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 我的外婆

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死亡。那年我21岁。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68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边城利川，外婆按照土家族的丧礼备极哀荣，在孝歌唢呐的颂唱里被埋进了一中背后的关山。风水师将她的坟头调向东北，在迢递山河之外是江汉平原，那里有她的故乡――她再也无法活着回去了。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

那时的我仍然不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旅途，我独跪在坟前烧纸鸣鞭，匍匐在坟头痛哭，总想唤醒沉睡中的外婆。每次我都要将耳朵贴近新土去谛听，孩子般的幻想外婆会从棺木中传来呻吟，那我立马会用十指去刨开那些泥石，以救出我无人可以代替的至亲。

坟灯在晚风中无声摇曳，次第点燃小城的坊肆烟火。那时的小城是寂寞萧条的，我坐在半山上仿佛达到一个死亡的高度在俯瞰众生，年轻的我终究无能参透生死的奥秘。每在夜色中依依惜别外婆的孤坟时，总要频频回眸遥看那盏星火，我生怕它在我转身之际就熄灭，我需要它照亮外婆的异乡长夜，更需要它永远照亮我此后的黑暗命途。

外婆1913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镇的一个中等人家，她是长女，取名叫成凤林，家里人都唤她凤林哥。几岁时她的生母就病逝了，其父是个读书人，正忙着要东渡日本求学，就把她送到了武穴姨妈家抚养。曾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了八年法科，回国后被民国政府委为甘肃高等法院院长。外婆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受过私塾启蒙，放足较早，但脚弓则仍然是折断而弯曲的。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

外婆在23岁左右时由其父许配给了天门县干驿镇刘家的三少爷。刘家的老爷是从河南商水县长的宦途中退隐的，在干驿古镇新修了显赫的大宅。大少爷做商贸，二少爷办纺织，三少爷――我的外祖父则成了黄埔8期的士官生，他名叫刘纪律，字雪舫。四少爷是学生，后来成了地下共产党，新中国首批留学苏联的学者，现在则是国内最权威的玉米专家，博导。他叫刘纪麟，我们唤作四爹。

刘成两姓的联姻，在当初虽因长辈的同年之谊而起，却也不乏门当户对的政治因素。曾外祖将要带着续弦和儿子到塞外赴任，他想把这个缺恃无怙的爱女托付给一个可以放心的人家，却未想到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度，他的这一抉择竟埋下了我外婆一生悲剧的伏笔――这，大约就是命运。

外婆住进了刘家大院，一年多后生育了我的母亲，外祖父赐名为刘凌云――其中不乏一个新式军官对孩子的豪情期许。那时的刘宅除开老爷，几乎所有的男丁都在外打拼世界，阖家则都是女眷和孩子。外婆是否有过新婚的甜蜜，外祖在军阀混战中能否抽身回家眷顾，这些遥远的往事家慈一生不肯言说，我们已然无从知晓了。但外婆一生再未生育，则大抵可以想见她的全部生活多是在倚门守候，在含辛茹苦中抚大我的母亲。

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外婆和母亲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她们去后多年，我才从新修的刘氏族谱和一些族戚的回忆里，逐渐厘清他的大致生平。在我深陷危机的年月，虽然也有黄埔同学会的长辈来表示扶助之意，但他们并不认识我的外祖，只不过表达对一个学长的情义。

我只听说外祖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刘家悬挂过他一身戎装站在蒋介石身后的合影。抗战时期他曾经是邱清泉部的参谋长，湖北光复后他大约是接收武汉的少将警备司令。1948年他被调往鄂西恩施担任最高军政长官，从巴东舍舟上岸，乘吉普经建始县鲁祖坝附近的一个峡谷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而死。

从1927年到1945年，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乱离的时代，没有一天治平。多数豪门望族都在这些政党、阶级和民族战争中毁于一旦，刘家也概莫能外。太爷去世，分灶吃饭的各房更见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汇款，只好靠捡棉花纺纱和为人缝补度日。（关于那八年的故事详见拙文《江上的母亲》）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贤德令名，无不谴责三少爷的薄情寡义，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又于事何补？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她开始了她长达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作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

