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天，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学校发30块钱伙食费，我爸爸每周给我10块钱零花钱，我拿了钱，就到街上的烟摊儿买盒烟，万宝路10块钱一盒，希尔顿便宜点儿。学生宿舍里几位师兄，有一位姓温，抽烟，有一天我递给他一根烟，他递给我一本书，说“你看看现在最厉害的小说家是怎么写小说的”。我当时正在看从图书馆里借来的艾特玛托夫，温师兄想让我进步，他借给我的这本书淡蓝色封面，题目有点儿意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是1984年在法国出版的一本小说，很快有了英文版，我们那时还没加入版权公约，没几年就有了中文版。我看完了，没看明白，但后来再拿到零花钱，就去把市面上米兰·昆德拉的书都买了。很快我就读懂了一点儿，在《笑忘录》的扉页上我记下一句：“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那时候，昆德拉非常火，教古代汉语的老师也知道昆德拉，他在课堂上说，最近有一本书，叫什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题目用古汉语翻译应该叫“沉重浮生”啊。我在下面想，还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好，那时我可能正经历极为轻快的时光，但一年后就获得了更多沉重的体验，能更好地欣赏昆德拉了。此后多年，我时不时会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笑忘录》拿出来翻翻。

2004年，英国作家约翰·班维尔写过一篇文章，讲他时隔20年重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被自己的记忆力之弱所震惊，“这本书从我的脑海中飘了出来，就像一个从绳索上飘来的气球。我找回了一些碎片——戴着圆顶礼帽的裸体女人，一只宠物狗的死亡，马桶从浴室地板上升起像白睡莲，以及尼采的名字出现在第一页第一行——但这些角色中，我没记住任何东西，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班维尔说，这是一本“后现代”小说，作者没有满足读者对小说的期望，如圆润的人物塑造、节奏良好的情节，是那些哲学和政治的段落使它成为全球畅销书。我的记忆力稍微好点儿，还记得托马斯和特蕾莎，还记得他们的模样，这可能是因为电影《布拉格之恋》，丹尼尔·戴-刘易斯扮演托马斯，朱丽叶·比诺什扮演特蕾莎，这部电影1988年上映。有一个画面，男女主角坐在一辆小汽车的前排，那是他们离开捷克的画面吗？其实，也可以把那个画面当成是昆德拉和妻子薇拉离开捷克的场景。1975年，法国雷恩大学给昆德拉提供了一个文学教授的职位，7月，昆德拉和妻子薇拉上了一辆雷诺轿车，带着四箱行李和几箱子书，出发去雷恩大学。一路上，他们经过许多美丽的法国城市，然后到了第一个难看的法国城市，那就是雷恩。

班维尔说，1984年，世界正处在奥威尔所预言的那个反乌托邦场景之中，冷战处于最热的阶段，里根在白宫，安德罗波夫在克里姆林宫。在那暗淡的岁月里，那些听力足够敏锐的人能在冰盖开始移动时第一次听到微弱的吱吱声，昆德拉是国际秩序解体最热衷的倾听者之一。班维尔说，一部小说必须从艺术的角度来判断，而不是从其道德、社会或政治上来判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其中很多跟20年后的东欧依然相关，然而，与真正伟大小说家所传达的那种永恒的价值相比，政治现实的相关性算不了什么。在艺术中，轻盈往往就是纤细。

2004年，我经常去钱粮胡同一家叫“驯鹿”的咖啡馆，有一天在柜台上看见了一摞书——哈维尔文集。我问老板这书是卖的吗。老板是个香港人，颇为谨慎地说，这书是朋友摆在这里的，我明白他的意思，朋友摆在这里的，但你放下20块钱就能拿走一本。我在书里看到了哈维尔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看到了“1990年新年献词”，里面有一句激动人心的话：“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我想，昆德拉选择了一种“轻”，他从捷克去了法国；哈维尔选择了一种“重”，他留在捷克，后来被判入狱，再后来成为捷克总统。哈维尔有一篇演讲叫《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说，知识分子探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及更广阔的背景，通常这让他们对世界有更广阔的责任感。但昆德拉拒绝这种“更广阔的责任”。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个小说家。你是持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个小说家。你是左翼还是右翼？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

