦事，不过反正都很麻烦，干嘛不做点有难度的呢？有难度是有价值的前提，那些难度不大的事留给平庸的人做吧，费这个劲干什么。

要写一本内容和形式天衣无缝的书，我的建议就这么几条儿：

第一：一定是自己说话的德性，既不是S的，也不是B的，更不是SB的，只是自己的；

第二：想想自己在干的事和价值目标，要全面匹配；

第三：想想目标读者，他们都在你笔记本的对面，对着他们说话，掏心窝，捞干货，亮绝活。

在这三条写书秘笈的指导下，我开始用“写”来试着打通商业观察的任督二脉，用“写”来整合我的职业活动。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逐渐成为一名商业杂志的专栏作者，也出版了几本在细分市场里有点正反馈的图书。

长期的、规律性的写作活动，使我克服了惰性，推进了我对商业活动的思考深度。

也因为专栏的影响，我开始受邀在电台做一档小小的商业观察节目，这个节目的播出，帮助我在更大范围内收获了业内人士的认同和友谊。

我找到了自己一个全新的社会身份，而这个身份，最主要的影响，是让我的父母终于可以一平我“辍学从商”的怨懣之气。

以前，我并不为中止学业而后悔，因为我给自己打的鸡血处方叫做“终生学习”。

但是，逐渐的，我开始为此感到遗憾：遗憾的不是没有得到一个学位，而是由于缺失了严谨正规的高等教育，使得我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系统的治学方法。

而在这一点上，身为语言学名师弟子的方希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从我第一次去过她的书房以后，我连读书的方式都是重新学习的。

她是我见过的最博闻强记的人，但只有去过她的书房，才会知道她其实是一个用多么“笨”的方法来读书的“聪明人”。

她选书的标准很“硬”而口味很“重”，对任何一个她感兴趣的学科都是从读史入手、精选经典，然后博览前沿。她是一个认真用笔和纸来抄读书笔记的人。

她写信给我聊过她心目中“会读书的人”：

贯通的人往往如一缕清风，不管他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都无碍，不贯通的人磕磕绊绊，自己还找到了仿佛高级的理由，这是自寻烦恼和自找麻烦。

有看书习惯，而且会看书的人是了不起的，因为看书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它需要你既虔诚又挑剔，既信任又怀疑，而且它要求你像一摊水一样，一旦有新的水滴，马上就自然融入，仿佛从来没有这颗水滴一样。

这是我喜欢会读书人的人的理由。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知道一个视真相和更好的世界为价值方向的人，一定带有某种令人心神向往的气质，能压制戾气，护养慧根。

贯通，正是我长久以来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恰恰相反，体内真气冲撞、内心缺乏自信，使我成为一个拧巴纠结的人。

与方希的交往，既有一起开会、一起构思选题、一起交流管理心得的一面，也有一起逛街、一起旅行、一起骂人、一起胡吃海塞的一面，这对于我来说，是完全新鲜的、全面的“生活课”。

连我合作最久的合伙人都说：“你这七八年以来，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结交了方希这么一个朋友。”

我们常常交流管理公司的感受，彼此对对方的公司都甚为熟悉，以至于在我们的年会上为她颁发了一个奖杯，上面刻着一行字：“精神合伙人”。

有一年，她担任我们公司年会的演讲嘉宾，对着几十位咨询顾问，她讲的主题是：手艺人的世界。

手艺是具备一定宏观视野的一种技术、能力。

进入一个行业：

首先要问：这个行业里最牛逼的人是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能成为牛人？

其次，作为一个手艺人，要知道你的手艺在哪儿，行当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第三，不要去强调你的工具有多了不起，而是要去证明你能用工具创造怎样的奇迹。

一个人，要把羞耻心放在手艺上。专业能力差的人就是行业的掘墓人，因为他模糊了行业的价值体系，让全社会对这个行业失敬。

作为一个手艺人，必须时刻反省、勇猛的验证自己的手艺过时了没有，如果没有这种勇气，好手艺也会烂在手里。

手艺能帮助你形成一套方法论，来面对世界上的陌生事物，这样的人对世界不会有偏见。

手艺，是自己与世界呼吸吐纳的接口。

之后，在我们这样一个迷恋工具、偏好概念的行业里，我们的团队迅速的形成了共识，做最接地气最务实求真的团队。

几年过去，我们在行内成为一个以手艺人精神著称的队伍。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以这样的名声，我的每一个团队成员在离开这个公司时，都可以直接的感受到自身市场价值的极大增值。

