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帝国的国运

公众号新闻

2022-10-06 05:10

到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距离755年十一月的渔阳肇鼓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了，而唐帝国的漕运，也断绝了整整十年。

在欣赏安史之乱精彩残酷的战斗时，我们反复提到漕运和江汉生命线。

八年的战斗中，双方战略部署以及众多战局剧变，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从江南到首都的运输生命线展开的。

可以说，不能理解江汉生命线意味着什么，就根本不可能看懂安史之乱的战斗。

比如说灵宝之战为什么皇帝要逼哥舒翰出战？历史记载留下的故事多不胜数。此时我们只要看下地图，几天前南线战场燕军大胜、南阳被围，江汉生命线岌岌可危，此时唐军不主动进攻难道等死么？

言归正传，安史之乱这十年的大唐帝国，都是在靠江汉生命线勉力维持——

看下上面的地图，标红色的路线是安史之乱时期帝国的江汉生命线。

这条生命线溯长江西进到武汉，再溯汉江北上到汉中一带，再穿过险峻的秦岭抵达关中。

很显然，如此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没法运粮食，因为运的粮食还不够路上吃的。

实际上，江汉生命线主要是用来运输“轻货”，也就是绢帛。

由于绢帛往往作为代币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条生命线是用来运钱的，帝国的粮食缺口，还得靠关中来提供。

想要摆脱粮食危机，还得靠漕运。

漕运这个词诞生自西汉，指的是将关东的粮食漕转到首都长安。

关中平原，沃野千里，一直以来都是帝王之基，足以养活大量的人口和军队，称霸天下。

可关中毕竟只有那么大点地，一旦成为全国性政权，就需要面对统治全国所需要的军队和官员。

打天下的时候，这八百里秦川显得游刃有余，到了坐天下的时候，空间和地盘就会略显不足，必须从外面调物资来补充。

关中要想从外面调物资，我们首先会想到四川。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论平原的面积、耕地的肥沃，更胜关中，一直都是关中的重要后方基地。

但通往四川的道路太艰难了，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只有战时不计成本，滥用民力，才可以勉强作为后勤运输基地；在平时，这里更适合提供易于运输、附加值较高的战略物资，比如盐和大名鼎鼎的蜀锦。

因此，关中地区的物资补充，尤其是粮食补充，最好的办法是从富饶的关东往里运，漕运也就应运而生。

然而漕运是非常艰难的：

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这段记述是汉武帝时期从山东往河套运粮食的大致估算。

“钟”是齐国的计量工具，一钟大约相当于6.4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就是说要消耗192石粮食才能有1石送达目的地。按照这个比例，粮食的有效运达率只有0.5%，转运之艰难可见一斑。

当然，河套远处塞上，中间有一大段陆路，消耗肯定大些。

一般来说，水运要比陆运节省很多，毕竟船只可装载的体积要比车辆大得多，而且船不需要牲畜来拉，不要额外的吃粮食。

可即便如此，漕运的损耗之大仍然令人难以想像。

到了隋唐时期，漕运的主要粮食源头从华北平原和山东，转到了江南。这是因为华北和山东的粮食大部分被集中在了河北河阴仓，用于支援北方边军的后勤。

而且南方水稻品种越来越先进，南方精米的口感远远好于北方盛产的小麦与栗米，当时一般换算是1斤大米抵1.6斤栗米，所以首都的达官贵人们也更愿意吃来自南方的大米。

既然只有走水运才能保证粮食可以转输千里，那么要把粮食从江南运到关中，就必须要打通从长江到黄河的水系，大运河由此而来。

都说隋帝国是因为修大运河而灭亡的，可是没有了大运河，隋帝国吃都吃不饱，又拿来的生存与死亡呢？

大运河是漕运的关键，而漕运又决定着帝国的命运。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漕运不够发达，运粮量不足的时候，隋帝国和唐帝国都不得不频繁的把中央政府临时迁到东都洛阳，只有到玄宗时期，漕运得以稳定运输的时候，帝国首都才得以稳定在长安城。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这不奇了怪了吗？

汉帝国，两晋南北朝那么多帝国，也坐镇长安啊，他们那年代也没很大规模的漕运啊，怎么他们没见因为这点粮食，闹到首都都坐不住呢？

这是因为隋帝国和唐帝国有个特殊的制度——府兵制。

府兵制我们不多做介绍，简单来理解，就是部队都是不开薪水的，平时政府免费分田，而且不用缴纳任何税收，你唯一要承担的义务就是为帝国当兵。

说白了，就是把土地作为资产，以土地的收益作为士兵的薪水。这样一来，除了战争时期，帝国不需要额外负担士兵的粮食和薪水。

在帝国早期经济凋敝，土地价格很低的时候，这样的办法省却了帝国转移支付的巨大成本与浪费，无疑是非常划算的。

但是这样的制度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个问题——帝国在首都附近的粮食税收大幅减少了。

