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生都在打压控制我的妈妈，只剩下我可以依赖时

策划、撰文 / 卢舫

合作专家 /邵㑳颖

编辑 / KY主创们

隔着诊室的玻璃窗，小文看着妈妈窘迫、焦虑地坐在医生面前。

医生问话的语气很温柔，像拉家常一样，问今天是几月几号，问最近经常去哪家商店、逛了哪个市场，问今天接下来还打算做什么。

可温柔的语气无法让妈妈放松半点，她把医生的询问当作攻击：「我没病，你别乱讲。」「我记忆力没问题。」「你干嘛这样说我？」

小文早就想到妈妈会是这个反应。自从确诊阿兹海默症后，窘迫、焦虑和无力，是妈妈日常状态。过去一年，妈妈唯一显得轻松自如的时刻，可能是每个和小文下棋的下午或晚上。

在小文还只有四五岁时，妈妈就爱和小文下跳棋。小文从未下赢过妈妈。印象中，妈妈总是很快把自己的领地占领完了，然后得意地哈哈大笑。二十几年后，妈妈有了认知障碍，没想到她依然每把都能赢。赢了之后，她大笑起来，和二十年前没有任何区别。

妈妈从来都是个聪明、强势的人，阿兹海默把这些特质慢慢蚕食了，但跳棋和小文记得。

隔着诊室的玻璃窗，小文走神了，又想起了过去的每个棋局。她想，里面紧绷着神经、双手躁动地做着各种小动作的妈妈，一定也怀念那些下午。

来这个诊室，是为了参加一个阿兹海默症的研究项目。项目招募那些患病时间不长，病情不算严重、但正在逐渐加深的患者，妈妈正好符合条件。小文的想法是，妈妈患病一年了，未来大家或许也应该换个方式，来同阿兹海默症相处。

一年多前，小文刚刚大学毕业。她有一份和老人看护相关的工作，做得不太开心。和许多处于这个阶段的年轻人一样，她一边怀疑着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边盘算着前往更大的城市，建筑新未来。比如去北京，看着就不错，她想。就在新未来看着快要发生时，妈妈确诊了阿兹海默症。

小文很快消化了「命运弄人」的抱怨，断了去北京的念想。了解到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方向，可以和许多阿兹海默症患者接触，她申请往这个方向调整工作。这个羽翼丰满准备远走的女生，不走了。

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需要多动脑，小文就想起了童年时的跳棋。她决定给妈妈买一副做工精细、质感厚重的跳棋。普通的跳棋不外乎塑胶棋盘加玻璃珠子，而她挑了一副原木棋盘的，老板告诉她，玻璃珠子的玻璃也和普通玻璃不一样，怎么摔都摔不碎，可以下很多年。

很多年。一直等到妈妈脑子里面的记忆都没有了，这副棋子，应该还会是她摸得着的记忆。小文这么想。

调整了工作方向后，小文的工作比以前忙碌了，经常要奔走在不同的养老院之间，和许多阿兹海默症患者交流。晚上回家后，留给她休息的时间并不多，妈妈是她每天要进行交流的，最后一位患者。

和许多阿兹海默症患者一样，妈妈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静态了。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妈妈常常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会自己对着窗户发呆一整个下午；也可能本来要打个电话，但拿起手机一直刷，刷到手机掉在地上了，又捡起来继续刷，持续刷一整个早上。所以，当小文和妈妈在一块时，她希望尽可能让妈妈的生活重新动起来。

她会和妈妈聊今天工作中发生的事情、同事的八卦，也问妈妈今天干了什么。她们相互倾听、对话，有时候像一对闺蜜。当然，妈妈最期待的还是下棋。每天，妈妈固定在晚上十点睡觉，等到女儿回来时，她会认真地计算着：「你看一局棋大概二十分钟吧，现在是八点半，我们还可以下差不多四局呢！」

