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已变,恐怕要作更坏打算……
一场震惊舆论的未遂刺杀后,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的概率大幅增加。上次特朗普和拜登辩论,尽管看起来像两个老人吵架,但因为拜登的老态龙钟、精神恍惚,引发许多支持者的担忧,劝说拜登退选的声音随之兴起。如今,本就在竞选民调有优势的特朗普,在遇刺事件中大难不死,而且能在遇刺情况下向人群挥舞拳头,展现斗志,这无疑会进一步提升特朗普胜选的可能。
特朗普遇刺事件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不祥的信号,那就是在崇尚法治和民主的美国,竟有人放弃用法律框架内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转而采取枪支暴力的方式。尽管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美国制度依然有韧性,但在美国社会日益撕裂、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特朗普的遇刺事件恐怕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
与此同时,不少分析认为,特朗普选择39岁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J. D. Vance)担任竞选搭档,进一步提升他获胜的可能。万斯是底层出身的白人,写过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他过去是特朗普批评者,把特朗普比作“美国版希特勒”,但后来迅速改变立场,转而成为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他支持特朗普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包括其发动的贸易战、关税战,属于新生代右翼保守派。相比于老态龙钟、精力不济、劝退之声此起彼伏的拜登,赢面更大的特朗普卷土重来,将会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世界各国恐怕要作更坏打算。
然而放在更大维度来看,不能不追问的是,为何特朗普能卷土重来?为何曾引领世界的美国民主竟十分遗憾地出现两个高龄老人的对决?美国民主怎么了?
本文内容节选自新书《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已经在亚马逊上架)。本书是多年思索的一个结果,希望为人类美好社会理想构建政治地基。
若需电子版,请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推荐阅读:特朗普遇刺背后:不祥的信号,最令人担忧的危机恐在临近)
关于美国选举的一些分析
文/邓峰
来源/《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
1、美国选举民主的困境
问:既然你认可民主理想并特别强调选举民主对政府的刚性约束作用,那为何不在选举民主的大框架下改进选举民主?通常来说,政治制度都会包括优点和缺点,选举民主有缺点是正常现象,各种批评早已不胜枚举,但选举民主可以不断查缺补漏。
答:这是因为选举民主的致命缺点是内在困境所致,在既有框架修修补补的意义不大。选举民主最致命的逻辑谬误是只强调民众的民主参与权利,却忽略民众民主参与的质量和理性水平,过于依赖民众的理性,却忽略民众理性的分化与适用范围。
选举民主的高质量运行须以多数选民的理性为前提,因为只有多数选民理性,对现实政治知情懂行,才不至于被忽悠和欺骗,才有希望选出无愧于此的贤能政治家,才能让政府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协调多数普通人和少数强者之间的矛盾,推行致力于化解深层次危机的结构性改革。然而这经常是一场梦。寄希望于多数选民具有公民精神、对现实政治知情懂行,与寄希望于清官、明主来拯救苍生,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对复杂人性和社会现实视而不见的政治幻想,区别在于寄希望多数选民或多或少包含民主精神,而幻想清官、明主来拯救苍生容易滑向威权主义。
除了少数个例之外,在基于正常人性的自利理性支配下,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和职业、兴趣、资源的高度分化,一个选民除非他的职业、兴趣、切身利益与复杂政治问题有关并且能够承担他成为理性政治人而耗费的成本,不然的话,他在多数时候对除常识理性范围之外的复杂政治问题将缺乏切中要害的认识,让少数强者在自利理性的支配下有漏洞可钻。这就使得多数普通选民对复杂政治的认知局限于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的水平,缺乏慧眼识人的眼光和知识。多数普通选民在选举政府领导人时主要看他们的党派立场、被包装出来的形象、宣传营销、资金实力和后台背景,而难以分辨他们真实的道德、品性、智慧和能力,其结果是选举民主难以持续产生贤能的政府领导人,民众慢慢只能被动挑选自己所认为的最不坏的候选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未经深思的、易被挑拨与操控的感觉、情绪。少数强者要么有足够条件去成为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要么能够聘请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作为游说代表,进而能对现实政治施加远超多数普通人的影响力。
