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暗线

作者：秦时避世人 

来源：最爱历史（ID：solovehistory）

前言：

1542年10月的一个晚上，正是杀人放火的好时候。

紫禁城内，十多位宫女悄悄溜进了皇帝的寝宫。

一位叫杨金英的宫女把用丝花绳搓成的一条粗绳，套住了熟睡中的嘉靖的头。众宫女一拥而上，掐脖子，按前胸，擒手脚，将嘉靖帝给控制住，然后慢慢将绳索向左右拉开，意图勒死皇帝。

但是，慌乱之中杨秀英将绳子打成了死结，众人拉了好久也没见嘉靖咽气。

眼见事情不济，有位宫女跑出去报告了方皇后，皇后急急带人前来，而嘉靖已是昏迷许久。皇后立即召集御医进行抢救。事关天下最有权势之人的性命，御医们就冒着死亡的风险，为嘉靖帝把脉，开药，最终将皇帝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那些刚烈的宫女也被擒住。

关于她们为何要缢死皇帝，史书讳莫如深。只知道宫女杨金英在审讯时，半是愤怒，半是悲壮地说道：“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唯有被皇帝的残忍刻薄逼上了绝境，才能如此铤而走险。

事后，诸宫女皆被凌迟处死，此即明史上著名的“壬寅宫变”。

正当壮年的嘉靖，一夜之间竟然体验到了死亡的滋味，虽说化险为夷了，终究还是会恐惧与不安。

嘉靖帝以外藩入继大统，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在皇宫立足，因此他对于乾清宫并无多少归属感。明朝的列祖列宗都在这个皇宫死去，这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在他眼里，无疑都染上了不详的色彩。

皇宫，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一座牢笼。这里充满着阴谋和政治斗争。嘉靖十七年末，世宗的生母章圣太后去世，世宗便怀疑与孝宗张后有关。可是他不能撕破脸皮，只能暗自提防。如今又发生了宫女刺杀之事，让他愈发疑神疑鬼起来。

嘉靖明白，在高高的宫墙里，人很难感受到自由。因此，他时常会跑到皇宫之外的西苑居住，寻求一个休闲的生活。

西苑位于北京紫禁城之西，在宫城西墙和皇城西墙之间，相当大一部分为太液池水面，即后世的北海、中海与南海，亭台楼榭点缀于湖光山色之间，宛如仙境。相比死气沉沉的皇宫，这里才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壬寅宫变之后，嘉靖决定搬到太液池西岸的永寿宫去住，再也不回大内。

在这片园林之中，他不用正襟危坐，不用听着无聊的朝讲，不用费心烦琐的事务。有山，有水，有善写青词的臣子。有事便征召阁臣商议一二，无事便虔诚修道，好不惬意。

山水如画的西苑反而取代森严的紫禁城，成了帝国的政治中枢。

01

天下的中心是中国，中国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紫禁城。

这就是明朝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

朱棣打赢了“靖难之役”之后，登基称帝，决定将都城迁回北京，便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修建宫城和园林，打造大明王朝皇冠之上那颗最璀璨的明珠。

宫城是绝对的中心，它位于北京城南北轴线之上，从下往上，分别是六重宏伟的宫殿建筑。在每一重宫殿屋檐的正中都高挂着匾额，蓝底金字，写着建筑的名称，分别是“正阳门”、“大明门”、“承天之门”、“午门”、“奉天门”、“奉天殿”。

在皇城的宏伟面前，人们往往只会注意巍峨的城门与宫殿，却忽略掉皇宫西边的一处水域——西苑。

朱棣在这里新开挖了南海，让太液池的水面自此向南拓展到长安街一线，形成了后世所称的北、中、南三海格局，面积相当于两个紫禁城。然后又堆砌人工小岛一座，名曰“南台”，即后世的瀛台，另外将挖出的泥土堆在宫城的北边建成镇山一座，名曰“万岁山”，即现在的景山。

明代大臣杨荣曾用一首诗描绘西苑美景太液晴波：

蓬莱咫尺沧溟下，瑞气絪缊接上台。

这是皇宫之内无法想象的美景。而西苑这片园林，就像世外洞天，包容着皇宫里的失败者、阴谋、和没有被权力扭曲的人性。

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或犯法的藩王、妃嫔乃至帝王往往会被囚禁到此处。

如宣德元年八月，太宗次子汉王朱高煦反，宣宗御驾亲征，逼降高煦，将其押送至北京，“锢高煦于西内”。再如英宗发动夺门之变，从弟弟手中夺回自己的皇权，便“废帝为郕王，迁西内”。