小文觉得，从小到大，这是她见过妈妈最可爱的时候。

可惜，面对阿兹海默的日子，并不总是这么温暖。

强烈的病耻感、混乱的记忆、多疑易怒的个性，这些阿兹海默症的典型表现，也悉数出现在妈妈身上。

手机摔到地上摔碎了，她坚称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拒绝把手机挂到脖子上，如果小文再说下去，就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吵架。如果小文不小心说了句「你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注意xxx」，她会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病？我不需要你。」妈妈已经没有能力记好具体的数字了，有时候数钱时，觉得金额和上次对不上，她会直接抓着小文骂：「你是不是偷我钱了？」

小文很理解，这些不怪妈妈。许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小文加入了许多个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家属群，群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消息，多数在诉苦。随便点开一条，一位群友说她刚才要帮妈妈洗澡，帮妈妈脱衣服，然后妈妈把她硬生生推出了厕所，并大吼着：「你干嘛脱我衣服！你是不是要害我！」

随着患者认知功能慢慢退化，记忆会变得模糊，但负面的记忆因为感受强烈，所以会留存更久，这就导致了负面的记忆之间，经常相互乱搭，形成了患者暴戾的当下。

这样的日子反复消耗着小文的意志。她说：「这像是每天要把苦苦的、有毒的东西，硬生生吞到肚子里。」

她不怪妈妈。她更多时候，是感觉心疼。

妈妈的自理能力下降得很快，已经无法自己收拾家里、更无法自我打理了。妈妈以前是很爱干净的，小文说自己从小是趴在地板上长大的，因为妈妈会把整个家收拾得很整齐，地板会一直很干净。

而大概是妈妈确诊几个月后，有一天她下班回家，头一回闻到了家里传来了一股老人味、夹杂着尿骚味。她忽然意识到，这个家比过去，已经乱糟糟了许多。赤脚走过地板，脚底会留下浅灰色的印子。她在家门口痛哭。

那是她第一次，为妈妈的病痛哭。

尽管阿兹海默让生活变得一团乱麻，小文还是会为过去一年里那些不时发生的「温暖时光」，而忍不住说一句：

「我有时候想感谢阿兹海默。」

因为只有在幼时的记忆中，妈妈才会这样和小文下着棋开着玩笑，像闺蜜一样相处。之所以会想到去买一副跳棋，也是因为小文发现阿兹海默症可以成为一个借口，用来重现二十多年前那些温馨棋局。

大概是四五岁之后，融洽的午后和妈妈的笑声，就再也没有了。打压、创伤，是更适合用来囊括小文人生头二十几年的主题词。

小文记得，妈妈几乎从未在任何一件事上，给过自己肯定。小到穿一条什么样的裙子，大到不久之前要不要在某地买房。

有一段时间，因为想买不同的房子，小文和妈妈吵得不可开交，妈妈坚持凶狠地骂：「你选的就是垃圾，你懂什么，你个完蛋玩意。」小文把妈妈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后来，妈妈寄来一封手写信。小文收到信后一度有些期待，因为她觉得人通常在有歉意时，才会走心地手写自己的悔意。

结果，长篇大论的手写信，总结起来都是一句话：「你必须听我的，没别的选择。」

假如说，这单纯的打压和控制，小文还可以随着时间慢慢习惯和脱敏；那么，妈妈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让小文落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 —— 妈妈习惯在打压里，加入第三方视角。

小文还记得有一次跟着妈妈参加一个很多人的饭局，小文因为和其他小朋友玩得开心，不小心说话大声了，妈妈回家时跟她说：「你这么没礼貌，那些叔叔阿姨都说你很坏，丢脸死了。」这类似的事情，在小文的人生中反复上演。

分享这些往事时，小文用了一个类比：一个妈妈和一个小孩走在路上，小孩突然撒泼打滚，正常的妈妈会觉得自己丢脸，不会觉得小孩丢脸。但如果我撒泼打滚，妈妈会告诉我，全街的人都在看我、笑我，会把所有人的目光转移到我身上，而她自己似乎毫不相关。

于是，小文从小就是一个极其小心翼翼的小孩。很长的时间里，她觉得全世界都在讨厌自己，毕竟，无论是邻居阿姨、亲戚表哥、路上伯伯，都曾被妈妈引用过来批判小文。而时至今日，她依然觉得有无数双眼光时刻都在审判着自己。妈妈把小文牵上了审判台，小文再也下不去。

