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将至：北溪疑云背后，德国能源危机的历史与现实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当地时间2022年9月27日，丹麦波恩荷尔摩岛，北溪2号天然气泄漏场景。
9月26日，建成之后并未投入使用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发生了管内压力骤降的情况，这是由于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附近的管道发生泄漏所造成的。随后，北溪1号也发生类似的安全事故。出事的天然气管道位于丹麦和瑞典的专属经济区内。根据丹麦的监测，共发现了4处的天然气泄漏点。瑞典国家地震监测中心在出事海域侦测到了两次爆炸，远至芬兰都能监测到地震波。人为破坏被认为是这一事故最可能的原因。最近一周内，谁是该爆炸的幕后主使成为了全世界最火爆的猜谜游戏。鉴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技术能力，多方都被认为有动机实施这次破坏行动。
虽然德国各个天然气存储设施已经有了良好的填充，向卡塔尔订购的液化天然气（LNG）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份交付使用。然而，德国今年冬天的天然气使用状况依然是一个谜。德国政府并不掌握对现存天然气的分配权。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冬天有多少天然气可供支配。因此，天然气的储存设施主要是天然气供应商和贸易商的财产。在德国注册的国内外天然气公司都可以竞价购买，德国政府无权控制这些天然气的最终去向。也就是说，德国储备的天然气也可以流向国外。
1973年以前，当时的联邦德国消费的大部分天然气都来自荷兰，只有不到一半的天然气产量来自本国。苏联的天然气供应只占了十分微小的一部分。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联邦德国不顾美国的反对，为苏联提供铺设天然气管道所需的技术，开始了与苏联之间的天然气合作。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全面合作肇始于社民党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这也是社民党党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该政策的总设计师、前总理勃兰特的政治秘书巴尔（Egon Bahr）1963年在图琴新教神学院（Evangelische Akademie Tutzing）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解释了该项政策的核心内涵，即“通过接触实现改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这一思想直接挑战了当时冷战中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整个事情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虽然没有人想要战争。”而这一接触的实质就是经贸往来。上世纪60年代，在西伯利亚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存。从1970年起，两国在技术和资源的整合上找到了共同兴趣点。源源不断的天然气从前苏联流向了德国，苏联则获得了急缺的西方技术和设备。
1970年，德国的天然气管道提供商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 AG）与苏联达成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管道合同。德意志银行为该项目提供了融资，苏联方面通过天然气偿还贷款。同年，作为友谊的象征，第一根输气管以“柳德米拉”命名，绑上了绿色的花环运往了西伯利亚。这条输气管以西伯利亚为起点一直延伸到巴伐利亚州。1973年10月1日，第一批苏联的天然气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流向了前西德。这也标志着“德俄世纪交易”正式上马。这一交易也让西德政府和企业尝到了甜头，1970年代因为油价震荡，全世界都人心惶惶。然而，此时西德政府正将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转化为可靠的廉价能源提供商。
50多年来，德国由于对苏联（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而与历任美国总统发生了多次冲突。在这一过程中，社民党形成了一种观点：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是天真的，只有德国才真正了解苏维埃。社民党籍历史学家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教授提到了党内的铁律，即不能对抗，只能与俄罗斯和平相处。勃兰特的党内总理继承人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与卡特总统的对话中表达了经典的地缘政治观念：两个经济贸易深度绑定的国家之间很难发生战争。苏联被束缚在与欧洲的能源交易之中，地缘政治冲突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了。
然而，1979年随着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社民党的“东方政策”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幻觉。尽管，有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里根政府甚至向欧洲国家实施了制裁，但是，社民党依然没有放弃用能源交易推动政治变革的努力。当时欧洲的失业率接近9%，急需稳定廉价的能源提振工业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施密特总理酝酿了更大规模的能源合作项目。1981年，苏联和联邦德国共同签署了长达4500公里的亚马尔天然气管道（Yamal pipeline）的合作协议。该条管道的铺设使得联邦德国从苏联的天然气进口从此前每年的10亿立方米暴增到每年265亿立方米。