成化五年，老而无子的宪宗偶然临幸了一个典守内藏的女史纪氏。纪氏乃广西土官之女，被俘获充入掖庭，未曾想偶遇宪宗，珠胎暗结，开始了其悲惨的一生。

彼时万贵妃专宠，后宫女子有孕者全被逼堕胎，万贵妃听闻纪氏有孕，令婢女去逼纪氏堕胎，婢女可怜纪氏，便谎报纪氏得病，迁居于西苑的安乐堂。

后来纪氏生下一子，幸得宫人掩护才得存活，时废后吴氏亦居西内，“近安乐堂，密知其事，往来哺养”。在众人的帮扶之下，皇子潜养西内长至六岁，然后被太监张敏奏知宪宗。

宪宗大喜，父子相认后昭告天下，将纪氏移居西内永寿宫。孩子结束了躲躲藏藏的人生，本该是熬出了头，可是母亲却在不久后暴薨。后人认为极有可能是万贵妃下的毒手。

纪氏母子在西苑历尽艰辛，纪氏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子最终被立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孝宗皇帝，纪氏亦被追尊为皇太后。

权力与人性，在这片是非之地交错至此。

嘉靖之后，西苑又迎来了一对恋人——万历皇帝与郑贵妃。

那时，正是他们的热恋期，两人想要仿效唐明皇杨贵妃长生殿故事，便在西苑的大高玄殿起誓，约定立福王为太子。

然而，大部分朝臣却拥护皇长子朱常洛，致使东宫储位久久不决。在长时间的拉锯战中，万历还是败了，最终立了皇长子。

堂堂天子在神灵前面的誓约都作不得数，真是可笑。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从此不再来大高玄殿，也对国家大事也意兴阑珊，不再留意朝政，荒怠之局渐成，国家也走向衰亡。

万历皇帝去世之后，西苑渐渐远离了帝国的政治和权力中心，回归到了一座宁静自然的园林。

二十四年后，甲申年的料峭寒风送来了帝国的丧钟，崇祯帝踉踉跄跄地爬上万岁山的时候，抬眼回顾这片江山，他一定看到了这片幽静雅致的园林。

三百年荣耀与繁华，归于何处？

02

京城之中，皇家园林与世俗百姓的生活似乎只有一墙之隔，却有如天堑。

墙里的人想出来，墙外的人却想进去。

大才子文徵明在北京的生活并不如意。当时，他的诗书画虽是名满天下，在北京却总是被同僚排挤，甚至还被讥讽为“画匠”。

唯一让文徵明略微感到愉快的是西苑之行。他曾经在夏日和秋日两次经过西苑，大饱眼福，领略了皇家园林的风光，分别写了《游西苑》《秋日再经西苑》两首诗。

都说园林分南北，景色各千秋。北方的园林华丽，南方的园林婉约。

北方园林的青山绿水，常常和红色的宫殿与高墙相得益彰，树高林深，景观宏大，多了些许富贵之气。而江南的园林，就显得小了许多。没有高大的松柏，却有纤细的竹林，没有壮丽的宫墙，却有小巧的曲廊。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园林的游客往往在方寸之间，或谈天说地，或喝酒品茗，突出一个闲适。

文徵明曾为吴中名园拙政园作过画，见识过江南园林的雅致细腻，却在领略过北京的皇家园林之后，念念不忘，感慨一声“非人间所得窥视”！恐怕，在他心中，即便无比厌恶北京的“虎豹场”，也渴望能够官场得意吧。

如果进取不成之后，他还是愿意回到温婉的江南，事实上文徵明也是这么做的。他义无反顾地回到那个狭小又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在“寒酸简陋”的南方园林，安放自我。在闲暇的时光醉心于园林的构建、奇石的把玩、茶茗的品味、诗酒的唱和。