新年，她群发了一封邮件给我们公司的合伙人：

“你们公司的氛围，合伙人之间的坦诚、信任、互助、亲爱，是极为罕见的，就算将之归于虚无缥缈的缘分，也需要有坚实的品质做底。

如果说缘分像利息的话，人品就是存款额，你们存的定期还超级长，你们存的银行，也丝毫不受金融环境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像是人间单独辟出的天堂银行。

正念之所以可贵，不是因为我们经过漫长黢黑的隧道，终有一天会拿它换到光明和财富，正念本身就是光明财富。

持有正念，我们就已经身处福中，获得足够的勇气和报偿。真正的新年将至，祝诸位精神合伙人永持正念，在阳光下呼吸吐纳，承瑞含英。”

说来真不好意思，我是快到皈依时才搞明白，“大和尚”原来不是说和尚长得有多高大胖大，而是对寺院住持的一种尊称。

而我此生结识的第一位大和尚，就是我的皈依师——河北柏林禅寺住持明海大和尚。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二十年前挥别了北大才子的世俗世界，悄然来到当时还一片废墟的千年古道场，追随净慧和尚复兴柏林禅寺。

我常常想象这样的情景：一位年轻的僧人，在北风呼啸中，悄悄来到寺院的大厨房里，把一米多高的日记付之一炬，燃起一丛三昧真火。

初见明海大和尚，觉得他一点儿也不“大”，因为有的人身材大，但明海师很清秀，有的人派头大，但明海师极内敛。

如果非要“着相”的形容一下，明海大和尚可担得两个字：静和净。

这是我第一眼看到他的印象，直到今天也仍然保持着这种印象。

明海大和尚的静，不是简单的安静，而是蕴含着从容、淡定、波澜不惊的沉静，静的有故事、静的有张力，不知不觉间把别人也都吸纳到了一泓水中去似的。

即使他讲法时、走路时、泡茶时、写字时……你所能感受到的都是这种让人微微战栗的静。

我也注意到，不论是任何人，来到大和尚面前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安详和斯文起来。

我记得非常确切，第一次拜见大和尚，是在2007年3月11日下午。

28岁的我已经成了别人口中少年得志的典型，有公司有恒产，客户名单里一大堆《赢在中国》的名人，朋友圈里说不上谈笑有鸿儒，至少算往来无白丁。

经过十年毫不松懈的狂奔，物质生活上已经颇为自在，但事实上，不示弱的好强性格，让我能够忍受创业的孤独，却不能消解与全世界对抗的压力。

跑了十年的我，在心理上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自己缺少大平台的历练和积累，专业发展遇到瓶颈，想放弃主控权请高人来合作，但是导致老班底纷纷离散、从05年到07年之间遇到各种合作上的问题，在个人感情生活方面也遇到颇多不顺。

实在是撞的一头包，苦不堪言。

本来并没有决定要皈依，见面之后我卖弄小聪明：“我过去常常会在内心执著于别人对我的不好或不公，现在突然明白，这一切都是在若干时间以前存下的某种因果。

若我记恨或报复，这业报还将在未来继续；若我忍耐或接受，这关系将会得到停止和平息。想通这点，内心十分欢喜。”

想不到大和尚微微点头道：“我理解你的感觉……”

说实话，当时我内心十分酸楚，好像有一种隐隐的情绪被触动了，但是，他接着又开示道：

“不要把人概念化，其实没有好与不好之分，一开始判断就错了，修行者要识别善恶，但更要超越善恶。”

铛！棒喝！

说完这段话，我就请求他能够当天为我授皈依。因为在他身上我隐约看到了一种自己所向往的通透温润的风范，而他以真实之身证明了这种风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是可修炼、可学习的。

