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的研究，对最重要的事了解得最少？

2013 年的圣诞节假期，我在我父母家里通读《气候变化 2014：影响、适应和脆弱性》（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and Vulnerability）的章节草稿。这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的一部分。这项工作并不简单。IPCC 成立于1988 年，其目的就是发布让世界各国政府掌握气候科学的权威性评估报告。随着这个领域的发展，IPCC 的每一份报告都写得比前一份更长。这一回的巨著就有三十章，将近两千页。

我想找到可以帮助我了解气候变化的风险大小的信息。我很自然地想要知道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IPCC 的每一份报告都有“决策者摘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包含科学家认为的最值得传达给决策者的信息。这些摘要的最终版本是在特别的“审批会议”（approval sessions）上商定的。与会者包括顶尖的科学家与所有相关国家的政府代表。如此安排是为了确保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机会质疑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以便增强它们对科学的信任。我也参加了这次报告的审批会议。我想核实这次的决策者摘要是否包含了最有助于我们了解风险的信息。我也在寻找科学家这次的预测和七年前发表的上一份报告中的预测有何不同。我很好奇：科学家一般是高估了风险，还是低估了风险呢？

通读报告草稿之时，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报告的许多章节都以类似的口吻承认了我们不太了解更大幅度的气候变化会造成什么影响：

关于农作物：“少有研究考虑全球平均气温提高 4 摄氏度或更高的情境下种植体系受到的冲击。”

关于生态系统：“少有田野调查研究 RCP8.5（排放量最高的情境）设想的 21 世纪晚期二氧化碳浓度达到最高水平以后的生态系统，而且既有研究都没有考虑其他潜在的干扰因素的影响。”

关于人体健康：“大多数尝试量化分析未来气候变化导致的健康问题的研究者考虑的是普通水平的全球气温升高，普遍小于2 摄氏度。”

关于贫困问题：“尽管普遍认同未来贫困问题受到的影响较为复杂，但是少有研究考虑更加多样的气候变化情境，或者 4 摄氏度以及更高温度的可能性。”

关于人类安全：“目前关于人类安全和气候变化的许多文献受到当前的关系和观察的影响，因此难以分析快速或严重的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造成的影响。”

关于经济学：“我们对高于 3 摄氏度的总体经济影响所知不多。目前对影响的估算并不全面，并且以大量有争议的假定为前提。”

上面的下划线是我加的。这些描述让我感到奇怪的原因不是我们竟然还没有掌握一切应该了解的情况，而是报告使用了“考虑”和“少有实验”这样的描述。是因为大幅度的气候变化超出人类的经验，所以我们很难探究其影响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才没有去提出应该提出的问题，没有去考虑最糟糕的情境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2014 年 3 月，IPCC 报告的审批会议在日本横滨召开。我在会议现场的经历证实了我们上述考虑到的问题确实是有必要的。我在预读阶段发现关于人体健康的章节中有一段文字看起来非常令人不安。原文如下：

在标准（或典型）条件下，如果长期处于湿球温度超过大约 35 摄氏度的环境中，人体核心温度将达到致死的水平。史蒂文·舍伍德（Steven Sherwood）与马修·休伯（Matthew Huber）在 2010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结论是：以当前气温为标准，全球平均气温提高大约 7 摄氏度将导致人类无法在陆地上的某些小块区域内通过新陈代谢的方式散热。如果提高 11 摄氏度至 12 摄氏度，这种区域将涵盖当今绝大多数人类居住的地区。该分析很可能高估了人类的耐热能力的极限，因为人类安全的工作环境需要更低的温度阈值。

我查阅了这段文字援引的史蒂文·舍伍德与马修·休伯的研究论文，发现这篇论文描述的人类耐热阈值确实非常极端。它的定义是在一个人“处于阳光下，在 7 级以上的大风中，身上泼了水，不穿衣服，也没有在工作”的特定条件下依然会导致人类死于体温过高的温度和湿度。两位作者提到空调可以提供些许保护，所以我们不能断言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人类一定不能生存。但是，他们也对此提出了警告。

空调的需求会大幅上涨，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几十亿人是可能无法承担其费用的。空调也不能改善生物圈的情况或者保护室外的工人，人们将经常被困在家中，而且断电很可能致人死亡。因此，这种保护看起来费用过高，效果有限，不太可能满足大多数人。