2015年，英国《卫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米兰·昆德拉在今天有多重要》，开头提到昆德拉一年前出版的小说《庆祝无意义》——6月，一名男子在巴黎的街道上行走，就像“早晨的太阳从云层中升起”一样，我们不知道他的年龄，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街上的姑娘露出来的肚脐眼儿激发了他的一系列反思。这个小说的作者当然就是米兰·昆德拉，其特点在小说前两页就确定无疑。首先，男性凝视女性，被“吸引”，并根据在那里看到的东西旋转而成一个复杂的理论。其次，这理论不仅被一个男人所觉察，而且被一个时代所感知。

这篇文章说昆德拉的声誉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他的声誉建立在三部其创作生涯中期的作品上，《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不朽》。在此之前，他有三本漫画式的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和《告别圆舞曲》。在此之后，他有三本简洁的中篇小说，《慢》《身份》和《无知》。这篇文章过早地总结了昆德拉的文学成就，他85岁了，后面的主题就是跟疾病做斗争了。《庆祝无意义》好像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寄语：我们很久以来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进展的。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在恐怖时，在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要有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不仅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1929年出生在捷克的布尔诺，十多年前，那里还属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匈帝国分裂成七个小国，其中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昆德拉10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5岁，战争结束。他在小说《笑忘录》里是这样说的：1939年，德国军队进入波西米亚，捷克人的国家不复存在。1945年，俄国军队进入波西米亚。俄国人赶走了德国人，人们为此欣喜若狂。

1947年，冷战降临。昆德拉中学毕业，进入查尔斯大学艺术系学习文学和美学，并加入捷克共产党，不久之后就被开除了。开除的原因，昆德拉一直语焉不详。1956年，被开除八年之后，昆德拉又加入了捷克共产党。当时，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工人罢工被波兰政府镇压；匈牙利发生十月事件，苏联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的抗议行动，造成数千人死亡。这是东欧国家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想摆脱苏联控制的一些迹象。这些陈年旧事和文艺青年还是有点儿关系的。当年有数以万计的匈牙利人逃亡，法国给匈牙利难民造了难民营，1959年有一个叫达拉邦特的小子出生在难民营中，达拉邦特的爸爸妈妈带着12个孩子逃离匈牙利，住进了难民营。这12个孩子到底哪个是亲生的哪个不是亲生的，其实也说不太清楚，逃难的时候多带一些孩子出来，能早点儿办理移民手续。所以爸爸妈妈在难民营里还要过夫妻生活，摇床拱被私造人丁，1959年在难民营里生下了达拉邦特，后来一家人移民美国。达拉邦特长大成人，拍了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

捷克当时并没有发生抗议行动。27岁的青年诗人昆德拉加入了一个“日常生活诗人”小组。他完成了在布拉格电影学院的学业，留校担任老师，讲授世界文学课程。当时有一个学生叫米洛什·福尔曼，只比昆德拉小三岁，他后来也跑去了美国，在切尔西区的旅馆里为房租发愁。然后迈克尔·道格拉斯拿了一本小说让他拍电影，这个小说是《飞越疯人院》，有朋友劝他：这个故事太美国了，你拍不好。福尔曼回答说：对你来说，这是个美国小说，对我来说，这是真实的生活。

昆德拉年轻时写的诗什么样？他195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叫《人，一座广阔的花园》，其中有一首诗写“伟大的游行”：早晨的空气闪闪发光，工人游行从郊区建筑出发，举着旗帜，歌声响起，云雀飞翔，一个老工人喊道，我才刚刚开始！每个人都开始了！年轻的昆德拉是共产主义的热心支持者。1955年，昆德拉还写了一首长诗《最后的五月》，歌颂捷克英雄伏契克。这个人我多少知道一点儿，课本上有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从门到窗是七步，从窗到门是七步”，伏契克七步成诗，在烟盒纸上写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来我才知道，这报告可不是课本上那么短，上百页的篇幅，全写在烟盒上，要抽不少烟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昆德拉跟我们曾经是同一阵营的。