长期研究“东方政策”的德国资深记者乌尔班（Thomas Urban）认为，在苏东剧变和柏林墙倒塌之前，“东方政策”由一套虚幻的政治叙事所主导，在“历史终结以后”，它则彻底演变成了“经济上的自利主义”。自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经历了对能源政治彻底的去意识形态化。能源被视作了纯粹的商品，就像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的汽车、家电那样。
在北溪管道建造以前，德俄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几乎都过境乌克兰。每年，俄罗斯都需要向乌克兰缴纳数十亿的过境费。然而，乌克兰并没有对境内的管道做好日常的保养和维护，这些管道不断发生泄漏和技术故障。此外，乌方还不时从管道中盗取输往德国的天然气。因此，自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出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他就一直在规划新的输气管道。德国商界对此也感同身受。巴斯夫的前总裁汉布雷希特（Jürgen Hambrecht）认为，德国的工业界需要更多更稳定的天然气供应。北溪1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2004年年中，巴斯夫的子公司Wintershall和德国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商E.ON共同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草签了一份建造北溪1号的意向合同。该管道穿越波罗的海，长达1224公里，每年能将550亿立方米天然气直接从维堡（俄罗斯）输送到格赖夫斯瓦尔德（德国）。2005年9月8日，在施罗德和普京的共同见证下，两国敲定了最终的合同。10天以后，社民党在大选中败给了基民盟，施罗德也失去了连任的机会。虽然北溪1号遭到立陶宛、波兰等国的强烈反对，但欧盟依然将该项目视作“符合欧洲利益的项目”。总的来说，北溪1号在风平浪静中投入了运营。
这条管道从工程上来说就是北溪1号的翻版，它与前一条管道并排，两者都是双线天然气管道。建成后，俄罗斯向德国输送的天然气将增加一倍。与北溪1号相反，北溪2号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各方的批评。在欧盟内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尤其反对北溪2号，而乌克兰则尽其所能阻止该条管道的建设。美国是该条线路最重要的反对者。早在奥巴马主政白宫期间，他就警告过默克尔，莫斯科正在用能源出口的收入武装它的军队。这一警告的音量随着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达到了顶点。不过，施泰因迈尔还是拒绝将北溪2号工程的批准与俄乌冲突的谈判进展挂钩。这可以被普京理解为一个信号，即德国政府默认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德国东方经济关系委员会（Ost-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甚至质疑制裁俄罗斯的有效性，“欧盟与俄罗斯的接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只有更多贸易和旅行才能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他们又重新回到了施密特的老路上：北溪2号绝不会使德国更加依赖俄罗斯。正相反，莫斯科会更加依赖他们的客户。2015年，默克尔为第二条管道的交易盖上了橡皮图章。
德美在北溪2号管道上的冲突自特朗普上台后越发激烈。特朗普不断重复着他的观点：一方面，德国需要北约从军事上防范俄罗斯可能的入侵，另一方面，又让能源供给完全依赖自己的敌人。2019年年初，时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的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甚至向德国企业界发出了威胁，“美国认为如果北溪2号和土耳其溪两条天然气管道如果投入运营，将使得欧洲从乌克兰进口天然气变得多余，那么乌克兰的安全政治地位将会逐渐下降，俄罗斯介入并干预乌克兰冲突的危险就会上升；此外，欧盟也会因此产生对俄罗斯能源进一步的依赖。”同年12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的内容包括了对北溪2号的制裁。德国政客们立刻向民众贩卖了“打压论”的说法：特朗普为了向欧洲兜售美国昂贵的页岩气，故意打压北溪2号。不过，德国的知名时评人赫尔辛格（Richard Herzinger）认为，美国的制裁是一项“非常亲欧洲的决定”。2019年底，该项目的建设被迫停工，一年以后建设工作顶着被制裁的风险强行重启。
在德国与俄罗斯数十年的能源交易往来中，有两家公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鲁尔天然气有限公司和巴斯夫集团。这两家公司在不同时间段见证了这项德俄之间的世纪协议。鲁尔天然气公司曾经一直是德国最大的天然气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前苏联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70年。几乎从此以后，德国与苏俄签订的每一份天然气该公司都是最大的赢家。由此，也奠定了它在德国能源工业界的准垄断地位。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欧盟逐渐开始放开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深陷能源政治纠葛，使得鲁尔天然气公司辉煌不再。2002年，德国电力界的龙头企业E.On申请合并收购鲁尔天然气公司。该项并购标志着鲁尔天然气公司的没落。