帝国养兵的最核心目的是为了拱卫首都，拱卫皇帝；所以帝国的府兵更信任首都周边的人民，管理上方便，政治上可靠。

帝国总共大约有60万府兵，来自首都附近的府兵大约有26万！也就是说，帝国的关中有26万个壮劳力是不缴纳任何粮食税收的。

要知道玄宗时期帝国首都的纳税人也就30来万，整个关中的纳税人大约50万出头。

所以在府兵制盛行的时期，帝国来自关中的粮食税收要减少一半以上。

在帝国的早期，百废待兴，帝国的官员系统和皇族系统都比较简单，比如说唐太宗时期，额定的官员只需要640名，办公人员、宫廷人员也不会太多。

此时的首都，吃财政饭的人，只有皇帝、一些主要贵族和他们的一家子，凭借关中的粮食供应，实在足够了。

可帝国官僚系统的扩张没有个头。到了武则天时代，帝国首都吃财政饭的皇室、官员、禁军、太监、宫女，以及庞大的色役人员（办公人员）已经高达十几万。

再到玄宗时期，数量更是要翻倍了，因为皇室成员膨胀的非常厉害。玄宗皇帝建了个“十王府”，实际上是十多个王府，每个王府供皇子皇孙们居住，每个编制均上千。

这么庞大的官员和贵族，都需要吃粮食，而且还需要发额外的粮食作为薪水。

因此，在玄宗皇帝时期，首都的粮食需求量达到巅峰，每年粮食缺口大约在200万石以上。

当然了，一些对历史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会想，帝国的首都吃财政饭的膨胀了，但是府兵制不也崩溃了嘛，关中不也多出了20多万纳税人口吗？

府兵是崩溃了，帝国的税基也扩大了，可粮食缺口不但没缩小，反而加大。

因为府兵制崩溃不代表帝国不需要士兵了，只不过是由职业士兵代替了府兵而已，职业士兵是要发薪水的，粮食消耗只多不少。

更重要的是，随着吐蕃兴起，帝国的西北边疆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此帝国在西北囤积了大约20万精锐边军。西北土地贫瘠，边军的粮食主要仰仗帝国的后勤系统。

思忖下来，唐朝为了解决首都和西北边军的粮食供应，先后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首先是屯田，这是自汉朝开始便有的古老办法。

士兵们就地生产粮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需要中央政府花大力气给他们输送，这种办法实在是省钱。

问题是，部队大都驻扎在甘肃青海宁夏内蒙等边疆地区，可供屯的田很有限。

第二种方式是多从关中收点粮食。

西北边疆离关中相对比较近，从关中把粮食运过去损耗也就要小一些，所以要运输粮食优先考虑从关中直接运。

帝国的主要税收方式是租庸调，农民的税收一大半都是绢布、义务劳动这些暂时用不上的东西，为此帝国就进行了税收的改革：关中地区所有税收一律折算成粮食，而关外地区尤其是东南，则将部分粮食税收折算成钱（绢帛）。

从江南运输轻薄的绢帛比运输笨重的粮食要方便得多，所以这么改革下来，帝国应收的粮食和钱的总数还是差不多，但运输费用就大大减少了。

不过边军和首都吃财政饭的人数还是太多，关中地区的老百姓累到死也就能收个二三百万石的粮食，离实际需求量尚有很大距离。

为此帝国又想出了一种新的筹粮的方式，就是和籴（dí）。

所谓和籴，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政府将边军的粮食采购工程转包给民间。

和籴大体路线是民间把粮食送到太原，地方和政府共同承担，将粮食再从太原运输到黄河，由黄河运送到沿河的各大边镇。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只需要花钱出资购粮，让民间机构把最难的粮食收集运送到太原的问题解决。