外婆凭借她的裁缝手艺省吃俭用地供养着我的母亲在武汉读完中学，母亲回到乡下教书以分担外婆的艰辛。这一年湖北易帜，母亲决定投考革大，结业后竟然也被分往鄂西恩施――这是她所仇恨的其父送死的深山，外婆的无限担忧依旧无法阻挡其叛逆的脚步。

外婆在土改时被划为贫民手工业者，并加入了镇上的缝纫社。母亲在利川剿匪土改，与我父亲在危险岁月中结为伉俪。外婆原本是不想离乡背井进山的，鄂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于她心中肯定还有某些无法言说的隐痛。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她不能将她苦难的寡母弃置远方。那时大姐即将出生，母亲需要外婆的帮助，而这一理由则是外婆永难回拒的。于是她溯江而上至万县，然后步行来到了利川汪营区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个极端偏僻的荒山沟里大炼钢铁。

外婆的到来实在恍若救星，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灾难和屈辱。那时我家搭建在一个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亲就被打成右派，恶意攻击的人们指斥她们是军阀太太和军阀小姐――而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剧痛。母亲痛不欲生之中，早产了我的二姐，那已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之时。面对这个不足四斤的婴儿，父母都认为难以养活，只有外婆固执地不肯放弃，她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大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那时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成年人 的生命，外婆以她一生的灾年生存经验来对抗着人世间的无穷劫难。她拖着浮肿的身体在山野开荒，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求生的种子，这些荒年中的杂粮啊，竟被外婆熬成了一家五口丰盛的晚餐，成为穴居时代最温馨的回忆。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家庭危机顿现，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个正夏的早上，太阳据说白得耀眼。外婆亲手用剪刀切断了我的脐带，洗干了我最初的血迹。父亲在我的放肆哭声里开怀大笑，母亲的泪水则显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巨痛。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阳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倍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我们是外乡人，但外婆的善良却很快使我们融入了这个底层社会，并赢得了一街人的尊重。那个年头，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无计之时都是来找“婆婆”――无论老少都和我们一样这样称呼她。外婆首先让我学会的就是善良，她第一次让我给街上的小乞丐送饭后，我竟然后来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幼稚的我并不清楚自家的窘迫，外婆总是尽量满足我童年的乐善好施。后来母亲实在忍不住经济的压力――那时乞丐太多了――开始干预我的善行，我不谙世事的委屈大哭，外婆则依旧呵护着我的自尊。

五岁以前的我已经会许多字，能背诵不少古诗，这完全来自外婆的教育。为了聊补家用，外婆又悄悄开始了裁缝手艺，为街坊裁缀新衣旧衫。人家有钱就给几角，无钱就道声谢，外婆则从不要求。忙乱中有一次给我喂错了打虫药，我忽然口吐白沫晕倒，外婆抱起我颠着小脚往下街的医院跑，我被救醒后，外婆的眼睛已经哭肿。

因为外婆的存在，我在四岁以前仿佛就已经享尽了我一生的幸福。之后文革爆发，我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人世间原来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艰难和无奈，需要我用余生去面对。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

随后的抄家拎走了外婆的缝纫机头，机枪架在门口的恐吓和辱骂，两个姐姐的失学，父亲的不断游街和挨打，贴满门窗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外婆惶恐不安地看守着我，怕我被歧视和欺侮所伤。某日一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我不懂事地在一边嬉闹，太过压抑的父亲借我发泄他的愤怒，第一次用木棍暴雨般毒打我，没有人敢于阻拦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我，结果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竟被打得骨折。她一直隐忍着也未医治，至死时那个手指依旧还弯曲着，我怎么也无法抚平那陈年的创伤。

运动在不断升级，厄运更不知何时结束。为了给失学的大姐找条生路，外婆决定重返平原老家务农，让大姐随她还乡插队――她相信她的故乡亲友，会容纳她这对乱世婆孙。那时我才五岁，没有人敢告诉我外婆要走，她默默地收拾简单行囊，每天夜里抱着我垂泪，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惹祸，不要下河，不要玩火，我只隐隐感觉到有大事发生，只知道陪她哭泣。然后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婆婆了，我白天嗓子哭哑，夜里又从梦中哭醒，妈妈训我打我都无法制止我要找回外婆的伤心欲绝，我的童年天空仿佛就从那个早晨彻底坍塌了。