1957年，他出版了《独白》，这是一本爱情诗集。到他30岁的时候，他放弃诗歌创作，转向小说。他说自己的成熟期始于1958年或1959年，当时他在写第一个短篇小说《我，悲伤的上帝》，“我确信找到了自我，我成了写小说的人”。昆德拉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收在《好笑的爱》这个短篇集中。

1965年他写完长篇小说《玩笑》，1967年春出版，1968年秋天有了法语版。这恰好是苏联军队进入捷克的时候，法国读者立刻接受了《玩笑》这本来自捷克的小说。在外国读者看来，昆德拉就像是一位勇士，以捷克小说特有的幽默感来反抗强权。幽默是捷克文学的基因，他写了一个青年人因为开玩笑，被送进苦役营的故事。

1968年，约有7万捷克人离开祖国，但昆德拉留在了布拉格。捷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创作。1969年，他写出了《生活在别处》。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诗人，他以抒情诗的态度进入世界，却发现世界并不是他想象的样子。在苏联美学的统领下，现实主义作品最受推崇，但现实主义作品中写的现实，跟真正的现实不搭边。苏联美学也会赞美年轻人，却又扼杀年轻人的个性与冲动。昆德拉离开抒情诗，选择小说，相当于转换了看待世界的态度。对这一转变，昆德拉自己最为丰富的阐释就是《生活在别处》。

1972年，布拉格电影学院解雇了昆德拉。同数千名知识分子一样，昆德拉失去了工作。这一年他写完了《告别圆舞曲》，他认定自己的作家生涯已经结束。在朋友的帮助下，昆德拉给一家报纸写星座专栏谋生。一个被文学界抹去的人，开始向数十万年轻人宣讲星座运程。

1973年，《生活在别处》获得法国美第奇最佳外国小说奖。昆德拉到巴黎领奖，伽利玛出版社的老板问他是否考虑留在法国写作。这时候，昆德拉的主要读者是法国人。1975年，法国雷恩大学给昆德拉提供了一个文学教授的职位。7月，昆德拉和妻子薇拉前往法国。

1979年夏天，捷克政府宣告取消昆德拉捷克公民的身份。捷克政府开始对哈维尔进行审批并判决。这一年10月，昆德拉用法语写了一篇文章叫《老实人必须消灭》，他分析荒诞派戏剧家尤内斯库对哈维尔的影响。文章中说，随着“布拉格之春”的失败，一个庞然大物得以将其小小邻国的最后一点儿主权也剥夺了。捷克在接受文化统治，捷克的生活方式、风俗、艺术传统、趣味和日常道德都面临危险。……布拉格预示了欧洲毁灭的可能性，微不足道的捷克人每天都亲眼看到欧洲的死亡。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一直属于植根于罗马基督教的欧洲地区。对他们来说，“欧洲”一词并不代表地理现象，而代表一种精神概念。当年，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出版。到了秋天，昆德拉和雷恩大学的合约到期，他被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聘用。

1981年，昆德拉获得法国国籍。他说：“法国已经成了我的书的祖国，我追随了我的书。”1982年，昆德拉写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说：“某些东西已经彻底封闭，我不会再涉及捷克历史这一主题。”从1980年开始，昆德拉尝试用法语写作，他先是校正自己小说的法语译本，又用法语写随笔，发表了两本随笔集。到1995年，昆德拉写出了第一本法语小说《慢》。这是他写作生涯中的第二次转变，第一次是由抒情诗人转向小说家，第二次是由捷克语转向法语。