江南园林虽小，却为每一个官场失意的文人提供了另外一个颇富吸引力的选择。

王世贞出生在江南一个富裕而颇具声望的仕宦之家，父亲和祖父都供职于朝廷。他未满21岁便中了进士，入京后仕途得意。后来得罪了当时权势熏天的宰相严嵩，他们之间的仇恨导致王世贞的父亲被弹劾并最终被处死。

遭遇父难的王世贞回家服丧，三年期满之后仍然呆在家乡太仓。

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世贞在太仓州治旁开辟一块空地，闹中取静，始建“离薋园”。“薋”意为恶草，有它在，嘉木名卉不能从土壤里生出。这既是一种怨恨，也是一种“天下无贼”的期待。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离薋园”靠近县衙，一天到晚都会听到衙门里传来的喧闹声，充满了聒噪，满是俗世的气息。

严嵩倒台之后，王世贞得以恢复官职。可是没多久，王世贞就和张居正产生了矛盾，又一次倒在了帝国中心的强权人物前，此后他不得已再次退隐回家。

这一回，王世贞住进了弇山园中。“弇山”取自《山海经》神话典故，为神仙之居所，而他也自称“弇州山人”。

弇山园本来应该只是王世贞的疗伤之所，没成想却成为了明代江南最伟大的一座园林。工整的轴线布局，层层叠叠的假山结构，如仙岛般浮在水上的三座弇山，交错的楼阁，和几片种植同种树木的区域，例如橘子树和樱桃树。

古人喜欢罗列排比，如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只要榜上有名，名声就会得到认可。而在明朝的园林排行榜之中，弇山园一次也没有落下。有人将它和松江（今上海）的豫园并举，为“东南名园冠”。

但是，中国人素来有压抑“奇技淫巧”的传统。弇山园名声大噪之后，很快便遭来了道德家们的批评：营造过度，过于奢华。

身为文人表率的王世贞压力很大，只能将园门敞开，欢迎任何人来观赏。

他常在园中与游客擦肩而过，有时候遇到红粉佳人只能躲在一旁避让，游客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王世贞有时候也会忘了熙攘的人群只是过客。

正如孟子所说的：如果归独夫所有，一个四十里的园囿也嫌大；如果与民同乐，一个七十里的园林也很小。

弇山园开放之后，人们的指责就变少了。

后来游客实在太多，王世贞便搬出了弇山园。贴心的他为弇山园编了一套旅游手册，为过往的游客解说风景。

就这样，一个失意文人的疗伤之所，成为了惠及世人的城市公园。

03

指责王世贞的声音背后，是一场有关风月的战争。

江南一带，为明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雄厚的财富和无止的欲望如同干柴碰上烈火，燃起了奢靡的大火，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物”的奇观。

据王锜《寓圃杂记》载，晚明苏州“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閤之间，丝竹返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

亭台楼阁，画舫游船，丝绸文具，漆器古玩，应有仅有，尽皆精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背弃了“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的原则，而是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打造一个赏心悦目的、奢靡的生活情景上。

再结合几十年之后明朝灭亡的历史，真像一场末日前的狂欢。

奢靡之风起，江南也掀起一阵造园的狂热，一切向奢侈看齐。因此，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受到那样的指责，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后不久，江南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文震亨。

文震亨出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生活在江南一带，以造园闻名。面对江南造园的狂热，他只坚持一个宗旨：化繁为简。

在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一书中，他往往列举一个清单，比如”笔管“一节：“古有金银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然后紧跟一句“俱俗不可用”。市面上那些机巧之物，往往被他冠以“恶俗”、“最忌”、“不入品”的骂名。

敢如此大骂，文震亨自有底气。他出身书画世家，曾祖便是“明四家”之一、参与拙政园营建的文徵明。家学如此，让他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长物意为多余之物。文震亨以“长物”为名，便是告诉读者，书中所论，“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文人清赏而已。但往往就是这类无用之物，才能看出一个人的阶级、品味和格调。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曾写过西门庆的园子：“进入仪门，转过大厅，由鹿顶钻山进去，就是花园角门。抹过木香棚，两边松墙，松墙里面三间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二人掀开帘子进入明间内……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

对照《长物志》，“木香”、“卷棚”都是俗式，“云南玛瑙”、“蜻蜒脚”诸种工艺都是“恶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我们知道，《金瓶梅》的故事虽然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皆有现实的隐喻。西门庆是“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伟，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正是一个市侩的商人形象。