一年后，大姐也去了那个叫着二坞台的平原湖村和外婆相依为命。二姐去了矿山做工，父亲继续接受迫害，然后肺结核穿孔被煤炭厅保护到武汉治疗，我和母亲搬到供销社的一个单间房里苟延残喘。母亲在单位是监督改造的右派，完全无暇管理我的生活，我一天天消瘦，每晚的夜咳惊醒着母亲。惊觉的母亲带我进城到县医院检查，同样肺结核穿孔的结论几乎让她骤然垮掉。那时，这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母亲每天偷偷饮泣，但仍旧倾其所有供我打针吃药，要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

这种病没有好的营养和护理，在当年几乎是难以存活的。母亲只好去信给外婆，想要她回来照料我的生活。外婆是在山里受伤而返乡的，她在她的故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安宁而不被欺侮的日子，她实在不愿再回这片伤心之地了。最后大姐给母亲来信说――让弟弟自己给婆婆写封信吧，只有这样她老才有可能回。于是我给外婆写了，现在我已经无法记得12岁的我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大姐说，外婆边读边哭，每天从枕头下拿出再读再哭，一个月后决定再次进山，她要来挽救她一生至爱的我。

母亲要到万县码头去接外婆，次日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开了，我奔跑着冲进去，看见屋里的火塘正燃烧着久违了的温馨，外婆和邝奶奶正诉说着别况，我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几年来的思念和无助忽然化作滔滔江河。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婆婆抚摸着瘦小的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连邝奶奶也在一旁哽咽不已。婆婆说为了省钱，妈妈让她坐便车先回，她还要等次日的便车。

我的病在外婆和母亲的救治下，竟然神奇地钙化，而父亲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外婆再次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我们开始满怀希望地走向1976年。

外婆骨子里面是个读书人，可惜生在一个旧式家庭，不看重对女儿的培养；加上生母早逝，父亲东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否则，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才女。许多年来，她一直在繁忙的家务之余，坚持阅读的习惯；包含我上大学后的许多文科专业书籍，她都能读，还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空闲时，她还爱练习毛笔书法，簪花小楷写得端端正正，你很难相信出自一个小脚老太之手。

我的少年时代家里并无藏书，我总能从镇上一些大户人家的后人那里，找来一些残破的旧书偷偷阅读，而一旦被父母发现，那是要没收焚毁和责骂的，因为如果被抄家的人发现这些毒草，就会祸及大人。但外婆则是我的掩护者，她支持我读各种烂书，并帮我隐藏。我的学生时代，是盛行读书无用的，且没有考大学一说。我看见外婆裁减衣服很有趣，她甚至会做皮货，就也去拿她的剪刀画粉比划，要她教我裁缝手艺。她第一次很严肃地跟我说――你是个男人，不应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学什么好呢？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法律。很显然她也许并不深知她父亲所学的法律究为何物，但她相信这个世界原是需要真正的法律来主持正义的。

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品质，天生具有佛性。她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既不恨抛弃她的丈夫，也不恨迫害过我家的那些人，永远对人恭谨热情。她不求人，但任何人求她都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谁，真正具备她那种完全发自身体本能的博爱。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永远相信在天地之间，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

家父是一个身负剧变奇耻的人（见拙文《地主之殇》），一生暴烈，情不外露，身边人皆很怕他，但他却永远尊敬外婆。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

严格而言，我对父母的感情相较于外婆，则远要轻薄。我最初的知识和教养基本完全来自外婆，父母对我的责骂，往往要被她来化解和开脱，母亲常说她把我宠坏了。几乎从儿时开始，我和外婆的每一次小别都会彼此流泪，包含1978年我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后复学，她都要相送很远，我们都要哭一场。

那时我已成人，她在我们家不仅抚养大了我们三姐弟，还抚大了我的三个表弟妹。她始终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操持着所有的家务，却坚持不上桌吃饭的古老习惯，且永远要吃剩饭残羹，不肯浪费丝毫。家境在文革后已经日见优裕，但她仍然不改艰难岁月所形成的近乎残酷的节约生活，有时常常让我父母感到尴尬，怕人误会是对老人的虐待。比如，她会偷偷地上街捡破烂卖，或者到菜市去拾取农民都要扔掉的烂菜叶，拿回来处理干净后做来自己吃。我们姐弟都工作后，基本都要给她点钱，事实上她又从来不花一分，总是攒来寄给老太――她那个名义公婆。母亲对那个丫头出生的文盲老太素无好感，且老太在四爹家条件很好，因而坚决反对她的资助。但她总念叨三几年老太曾经借给她几斤米，救过她的命。

