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一直声称自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文学不是“介入”性的,不应该服从于某种政治的、
宗教的或道德的需要。“
“读《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可以看到,出于种种原因,他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本来已经是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的他,因立场问题,受到了普遍的谴责;后来他又在精神的层面主动出走,离开捷克,移居法国,按照捷克的传统,一个文人放弃了他的祖国,那就是背叛。昆德拉的作品早期用捷克语写成,有诗歌,有剧作,有小说,还有随笔,到了法国之后,昆德拉又放弃了母语,用法语写作,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主动割断了与祖国的文化之根和精神血脉的联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的原因,他的捷克语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遭禁,这可以理解。可是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为什么他用捷克语写的那些重要作品,比如《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捷克还是没有出版呢?
如果仅仅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追究原因,恐怕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的作者,以昆德拉的精神诉求与身份认同为出发点,分析了其中深刻的原因。1989 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昆德拉没有迎合政治与制度的变化,也不顾捷克境内出版商和读者的要求,一直犹豫不决,不同意他那些用捷克语写的作品在捷克出版。捷克有著名导演想把他用捷克语创作的重要剧作《愚蠢》(Ptákovina)搬上舞台,也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至于那些用法语创作的作品,虽然捷克有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希望能在捷克出版捷克语的翻译版,但昆德拉坚持他的作品唯有他自己有能力译成捷克语,不同意其他译者翻译他的作品。
对昆德拉的这种立场与做法,捷克文学界的同行也罢,普通读者也罢,不仅仅不理解,更表现出了误解、反感,甚至敌意。如布里埃所言,昆德拉的做法“在捷克共和国常常被看作任性,或者某种傲慢的表示,有损于他的形象。众人被辜负的仰慕往往会被一种强烈的怨恨所取代”。
有的人认为昆德拉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报复,更是一种背叛。昆德拉对这样的反应没有在意,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清醒地看到,1989 年之后的布拉格,政治让位给了市场,意识形态的控制让位给了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昆德拉说过:
“20 世纪 60 年代的捷克文化是20 世纪欧洲文化的丰碑。1990 年后,它被完全清除了。他们没有保护这些传统,而是说这从未存在过,说 1990 年之前存在的一切都是坏的。他们想创造完全不同的东西,没有传统,没有几百年里一直延续的血脉的搏动。捷克文化割断了它过去的辉煌,这让一切都变得艰难”。
清醒的认识,坚定了他的立场与选择:他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政治的注脚,也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他个人经历的附录。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不愿“七星文库”收录他的全部作品,坚持“剔除了应时之作或他认为没有完成的作品。其中看不到一点诗歌创作(早于其小说创作阶段)的痕迹,找不到有关万楚拉的随笔集,看不到他创作的三部剧作中的另两部:《愚蠢》和《钥匙的主人们》(Propriétaires desclefs,该剧用法语出版,且在法国已经排演),也找不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他在《辩论》杂志(Le Débat)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基于自己的这一立场。他不愿自己作品的阐释过于政治化,过于意识形态化,因为这样的阐释完全背离了他写作的初衷与身份认同:他是作家,作品的生命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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