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应该交给各国政府参考的研究结果，所以我在横滨建议能否在决策者摘要中提及这项研究结果。来自新西兰的人体健康专家 A.D. 伍德沃德帮助我把这个建议提交给了负责编写该报告的几位最资深的科学家。他们商量了一会儿。然后，伍德沃德向我转达了他们的回答。不行，决策者摘要不能提及这项研究结果。为了维护摘要的可靠性，他们私底下有一条规矩：列入摘要的信息必须有至少两项互相独立的研究的支持。

我问各位科学家，他们当中是否有人不赞成舍伍德与休伯得出的结论。这项研究有争议吗？“噢，”他们说，“我们不怀疑它的结论。我们反而认为人类耐热能力的极限比结论中说的要低得多。这篇论文几乎肯定是低估了风险。”

于是我不得不深思这究竟是为什么。这篇论文中包含的信息是最能说明气候变化的风险的依据之一。各位专家也认为这篇论文也还是低估了风险。可它依然没能被列入 IPCC 的报告中大多数政府官员会读的那个部分。报告所依据的 12000 篇经过同行评审的科研论文中只有一篇提出了这个问题：“全球的气温会升高到超出人类的忍受极限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发现报告援引的论文里面，有 9 篇在研究气候变化对滑雪胜地的影响，又有 13 篇在研究另一个重要问题：气候变化对欧洲葡萄种植业的影响。虽然我本人也喜欢喝红酒，喜欢滑雪度假，但是哪怕客气地说，这种挑选研究对象的优先级顺序也未免显得相当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上一章提到的那些外国专家访问伦敦期间，我也有一次类似的意外经历。在我给他们组织的关于气候变化的风险的会议上，我们一起听了一位作物学教授的报告。这位教授向我们介绍，即使气候变化的幅度很小，农作物的产量也有可能受到明显的影响。我问他为什么 IPCC 的报告显示，比较少有研究考虑全球气温提高 4 摄氏度或更高的情境对农作物的影响。教授说，很难在计算机上建立这种条件的模型，而且实验或许也很困难，因为如果模拟出这种气候条件，农作物很可能是不会生长的。这番话说完以后，我和教授以及各位外国专家在惊讶中面面相觑，哑然失笑。是否正是这种骇人的风险导致了没有人去做全面的评估？

全球挑战基金会（the Global Challenges Foundation）有一份现成的简略分析也可以为证，说明大幅度气候变化的风险是受到忽视的。在决策者摘要中描述次数最多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发生在升温 2 摄氏度的情境下——这也是各国政府努力的目标，显然可以说是最理想的情境。除此之外，有不少研究评估的是升温 4 摄氏度的影响。评估升温 5 摄氏度的只有一个。在此之上的则是一个也没有。可以说我们普遍认为 21 世纪全球变暖的幅度最有可能是 2~4 摄氏度，而了解我们最有可能经历的情况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上面引用的 IPCC 报告的分析显示，即使在这个最有可能的区间内，接近 4 摄氏度的情况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少的。实际上可能的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是比这个区间要大得多的。在接下来的几百年内，全球气温可能会上升超过 10 摄氏度。可见，气候变化最糟糕的结果大部分都还没有人探索过或者报告过。

我和外国专家的开会地点是皇家学会的旧图书室。为我们主持会议的是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Grantham Institutefor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所长布瑞恩·霍西金斯爵士教授（Professor Sir Brian Hoskins）。他也曾担任国际气象学 和 大 气 科 学 协 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teorology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会长，堪称英国最杰出的气候科学家之一。我对他说，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对最重要的事了解得最少。他承认，这话或许是对的，但这的确是个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为了解决这个疑惑，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询问了科学家、研究赞助方，以及收到作为决策参考的气候科学研究成果的政府官僚。如何才能解释我们目前为什么没有探究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最危险的后果？大概有三个原因：主观忽视、过度重视科研结果的可靠性而轻视其对政策的参考意义、偏爱新颖性而忽视实用性。