1981年7月3日，米兰·昆德拉（中）与法国作家让-皮埃尔·费伊（左）等人参加密特朗总统专门为文化人士举办的活动。这一年，昆德拉拿到了总统亲笔签署的公文，正式成为法国公民

我出生在1968年，这一年发生了这样几件事：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杀，巴黎的五月学生运动，布拉格之春。这一年，美国宇航员第一次拍到地球从月亮表面升起的照片，有个美国人办了本杂志叫《全球目录》，就用那张照片做了封面。

有一阵子我对外国杂志特别感兴趣，没事儿就翻翻《时代》《明镜》还有《巴黎竞赛画报》，看不懂也觉得好看。我曾经在《时代》周刊网站上看到了一个小游戏，你输入自己的生日，就可以找到你出生的那一周，《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什么样子。我输入自己的生日，然后看到1968年4月第一周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杜布切克。杜布切克1968年1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推动政治改革。他是苏联党校里培养出来的高级干部，从来没去过西方，却在1968年宣布要取消审查制度，允许知识分子发表意见，工人还可以罢工。他说捷克要建立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后来有一次我去巴黎玩，塞纳河边有很多旧书摊，我在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1968年9月的《巴黎竞赛画报》，封面是布格拉街头的苏军坦克。我花一欧元把这本画报买下来，带回国送给了一个1968年9月出生的朋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角色特蕾莎就是一位摄影师，在1968年拍摄了不少布拉格街头的照片，我把小说中的角色和现实生活的影像联系在一起，忘记了小说中最重要的概念——刻奇（kitsch），这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

我甚至不由自主地想，我出生在1968年，就注定了我是有反抗精神的一个人，我要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像巴黎学生、像布拉格市民那样，捍卫自由，争取权利！当然，这些都是我偶尔想想，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内心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什么呢？就是刻奇。不过，我把这个话题往后放一放。

布拉格之春的一个源头是1967年的捷克作家大会。在那次会议上，昆德拉发表了演讲，他说，现代文明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就是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由中世纪迈向现代的一步。

1968年春天，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提出要在国内推动政治改革，苏联及东欧国家对捷克的这番做法都提出了警告。8月20日这一天，几百架飞机从波兰、白俄罗斯和东德的机场飞往布拉格，1000辆坦克进入捷克境内。几天之内，共有50万来自华约组织的军队控制了捷克。苏联的塔斯社说，军队之所以进入捷克，是因为苏联收到了捷克人民发出的援助请求。苏联正在捷克进行兄弟般的援助。杜布切克被抓了起来，关押在乌克兰的一个秘密地点。苏联人先威胁要杀死他，过了几天，命令他刮胡子、穿上干净衣服，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协议》上签字。8月27日，苏联军队进入捷克一周，杜布切克回到布拉格，发表广播讲话，数百万捷克人听了他的简短演说，讲话过程中有长时间的停顿。这是一个政治家非常屈辱的时刻，杜布切克在自己的国家要施行什么样的政策，不由他和他的人民说了算。

这是1968年8月的事。到1968年10月，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出了法语版，这是他的小说第一次在法国出版。昆德拉前往巴黎宣传自己的新书，他对法国记者说，布拉格之春的精神会永存，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没有失败，也没有捷克作家想移民国外，他要留在祖国继续工作。从巴黎返回布拉格后，昆德拉写了一篇文章叫《捷克的命运》，他说，我在国外讲话的时候，用的是爱国语言，因为我们的民族是坚定的、理智的、团结的，布拉格的秋天比布拉格之春还有影响，未来还充满希望。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剧作家哈维尔发表一篇文章反对昆德拉的说法，昆德拉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只交手了一个回合，双方就停战了。而后，昆德拉继续写小说。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好兵帅克》，中央电视台播的动画片，后来才看小说。故事一开始，是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当时捷克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帅克跑到酒吧里跟酒吧老板聊天，妄议国事，结果被警察抓走。到了警察局发现，被逮捕的有很多人，在打牌的时候说了一句，“我打掉了你的K(King，国王)”，就被抓了起来。统治建立在这个荒唐的逻辑上，帅克经过审讯后承认，“斐迪南大公多半是我暗杀的”。法官判他精神不正常，疯人院认为他就是傻，不是真的有精神病，帅克才可以继续他的历险。好兵帅克所处的环境非常压抑，被监视、被审判、被送进疯人院，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是无价值、不道德、不合理的，帅克会喊口号，“我效忠国王”。但还会因为这句口号被抓起来，因为它听上去像讽刺国王。《好兵帅克》是捷克式幽默的最好启蒙——不能与强权对抗，就采用迂回的态度，表面上赞同人们拒绝接受的制度，同时抱有使它逐渐丧失威信的希望。昆德拉说，每个捷克人身上都有一个沉睡的哈谢克。