晚明以来，读书人的文化霸权遭到了挑战。富商们有钱，但缺了文化的沉淀，便急切地想用手中的经济资本，换取相应的文化资本。西门庆的园子处处透着“俗气”，实际上就是“暴发户”明明不懂风雅，偏要附庸风雅的结果。

“风雅”的解释权便在读书人手里。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晚明士人，便是通过界定雅俗的方式，划下一条道，将家财万贯的西门庆拒之门外。

虽说文震亨走的是上层路线，但他的确为奢靡混乱的社会带来了出一种雅致的美学，也让园林成为一种表达的方式。

因此，晚明的文人园最是发达。他们的人格、诗文往往和园林是一体的，每每进入园林，便有诗情画意之感，而读《牡丹亭》、《金瓶梅》等文学小品，如同置身那些园林之中。

末日之前，奢靡是商人的狂欢，清高是文人的狂欢。

1645年，清军攻占苏州后，文震亨避居阳澄湖。清军推行剃发令，他自投于河，被家人救起，绝食六日而亡。

江南的园林，是否还能守住它的风雅？

04

明清易代，天崩地裂，世事变迁。正如孔云亭所写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名园多是穷极思虑，千万金银堆积而成，但结果往往是不岀数年，或废、或毁、或易主而面目全非。园林易毁，名园难守，引起的不仅是人们对美好事物逝去的伤感。其实，园林消逝背后的东西，才是士人伤感的根本。

正德年间，王献臣受到东厂迫害，屡次贬官，因此自嘲“拙于为政”，以大弘寺址拓建为园，命名为“拙政园”。

当时文徵明与王氏意气相投，多次为其绘制园图。嘉靖十二年（1533），文徵明依园中景物绘图三十一幅，各系以诗，并作《王氏拙政园记》。名噪一时的画家兼诗人，再加上冠绝吴中的名园，可谓是园林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

这是拙政园的巅峰，也是它坎坷命运的开始。

王献臣死后，其子嗜赌，一夜之间将园输给徐氏。后徐氏子孙亦衰落，园渐荒废。

清兵入苏，兵火蔓延，到处都是瓦败垣颓，楼台零落，花木凋残，更有甚者，已经化作飞灰。拙政园为清兵所占，而后兜兜转转到了浙江海宁望族陈之遴手中。

陈之遴是明崇祯十年的进士，在明末清初为知名诗人，他还有一个同为诗人的妻子——徐灿。崇祯十年至十二年，两人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候，丈夫求功名，妻子痴相守。

只是，变故很快来了。陈的父亲在清军入侵时失职，被革职逮捕，后因内心冤抑喝毒酒自杀。崇祯迁怒于他的儿子，罢了陈之遴的官职，永不叙用。

没过多少年，清兵入关。徐灿很幸运，没有受到兵火的波及，仿佛大浪中的一叶孤舟，看着波涛倾覆掉身边的小船，而无力挽回。

她是一个女词人，平时写写伤春之作，然后丈夫另有新欢，再感慨婚姻的隐痛。在世人的眼里，爱情是她最大的精神支柱，一旦爱情之柱倒塌，生命之火就熄灭了。

然而徐灿还有另外一面，请看《踏莎行·初春》：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帘婉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

词人谓碧云重叠犹作故国河山之象，而江山易主，月痕还照这江山做什么呢？

易代之后，陈之遴变节仕清，他于顺治二年投降清廷，之后官运亨通。

徐灿曾劝之遴隐退山林，保全名节。但陈之遴由于父亲一事，对明朝并没有多少感情。而且，他的功名之念从来没有泯灭。因此，徐灿的词中充满了对新朝的微词和惧惮，和对夫君出仕清廷的微讽。

陈之遴买下了拙政园，安抚妻子，大加修缮，极尽奢华，似乎也在向世人宣告繁荣的回归。只是，这个焕然一新的拙政园，还能有当初的风雅吗？在这里，徐灿写下了蕴涵着深沉的黍离之痛的《拙政园诗馀》。

丈夫降清，徐灿不能效法不食周粟的伯夷，与之决绝，还得接受清廷一品夫人之恩赏，内心时常遭受自我的拷问。

她说：“悔杀双飞新翼，误到瀛洲。”她眼睁睁看着一个人下水，既不能救他，又不能离他而去，只能和他一同下水，如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内心是多么的悲哀啊！