唐帝国西北和籴路线图

应该说，上面这三种方式都是非常好的办法，都可以为西北提供大量的粮食供应。

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帝国西北需要的粮食实在是太多了。

朝廷使尽了办法，以上三种模式轮番上，粮食缺口仍然高达上百万石；因此，漕运也就成为解决剩余粮食缺口的唯一办法。

安史之乱期间，漕运主路线大多数时期被叛军控制，帝国别无他法。

安史之乱结束后，帝国西北遭遇重创，西北囤积的边军数量急剧增多，粮食缺口有直追玄宗时期的趋势，恢复漕运似乎已刻不容缓。

可是漕运艰难哪，皇帝只要拿起算盘算一下帐，就不由得不愁上心来。

国之大事，不计费损，故承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虽知劳烦，不可废也。

开元天宝之际，承平日久，财力阜殷，禄食所颁，给用亦广，所以不计糜耗，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

这段话来自二十多年后一个叫陆贽的名臣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一斗钱运一斗米。

这句俗语是用来形容帝国的漕运的，通俗说就是漕运运来的每一斤米，都要花一斤的钱！

传言是真的吗？

唐朝钱的重量是有标准的，一贯也就是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当时是十六两制，六斤四两就是6.25斤。

米的计量单位也是有标准的，一石（十斗）大约64斤左右，也就是说，一斗米的重量和一千钱差不太多。

那么如果运一斗米花了1000文钱，就真的可以说是用一斗钱送一斗米了。

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值。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值，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坂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及（洛）水河，（每十斤）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余水（每十斤）上十五文，下五文

这是武则天时期对于运费（脚值）的规定，比较浅显，我们再翻译一下：

以100斤100里为标准单位，陆运100钱，山路要120，有车的话只要90；如果是水运，黄河逆水要160，顺流只要60，其他河逆水150，顺流50。

由于咱们今天算的是斗，走的也都是逆流，所以简单换算下走黄河逆流100里10文，其他河100里9文。

有了明确的计价标准，下面就可以来算路费了。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漕运的路线：

唐时漕运的起点在扬州，前面介绍过漕运的粮食主要来自东南，而扬州是当时东南最大的城市与集运中心。

当然，淮河流域一带的粮食不需要运到扬州，可以直接运到漕运沿途的集合点，能够省点运输费，不过少不了几个钱，此处就忽略不计了。

从农民家里把粮食运到集散地肯定也是要钱的，不过这个钱都是纳税人自己负担的，政府也不需要计这个成本。

假设场景：来自江南的粮食税收，由政府收集后全部运送到扬州，开始漕运的路程。

漕运从扬子启航，经过十多里的连通渠到十多里外的斗门，正式进入大运河。

漕船在大运河上运行三百里后到江苏淮安，然后进入淮河，溯淮河西上二百里，经过淮阴到徐州，在徐州经过泗水进入汴河。

汴河的源头在开封，通过大运河与黄河连通，连通的地点在汴口，大体在现在的虎牢、汜水关附近。

也就是说由于有了大运河，从扬州起点可以直接水路船进入黄河，路程一共1530里。

进了黄河以后，通常而言会将粮食先通过黄河-洛河走190里水路送到洛阳，然后再将部分粮食由洛阳继续西行800多里进长安。

漕运总长2500多里，到洛阳是1720里的逆水旅程，其中190里走的黄河洛水。

翻下前面的数字，黄河洛水1斗百里要10文，和其他水系逆水是一斗9文，大家自己算一下，到洛阳总价大约157文左右。

当然，前面算的水运陆运都是雇人雇船的价格，中间的损耗其实是根本没算在内的。

漕运通常是金秋十月开始运输，这个时期一般来说是枯水期，而漕运中有800多里要走汴河，这是条小河，属于淮河的支流的支流。

枯水期水位浅，无法行船，必须要等到夏天水流充沛，才能通行。

等几个月到夏天涨水期过汴河进入黄河，可是黄河水流湍急，涨水期你根本没法逆流而上啊？也不行，只能再等几个月待水位下降。

所以，到洛阳一段的漕运，中间要停运多次，粮食需要在中途被从船上卸下来，临时存储到转运仓库中，再等可以开船的时候，从仓库里搬出来，运到船上。

这粮食都是民间船散装的，搬下来再搬上去，下面的一层就全浪费了。

根据估算，在沿途多次上船下船的搬运过程中，中间要损失大概20%的粮食。

这么一算，漕运一斗米的价格还要加四分之一，大约要200文的样子。

漕运到了洛阳，从路程上来说，已经走了超过三分之二，如果200文能到洛阳，那300文不就可以到长安了？离1000还远着嘛。

可实际上，到洛阳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漕运真正的难点，就在洛阳向长安的运输过程，而其中的根本痛点，在陕郡。