昆德拉在法国宣传新书《玩笑》时，提到了这个捷克传统：“玩笑这个词或许有某种捷克特色，捷克人性格中最给人好感的特征就是幽默感。如果说有某种捷克天赋，那就是幽默的天赋。它是哈谢克的天赋，也是好兵帅克的天赋。”后来他对菲利普·罗斯说：“在恐怖中，我明白了幽默的价值。我总是能从微笑的方式中辨认出谁不是斯大林那一拨儿的人，谁是我丝毫不用害怕的人。幽默感是一个可以辨识的特征。我被一个失去幽默的世界吓坏了。”

他曾经赞美的英雄伏契克频繁出现在《玩笑》中，大多数是调侃的，“一个不利用自己最后的时刻来引人注目的英雄有什么用？伏契克，尽管他原来没有著作，但他认为必须把他在狱中想些什么、感受到什么、经历什么公之于众。他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估价多么高”。他对书中女性角色埃莱娜多少带有恶意，埃莱娜想要吃安眠药自杀，结果吃下去的是泻药。埃莱娜拉肚子的那一段描写，给他招致了“厌女”的批评，有一位女性主义评论家说，敌意是昆德拉作品中有关女性的共同因素。对此，只能重复一个古老的捷克笑话——“夫人，有一台轧路机从你女儿身上轧了过去。”“好，我正在洗澡呢，请把我的女儿从门缝中塞进来。”

根据米兰 · 昆德拉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玩笑》(1969) 剧照（TPG/alamy 供图）

昆德拉写《好笑的爱》时，就有了反讽的基调。1968年给他带来了一股奇妙的张力，让他将反讽的调子进一步提高，《生活在别处》是他告别抒情时代的作品，这个曾经的抒情诗人感叹诗人过剩的现象，“我们迟早会出口诗人。其他国家出口装配工、工程师、小麦或者煤炭，而我们，我们的主要财富是抒情诗人。捷克诗人将缔造发展中国家的诗歌。用我们的诗人，我们可以换来椰子和香蕉”。

《生活在别处》讲述了诗人雅罗米尔的生平，并把这个虚构的诗人和兰波、雪莱、济慈、莱蒙托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生活插曲进行比较，昆德拉谴责欧洲抒情诗人的不成熟和破坏性，以及他们基于情感的政治观点。在昆德拉看来，抒情诗人是由女性控制的，雅罗米尔就被他神经质的中产阶级母亲所控制，她系统地重新解释事实，以便它们符合自己的情感，融入自己的描述，比如认定她在哪个地方怀上诗人这件事——小说开头，就是诗人的母亲回想自己到底在哪里怀上了诗人：某个夜晚在广场的长凳上？某个下午在朋友脏乱的房间里？某一个早上在布拉格市郊一个罗曼蒂克的角落？夜晚的长凳太不正经了，朋友的房间太局促了，只有郊外山谷的岩石下面，才适合孕育一个诗人。诗人母亲在寻找意义。