故事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爸爸在哪？

爸爸一直在。爸爸像一座沉默山峰，伫立在小文生活的一角。直到现在，和爸爸呆在一个空间里、一张餐桌上，依然会让小文神经紧绷。从小，爸爸把小文看成是一个「养不熟」的坏小孩，怀着一种类似「陌生人讨厌陌生人」的恨意。

每当小文惹爸爸生气了，爸爸不会直接告诉小文，而会跟妈妈说：「我就说这人是坏根。」而妈妈也从未维护小文、没有想过要弥合他们父女的关系，相反，妈妈会把爸爸的话原封不动的转告小文，她会对小文说：「爸爸很讨厌你。」

以前的报纸或者小杂志里，总爱写一些煽情的亲情故事，故事里的孩子总是想方设法，孝顺自己的爸妈。小文的爸爸妈妈喜欢让小文看这些故事，一边说着：「你看看别人，你怎么就不这样对我们。」

十岁出头的小文很困惑。她从未在这些故事里读到过爱和温情，她只会想：「故事里这个小朋友，一定很辛苦吧。」

小文从读大学开始就有固定找心理咨询师做咨询，长大后，困惑终于从咨询师那里获得解答：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没有给过你无条件的爱，所以你也无法理解其他亲子关系互动中存在的爱。但你充分体验了亲子关系中的痛，所以你可以很轻易地，共情到那些故事里的痛。」

「如果今天得阿兹海默的是你的爸爸，你会像现在这样照顾他吗？」

「不会。」

小文对爸爸恨得很纯粹。她也相信爸爸对自己，只有全然的讨厌和冷漠。

但妈妈不一样。即使一直被妈妈打压，小文仍然会说：

「我相信她爱我的，她想给我她认为最好的。只是，她的爱，是‘焦虑的爱’。」

小文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他们在40多岁时，才从医院把还是个婴儿的小文抱回家。

妈妈没有生育能力。在三十年前，一位四十岁还没有生育的女性承受过怎样的压力、面对过怎样的非议，妈妈没有具体地和小文聊过。不过小文觉得，这一切并不难想象。光从爸爸和妈妈对自己的态度，就能窥见端倪。

比如，每次出门，爸爸永远会不闻不问地先走出去，不理会小文是什么样子。但妈妈会坚持让小文穿上自己选的衣服，仿佛只有这一套衣服，可以在当天让小文显得像一个「乖女孩」。相比起爸爸对自己置若罔闻，妈妈在另一个极端：永远都很急迫、很用力地让小文实现自己理解里的「好」，然后向所有人展示。

小文隐约觉得，这份用力过猛背后，有很多旧伤疤。

「她大概是想，‘必须让所有人知道，我虽然生不出小孩，但我能当一个好妈妈’吧。」

所以，妈妈才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全都强加在小文身上。她不相信小文，她认为自己选的才是对的。而小文的主观能动性，只会成为妈妈当一个「好妈妈」的绊脚石。

邵㑳颖是一位临床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在看到小文和妈妈的相处时，她想起自己的临床案例里，类似「焦虑的爱」已经屡见不鲜，有趣的是，这些爱，往往都是母爱。

「也许这其实是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上一代的妈妈，是我们国家第一代普遍有着较为早期女性意识的人，妈妈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去追求更多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许多对女性固有的、腐朽的偏见又没有被打破，所以这些妈妈的拧巴和焦虑，显得尤其深。而这一切，有可能就投射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邵㑳颖分析道。

另一方面，小文的到来，也许被妈妈当成一种「焦虑转移」的出口。小文猜，这是妈妈热衷于引入第三方视角来批评小文的原因，那些让妈妈落下伤疤的东西，那些外界目光、他人凝视、焦虑，可以全都转移到小文的身上。