顺治九年，陈之遴做到了弘文院大学士，但他始终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满清入主中原，满汉矛盾尖锐，士大夫又分北党、南党，彼此倾轧。果不其然，陈之遴两次被贬去沈阳，而徐灿不得不离开拙政园，北上与其相会。

或许她在经过北京的时候，会想到最初的时光，想到文人讳莫如深的明朝，想到自己的那句诗：“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这样的词，不要说陈之遴，就是当时词坛上也无愧为杰出之作。

拙政园有幸保存至今，历代主人添砖加瓦，园貌虽变，但总是还留下一些东西。

钱泳在《文待诏拙政园题跋》中说：“余尝论园亭之兴废有时，而亦系乎其人。其人传，虽废犹兴也；其人不传，虽兴犹废也。”

如此看来，或许不是园林难传、风雅难续，而是园林中有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太难。

所幸拙政园不只有文徵明，还有一个忠贞的女词人——徐灿。

05

清朝以来，帝国迎来了它的巅峰，也渐渐走到了发展的尽头。

在这个时代，人们虽然时不时还要自拟鲲鹏，但更多时候还是要接受自己的平庸，自降在红尘之中，而不是做一个清高的士人。

四十一岁以后，李渔离开家乡去杭州，从此便开始了他一生“卖赋以糊其口”的生涯。享乐追逐的开销和朋友们陆续赠送的姬妾使他家口日繁，没有殷厚的家底是难以为继的。为了维持生活，他必须拼命地写作，拼命地挣钱。

五十岁时，他从杭州迁居金陵，住了近二十年。在金陵期间，他虽然仍继续刻书卖文，但主要的是靠到各地去攀附达官贵人，作他们的门客，以博得馈赠为生计。

一方面，浪子重逐少年场的感受令他兴奋激动，另一方面，他依然还有着文人的傲骨。这是李渔痛苦的根源：他自己尚不肯因家贫国难失去其风流姿态，又怎好当个道德先生板起面孔教训别人呢？

他时以一个四处卖笑的醒颜之徒自认，希图如明季狂人那样以自轻自贱的方式警世骂俗，他把“卖浆”、“卖舞”、“卖痴”之类招牌悬于门首，还以“贱者居”题额其寓。

只是这般自嘲并没有得到士人的认可，当时就有文人指斥李渔：“李生渔者，自号笠翁，居西子湖。性龌龊，善逢迎，遨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备极淫亵。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不齿者。”

因此，李渔的芥子园不同于晚明的文人园，不再刻意追求高雅和简朴，但显出一份世俗的风味。

芥子园“地止一丘”，所以取名“芥子”。但经过李渔独具匠心的设计后，园中轩台点缀、廊榭萦回、叠石峰峋、碧波环绕、苔青净竹、鸟语瀑响，显得曲中见幽，古中见雅，有“月榭”“歌台”“浮白轩”诸景。

李渔还在各处配上了相得益彰的对联，譬如月榭联：

有月即登台，无论春秋冬夏；

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东西。

在这片园林中，李渔最为得意的一处景观创造是“尺幅窗”、“无心画”。

假山位于“浮白轩”的后面，于是李渔在浮白轩后墙正中开一景窗，即他所说的“尺幅窗”，把裁纸数幅，贴裱在窗框四周，作为一幅立轴画的头尾及左右镶边，形成了一幅山水中堂画，而画中的山水却是真山真水。人在屋内，坐而观之，则窗非窗也，画也，山非屋后之山，即画上之山也。

李渔将造园自诩为生平两绝技之二，一个是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因地制宜……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乏高才，颇饶别致”。

这份别致，是高雅的消退，世俗的兴起。晚明文化的肖子们，虽然还能在新的时代依然故我地生活着，但对社会却没有了挑战的勇气。

相较于文震亨那个年代的高才雅致，世风已然大变了。如果说李渔的芥子园还有些许的傲气，那么沈复的沧浪亭已经完完全全走的下层路线，最接近常人的生活。

在沈复的《浮生六记》中，沈复和芸娘在沧浪亭里纳凉玩月，品论云霞，焚香品茗，随意吟唱，接花叠石，莳草插瓶。这片园林并无什么高雅品味或是绝妙的设计，尽是琐屑平常之物，却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乐趣。