在昆德拉看来，抒情性的人物无法应对现实，因此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现实——诗歌，他们在其中避难。抒情诗不需要推理，任何陈述都成为真理。抒情诗人会说，生活像哭泣一样徒劳，或者生活像笑声一样欢快，这两种说法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诗。抒情诗人总是试图在他们的诗歌中找到一个比他们实际生活的地方更美好的世界。像他的母亲一样，雅罗米尔无法应对现实，但他逃到了诗歌的世界，他为一个新兴的政权所利用，根据官方的要求调整他的诗歌。他举报朋友，感染肺炎死去。通过以这种怪诞的方式杀死雅罗米尔，昆德拉象征性地消除了自己年轻时的谬误。

昆德拉的小说中有不少政治，好在他还有同样多的性。《笑忘录》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叫米雷克，他有一个信条就是：“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他写日记，收集自己写的信，写会议记录，但他是一个异类，整个国家都要过一种田园牧歌的生活，你是一个污点，就需要被抹除。米雷克被抓起来，判了六年。这是个悲剧人物吗？性，透露出喜剧的一面，米雷克有一个老情人，他们第一次做爱之后，女人对做爱方式不太满意，她批评米雷克说：“你做爱的方式就像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时的政治用语中，是一种辱骂。它指的是不懂得生活又与人民脱离的人。”米雷克接受了这个批评，下一次就表现出激情迸发的样子，佯装粗暴地在女人身上运动，像一条狗跟主人的拖鞋争斗。《笑忘录》最后一章有更多的性教育：为什么她要和他睡觉呢？他经常问自己，但找不到答案。他只知道一个事情，那就是他们的交合是不可避免的。《纽约时报》在昆德拉的讣闻上就是这样给他定调子的——昆德拉是共产主义的弃儿，他凭借尖酸刻薄、充满性意味的小说成为全球文学明星。

《笑忘录》第四章叫“失去的信件”，讲的是塔米娜的故事。1968年之后，塔米娜跟丈夫离开捷克，后来丈夫死了，塔米娜在一个小咖啡馆里当女招待，薪水很少。她会想她死去的丈夫，但又觉得他们过往的生活痕迹在消失，丈夫的样子都模糊了，所以她给捷克的婆婆打电话，想要回她的日记本还有一些信件，这些东西都保存在婆婆家里。塔米娜想要回这些东西，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日记，他人的目光像是雨水，会把墙上的铭文腐蚀。塔米娜是想寻回自我，保存记忆。有一个叫雨果的知识分子答应塔米娜，要帮她取回那些信件，雨果在“骗炮儿”，两人上床了，塔米娜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她看到雨果的睾丸、生殖器、阴毛，闻到了他嘴里的酸臭气息，这时候她认为自己再也想不起她丈夫的生殖器和阴毛是什么样了，厌恶的记忆比柔情的记忆更强大。

我们看小说，最常见的性描写，都是男女主人公，情到浓时，宽衣解带，进入了天地的大和谐。但昆德拉小说中的场面，往往是写两个人中的不和谐，性爱场景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光芒，一下子揭示了人物的本质。昆德拉喜欢写人类的性游戏，他制作了唐璜神话的现代版本，他说，当性行为不再是禁忌时，仅仅描述性场面就变得很无聊了。比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萨宾娜和托马斯做爱，托马斯是个放纵之人，乐意比较女人之间那细微的差别，他娶了老婆，跟萨宾娜偷情时偷偷看手表，完事后，萨宾娜就把托马斯的袜子藏起来一只，让托马斯穿着一只男士黑袜子一只女士白袜子回家。再比如萨宾娜后来和弗朗茨做爱，弗朗茨高大威猛，但萨宾娜忽然觉得，这个肌肉强健的男人只是自己养的一只大狗，他没有男子气概，心智可能还不太成熟。昆德拉的性爱描写，总是带着点儿嘲讽。