(超出合理范围的贫富分化绝非美国独有,但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令许多人忧虑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多数普通人数量众多,哪怕他们有成为理性政治人的动机并能承担成为理性政治人的成本,他们的收益都会被众多的人所稀释;少数强者人数少,他们成为理性政治人或介入政治的收益远超多数普通人在同等情况下被稀释的收益。
在不天真幻想谁更高尚或更卑劣的情况下,少数强者和多数普通人因社会分工、知识、资源的分化而不可避免产生的不对称博弈,势必会让选举民主的日常治理在多数民众不知真相的情况下向少数强者倾斜,从而让社会缓慢朝不公方向迈进。当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实际运作过于向少数强者倾斜,难以保证中下阶层的利益不受损,因为不能假设那些能施加过多影响的少数强者都是仁慈的、无私的。时而久之,那些受损的中下阶层民众自然会心生怨念,可未必清楚真实原因。但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他们的怨气有很大可能会被民粹政客、野心家、僭主所利用、扭曲和放大,埋下社会不稳的风险。一言以蔽之,选举民主的内在逻辑决定一个奉行选举民主的社会将经常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和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中。
(2021年美国国会骚乱,反映出一些美国人的常识理性和民主信念已经被政治撕裂严重侵蚀。)
问:如果选民第一次投票选错了人,那他第二次可以吸取教训,不会再给同一个人投票。比如,2016年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选举,2020年他便被选下台。选民会不断成长,正所谓“即便总统选错了,民众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答:选举民主的周期性投票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纠错作用,这是本书提出的以贤能民主为支柱的混合民主体系所继承和扩大的优点。但问题是,选举民主的纠错作用与许多人的想象有较大差距。在选举民主的框架下,因为利益集团、政党的运作与多数选民缺乏慧眼识人的眼光、知识,使得选民所看到的候选人经常不是真正无愧于此的贤能政治人物。
因此,当一个现任政府领导人竞选连任时,多数选民往往只能在缺乏更好选择的无奈情况下对现任政府领导人作出是否喜欢或厌恶的有限选择。他们如果支持现任政府领导人连任,未必是真心认可,而可能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他们如果反对现任政府领导人连任,未必会有更好选择,而可能只是厌恶,若是如此,一个遭多数选民厌恶的领导人恐怕已经给社会造成损害。选举民主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锤子买卖,选对选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选错,经常只能在下次选举时纠正,可新选上去的人未必是无愧于此的政治家。
以2020年美国大选为例,拜登(Joe Biden)的胜选不是因为他众望所归,而主要是因为那些厌恶特朗普的人为了阻止特朗普而不得已选择相对最不坏的拜登。这是无奈,而不全是真心认同。选举民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拜登难以成为贤能政治家,他虽努力让美国回归常态,却无法解决造成特朗普现象的深层次问题,所以特朗普现象仍在困扰和撕裂美国。2024年美国大选像2020年那样沦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之争,是对美国选举民主的讽刺与警示,美国真的已无人才了吗?
(美国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契约出现危机,是政治体系缺乏协调、平衡不同群体达成重叠共识的能力或意愿,不能如承诺的那样解决问题,以至于矛盾日积月累,那些失落的群体对政治体系产生不信任感。)
不满于现状的特朗普支持者只会愈发狂热,反特朗普的力量本就只是松散同盟,在经过拜登政府众口难调的施政后势必产生分化,其结果是被压抑4年、满腔怨气的特朗普支持者,将与本就松散、分化而又对时局夹杂失望情绪的反特朗普力量狭路相逢。照此趋势下去,如果美国不能改革民主体系,不能真正去解决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民众的不满将不断累积,假若突破临界点,量变引起质变,积重难返的美国发生重大危机或内乱的概率将越来越大。一旦这样,共同体和民众之间的契约将毁于一旦,本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的民主政治恐被无辜牵连。
北宋时期的中国大文豪苏轼在《晁错论》中写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将近一千年后的当下,美国选举民主正面临类似困境。民主只有摆脱选举民主的桎梏,在民主框架下变得更合理,才能更好应对各种诘问和非难,才能让民主在应对民主对手时更具有现实说服力。
2、政治究竟是娱乐选秀,还是因为关乎公共利益,应该保持起码的严肃、专业和审慎?