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孩子，但母女间的矛盾却在晚年愈演愈烈。首先在对外祖父的评价态度上就永难共识――母亲仇视那个遗弃她且影响她一生政治生命的父亲，外婆却用沉默甚至隐隐的怀念来对抗着母亲的攻讦。比如她偶尔在评点我时，不经意地会用这样的措辞――哎，你这点很像你外祖父。在母亲听来，其中的含义显然褒大于贬。

当我也走进社会后，外婆感到她的使命已经完成，突然开始强烈的乡愁――每次与我母亲不快时，就会说让我回平原乡下去吧。乡下只有贫穷的远亲，母亲自然不愿满足她的愿望。后来大姐要生孩子了，把外婆接到武汉去帮忙照顾，等一切料理好后，外婆就和姑婆一起跑回了汉川乡下，再也不肯出来了。姑婆比她还大，她们是发小的干姊妹，两个老人竟然都抛弃满堂儿孙，在一个村子赁屋而居，外婆又开始她的裁缝手艺来自谋两老的生路。两家的后人皆很着急，但谁也无法劝说更不能强迫她们回城。

我们只知道担心老人的艰苦和无助，并害怕别人指斥我们的不孝，当时却很难理解老人的内心真实需要。所有亲人都知道只有让我出马了，于是我从山里赶赴平原。我让还在汉川工作的五表叔把两老骗到他家，我一进门就忍不住跪地痛哭――我是真诚地不忍让外婆在乡下受苦――我抱着外婆的腿泣不成声，外婆一见我也泪流满面。姑婆一边抹泪一边埋怨：我就知道平儿一来，你就要动摇。外婆要拉我起来，我说您不跟我回去我就永不起来。外婆显然十分矛盾，最后长叹一声无奈地说：好吧，我跟你回。就这样，我又把已经还乡的外婆接回了她实在不愿终老的深山，现在想来竟是万分惶恐――我这样违拗一个老人的夙愿，究竟是孝道还是残忍呢？

我参加工作后，由于出差频繁，和外婆的告别渐渐都不流泪了。1983年的秋天，大姐带着小孩回山省亲，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又要到邻县去开会，早上向外婆辞行，外婆坚持要送我下楼，我忽然奇怪地悲从中来，顿时无语哽咽，外婆也抽泣起来。那一刻，我发现她的腰已经佝偻了，白发杂乱地披拂在鬓边，我竟然莫名地涌出无限哀伤，许久未曾流过的泪水一时间滔滔不绝。后来的事实使我相信，人对死亡是有奇异的预感的，只是当时还不能把握而已。

三天后我回来经过恩施去看父亲，父亲说正要找你，外婆可能不行了。我们急忙驾车往利川狂奔，一路我还抱着幻想，希望外婆还能熬过来。由于我从来没想到过死神会如此突然地降临，总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报答养育之恩，当噩运骤然遭遇时，才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冲到病床边叫唤婆婆时，她的神智还残存最后一点清醒，但吐辞已经模糊了。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勉强听到她说――平儿回来了？我没事，别哭，我打几个嗝就好了。渐渐就再也听不清她的咕哝了，而她的眼睛则始终没有睁开。

原来那天早上大姐要赶车回汉，妈妈和二姐去送，外婆非要一起去，她好像预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大姐和她依旧是挥泪而别，车走后，外婆急匆匆地往回走，二姐远远看见她步履开始歪歪斜斜起来，急忙追上去扶她时，她正好要跌倒尘埃。医院一看就是脑溢血，马上下了病危通知。

那时的小城医院设备简陋，医术有限，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手段。我在医院半步不离地守候了十天，亲眼目睹了我的至亲慢慢死亡的全部过程。从浅度昏迷到深度昏迷到瞳仁扩散，我日夜为她镇冰擦背吸痰，哭泣呼喊，对她说话――我相信她一直还有意识。她有时会流泪，有时会叹气，当我说我一定要让您回老家时，我真切地感觉到她粗糙的手在我手中紧握且摇动了几下。