有一个法国记者，给昆德拉写了一本传记，传记中有一个章节，题目叫“性交选集”，性欲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维度，对性欲进行探索，就是要发现人类境遇。这个章节分析了昆德拉作品中的很多个性爱场景。我想补充一个场景，是我印象很深的一段情节，来自《生活在别处》。我们看诗人雅罗米尔的一次艳遇，某一个夜晚，他跟一个姑娘有了独处的机会，昆德拉是这样写的——两个人即将成为情人的故事是永恒的，它几乎让我们忘记了历史。叙述这样的爱情故事是多么愉快！忘记历史是多么愉快！但是，历史在敲门，要进入我们的故事。它的到来不是身穿秘密警察的装束，也不是革命的装束，历史的进场不是总那么有戏剧性，历史常常像污浊的洗碗水一样深入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故事中，历史是身着内裤上场的。

小说中说，捷克那个时候，高雅被视为一种政治罪行。人们穿的衣服糟透了，高雅的内裤没有了。大家穿的内裤都肥肥大大、松松垮垮，时髦的人不喜欢这样的内裤，就要穿一种颜色鲜艳的亚麻运动内裤，这种内裤被称为“教练员”。那个时代，波西米亚的男人爬上情人或妻子的床，都穿着这种运动短裤，像足球运动员似的，真是一种奇观。诗人雅罗米尔以前跟姑娘约会时，总穿上“教练员”内裤，但诗人的妈妈不喜欢他穿这样的短裤，诗人的妈妈总让儿子穿肥大松垮的内裤。这一天，诗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有艳遇，所以他没穿“教练员”内裤，他穿了一条宽大、灰暗、破旧的内裤。姑娘的屋里亮着一盏粉红色的灯，看样子姑娘不想把灯关掉，诗人又不习惯把内裤和裤子一起脱掉，他愿意先来一段前戏，再脱掉内裤，所以，他那条肥大的内裤就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最后，诗人临阵脱逃，不干了。

这段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又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性教育，那就是你应该勤换内裤，在你有艳遇可能的时候，每天都要穿漂亮的干净内裤。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昆德拉多次谈及个体对他人目光的依赖，有些大人物需要被公众凝视，有些人无法离开他所爱的人的目光，还有些人会在不在场之人的目光下生活，比如昆德拉说自己就会在父亲的目光下生活，哪怕他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觉得，雅罗米尔因为自己的内裤不好看，就放弃了一场性爱，就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目光下生活，他逃脱不了对自己的审视，他会看到自己穿着一条难看的内裤上床，他会看到自己的困窘，所以，他只能临阵脱逃。昆德拉这段情节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脱光了衣服，裸露在爱人的目光之中，此时，我们是不是也处在自己的审视之中？这场未能如愿的性爱竟然回响着好兵帅克的笑声，“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是在自我欺骗”。

我们得回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看看小说中的描述，这个段落被不停引用，不停地重新叙述，都是为了讲解什么叫刻奇。萨宾娜流亡到了美国，在美国认识了一个参议员。参议员开车带着萨宾娜兜风，车里还有四个男孩子，到了一片草地，车停下，孩子们在草地上跑起来，参议员看着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用一种很陶醉的神态跟萨宾娜说，看看他们，这就是幸福。

小说中说，刻奇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眼泪，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多美；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感动吧，真美啊。第二滴眼泪就是刻奇。刻奇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美学名词，有时又翻译成媚俗。有人专门讲过，刻奇跟媚俗不是一回事，甚至是相反的意思，但我觉得把它翻译成媚俗也不错，可以丰富一下中文词媚俗的意思。

我们可能对刻奇这个词有点儿陌生，却对刻奇现象一点儿也不陌生。比如某一晚会，主持人先做了一个煽情的采访，然后歌声响起，一个女歌唱家出来唱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就是刻奇。刻奇要求整齐划一，排斥一切个人性。简单地说，刻奇是一种伪崇高。刻奇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

