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巧丽
编辑 | 陶若谷
两个上海
来上海前一天，我妈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小到绿豆饼、刚做好的饭，大到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高压锅。被我和我爸成功阻止的还有砧板、碗筷、她喝茶的茶具。她也有她的道理，“做饭方便一点。”她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调味料的颜色，那也一定是酱油的颜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西得用趁手的。高压锅是至少用了10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煮东西快。用高压锅煮地瓜粥，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她会嘲笑我。我们老家盛产地瓜，每趟回家，她都要从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把老家的一切都搬过来，给我们做蚵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在宿舍用的，10x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了，还会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电风扇吹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一个月3700。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我和我妈一米五多点儿的脑袋上。楼上楼下的也很复杂: 四十多岁的保安，二十多岁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选阁楼，是因为我不想没有任何隐私空间地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结果到最后我妈睡床上，我在旁边打地铺，阁楼变成了一个储物间，我俩变成了舍友。我妈有很多生活窍门。在福建看来，上海属于“北方”，树少，蝉鸣也少，但夏天的凌晨4点就有鸟叫，我妈嫌它们吵，拿晾衣杆也赶不走，后来她在抖音搜索小鸟惨叫的音频，对着这群鸟放，鸟也不听她的。隔壁八九点飘来很浓的油烟味，她就用纸板引导烟囱的风向，这倒是成功了。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穿鞋，踩着点跟我一起下楼。下楼后我们就背对背走了，我骑小电驴去公司，她给自己搞了一个二手自行车，抄近路去买菜。她以前是图书馆管理员，短头发，喜欢穿红马甲这种饱和度高的衣服，给人一种很忙的印象——一坐下来，她就开始上杂志，接着编码，然后扫地拖地。退休后她就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比如今天下雨，她去睡觉，又纠结不能睡很久，会破坏生物钟。她开始用时刻表，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也开始留长，来上海的时候已经绑成了小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水红色斜挎包。
●小松拍下第一次看话剧的阿敏。讲述者供图
上海的一些现代化设施会让我妈感到害怕，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不了，要我隔着闸机帮她扫。到上海的第三四个月，她下载了boss直聘、今日头条、58同城，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每天研究。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合适的岗位只有食堂阿姨、保洁。有一天她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年模特零工。我陪她去杨浦区五角场附近的写字楼面试。她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眉毛，画上眼线，一路上挺兴奋，整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有三四个应聘者，一看就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一个中年男子问，是谁来面试?我指了指我妈。他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面试官让我们回去拍几套写真。回来后，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色的背带裤，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奇妙，像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另一个女人。我们在家楼下的花从草丛里找了半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拍了好多照片。发过去再也没有什么后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又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个复旦附属中学的餐厅后厨岗，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出门，到了晚上，她就开始吐槽，工作真累，上司真凶，她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还指责她手脚慢。另一个档口的老板就会过来安慰她说，“你别在意，他刀子嘴豆腐心。”我爸有点身份包袱，不赞同她去做这个。她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她打一通电话，她下班要到九十点，就很容易露馅。露馅了她就有点惶恐，有点纠结，因为我爸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她说，我爸又不在，管不了她。我也有私心，想让她感受一下体制外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我和她处在两个上海。一个是年轻的，摩登的，恨不得4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开会。我们参加吐槽公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一个是年老的，底层的，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她就看这些老人聊天打牌，回来告诉我又认识了楼上楼下邻居谁谁谁，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员。我们那个大厦里每一层都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一次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好像，她也喜欢把刘海都梳得精光，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阿姨打扫卫生，在想我妈会不会现在也是在食堂做着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石锅拌饭的铁板，不小心把手烫伤了，就把工作辞了。她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版，把名字改成自己的，再让我过了一遍。不久之后，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坐在办公楼里的人齐齐变成了两种模样：一种发了疯似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从办公室消失。我没有在名单上，但带我的一个姐姐走了，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司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顾我，第二天她也阳了，就轮到我照顾她。这一年过去之后，上海下了一场雪，我妈很兴奋，跑到阳台看挂在树上的一点点小雪花，那是她经历的第一场雪。
番茄，sei ang ki，fan ga