在芸娘生命的最后，两人过着“质钗典服”、鬻书卖画的日子。焦劳困苦之际，芸娘听说福郡王要倩人绣《心经》一部，芸娘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只是十余日的连续劳顿之后，“芸病转增，唤水索汤，上下厌之”。

临终之际，芸娘对今生的贫寒并不介怀，相反她是带着一丝凄惋而哀淡的惬意离开人世的。她今生体会到了沧浪亭的烟火神仙，便已足够。

芸娘握着沈复的手，断断续续说着“来世”二字，然后便离开了眷恋的人间。

这般美学，即便平淡至此，也足以动人。

06

江南的园林愈发内敛，进取开拓的春的时代早已过去，成熟却沉重的秋的时代已然到来。

皇家园林在清朝再度繁盛起来。康熙建香山行宫，又建圆明园，至乾隆年间，北京西郊有万寿山、香山、圆明园、清漪园，北边有承德避暑山庄，皇城内有西苑，富贵华丽，比明朝更盛。

只是，乾隆总是觉得少了点色彩。而他心心念念的那抹色彩，就在江南。

当时，乾隆特别喜欢一幅画——元末画家倪瓒所作《狮子林图》。

画中是江南的一处私家园林，松竹掩映之间，是一个以篱笆合围的小园，篱笆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中有房屋五处，皆为草堂泥墙。画左侧为山石，高处环抱一小屋，园中有虬松两架，园外有老梅一棵。整个画面并无细枝末节，尽显疏朗。

乾隆对这幅画简直是爱到了极点，多次摹仿倪图，还在上面题诗作跋。在其《倪瓒狮子林图》一诗中，起首即为 “借问狮子林，应在无何有”。

但是每每看到这幅画作，乾隆都会惋惜。此画作于明初，现实中的狮子林，恐怕已经在几百年中淹没于历史长河了。

然而命运就是这般奇妙。第二次南巡，乾隆抵达苏州后，当地官员将其迎至狮子林，画中园林竟成了眼前的景色，这使乾隆皇帝十分兴奋。为此，他特意差人从京城将倪瓒画作送到苏州。

迎驾的官员们告诉乾隆皇帝，此处现在名为“涉园”，且未被修饰，是其本来面目。看着此处景致，泉石半毁，房屋未饰，清寥疏朗之中，竟颇有倪图之意韵，乾隆身在其中，犹在行走在画里。

自此之后，乾隆皇帝每次南巡都会来到狮子林，而且总是带着倪图随行，即便在北京时，也常常翻出画作，对图忆景，宛如一个痴恋的女子。

他决定将此处的景色搬去北方，在圆明园里的长春园仿建狮子林。就连所挂匾额，都是发往苏州制造的。这样尤嫌不够，两年之后，乾隆又于避暑山庄重仿此景。

无论长春园还是避暑山庄，皇帝都觉得仿建的园景，不如苏州旧园，他在诗中写道：“略看似矣彼新构，只觉输于此古林。”

乾隆对狮子林的追求和仿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南巡期间，乾隆命画师相随，将江南名园、景致摹绘成图，大量仿建于北方御苑行宫。例如清漪园仿建有“惠山园”、西苑仿建有“千尺雪”，圆明园仿建就更多了，大有狮子林，小有天园、安澜园、瞻园，可谓江南名园景观，尽归一处。

这种的移植行为，为北方的皇家园林体系注入了新的生机，成就了清中期皇家园林的空前鼎盛。

从某个角度来看，乾隆更像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古往今来，有文人志趣的皇帝并不少见，词坛开宗后主李煜，书画名家钦、徽二宗。这些皇帝确实对文化有着浓烈的兴趣，有些人的书画词赋水平也远高于乾隆皇帝，但是他们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都不可与乾隆同日而语。

前面那些皇帝的风雅，就只是风雅而已。而乾隆仿建江南园林的背后，其实表达了一种对江南的文化、心理上的占有。

有趣的是，在乾隆第四次南巡回京后——也就是乾隆三十年，皇家园林迎来仿建的第二个高峰。

与此同时，文字狱开始回潮：乾隆三十七年，皇帝开始下诏令各州府搜集图书，并整理《永乐大典》，起意编纂 《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年，皇帝令编写 《贰臣传》；次年，下诏编写 《殉节忠臣录》……