擅长选举的人绝不等同于擅长公共治理,正如人气最高的演员、歌手未必是最具有专业水平的演员、歌手。营销、宣传和实实在在的品行和能力,从来都是两回事,不宜混为一谈。让现实中对复杂政治缺乏了解的选民来选择政治精英,在相当程度上便是选秀,难以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论述过选民群体存在的政治理性不足问题。他认为候选人若想取得成功,“他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作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许诺。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对手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他会用各种论证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断言来对付断言,如此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候选人写成文字的纲领不可过于绝对,不然他的对手将来会用它来对付他。但是在口头纲领,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可以毫无惧色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作出这些夸张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但它们对未来并没有约束力。”当然,勒庞的观察有些绝对,他在分析选举政治时过于放大选举政治的负面效应,不能完整概括选举政治的全貌,但他指出的非理性问题无疑是选举民主经常难以摆脱的困境。
许倬云曾以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和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竞争总统为例,谈及选举民主难以看出候选人的真实能力:“这种塑造出来的形象就如同卖香烟或是卖汽车一样,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人物,而是很好的推销员……肯尼迪则有广告商替他设计,面貌、衣着、神情等都是着意打扮和训练出来的结果。于是一个化过妆的肯尼迪,和一个完全没有化过妆的尼克松,在荧幕上立见高下。选民们只看见形象,而没有看见能力。”
(在激情四溢的选举集会现场,充斥着简单的口号与情绪宣泄,候选人仿佛已经成为明星,他的支持者化身追星粉丝,理性很容易被感性压倒。)
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在当今所有的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
一旦选举沦为选秀,不仅不同候选人难以分出谁才是德才兼备的政治精英,而且势必容易将那些不擅长营销、不屑于营销、缺乏营销资源却有真才实学的人排斥在选举民主的体系之外。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过:“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尚贤上》)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若不能吸纳尽量多的有从政之心的精英,既容易造成相当数量的人才浪费,许多人怀才不遇,又可能导致统治基础的不稳定。因为那些不被政治体系吸纳却又有从政之心的人,要么退隐、改行、出国,要么会成为反对或颠覆性力量。
3、是被塑造出来的形象重要,还是真实的德才兼备重要?
波兹曼基于媒介研究认为:“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儿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在他看来,本是严肃、专业的政治已经变成娱乐业,总统“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李光耀说过:“如果一个人能够以巧妙圆滑的方式把自己和自己的计划展现出来,向选民承诺创造安全且繁荣的消费社会,再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就很容易鼓动民众选举其为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竞选已经成为一场形象包装和宣传的竞赛。”
4、对选举民主的扬长避短
问:你认为多数普通选民在自利理性的影响下难以或不愿成为对复杂政治问题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那你提出的以贤能民主为支柱的混合民主体系怎么引入民主?
答: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地认识复杂人性。正如战国时期的中国思想家韩非子所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人性是复杂的,分不同面向,理性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政治体系若想成为亚里士多德所期待的最优良的政体,只能发扬人性的优点,节制人性的弱点,以合理方式顺应人性中最难以抗拒的诉求,节制人性中最幽暗、非理性的冲动,为现实政治插上理性的翅膀。
本书认为人性中包含四个十分要害的真相:人性深处对于平等的强烈渴望、熟悉领域的理性人、非熟悉领域的“事后诸葛亮”、社会分工下精英和大众的分化。
选举民主只看到人性深处对于平等的强烈渴望,却忽略熟悉领域的理性人、非熟悉领域的“事后诸葛亮”、社会分工下精英和大众的分化。正如良好的市场机制,可让人人在自利理性驱使下达至一个利于全社会的良好结果一样,良好的民主机制同样应该让民众在人性驱使下,将宝贵的理性运用在最合适的场域,让推动人类进步的理性光芒尽可能照亮现实政治中的每个角落,最终让一个社会接近良政善治。