主观忽视表现在决策者与研究赞助方身上，他们的初衷其实是好的。欧洲各国政府致力于通过联合国的谈判（本书第三部分会更加详细地介绍相关情况）来增强全球的共识，让世界各国把控制全球变暖的目标定为升温 2 摄氏度以下。它们认为，如果它们委托研究大幅度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大型新兴经济体——会觉得它们已经放弃了这个目标。那么接下来，这些国家可能会不太愿意努力完成这个目标。因此，绝大多数针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研究都以最理想情况为前提，至少在欧洲范围内是如此。

着眼大幅度气候变化的影响的那些研究项目是一种反面的例外。在英国，第一个此类项目于 2009 年启动。在欧盟的气候变化研究项目中，最早踏入这一领域的分别是始于 2013 年和 2014年的两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在网站首页上声称：“尽管这些大幅度的气候变化情境（升温 4 摄氏度或更多）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评估其潜在影响的研究寥寥无几……”各国政府早在 1988 年就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有所认知，组建了 IPCC。令人意外的是，全世界最大的科研赞助方欧盟竟然在整整 25 年以后才开始立项研究大幅度全球变暖的影响。

这种不研究大幅度气候变化的影响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各国政府不知道大幅度气候变化会有怎样的风险，它们怎么会有动力去把气候变化的幅度限制在小范围内呢？这种做法是错误地以为，了解气候变化的某些影响一定就是为了制订计划去应对这些影响。他们忽视了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了解我们可能希望避免的情况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做出决策，努力避免这些情况。

第二个原因在于，决策者最需要知道的信息显然未必是科学家最有把握的。面对可靠性与政策参考意义的矛盾，我们必须明确以何者为优先。

我们在皇家学会的图书室里学习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威胁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抉择对科研方向的影响。显然，科学家选择主要研究小幅度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是因为他们对这种研究的结果更有把握。研究大幅度气候变化的影响只能得出不太可靠的结果，但是不难看出，后者对决策的参考意义更大——至少更加符合风险评估的需要。

耐热阈值研究的故事则可以说明同样的权衡也会影响研究结果的传播。各位科学家选择不把关于全球大幅度变暖以后人类无法生存的研究列入决策者摘要，这显然足以说明，在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政策参考意义之间，他们优先选择了可靠性。

2013 年的 IPCC 气候变化报告《自然科学基础》（Physical Science Basis）当中有一个更加著名的例子。这是 IPCC 发表的第5 份同类报告。当初 1995 年的第二份报告声称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有“明显”的影响。自那以后，每一份报告都以更加严肃的措辞重申气候问题是人类所致。这反映了科学家对自己掌握的知识越来越有信心。在 2013 年的报告中，科学家选择了通过媒体和讲座来极力宣传这样一句针对气候变化原因的判断：“20 世纪中叶以来观测到的气候变暖现象的主因极有可能是人类的影响。”这里的“极有可能”是指 95%~100% 的概率，而“主因”则是指超过一半的气候变暖的原因。

这份报告的各位主要作者明显对他们展现出来的信心感到颇为自豪。但是从决策者和关心气候问题的公民的角度来看，我更想知道根据他们的研究，观测到的变暖现象有多少是人类影响所致。虽然没有得到多少宣传，但是报告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简单明了的：“根据最佳估计值，人类导致的变暖与这一时期观测到的变暖幅度近似相等。”换句话说，按照最可信的估算结果，这都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对决策而言，这个结论的政策参考意义当然比上面那句说我们极有可能要承担超过一半的责任要大得多，但是科学家在此显然又一次选择了以可靠性为重，牺牲政策参考意义。

这种情况或许和各国政府的行为有关。多年以来，各国政府强烈要求科学家们提供更加可靠的研究结果。除此之外，前一章提到的化石燃料公司资助的散布虚假信息的活动肯定也给科学界施加了压力。很少有科学家喜欢在访谈中与十分熟悉媒体的政治说客正面交锋。在这种场合，事实与观点之间的界限会被有意模糊。因此，与其冒险成为众矢之的，遭到诽谤、诋毁，不如只说最有把握的话。不过，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问题主要还是源于科学界重视可靠性的业界文化。我们也不可否认，这种文化是有其道理的。