风景如画的江南园林，还不是依然在北京——皇帝的怀中。

而作为文人圣地，经济重心的江南，也不过是帝国的一部分。

07

清朝的统治者有一个传统：不爱居住在紫禁城里处理政事。

康熙喜欢畅春园，一年至少有七八个月在这里举行朝会。自雍正始，圆明园成了皇帝的偏爱，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代共160年间，均在圆明园临朝处理国家大事。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遭到破坏，没有一座御园可以再做亲政避暑之地。

咸丰去世后，慈禧摄政，开始了她四十八年的政治生涯。她不愿居住在被她诅咒为“红墙绿瓦黑阴沟”的紫禁城里，可是园林尽毁，哪里还有令人称心的宝地呢？

1886年，一份名为《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的文件摆到了慈禧太后的桌面上，此文中明确表示应该恢复昆明湖水师操练的旧制。文中写道沿湖的亭台楼阁已经颓废，应该花点银子去好好修缮一下，要不然操练水师的效果不好。

次年，在筹备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幌子之下，重修颐和园的计划悄然开始了，此项工作属于海军部门，所以说经费自然需要海军部门来出。这就是慈禧挪用海军军费的开端。

颐和园逐渐恢复了往日的面貌，亭台楼阁、草木花卉、奇石翠柳都回来了。颐和园恢复之后，慈禧每年要在这里驻跸十个月之久，这处园林也成为第二个政治中心。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岁生日。年近花甲，慈禧非常重视这次生日。为了在颐和园接受祝贺，慈禧要求主管修建的官员，每五天要向她作一次工程进度的书面报告，甚至在春节期间照常施工。

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虽然主战，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直接撂下了脸， 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于是便出现这样的奇景：前线的将士们和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紫禁城里却忙于为慈禧祝寿，歌舞升平，“听戏三日、诸事延搁”。

慈禧的颐和园，就像北京城一道美丽的纹身，光鲜之下，尽是疮血。有人想拔之，有人想守之，颐和园渐渐被鲜血和阴谋笼罩。

光绪帝起用了康有为、谭嗣同、杨锐一批改革维新的新人，企图掀翻后党。而慈禧也和心腹荣禄商定，在秋天要光绪陪她去天津阅兵，到时便以兵力逼迫光绪帝退位，另立新君。

光绪帝觉察到慈禧的调兵遣将，派杨锐传出一道密旨：“今朕位不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尔后，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法源寺，就直接摊牌了：要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擒西太后，以救皇上。谭嗣同用手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欲救皇上，向颐和园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

袁世凯深知帝党与后党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便果断投向了西太后。慈禧也不是吃素的，早在袁世凯告密一天前就发动了政变。

最终，戊戌变法失败，慈禧掌握大权，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浪台和西郊颐和园的玉澜堂，而“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刑场被杀。

讽刺的是，慈禧为了颐和园的安全，特意降旨把颐和园的园四周的围墙加高三丈。这个顽固的堡垒，就更难从内部攻破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侵略者又至，如同巨轮将颐和园碾过。珍宝被抢，树林被砍，楼阁被烧。这一次，没有谁能够守住它的盛世风采。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游历中国。一方面，他古老文明的雄浑与博大精深深深打动，另一方面，他反感当时的中国：“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着吗？”

他感叹：“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了之后便觉得要是更早点来就好了。中国若是不尽快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古老的东西就都被毁掉了。”

在他眼里，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无足挂齿。

这种傲慢的情绪在日本恶性蔓延，最终促使日本对中国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

国家不幸，江南蒙难。

1937年8月15日开始，日本战机开始对南京进行野蛮的空袭，一直持续了近四个月，将古城南京的许多地方和著名建筑，炸成一片火海与废墟。只有中山陵陵园留下日军一大一小两个弹孔，成为当时南京园林中唯一没有遭受日军严重破坏、保存较好的园林。

日本人占领苏州时期，许多园林遭受了巨创，园林里养军马，粪便遍地，精美的雕刻被拆了烧火。

纵观民国历史，虽然不到半个世纪，战争不断。不知多少江南美景，最终成了一片废墟，成为中国古典园林最后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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