在小小的皈依仪式上，他提笔为我写下了我的法名，用了一个“庸”字。夕阳照进方丈室的书桌，我泪如泉涌。

之后，他送了一本他批注过的书给我，书名《狂喜之后》，扉页上题写着：

“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病苦者为作良医，于贫穷者令得伏藏。”

在大和尚给我上的第一课里，修行不是为了躲一个清净，修行的基础是精进与担当。

做事也是修行，商业也是修行。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明海大和尚有一次看似无意地说道：

“与人交往，要做好两个前提准备：一是要坚信对方是好人，二是要明了对方是凡人。

是好人，就必然有向善、行善的需求，是凡人，他的情绪和意识就必然有善变、不稳定的一面。

在这两个前提下与人交往，就必然会超脱和豁达，也会更具备与人方便的能力。”

明海大和尚是非常看重“方便”这两个字的，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到他开示“方便”的内涵：何谓“方便”？

佛学里所讲的“方便”就是慈悲和智慧结合的力量，慈就是给人快乐幸福，悲就是解除人的痛苦，修行者不仅要发出慈悲的心愿，更重要的，还要有大智慧来实现。

说到“方便”，就不得不说一下我曾经对明海大和尚有过的“腹诽”。

刚结识时，我发现大和尚的手机短信特别多。无论如何，一位会发短信的“时髦”大和尚，与我心目中青灯古佛的修行者的印象还是有差别的呀！

因此，我当时暗自嘀咕，大和尚的短信比我还多呢！

直到后来，我自己师从大和尚学佛，我才明白，大和尚的短信是一种什么样的善巧方便！

因为，几乎每一位认识大和尚的人，无论弟子还是朋友，当心灵上遇到困难和瓶颈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问问大和尚！

但是很多话也许难以启齿，又怕打扰大和尚的日常活动，因此就不约而同都采取了一个形式——发短信！

而大和尚呢，几乎是有信必回，因为他深深理解，每一个短信的那一头可能都守着一个焦虑而迷惘的灵魂。

因此，短信传法就成了大和尚的每日功课了！作为短信大军的一员，我的手机里保存着大和尚曾经发给我的所有短信，即使换了手机，老手机也一直随身带在身上。

明海大和尚给人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极其纯净。

那是一种让凡夫俗子如我者生出惭愧心的纯净。大和尚并不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样严肃刻板，而是每天都自自在在的、清清朗朗，他的状态是缘到哪里、心到哪里，不外求、不强求。

有一个大夏天，大和尚来北京，我和几位师兄到寺院在北京的驻地化成精舍去看望他，到得早了一点，大和尚还没有到。

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我赶过去开门，发现大和尚居然手里摇着一副水晶墨镜站在门外，一脸轻松，身后跟着一大群侍者、弟子。

进门之后才知道，大和尚头一天在城西看望几位护法，时间晚了就下榻在那边，但是为了不让城东的弟子们奔波，他自己顶着大日头一早从西边赶到东边来见大家。

大和尚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德，是他似乎时时刻刻都在内省，一念不停的处在自我省查的状态之中。

他操办了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可是在社会各界的赞叹中，他却公开反省说：

身边的众生比远处的众生重要，内心的众生比外部的众生重要，如何服务众生、帮助众生，怎样过得更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政策”：尽可能减少社会活动，把更多的时间奉献给寺院。

他把这称之为：守土。

我很不恭敬的说：“将军才守土，你是和尚，守土干什么？”没想到，他反驳道：“和尚也是将军啊！要跟烦恼作战！”

在大和尚为我授皈依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皈依、学佛之后会是对自己生命资源的一次重组。随着学佛的日子渐渐长了，我越来越能够体会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因为在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之下，自己对外界人、事、物的看法都有一些新的观察视角。

有一次，我因为和一位朋友由于基督教的问题起了争执，大和尚严厉地批评了我的二元对抗的攻击性。

他说：宗教情操，不要着急。你自己可以一直探索思考。

不要认为他比你进步了，或者你比他落后了。如果立足于中国文化生态的角度来讲，信仰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都要去面对，都需要思考探索。