但一切已经回天乏术了，那个早上，生命中最爱我的外婆终于远去。即使在此过程中已经深知这一结局的无法回避，但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在你手里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你依然难以接受――你在那一刻无法不痛感人的弱小和不堪一击。我们有谁能与死神相争呢？

我亲手将她装进了棺木，亲手去挖了墓圹，亲手去覆盖了头三锄头泥土。我为外婆写了一篇碑文，亲笔书写在石头上请石匠镌刻而成，然后用水泥石头为她砌了很坚固的佳城。起初我本坚持要送她回故乡安葬，但千里蜀道百重关卡，父母是坚决不能同意，只好让外婆在异乡暂栖了。

那时我在单位的卧室里就能看见外婆的坟，许多个丧魂落魄的黄昏，我就会散步到坟边去枯坐。两个多月后，这座坚固的坟竟然奇怪地开裂了。母亲认为是石匠没封好，又买来水泥等请人重修完整。但几个月后，坟头又裂开了一道更大的缝隙，连碑石都将倾倒。我对母亲说，这肯定是外婆想迁回故乡的表示，母亲深知其母的愿望，但她实在无能为力。我遂用黄裱纸给外婆写了封信，我发誓一定要在十年后把她移回平原，希望她理解，祈祷坟头不要再垮。我把信在坟前跪着烧了，再把坟修缮好，之后竟然神奇地再未垮过了。

外婆走后，我再也无心在山里呆了。一年多后，我顺着她来时的路走向了平原，以后走得更远更坎坷……等我十年后重返巴山深处时，父亲已逝，母亲失踪，外婆的墓木已拱，而我则是一个空空行囊的牢释犯。我无法还这些至亲的债了，但我一定要来偿外婆的旧愿――我要破坟开棺捡拾她的骨殖，背负她的遗骨回平原。

我钉了个小木箱，带着几个朋友上山。这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没有人知道入土十二年的人现在会变成怎样。我跪在坟前哭泣焚纸，洒酒祭拜，望空祈祷――婆婆啊，你如果想随我回乡的话，就请您变成骨头吧。――当年的棺木实在很好，我实在担心万一尸身完好，我如何能够将她运回呢？间关千里，岂是等闲之事。

我和朋友们惴惴不安地刨开坟墓，在启开棺盖的那一刻，我不敢目睹我亲手放进去的外婆，遂站在一边等朋友报告。棺盖一开，所有现场的人都闻到风中飘过一阵檀香，无不感到意外。直到朋友说：没问题，来捡骨头吧。我才敢亲眼去看我的外婆――在完好如初的棺木中，外婆干干净净地只留下了一副骨架，她的肉身和衣饰皆已消散远去。我把她的骨头一截一截地捡进木箱，然后终于带回了平原，我实现了我对外婆的誓愿和感恩。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从一些异乡残梦中哭醒――我又看见了婆婆或者父母。梦破之际，泪干之余，总不免幻想，假设在人间之外真有一个阴间，那该多好啊。在这个世间走失的亲人，还能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死亡就变得毫不恐怖了。那些爱过你的人，只不过是在下一站等你，等你赶去时，还能和他们相聚一家，彼此再次开始生活；你在此间欠下的情，正好在彼处补偿，那一切都能得到救赎，该是一个怎样美好的情景。即使还要重新经历贫穷、苦难、迫害和伤痛，但仍然有那些至亲和你一起，生生世世，不弃不离，那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

但死亡又确实如同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人真能告诉我彼岸的消息。那些先我而去的亲友都像失信的人，他们饮过忘川之水后，或者都已经记不得我们这些被拉下的孩子，使得偶尔的托梦也变得那么难以置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宗教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死亡，如果没有一种给我承诺――我还有机会与我的亲友劫后重逢，那它即使许给我一切功名利禄，于我又有何用？

许多见过我外婆的人，偶尔见到我还会感叹――好人啊。可是好人却从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惨酷长篇。真正掘开之时，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你的写作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你在今世欠下的许多，都该在今世把它埋下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什么？

野夫又名土家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出生于湖北恩施。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 奖”，2010年1月，《江上的母亲》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