我妈对上海最熟悉的就是菜市场。基本上每天都去逛。刚来的时候，会在饭桌上对比这边的菜价跟我们家那边的菜价。她第一次见这么多品种的西红柿，2块5的，4块5的，7块的，12块的，产地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菜价和泉州差不多，过年的时候突然涨了一倍，她就每天感叹买菜钱变贵了，生活费消耗变快了。她把一切都和老家的东西类比: 这里的地瓜干没有老家好吃，这里的街道也没有很繁华！她在老家的小姐妹，不是在收租，就是在带孙子，她原本也在家收租，现在变成租房子的人，和小姐妹打语音，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还是家里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带她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剧，看贰叁叁的脱口秀，想把她拉到我的世界，感受一下年轻的上海。看完路上我问她想法，她还是搬出那一套参照系，“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戏、木偶戏。”2022年6月初，我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她退休第一年，在家那边没啥事做。我是独生女，我家就盘算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她至少带了三个手提袋，有一个蓝色的可以装下两个我。她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三个袋子绑在小推车的拉杆上，从泉州运到高铁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最麻烦的是过地铁，没有自动扶梯，要一趟一趟上下搬。刚来上海，她要先去庙里拜一拜，搬家的时候，也要去庙里拜一拜。有一天她说菩萨给她布置了任务，要在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把什么事情办好，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我在网上下单，得两三天才到，她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欢迎我”。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她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她很多事情都没跟我说。她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50年，都呆在泉州四线小县城，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省。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她上班的路，她会介绍这条街通往哪里，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她走过最远的路。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是她毛遂自荐的。包括找工作、找对象，她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她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十六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贴家用。她和我爸是相亲认识的，她很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要想经济独立，婚姻多多少少是能够帮上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单位去思考事情，也会比较说教，应酬喝酒完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要怎么怎么样，我妈就管理家庭小事。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厨房......要么是背对着我们在择菜、切菜、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在洗碗或者收拾餐桌。出门去玩，也是去姐妹家打牌。她的忙，像是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NPC，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她说“厕所是不是干净，可以判断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时是不是懒惰”。她不在的时候，家里地板上全是黑色的脚印，床单也落了灰，爸爸都不知道整理。
●小松和阿敏在上海租的房子。讲述者供图
在上海，她也忙这些事，但会更多考虑自己。她喜欢用拼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我把它退了），还会买帐篷、买睡袋，冬天在睡袋里暖和，她还安利我一起睡。她也在重新寻找老家之外的第二种人生，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的升级通关。借由菜市场，她认识了好多邻居。刚来第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楼下一堆大爷大妈聊天，她问哪里有菜市场，就有一个安徽奶奶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还告诉她怎么抄近路——实际上指的是小区围墙栏杆少了一角，后来她们每天从栏杆里钻出去，一块儿买菜。安徽奶奶之前在北京呆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她住三楼，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熟了以后，每天早上9点来我们家敲门，我一般在房间化妆，她们两个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个用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聊家庭，聊过去。我是半懂不懂的，她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江西阿姨住楼上，50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传授我妈去虹桥火车站的捷径。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家具。妈妈第一次经历大城市的离别，跟我说这个人可能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们在一年以后搬家，从老破小搬到了二楼就不装防盗网的小区，上海人的浓度大大增加。她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学视频剪辑课，看社区的电影，还开始学上海话，每天早读，从菜市场用语学起——玉米泉州话叫yomi，我妈学叫珍珠米；番茄用泉州话叫sei ang ki，现在就要叫fan ga。在这个小区，她交到了一个热心肠的阿姨，性格特别像她老家一位姐姐，那位姐姐得癌症去世了，我妈就在这个阿姨面前大哭。不过，有个70多岁的阿姨想开摩托车带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就说不想跟她去，她怕跳着跳着，（对方年纪大）就出什么事情了。她社群融入做得比我好，对上海的路线也比我熟悉。我要看着百度地图走，她可以说出坐哪路公交比百度地图还快。今年五一，我爸也来上海，我妈就教他怎么坐地铁。做了一个月的食堂阿姨，她也懂得放黑椒酱了。
一个清晨
我妈在上海住了一年，之后回到老家经历外婆去世，今年又回到上海。在老家照顾外婆时，她有意无意说，还是上海好。我好奇她对上海的感受，在清晨吃早饭的时候，和她发起了对话。妈妈：害怕，以后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像幼儿园入学一样，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换去的，让你追不到。还有说是压力大，很多人都梦想着做一个沪漂，能多往上蹦，但是又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老家来上海的都是比较出色，非常成熟，有家庭能力，但是到上海过来了，都变成是打工一族。我：那你又怎么决定来呢？我感觉我当时一个人在上海住着也行。妈妈：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十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培养这么优秀的孩子，选择了这样生活。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一次，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嘿嘿，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妈妈：我觉得也就那样。