这么一来，妈妈自己就可以从审判台上下来了。换小文上去。

小文下不来的审判台，曾审判了妈妈很多年。

论及妈妈是否对小文「转嫁了他人的目光及其造成的焦虑」，邵㑳颖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因为妈妈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她自然地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要在别人的目光里活着。所以，她只是根据这样的认知，去教育女儿。

其实，再谈起过去二十几年的往事、谈起妈妈的病，小文第一反应既不是爱，也不是恨，而是「愧疚」。她愧疚于妈妈患病以后，没能更好地照顾妈妈。也愧疚于自己从未能完成妈妈的期望，当了一个让她永远生气的坏小孩。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知道小文妈妈的期望，是不可能一一完成的。那是一种扭曲的、充满控制的爱。但很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小文是没办法意识到这件事的。因为，几乎是从她记事起，妈妈就用自己的那一套向小文施以打压、灌输。

父母是小孩第一个百分百依赖和信任的对象，假如父母从小孩记事起就输出某种价值观，无论旁人看来这价值观多么扭曲，都会被这小孩当作是这世界的真相去靠近。这叫做「投射性认同」。

即使孩子已经伤痕累累，却仍然做不到一刀两断，反而容易陷入「愧疚」的内耗里。父母的打压和控制，或许已经被孩子内化成自己认可的价值观了。而自己从未真正满足过这套价值观中值得被嘉奖的部分，愧疚也就不足为奇。

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小文不曾真的要离开妈妈。在咨询师邵㑳颖看来，面对妈妈的愧疚，以及尝试理解的努力，其底层都是想要获得妈妈的认可，是一种想要靠近的动力。

小文也许始终希望着能和妈妈有更美好的关系。只是，她已经从无数的争吵和羞辱里，痛苦地明白，改变妈妈已经太难了。于是过于剧烈的挫败感，让小文转而决定改变自己 —— 只要我能理解妈妈，也许我们就能相处得更好吧？

其实，「更好的相处」意味着什么，小文从来不太知道。她说：「我回答不出来，我不知道正常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没经历过。」

邵㑳颖见过很多因为原生家庭原因要寻求帮助的来访，她发现一个可能有点反直觉的现象：

通常，孩子对父母的爱，往往比父母对孩子的爱要更多、更坚韧。

「我们会发现，真的能做到所谓断亲的年轻人，其实不多。更多的人，在面对父母时，还是会退行到一个小孩的状态，始终希望着妈妈能看看我，爸爸能看看我。

这或许也和生命轨迹有关。孩子一来到世界上，ta对父母的依赖、信任和需求就是百分百的。但父母不是，事实上，父母对孩子的信任与期待，更像从一个空杯子逐渐装水。

比如，有的父母可能就是生下来希望孩子健康、然后希望孩子聪明、然后希望孩子学习好、然后希望孩子乖.....只有孩子都完成了，ta们才会越来越爱这个孩子。」

不止小文，许多小孩，甚至会用一生的时间，循环往复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追寻父母的爱的路上。

纵使自己想要追求、靠近的东西让人难过，甚至根本就是虚假飘渺的，但仍有大量的人，为之奔往。我们甚至都知道这过程痛苦比快乐多，很可能是一场徒劳，但至少有这么一个方向，就足以让很多人感到满足。

和小文的这一次采访，前后相隔了几个月。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几个月后，在最近一次联系时，小文说，自己已经慢慢淡出了妈妈的生活。

她告诉我，现在自己的事业发展得比较好，也买了自己的房子。也因为给妈妈找到了合适的研究项目，有专业的医生和研究员照看妈妈，其实比自己靠谱多了。而在心理咨询师的持续帮助下，小文回过头去，对往事有了更多客观的理解，对自己的认知有了重新的整合。「我觉得自己变强大了。强大到，我不再怎么在乎妈妈怎么说我了。强大到，我可以离开。」

通话最后，我问她：

「阿兹海默会夺走人的记忆，而你和妈妈的记忆如此复杂，你会如何面对这件事？」

她说：

「我会期待。我期待失去了过去所有记忆的妈妈，像陌生人一样面对我，不再把我当成那个需要被压制的女儿。到了那天，也许我们能进行此生第一次平等的对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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