我们没有在气候变化领域提出所有应该提出的问题的第三个原因是科学的根本目的并不明确。我和哈佛大学环境中心主任丹·施拉格教授的一次对话让我清楚地意识到科学家和决策者的关注重点的确未必是一致的。

当时是寒冷的 1 月。我们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那天上午我们一直在讨论气候变化的风险。这是我们的风险评估项目的一次会议。就在我们坐下，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丹教授抱怨有些人的报告缺乏创意，尤其是某个德国研究者报告称气候变化会导致某些本就缺水的地区进一步陷入极端缺水的境地。与之相反的是，丹教授对我说，他最喜欢一位年轻的中国研究者的报告。后者研究的是气温变化会如何影响候鸟迁徙，进而影响鸟类病毒在不同国家间传播的方式。丹教授很欣赏这项研究，因为它很聪明，也很新颖：在此之前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丹教授这天上午的感受让我觉得有些意外，因为我对这两份报告的感受和他恰恰相反。我觉得水资源压力的研究很有用，因为其中描述的风险大得可怕。而鸟类迁徙的报告则让我觉得比较失望，因为这看起来不太像是发生的可能性较高、影响较大、亟须评估的风险。

我后来发现美国科学促进会前主席简·卢布琴科（Jane Lubchenco）曾经在 1998 年参与讨论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时提到了这种差异。A 她写道：“社会目前投资科学是希望获得两种产出。首先是不分领域的最优秀的科研成果。其次是实用的成果。”她提到，对于受好奇心驱使的科学的需求可以推动人类的知识在任何方向上开拓创新，而与此同时，社会也需要科研人员为其解决紧迫的问题。这两种需求之间是有矛盾的。她说明，当社会面临严峻的危机之时，科学界应当优先“产出实用的成果”。过去，科学界曾经在战争期间集中自己的资源去顺应社会在国防、公共卫生和经济竞争之间的优先级顺序的变化。她还提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所有形式的环境退化的威胁已经极其严峻，所以科学界理应再次集中力量攻克这些难关。我们需要“能够反映科学家个人及团体决心要尽可能奉献力量”的“新的科学领域的社会契约”。

这是 20 年前世界上最知名的科学协会之一的主席发出的大胆的号召。然而，20 年后，两位和我一样对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抱有兴趣的科学家组织的研讨会却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这方面依然需要进步。科学博物馆前任馆长、英国南极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拉普利教授（Chris Rapley）与神经科学家克里斯·德迈耶博士（Kris De Meyer）曾经邀请了 30 位决策者、气候科学家和研究赞助人来讨论应该如何做出更好的风险评估。他们的结论是，学术研究中重视“新颖”而轻视“政策参考意义”的这种文化和惯例是一道重大的障碍。而且，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激励机制，衡量学术成就的主要标准更偏向于发表论文而不是研究成果对公共政策的影响。A 有一位与会者总结了这种现状导致的结果。主持完成英国前一年的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的科学家奈杰尔·阿内尔教授（Nigel Arnell）说，他审阅的气候变化的研究论文没有一篇是围绕风险评估而写的。看来，卢布琴科倡议的新的科学领域的社会契约还远远不曾落实。

没有人否认我们需要让好奇心主导的科学研究继续发展下去。同样，我们也不能否认上百年来无数人针对气候变化及其潜在影响的研究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实用”价值。我们现在对气候变化的一切认识都要归功于那些为此奉献了时间、精力和才华的科学家——从约翰·丁达尔和他的妻子到埃米莉·沙克伯勒和她乖巧的女儿。我认识的许多科学家的的确确是本着卢布琴科的新契约的精神，在“尽可能地奉献力量”。

问题是：如何能让气候科学对社会而言变得更加实用？拉普利与德迈耶召集的团队得出的结论是需要结构性改革。学术界应当更加注重对政策的参考意义。经费也应该用来资助那些明确旨在为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服务的研究。

也许有人要问，这种研究和现在已有的研究有何区别？本章的简单总结就是，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大幅度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要对最重要的事了解得最少。但是这还不够。为了产出明确旨在为风险评估服务的研究，我们还需要改变视角，并且改变我们提问的顺序。

《气候变化五倍速》

[英]西蒙·夏普 著

占鹏飞 译

刘旭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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