陕郡的黄河之艰难，只要记住一个著名成语，叫做“中流砥柱”。

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的黄河三门峡砥柱中流油画

图里的几块岩石凸起，就是陕郡黄河段的砥柱山。

坚硬的岩石使得本来就湍急的河水，在这里被分流后更加残暴，巨大的水流漩涡到处都是。

由于现在建了小浪底水利工程，这里的险峻我们已经体会不到了，只有通过曾经的油画来体会一二。

这一段黄河艰难程度相当于过去的长江三峡，船只要通过“中流砥柱”，就必须要纤夫拉纤。

可这么急的河水，到处都是暗礁和漩涡，稍有不慎，经常连船带纤夫全部被水冲走——

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

这段话是用来形容帝国早期直接通过黄河漕运的损失的，所谓风波覆溺，主要就是指的途经中流砥柱时的沉船事故。

一趟漕运，能够只损失前面说的搬运的20%，那是非常成功的运输了，运气稍微不好一点，要翻沉大量的船，损耗高达70%-80%。

现在我们就大致知道漕运的成本了。

洛阳到长安的800里水路，500里是百里10文的黄河，300里是百里9文的渭河。因此洛阳到长安还要花77文，加上到洛阳的157文，一共路上纯人工费大约235。

正常搬运损耗有20%，也就是说，在一切最顺利，通过中流砥柱一艘船都不沉，也需要接近300的运费。

可是，中流砥柱又哪是那么好过的？很多时候这段路要损失一半以上的船只，这些年份漕运途中的损耗率就高达70%-80%。

我们取中算75%的损耗，也就是说大部分时候，实际运费相当于纯路费的四倍，接近950.

现在我们才发现，原来为了送这6斤多的米，真的要花近1000文钱，用斗钱送斗米原来不是夸张，是曾经存在的事实！

漕运的成本实在过高，因此唐朝早年，吃奶的劲都使出来，最多也就能每年能送十万到二十万石到首都，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现在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甚至早期的玄宗皇帝，要频繁的临时迁都到洛阳了。