虽然联邦反垄断调查局否决了这项收购（Bundeskartellamt），但是，施罗德政府的经济部动用了部长级许可推翻了这项判决。政府遵循了企业的观点，即一个强大的、垂直整合的能源集团将更具国际竞争力。当时和现在一样，德国不得不面对俄罗斯的大型国有天然气供应商，同时也要面对挪威和欧洲以外国家的竞争。因此，需要有能够与这些大型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商进行抗衡的企业。不过，时任联邦反垄断调查局局长的经济学家赫尔维格（Martin Hellwig）自始至终批评政府当时的决策。他认为，施罗德对竞争政策不以为然，政治上基本上做了某些商业领袖所希望的事情，把工业政策当作一种宗教。这项交易不会增加供应安全。供应安全需要有自己的来源、开放的市场、多样化和储存。合并没有触及这些事情。毫无疑问，在公司长期担任董事会主席的伯格曼（Burckhard Bergmann）为该项并购辩护道，在并购后，E.On/Ruhrgas并没有失去多样性，它们的天然气贸易来源远远比竞争对手巴斯夫来的广泛。直到2008年，该公司3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30%来自挪威，其余来自荷兰和德国。他们还拥有许多仓储设施。公司反复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即使完全丧失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对于鲁尔天然气公司来说，风险依然是可控的。只是，当时公司只考虑了技术故障和价格纠纷，而并没有想到俄罗斯会把中断天然气供应作为一种政治杠杆。
不过，直到今天，巴斯夫仍将这项交换看作是“纯粹的经济决定”，它没有对供应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在交易前后第三方都可以不受歧视地使用该储存设施。他们同时也援引了欧盟关于能源自由化的规定，它要求将天然气的传输与发电、采购和分配领域分开，要求给予所有市场参与者无歧视的天然气网络准入。另外，德国的政客们也没对这项交换提出异议。根据《联邦对外贸易和支付法》，联邦政府如果看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可以适时出手进行干预。然而，经济部并没有这么做。
德国今天的天然气危机，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党派的责任。在近50年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贸易过程，无论是左翼的社民党，还是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都在德国政坛上轮流执政。虽然，“东方政策”在社民党内被“美化为一个不再受批判的范式”，但是，默克尔执政的16年依然是对这一政策的延续。她的外交政策顾问曾坦言，默克尔根本没有“注意”过德国对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已经超过了50%。正是在她的任内，使得德国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滑向完全不可控的深渊。
撇开地缘政治的角度，德国国内的气候政治也是导致当下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国至始至终在推行一种乌托邦式的能源转型，即摆脱化石燃料与核能，完全依靠风能、太阳能等这些可再生能源。鉴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密度远远低于传统能源，它们如果要生产与传统能源相等的能量，那么必将耗费更多的土地和原材料。所以，这些可再生能源并非如宣传的那样“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因为，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能源本身就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违背的。另外，用低能量密度的能源取代高能量密度的，来维持现代高能耗的社会运转，从基本的物理化学特性来看，这就是不现实的。良好的道德愿望和大量的政府财政补贴是无法改变物理化学特性的。
道德化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也产生了现实中的政策禁忌，比如，核电退出和页岩气的开采。由于核淘汰是绿党的创党意识形态和基石，因此，即便在能源短缺、价格暴涨的今天，在以该党为主导的气候政策中，对核电问题依然很难有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理性讨论。虽然，现有的众多科学报告已经证明了德国的核电站是安全的，国内的多数民意是支持核电，但要让绿党点头支持延长剩余三座核电站的运行时间（原计划在今年年底关闭），甚至重启去年年底已经关闭的三座核电站依然非常困难。不过，最终在各方的压力下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行动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终于做出了有限的妥协：同意延长两座核电站的使用时间。
德国的战略与宏观经济学家斯特尔特（Daniel Stelter）在德国《商报》的评论文章中批判了极其吊诡和虚伪的德国能源政策，“只要不在我们的领土上，在哪儿都行。我们不用核电！但进口法国的。我们不用煤！但进口波兰的。我们不用天然气！但进口卡塔尔的。我们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并最终采取应该采取的行动。”尽管，执政大联盟将当下的能源危机归咎为俄乌战争，不过，这场战争至多只是催化剂，几乎所有政党共同推动的能源转型和绿色政治必须为能源危机负责。这项工程让部分德国人陷入了无法自拔的道德陶醉，除此之外，它给经济民生，甚至是气候保护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虽然，康德呼唤人们仰望星空，不过，时下解套德国能源危机的钥匙可能就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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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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