人性深处对于平等的强烈渴望预示着一人一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熟悉领域的理性人意味着在最朴素的利益表达、诉求反馈层面或基层自治范围的事务,应该赋予民众适当的选举权利,主要形式是选举民意代表。但在超出基层自治范围的复杂政治事务领域,尤其涉及利益再平衡、危机应对、外交博弈、国家宏观调控、复杂政策制定实施等问题,多数普通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故一人一票民主评价远比选举民主更能提升民众政治参与的质量和理性水平。社会分工下精英和大众的分化意味着应该在民主框架下选贤与能,让经过重重磨练的政治精英人尽其才。本书提出的方案是公正有效监督下的精英推选和人民评价相结合,精英推选是吸取考试、考察、举荐的有益经验,让对复杂政治问题知情懂行的精英通过协商与投票的方式进行最初的选拔,但最重要的是人民一人一票民主评价形成的人心。
因为对人性的认知存在误区,选举民主非但不能让民众把理性运用在合适的场域,反而幻想民众在非熟悉领域扮演理性人角色,其结果只能是民粹成为选举民主挥之不去的阴影,为既得利益集团趁机上下其手埋下隐患。同样情况,许多人探讨贤能政治时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民主维度。现实政治中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圣人,政治的清明离不开群策群力和民主的刚性约束,政治的初衷本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政治人物或政府是否贤能,不在于有多么大的权势、多么耀武扬威,而在于是否有效增进人民的福祉,是否能长时间获得世道人心的认同。本书希望在保障人人平等和民众充分政治参与的基础上提升参与的质量和理性水平,让顺应人性和现实的民主形式和贤能政治互相补充,为人类社会反抗暴政、守护民主、节制既得利益集团与民粹主义创造良好环境,为美好社会理想构建经得起检验的政治地基。
(推荐阅读:特朗普遇刺背后:不祥的信号,最令人担忧的危机恐在临近)
(这是一本为美好社会理想构建政治地基的探索之作)
《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目录
前言:为美好社会理想构建政治地基
一、绪论:给民主另一种可能
1、选举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
2、选举民主离社会需要的精英民主相距甚远
3、扬长避短的新方案
二、选举民主在全球范围内遇挫:问题出在治理失败
1、美国开国元勋的警告正不幸成为现实
2、英国脱欧公投:“撞在无认知能力的暗礁上”
3、“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4、乌克兰的悲剧
三、民主何以沦落至此
1、过度拔高民主是不可承受之重
民主的效用是有限的
选举民主难以通往成功的自由民主制
2、选举民主的根本悖论:民粹宿命或既得利益集团围猎
选举的博弈:平庸的政客,千丝万缕的政商关系
选举后的博弈:阶层分化下的不对称角力
3、理性选民的幻想和选举民主对人民理性的误用
4、等待罗斯福还是希特勒
四、 针对选举民主问题的已有态度和补救方案
1、反思丘吉尔名言:民主不能不思进取,不能成为教条
2、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重要却不能替代政治民主
3、协商民主、监督式民主、参与式民主:重要却不能支撑起民主大厦
政府是否贤能、是否民主决定协商成效
监督式民主既不能替代贤能政治又不能替代一人一票
笼统而效用有限的参与式民主
4、抽签民主和直接民主:往前看而不应向后退
5、 与贝淡宁商榷:尚贤与民主不是替代关系
新加坡经验富有启发意义却仍存隐患
中国转型的未竟之业
6、对白彤东的补充思考:主权在民何以保证,治权在贤何以可能
五、作为出路的贤能民主
六、贤能民主的第一个基石:贤能政治
1、尚贤是政治的根本
尚贤政府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
不能尚贤的民主是劣质的、难以持续的
2、应对现实社会的重重挑战离不开尚贤
日益扩大的阶层分化埋下社会不稳的隐患
人的异化、虚无和娱乐至死
世界秩序的丛林状态和政经分离
人工智能的冲击:普遍自由或普遍弃民
尚贤仍应以有限、法治、民主政府为前提
3、贤能政治家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韦伯的思考:谁才能担负政治的“天职”
邓小平和李光耀的经验
道德、品性、智慧、手腕缺一不可:超越马基雅维里
4、怎么选贤与能
墨子尚贤的思考
孙中山和黄宗羲:必要的考试但不能唯考试
可资参考的人民行动党经验
小结:公正有效监督下的精英推选和人民评价相结合
七、贤能民主的第二个基石:一人一票民主评价
1、长期来看,缺乏民主的尚贤是靠不住的
跳不出历史周期率的传统中国
传统中国选官:小圈子化的察举,“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
苏联官场的逆淘汰
帕累托和精英的腐化
2、一人一票是制度化的人民动员:和平时期最强大的制衡力量
3、对洛克和孟子的补充:人民满意是政权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
4、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符合法律和政治权利面前人人平等
5、一人一票民主评价符合政治中的人性
人性深处对于平等的强烈渴望
熟悉领域的理性人
非熟悉领域的“事后诸葛亮”
社会分工下精英和大众的分化
让理性之光照亮政治:高质量可持续的制度应该立足于人性
6、重新反思民有、民治、民享
八、贤能民主:从理念到落地
1、配套制度措施
2、贤能民主的制度设计
议会:民选议席、贤能议席相互补充和制衡
各级政府领导人的产生:精英推选和民众一人一票民主评价
3、贤能民主的优点与衡量制度优劣的“邓小平标准”
4、贤能民主适用条件及其与选举民主的关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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