真的不是因为洛阳繁华，洛阳美女帅哥比关中漂亮，实在是因为粮食运输到洛阳不需要过中流砥柱，成本低了好几倍。

到了雄才大略的玄宗皇帝手里，他再也不能接受当“候鸟皇帝”了，决意改革漕运，让中央政府可以安心的坐镇长安。

帝国的官员们开始集思广益，并着手进行了第一轮改革。

要改革漕运，思路很简单，漕运的核心难点在哪里呢？在中流砥柱，一大半的成本都来自于这里。

既然中流砥柱过不去，我干嘛要死磕中流砥柱？因此，漕运改革的核心战略就是寻找代替中流砥柱的路径。

要从黄河走水路，就必须要经过中流砥柱，既然不打算走中流砥柱，那走陆路不行吗？

于是第一轮的改革的措施就是，粮食到了洛阳后，直接用牛车走陆路，过了中流砥柱到陕郡太原仓，再在这里重新上船——

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

洛阳到陕郡都是崎岖山路，大名鼎鼎的函谷关就在这里。这条路不好走，运送2石也就是20斗需要花1000钱，也就是每斗要50文。

实际上从太原仓再到黄河码头还需要6文。这段水路250里本来只要25，现在要花56，相当于多花了31，不过免去了中流砥柱的巨大风险，总的来说还是赚的。

这样一改革，运费成本降到了270左右，算上20%的途中损耗，运费降到了345左右。

成本一下子降低了三分之二，运量也就终于上来了，咬咬牙每年可以向首都输送80-100万石粮食了，帝国终于不用再迁都了。

可随着首都的继续膨胀，尤其是新招募了12万禁军后，首都对粮食的需求继续高涨，而陆路最大的缺点运量跟不上。

从洛阳到陕郡，运不到100万石的粮食要征用6400辆牛车，会耗尽当地的的人力畜力。

为此，帝国任命裴耀卿主导了再一次的漕运改革，希望继续节省成本，增加运输量。

裴耀卿仔细分析了一下，改革后的漕运最大的痛点在于那三百里山路，多花了大量的成本。

那大家自然会想，中流砥柱不就那几里吗，为什么要走三百里的山路呢？

这主要是因为这段黄河都在大山里穿行，只有洛阳和陕郡太原仓一带有地方作码头，可以停船卸运粮食。

但是裴耀卿发现了，这里面有个小小的思维定式，带来了思维陷阱。

洛阳是在黄河南岸，陕郡也在黄河南岸，所以大家考虑走陆路的时候，就都从黄河南岸去想了。

实际上黄河北岸要比南岸平缓的多，我为什么从南岸进的河，就一定要从南岸下船呢？

于是，裴耀卿打破思维定势，在黄河北岸建了一个转运仓库，改从黄河北岸下船，即直到中流砥柱附近再下船转运，尽最大可能利用河运。

这样一来，只需要走18里的山路就可以绕过中流砥柱，再次上船。

18里山路每斗最多花大约9-10文，总运费进一步下降到245左右，算上损耗是300出头。

最关键的是，只有10多里的山路，一辆车多运几趟就可以，运量也能提上去。

此外，裴耀卿还对前面提到的转运必须要停两三回、每次要停几个月的问题，做了一定的改进。

主要措施就是多建转运仓库，并行运输。

船到了，米卸了，不再原地停留，而是统一指挥，回去继续搬运，直到可以开船继续往下走，从而减轻了过程中的运输时间，增大了运输能力。

经过这一轮的改革，帝国终于每年可以向首都最多运送高达220万石的粮食，皇帝终于可以坐稳长安了。

好景不长。

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帝国的漕运被彻底切断，运输路线被迫改走长江——汉江，再到汉中走艰难蜀道进关中。

这条道路的距离比漕运远了一倍，还要走几百里山路穿越险峻秦岭，用这条道路运送粮食，那比“用斗钱送斗米”还要夸张。

因此，帝国无法再把东南的粮食运到首都了，通过东南运往首都的都是轻便的绢帛，用来当钱。

现在的西北边防吃紧，十几万大军嗷嗷待哺，关中的粮食已经无法负担西北的局势，漕运的恢复刻不容缓。

可是，一斗300以上的运输成本让漕运变得高不可攀，要知道一斗米现在最多也就五六十的市价，花好几倍的钱去运米来，这又何苦呢？

况且，一穷二白的帝国又哪来那么多的钱呢？

唐朝漕运图

帝国在763年初就掌握了黄河流域，但过去整整两年，漕运却毫无动静。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是否要恢复漕运，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到千年，就会发现除了汉武帝、唐玄宗这样雄才大略的君王的时代，其他时候漕运往往处于半停滞的状态。

所以，帝国的普遍官员们都认为，漕运属于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办好的事。

现在的唐帝国百废待兴，国力孱弱，哪来的能力从东南千里迢迢的运粮食到首都长安呢？

当然，这是比较好听点的说法。

说点不好听的，那漕运就是属于汉武帝、唐玄宗这种祸国殃民的老大的专利。

你看看这两个老大，好大喜功，不惜民力，最后都把国家折腾成了一团乱麻。

所以，皇帝你可别学这二位，把祖宗百年的积累都给败没了；这漕运，您就还是老老实实运点轻货（绢帛）拉倒。

不过也有一些支持恢复漕运的意见，其中旗帜最为鲜明的一位名叫刘晏。

刘晏是著名的神童出身：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这是三字经里的一段内容，让刘晏成为此后千百年来无数中华儿女少年时的偶像。

故事大约是这样的：

刘晏的爷爷和父亲当过县长和副县长，算个官二代，家族在地方上有点地位。

当年玄宗皇帝封禅泰山，途径刘晏的家乡，刘晏的父亲认为机会来了。

于是他父亲拜托地方大佬把儿子以神童的身份推荐给皇帝，还附上了小刘晏写的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

皇帝一看刘晏的文章，立即认定，这肯定是请人代笔的，要宰相张说当场出题考校，结果九岁的刘晏对答如流。

皇帝大为惊奇，官员们随即吹捧盛世出神童，这是天降祥瑞。皇帝龙颜大悦，当场就赏了刘晏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官。

秘书省正字，简单理解就是给皇帝做文稿校对的秘书，级别正九品下。

虽然只是帝国最小级别的官员，可这毕竟是正官啊，而且刘晏当时只有9岁（有说7岁）——唐玄宗的这个任命让刘晏成为了帝国最年轻的官员。

尽管刘晏以载入史册的神童形象出身，然而我们随着连载的介绍，会越来越感受到：长大后的刘晏和留在历史印记中的大神童形象相去甚远，他越来越没了羽扇纶巾的书生派头，越来越像一个土豹子和泥腿子。

