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想象，她停播了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天色暗暗，雪花落在秃树石磨砖房上，天地未染白，入目皆是土黄色，摄像头隐在角落，定在那抹鲜艳的红。

一场对话发生了。

这个穿红呢外套、白杏高领毛衣、颧骨处坨红的农村女人，声音柔柔，随着对话的深入，她染上哭腔。

说出了这句类似宣言的话。

此时距今恰好20年。

20年间，不断有人将这段不足25分钟的谈话翻出传阅，并借由网络，成为振聋发聩的现实强音。

有人视她为精神icon。

她的名字叫刘小样。

八百里秦川之地，陕西关中平原。

这是刘小样生活的地方，她曾写：

“夏有一望无际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

可她觉得太平了。

土地是平的，生活是平的，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丝毫波澜。

她的心在焦灼沸腾。

高速公路邻村而建，二十公里外是咸阳机场，汽车、火车、飞机，像是要把世界载到她的眼前。

但是并没有。

她只能听到汽车鸣笛的声音，试图辨认天空中飞机的航线，远方始终是个无法具象的形容词汇。

她在收音机里收听《半边天》。

这档央视的访谈节目，开播于1994年，取自“妇女能顶半边天”，旨在关注女性生存，主持人是张越。

刘小样写去信，倾诉她的惶惑：

节目组被她的表达触动。

他们给刘小样打电话，但她不敢接受采访，怕引起村里人的议论，视她为不安分的女人。

但信还在寄来。

转过年后，刘小样表示愿意聊一次，张越带着节目组去找她，得知他们要来，刘小样惊慌地要逃，是她的丈夫稳住了她。

可信中的能言却变成沉默。

张越便与她同吃同住三天。

三天后，面对镜头，她依旧说不出话，张越让摄像去拍空镜，一场谈话却未经设想的开始了。

聊时张越以为完了，没记录下来。

等她们聊完，才发现摄像在远处蹲着。

倔强穿透荧幕，刘小洋语出惊人：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很满足。（不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

刘小样生于60年代末。

书只读到初二，便像其他七个兄弟姐妹一样，被父母叫回家照看苹果园，刘小样觉得这很自然。

后来经媒人介绍结婚。

刘小样满意她的婚姻，丈夫在外打过工有些本事，能跟她讲外面的事，还是村里头批盖起二层小楼的人。

丈夫的爷爷曾是私塾先生，家里门楼上写着“耕读传家”。

自己书没念成，找到这样的人家让刘小样觉得幸运。

婚后，刘小样孕育了一儿一女，照顾婆家，每年中两到三个月忙于农活，手脚勤快，无可指摘。

可她心里却不平静。

张越：就是你远远地知道外面的世界听说老在变，变化很快，但是你的世界和生活老不变。

刘小样：我烦就烦在它过一样的日子。

“我自己觉得我仅仅是个好媳妇。”

刘小样蹲在火灶前添火，女儿说她就是个做饭的。

刘小样有些生气：

“我最烦人说我是做饭的。”

刘小样想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

丈夫曾带她去过西安，站在钟楼下，看着车水马龙，灯火摇曳，她失声痛哭，难以言明。

守着平原，她也想看大山大海。

张越问她：“见过大山大海吗？”

她抬起头，叹了一口气。

叹气时，冷气呵在空气里，像心碎也肉眼可见：

“没有。”

她感知自己的“异样”。

别人追求的，她不大追求，自己追求的，别人不大追求。

她渴望知识，不一定指念大学，她觉得生活也需要知识。

于是读电视，把电视当作书读。

以前在苹果园，她有自己的一支收音机，通过收音机听书听新闻，一字一字学习普通话。

她听完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书里，苦难的孙少平想走出去：

窗子推开看见外面的世界，却不得不收回自己的目光，再回到现实之中。

张越：“你担心会被这种单调的平静的生活最后把你溶解掉吗？”

刘小样：

“我就是不要把这个窗户关上，我让它一直开着，一直开到我老。

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怕我失去那些感动，所以我不停地需要更多的知识，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节目最后，刘小样分析自己的痛苦：

“我虽然痛苦但我不悲伤。”

“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在蜕变，一种思想取代另一种思想，没有这个蜕变，它的时代也可能就前进得没有力量。”

“力量”定格了那次访谈。

张越一行人临走前，刘小样去宾馆找他们，哭着说：“你们忽然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一个人了。”

敏感翻腾如沸水，水还能静下去吗？

2010年7月，《半边天》停播。

刘小样这些年未出现于互联网。

直至去年，《人物》记者几经寻找，在刘小样的老家找到她。

她面容变化不大，只是不再穿红衣服。

她曾说：“我好像在衣服上寄托点什么。”

那期《半边天》播出后留有余震。

在村里，大家议论刘小样会说“外面的话”，慰问的人一拨接一拨，有领导问她要不要开书屋，她拒绝了。

被关注让她不安。

她试着走出平原。

刘小样帮别人干地里活，并将其视为一份工作。

后来，她去了县城，找到一份柜台卖衣服的活儿。她学东西快，能算账、推销.....

后来商场倒闭，她跟着同事去了贵州，丈夫将她送上火车，并拿出钱让她防身，但很快以失败告终。

刘小样没有停止工作，她回到老家附近的学校做生活老师，等儿女上了大学，她又去了江苏打工。

后来婆婆生病，她回家照看，自此再未出去。

顾城写：命运不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走到哪你都在命运之中。

故土的引力如此强悍。

哺育孩子，赡养老人，地不能荒废，尽可能不被人非议，刘小样努力标量“正常”与“非正常”间的尺度，她想每一方面都不亏欠。

丈夫欣赏刘小样。

当他在电视上看到妻子说的话，内心极受震动。

他甚至想过，如果自己不是最小的儿子，需要留在家照顾老人，那就带她出去打拼。

但一次一次的“离开”也让他产生质疑：

“你痛苦着，这就是你要的人生吗？整个家庭也跟着你，包括亲戚朋友都跟着你，这合适吗？”

两人之间也爆发过争吵：

“你这种思想，啥事都做成不了，因为太普遍了。”

“难道，我连跳起来去够的权利都没有吗？”

小地方容不下灵魂，大地方容不下肉身。

刘小样也觉得是自己病了。

有段时间，她在医院看病。

曾经的书不再看，写下的东西烧掉，她抹掉此前的痕迹。

迟钝或许对所有人都好。

以前她有些变化，便给张越打电话，后来不打了，或许是怕辜负了别人的期待。

记者去寻她时，见她院子里开满了花，她喜欢花，竹子、郁金香、芍药、雏菊、牡丹都种，种得放肆。

她养只猫，把家里打扫得井井有条：

“劳动里不只有繁累，也有美的部分。”

村里时兴的短视频，她并不感兴趣。

她好似20年前如何，现在就如何。

在那篇报道最后，记者问她觉得这是个悲剧吗？

刘小样说：

“我不觉得这是个悲剧。”

“我觉得就是个悲壮的东西。悲壮的东西，它本身就有美在里头呢。”

刘小样不需要总结陈词。

生命的困顿、疑惑、探索与认命，本身就值得书写了不是吗？

她所寻找的根本不是农村与城市的区隔，而是轨道与旷野的区别。

是人的可能性。

是命的可能性。

在热火中燃烧，还是在冷水中浸泡。

在痛苦中体悟，还是在麻木中归降。

记住自己的名字。

记住自己的名字。

参考资料：

1.《平原上的娜拉》，人物

2.《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