“那么，通过对信仰的探索过程，最后你成了什么‘徒’呢？

我是开放的，你成为一个佛教徒很好，但你要是成为一个偏执的佛教徒不一定就好。偏执也是正常的，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包括我在内，都要慢慢从偏到正。

如果你没有成为一个什么‘徒’，但在中国文化的生态中，你把佛教讲的那些生命的问题：

终级关怀、精神支柱、生活意义等真实地解决了，那我肯定不会硬去拉你来变成佛教徒。”

有时候，我也会与大和尚探讨管理问题，因为他作为寺院的住持，事务性的工作也是很繁忙的，一忙得厉害了，他就自嘲自己像个总经理。

有一次喝茶时我随口说了一句企业管理中讲究管理的闭环，大和尚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很认真地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大概的说了一下PDCA的管理循环，没想到，他马上说：“嗯，有点意思。

其实我们出家人也要讲闭环，是心的闭环：管理者讲任务，出家人讲发心，那就要在做事之后回归本心，回到自己的初发心，实现心性的闭环，这样做事就不再以好坏、成败来作为唯一标准了。

其实人时时刻刻都可以在做工夫、在修行，关键是心念系在什么地方。”

“你们管理学讲人力资源，我们修行者要讲心力资源，把信力、愿力等等心的力量当做资源来管理。归根结底，人力资源就是心力资源。管理就是要把人们从心力交瘁变成心力充沛。”

说到决策，大和尚有一次说：“你一定要把所学运用到做事中去，要把所学和做事联系起来。

而做事的话，经验、体验很重要，在决定之前一定要跨出自己的圈子多听听意见，同时一定要知道，世界上没有百分百的圆，也没有百分百的直线，都是有偏差的，因此要预见、包容、适应这种情况。”

而他听说我的公司正在改制成为合伙人制时，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慢慢体会至今：

合作，最重要的一关是——学会放弃。

输赢、对错、是非，如果能够超越这些、容纳这些，人就会圆融起来。学佛4年后，我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与自己和解，对世界示好。”我的确重整了我的生命资源，特别是人际关系资源，与身边的众生相处更加柔和圆通。

在对“放弃”的修习中，逐渐体会到“舍得”二字的真意。这种变化，令我完成了对公司机制的改造。

作为一个当年独立出资的创始人，我终于把自己降为一个不控股的股东，与另外四个更优秀的人一起，将这家公司打造成一个合伙制的公司。

而我们的合伙人关系，在企业界也是极稳定、最美好的传说之一。

不只一位企业家告诉我说：我之所以选择与你们合作，就是因为，我太羡慕你的团队了，我想，如果与你们合作的话，有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团队在我面前，可以让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乐观。

三年前，大和尚突然宣布闭关，一想到很长时间见不到他，我急得哭了。他给我留下的重要修行法门是：

“你的功夫最浅之处在定。修定力，每天要有一个时间留给自己独处，跟自己在一起。

所谓的独处就是说，真正的让你的思想、感情独立，不依赖于什么东西。

总之，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复杂——教育越来越复杂，生活越来越复杂，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互相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复杂，因此专注也需要训练。

可以在生活中训练，也可以在事业中。比如，你选择一个事业不要总是换，做一个就一直做下去，总会让你走出一条路来。”

整整分别了三年，2013年春天，我们师徒在北京重逢。他沉默地观察我良久，为我开示：只有把“二元对抗”的机制从根本上打破，才能得到解脱。

心性如野马，是需要调伏的，调伏我们的因缘有很多，但不同的人、不同的因缘，所达到的调伏深度是不同的。

大和尚的传灯之缘，令我有机会用信仰调伏自己。从争强好胜到持中守庸，在世俗生活之外，大和尚的这一盏灯，为我开启了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让我可以从中觉察有限、窥见无限。

让我可以从熟悉、嘈杂的商业活动中，经常升起出离心，伸头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呼吸几口纯净的新鲜空气。

我的世界，因此而完整丰满。

现在我的签名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纵横四海，心无挂碍”。因为此生我已经了无遗憾。

我曾经为自己写过墓志铭：“这里横躺着的，是一个因为好运气而横行了一辈子的人。”

我常常想，如果我错过了任何一位传灯者，那么，我会是谁？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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