刘晏雕像

刘晏九岁做官，起点很高，不过28岁才做到县令，之后更是开始了十多年的基层沉浮。

刘晏在基层的作为没有太多史料，但他多半给上级留下了善抓经济和作风扎实的好印象。

安史之乱爆发，帝国的经济一片混乱，第五琦登上了时代的舞台，火箭般蹿升为帝国的宰相，而刘晏和元载是当时第五琦的主要助手。

随着第五琦主持的货币改革遭遇惨败，他从此退出主席台前列，元载和刘晏逐渐接手第五琦的工作。

元载比较会来事，也比较会当官，很快就代替第五琦坐上了火箭，成为宰相。

刘晏此时和元载的关系比较好，在元载的大力推荐下，刘晏也一度入阁拜相，迈上了人生巅峰。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吐蕃攻破长安，帝国当时的班子都要承担领导责任，大太监程元振倒台，班子成员也来了回大换血。

会来事的元载继续做他的宰相，其他位子都换了人，刘晏也不例外。

元载画像

刘晏虽然下来了，元载却没有忘记刘晏，给了他一个新的职务——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使，同时还命令相关地区节度使在赋税劳役等相关问题上需要向刘晏汇报，并且刘晏可以便宜行事。

说到底，这个新任命主要的职责就一个——恢复漕运。

面对帝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现状，刘晏该从哪里入手呢？

他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随即开始了数月的仔细的实地考察，然后向自己的老领导元载写了封信汇报工作。

刘晏在给元载的信里详细列举了当前局势下漕运面临的困难，归纳起来有四点：

首先，漕运最关键的根据地洛阳已经彻底败落。

从陕郡东下，直到郑州，中间五百里的昔日繁华圣地，而今户口已不满千，真可谓百里无人烟，猛兽塞道路。

而漕运最艰难的一段，就是要以洛阳为起点，想尽办法通过中流砥柱。

如今没有洛阳丰富的人力支撑，这艰难的任务根本没法完成。

其次，漕运沿线的各大运河渠道年久失修，尤其是最长最重要的汴渠。

前面介绍了，从徐州到郑州一带的千里汴河，是连通黄河流域到江南水系的最关键河流。

汴河是淮河水系，和黄河还有大约五十里的距离，主要通过梁公堰一带开凿的汴渠互相勾连。

汴河属于淮河支流泗水的支流，水量不够大，所以汴渠每年都需要疏通，现在战乱十年，渠道早就淤塞了。

第三点是洛阳一线由于没有人烟，也就没有了以往的各级政府部门和警察，这一带交通又很便利，四方盗贼很容易赶到。

漕运的船队一旦过来，只怕还没到中流砥柱，就被到处赶来的人给哄抢一空。

最后一点，从扬州到陕郡两千多里路，沿途到处军政大佬。

沿途这么多地方诸侯，平时他们就天天跟帝国中央嚷嚷着粮食不够，钱不够的，现在漕运的船队一旦上来，他们肯定会中途截留。

刘晏官再大，也不过一个办事的文职官僚，拿这些军阀们肯定是一点辙也没有。

尽管充分提出了困难，刘晏也指出了漕运一定要恢复的四大原因：

首先，帝国现在的粮食税收负担全部压在关中，尤其是首都的民众身上，非常危险，帝国必须要立即给他们减负。

其次，洛阳地区是关外的根本屏障，必须要通过漕运尽快恢复洛阳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河北黄淮目前遍布辽宁军区南下的军阀（平卢系），繁华富饶的洛阳地区是帝国唯一可以用来抗衡的重地，也是帝国将来经营关东不可缺少的根据地。

现在的洛阳已是一片无人区，必须要通过东南粮食的输血，聚集人口。只要人口恢复，以洛阳土地的富饶可以迅速恢复其帝国东都、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

第三、首都周边的关中平原已经遍布各地军阀，帝国必须要通过与江南的有效连接彰显实力，震慑宵小。

唐朝中后期，帝国的边疆已经到了凤翔、泾原这些离首都很近的地方，朝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急剧减弱。

此时，如果能够从东南调集来大批的粮食，可以让首都周边的各大军头意识到帝国强大的后劲，意识到帝国有着东南广阔地区作为后盾，有着巨大的战争潜力，从而极大的震慑住这些桀骜不驯的军头和士兵们。

最后，从扬州到长安的水路一旦打通，不仅粮食可以通过漕运往来，各类的货物、钱财，都可以借助这条水道。

即一旦恢复漕运，可以加强跨区域的经济往来，有效促进帝国的经济恢复，乃至实现经济繁荣。

说的更简单点，漕运就相当于那时候的高速公路；要致富，先修路，打通国内大循环势在必行。

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

齐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

这是我们的中学课文《多收了三五斗》里的一段；虽然是民国时期的场景，却很生动的描绘了民众摇船去卖米时的景象。

一千年前漕运的景象，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数敞口船，三五成群在河里飘荡。为了增加运粮，船只都被盛满了大米，船舷被压的很低。