只要有个房子就是有归属感，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的生活情况，就觉得上海这20年，哼，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年轻那一代，特别注重衣着打扮。我那时候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葫芦裤，是专门请设计团队设计出来的，花了高价钱，跟上海比，我觉得是没差多少的。接触的环境，空间太窄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个杨浦的中老年打工人，以为可以交上海朋友。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我按照公众号去了很多景点，像宝山的沪松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黄仙公园、虹口公园，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和谁来上海的？多久了？借房子还是买房子？现在学上海话也是想跟上海人交流，听懂他们说什么，要不然没话说，憋得难受。我：那你从泉州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以后，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妈妈：我和你从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发现你懒了，外卖多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以前的比较。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学习考试，抓紧时间考公务员。你现在的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疫情过后马上有那么多人下岗，让我害怕这个工作随时被淘汰掉。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我：等于说上班两年，你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对吧？妈妈：考编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了，这两年看的都是学历。还有最操心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
两个形状不同的人
一说到考公、相亲这些话题我忍不住想质疑她。我妈到处帮我张罗对象，她怕我错过这个窗口期，老是跟我说这段时间很珍贵。在今日头条上，她看到一个浙江阿姨写一些替儿子找对象的内容，就跟人家成为笔友，收集人家儿子的资料。某个夏天周末，她笑眯眯跟我说这个笔友带她儿子过来相亲。我穿了绿衬衫，黑色工装裤，没有化妆，态度一整个消极。对方是一个1米7，戴眼镜的男生。我们4个人绕着公园外墙走，男生总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多么努力，在这个单位认识了多少人。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说喜欢看动画片。后面我俩都没互相加微信。我妈也不满意。她还去人民公园给我相亲。有一次我也跟她去，地上摆了一堆纸条，纸条上有条件，我妈一个一个去看。看到一个金融男，我说金融男不行的，刻薄，爱钱，特别算计，容易被坑；她说或者体制内的，家里有几套房，我就说这人肯定是个妈宝。后来她又去了三四次。她自己也会遇到搭讪的。有个男的说她长得很好看，问她老公还在不在，要给她介绍对象。这件事她会跟我爸说，讲起来还有点小得意。她讲上海没有她年轻时候时髦，但她退休之后，变得臭美了，会穿裙子，捯饬发型，还要控制体重——退休后不运动，她胖了10斤。从她身上我又似乎能找到当初自己适应大城市的影子。前两周，我带她去听 LiSA 的演唱会，她舞着应援棒，学着其他人一起应援。和我说晚上回去得喝点酒，不然会激动得睡不着。
●今年春节在老家看花灯的阿敏。讲述者供图
有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面照镜子，她经过的时候，我就喊她一起来照镜子，她就说不要，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就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你又这么年轻，我嫉妒。我对妈妈的观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北欧女性作家写她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母亲经常嫉妒我，嫉妒我有天分，嫉妒我写东西写得好，嫉妒我年轻。”这段论述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想在电影中达成母女想象中的和解，拍着拍着她发现没有办法达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两个人开始吵架，就开始互相倾诉。我开始想到，我之前对我妈的视角也比较狭隘，只看到她母亲的一面，忽略她女性的一面，我应该把更多目光聚焦聚焦在她的另外一面。小时候带我是她的责任。她会骑自行车带我去图书馆，我会给她念我写的童话故事。她还操心我的身高，向每一个人询问长高的办法，带我去老中医馆，吃黑乎乎的药丸，还让我学游泳，最后我的身高随了她。十多岁我就一个人睡，后来她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睡，我说不要不要！在日记里我写：她这么反复问我，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以为我还需要拥抱，只是她自己一个人不习惯罢了。妈妈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人肯给，包括我。去北京上了大学，我离她更远了，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去LGBT的线下交流会也不敢跟爸妈说。大一暑假回家，我的味蕾已经变成了外地的形状，对我妈清水煮一切已经不习惯了。我妈就开始叫我阿北子，外地人的意思。六七年的时间，我成了跟土生土长的她完全不同形状的人。因为太久没有住在一起，反而越来越认清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关于考公，关于相亲就是我们最大的磨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像搭伙过日子，有尴尬、生气的时候。每次吃早饭，考公啊结婚啊她都要提一嘴，吵完架直接出门上班。下班回来，她要是气还没消，就会白我一眼，要是气消了，就问我明天吃什么。房间没有客厅，她用帘子隔出了客厅和卧室。她朋友来，我就得拉上帘子，最尴尬的是我和对象打电话，得躲到厕所去——万一她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果就很难控制，得往结婚走了。晚上睡觉，我睡地铺，她就和小时候一样，邀请我一起到床上睡，我还是拒绝，维持微妙的边界感。她经常对我有某种要求，却很少有完全懒散而轻松的相处时刻。我们的关系常常被责任和要求压过。小时候，我是“考学人”，她是担心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母亲”。她床头柜里有我初一到初三每一学期的成绩单，纸张都有了毛边，她会研究我每一次成绩波动，安排我补习数理化。现在，我是“求职人”，她是帮助我社会化的“母亲”。安排我考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正轨。假如我去面试，早上醒过来会发现她萎靡不振，她会说“想到你今天要面试，我就睡不着了。”去年9月参加外婆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们烧她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发现外婆在临终前一两年，买了很多很鲜艳的衣服，很少见她穿，但她会买，把它们收藏在一个挺整洁的地方。我就会意识到，外婆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葬礼上的四个花圈，来自她的丈夫、儿子、高中同学、儿子工作的单位，讨论她时，我们在说她是妈妈，说她是外婆或者奶奶，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妈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个体。如果说我最想回到母女关系的哪一刻，应该是三四年级我们一起午睡的周日中午。有时候会从12点睡到下午4点。有一次，又是一口气睡了四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 结果说完没有爬起来，反而在床上赖着。这是她很少见的赖床时刻。想念这个两人一起放空，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的普通午后。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