一家人运粮这段时间吃喝拉撒都在船上。在菜叶和垃圾的包围下，泛着白沫的河水时不时的荡尽船中，空气中漂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一千年来，漕运就是这么个模样。

跨州越府，几十万百姓被动员，各色各样的船只、大车被征用；三千里路，途中到处都是一片繁忙而乱哄哄的景象。

回到整顿漕运的主题，刘晏认为，要解决所有这些困难，必须要做出根本性的调整——转民运为官运。

这里的所谓民运、官运其实是相对的。

帝国的民运不是我们后世说的承包给民间企业去运行，而是政府下任务，打白条让民间去执行任务，承担成本。

官运呢，汉代也有过类似官运的玩法，就是组织数万漕卒专职送粮。

那刘晏团队的官运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刘晏团队的新官运相比于帝国以前的民运和更远之前的官运，核心思路在于三个标准化：人的标准化，船的标准化，运输过程的标准化。

简单的类比，这次划时代的变革相当于由上级计划下的工分制，转为国资控股的企业制。

先来看人的标准化。

此前帝国的漕运人员都是强行征集的壮丁，以当地的富户作为“船头”，也就是担任一支运输小分队的领导。

我们知道，徭役是帝国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的漕运大约每年需要二三十万人力，大多通过徭役的方式来组织。

百姓每年的徭役时长是有标准的，由于不同河流水深不同，枯水期还是涨水期通过的需求也不同，运输过程经常大幅超期。

对于超期部分，帝国有着丰富的经验——打白条；所以运粮民工们的积极性可想而知。

松散无序的管理，约等于零的激励，可以想象整个漕运队伍的人浮于事和士气低落。

刘晏决定，彻底改革这种把漕运当一般徭役来管理的粗放模式。

漕运是有门槛，有技巧的。几千里的水路，怎么挽船、怎么撑杆、怎么掌舵、怎么拉纤、怎么搬运、怎么堆放，每个细节都是有技巧的，都需要专业的技能。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漕运应该由专业的队伍来做。

刘晏规定，今后漕运的主要工作，政府将专门成立一支漕运队伍，人数大约1-2万，这些队伍纳入部队编制，叫做漕卒。

漕卒完整的负担起整个漕运运输的重任，工作艰巨辛苦，但是报酬丰厚，而且享有正规部队待遇。

刘晏还规定，根据考核指标，保质保量完成工作十年，就可以获得军官身份，享受军管干部丰厚的退休待遇。

有激励才有动力，干好干坏不一样，自然就会人人争上游，职业化的队伍往往带来数倍甚至几十倍的效率提升。

有了专业漕卒，回头看下上节提到的四大困难，几乎都立即可以缓解。

洛阳没人怕什么，漕卒队伍不依赖洛阳。四方盗贼怕什么，现在是正规军编制在做这事，一般的盗贼哪敢和部队干。沿途军头怕什么，我的人和你不是一个编制的，我根本用不着你。

接下来我们把船的标准化和过程的标准化一起来聊。

几千里漕运，要经过长江、大运河、淮河、汴河、黄河、渭河，不同河段需要的船只大不相同。

一千年来的漕运，政府都是直接征用民船。

帝国的算盘是打的很精的：老百姓要服徭役，徭役的工具你顺带就自己出了，你看，不用花帝国一分钱嘛。

可问题是，该花的钱不肯花，最后就是该省的钱省不了。

老百姓哪有能力去打造一艘好船呢？

千里长河上，五花八门的大小船只乱哄哄挤作一团，看起来好不热闹，但效率之低可以想像。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笑话。

比如说，为了保证运量，船只压水很深，不时有米被水冲刷走还算小事，最大的毛病是，米被水冲泡过不知多少轮，都发臭了。

再比如说，由于枯水期涨水期不能行船，要等待，漕运一般至少十个月，长的曾经超过一年半。

一年前的被臭水泡过不知道多久的烂米，可以想象下这酸爽。所以漕米便成了臭米、烂米的代名词，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家仆们对漕米避之不及。

帝国花费无数代价运来的米，很多实在没法吃被扔掉了。

刘晏决定改变运营模式后，问题就变简单了——所有的船都采用官方统一打造的模式，什么河道就用什么船，分门别类，整齐划一。

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

人统一了，船统一了，运输流程就可以标准化。

比如说，从长江到扬子的大运河，中间有段25里的人工运河伊娄河；由于长江到扬州一带泥沙很多，伊娄河经常淤塞，水深很浅。

这让漕运队伍犯了难，一船运的粮食少吧，很不划算；运的多了呢，容易搁浅。

最后的办法是这一段干脆不走了，咱们用车从陆地上运到水深的扬子，再上船；这样一来，每斗米就要多花19钱。

这个超级大难题到刘晏的队伍那里，解决起来简直不要太容易：你用袋子装米不就得了？

水浅的路段少装几袋，进深水区再多装几袋，中间拿几艘船往返搬运不就好了？

这么一个简单的变化，每斗米只要多花4文钱运费。

同样的，之前的漕运一个大问题是汴河水浅、黄河水深。

十月是汴河的枯水期，漕船到了汴河往往走不了，米要下船，要等，等涨水期；三四月进了涨水期，汴河可以走了，黄河水太急，逆水也走不了，要等，等枯水期。

于是带来两个大问题：

第一是等的时间太久，米都成了味道极差甚至吃了会闹肚子的的陈米；

第二是等的期间要把米卸下来进陆地的仓库，然后可以走了还要再运到船上，搬运过程中米会浪费很多。

这些问题到刘晏的队伍那里同样被迅速解决掉：用袋子装米不就得了？

枯水期少装点米，搁不了浅；涨水期的黄河咱多装点米，用坚固的船，也沉不了。

至于赶上时候不好，非得到陆地卸米，我这米都是一袋一袋的装的，你说哪来的损耗呢？

再进一步，米通过袋子来装卸，船也不是敞口船，河水哪那么容易冲泡进来，米哪会发臭呢？

袋子，便是古代的“集装箱思维”。

看似简单的背后，没有整体战略规划、人的标准化、船的标准化，是根本无法执行的。

好了，现在我们来到终极大Boss——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为什么难过，关键在于水流湍急，逆水行舟必须要拉纤。

纤夫死亡率太高，以至大规模逃亡，政府为了招到纤夫，干脆拘留他们的父母妻子为人质。

这样的玩法自然是陷入恶性循环，整个拉纤队伍士气极度低落，政府只能弃水路走陆路。

模拟当年黄河纤夫拉纤

刘晏团队仔细分析了之前通过砥柱中流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核心原因就两个：

第一、工具不行，绳子承受力太差容易断，船的质量五花八门容易翻；

第二、人不行，纤夫没有专业技术与组织，船上的人更没有专业技术和组织。

归根结底，就是缺少标准化流程。

找准了问题，刘晏对症下药：

首先解决工具的问题，从四川湖北调集质量好的粗麻和竹条，编成更加牢固的麻绳；另外，一共新建了二千艘可承载千石（3吨多）的坚固船只。

更重要的是流程的标准化。

此前的拉纤毫无标准性，现在随着工具标准化了，流程也就容易标准化了，不再是以前那样各色船只自行其是，而是统一船只并且以十艘船为单位，绑到一块。

数十吨的重物绑到一起，被水流冲翻的风险大幅降低。

接下来，十艘绑在一块的船上安排五十个篙工调节船的方向，岸上集中三百个纤夫，大家喊着整齐的号子，同时发力、调节，一鼓作气，终于顺利无折损的通过了这段天堑——“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质量的标准化，流程的标准化，最终锻炼出了一支标准化的专业队伍。

表面上看，刘晏团队费了这么大劲，也就为了省每斗二三十的成本，是不是有点得小题大作？

可我们想一下，帝国为了运粮食可以不计代价征集6400辆牛车，可其他类型的运输哪来这么大的政府公权力背书呢？根本不具备商业价值嘛。

而这次的突破，是一次质的飞跃，是一次标准化的、可复制的突破。

它不仅仅可以改进漕运，更意味着一条崭新的、可靠的运输路线就此贯通。

即这条路线完全可以对所有人开放，不仅仅只有漕运或者官方可以使用；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用途，可以用来弥补建设过程中财政的开支消耗。

公园765年隆冬，帝国首都的东渭桥边，鼓乐齐鸣，锣鼓喧天。

代宗皇帝派遣的太监领着一大批乐队，在这里热烈欢迎刘晏的船队，将第一批漕运40万石粮食送达长安。

代宗皇帝兴奋异常，夸赞刘晏——“卿，朕酂侯也”。

酂侯就是萧何，一千年前，萧何将关中的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到关外前线，支撑了刘邦夺取最后的胜利。

而一千年后，刘晏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为唐帝国下一个百年的续命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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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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