在流亡生涯中，萨宾娜遇到了另一种刻奇。某一个政治组织在德国给萨宾娜办了一个画展，画册上她的照片被画上了铁丝网，她的个人简介像是圣徒小传，说她经历了苦难，与不正义抗争，背井离乡，但继续用自己的画为自由而战。萨宾娜对这种宣传手法提出抗议，她说：“我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刻奇。”

刻奇（kitsch）一词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慕尼黑，后来成为中欧一个非常精确的概念，经历世俗暴政的人对抛在现实上的玫瑰色面纱感到特别恼火，对那种永远深深感动的心感到特别恼怒，那是一种审美上的邪恶。昆德拉说，如果没有长期接触刻奇，就没有机会对它产生过度敏感的厌恶。直到1960年，也就是它在德国出现100年后，“kitsch”这个词才首次在法国使用；然而，这个词和这个感觉太难翻译了，法语词“art de pacotille”（廉价艺术），会让“刻奇”这个概念更难理解。

昆德拉说，他移民到法国的最初几周，人们很容易理解苏联占领对捷克造成的悲剧，人们认为昆德拉被包裹在令人尊敬的悲伤的光环中。“我记得我和一位巴黎知识分子坐在酒吧里，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这是我们在巴黎的第一次会面，我可以看到宏大的话语在我们上方的空中徘徊——迫害、古拉格、自由、被放逐出祖国、勇气、抵抗……我渴望赶走那些刻奇的幽灵，我开始描述被跟踪的事实。”昆德拉讲他在捷克的公寓被警察安装了窃听器，他就把公寓借给一个花花公子，让花花公子和女士在自己的公寓幽会。“我本想逗那位法国知识分子开心，但他的脸逐渐变黑，直到他用断头台刀落下的声调说，‘我觉得这不好笑’。”昆德拉说，这是两种审美态度的冲突，一种人对刻奇过敏，一种人对粗俗过敏。或者我们用另一种翻译，这是两种审美态度的冲突，一种对媚俗过敏，一种对粗俗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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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移居法国之后，慢慢尝试用法语写作，1995年出版了第一本用法语写的小说《慢》。在这本小说里，昆德拉写到了一位捷克学者，这位捷克学者原来是一位科研工作者，原来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布拉格苍蝇。1968年因为政治原因，他失去了原来的科学家工作，只能到建筑工地搬砖，1989年之后回到了科研岗位，到法国来参加一个昆虫研究的科学会议，还要在会上做一番演讲，他的演讲就是一个刻奇现场。

这位研究苍蝇的学者走上讲台时非常激动，他说——“亲爱的女士先生，请原谅我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它一时袭上我心头。经过20年的缺席之后，我终于又能在与我思考相同问题、与我有相同热爱的人士的集会中发言。在我来自的国家中，一个人只因大声说出心中所想，便会被剥夺生命的全部意义，因为对一个科学人而言，生命的全部意义便是科学。……”

听众听了这位捷克学者的演讲，都为他鼓掌。一个在专制统治下失去工作的科学家，重新回到科学会议上，重新回到欧洲文明中，发表这样一个略煽情的演讲，当然能打动听众。但昆德拉写的这段非常刻薄，他说，1968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灯的照射及摄影机的注视之下，是全球的历史性时刻，他在那一刻登上了历史舞台，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后方回荡着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舞台上方且飘荡着死亡天使，捷克学者至今还自豪于彼时的幸宠，为自己参与了崇高的历史性时刻而感到骄傲。这使他不同于大厅中那些挪威、丹麦、法国、英国的学者。这位捷克昆虫学者，当年为什么被开除出科学岗位？因为有一群反对派借用他的办公室开会，学者讨厌这些人，但他还是答应了。受这件事牵连，昆虫学者被开除了。而后，他逐渐忘了自己原来对那些反对派的憎恶，也不再觉得自己是怯懦的，他要在心里给自己加戏，认为自己是追求自由，是有勇气的，应该为之骄傲。看到了吧，刻奇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但是，谁也无法完全避免刻奇，刻奇属于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我们很难停止刻奇。

我们前面提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过后，昆德拉和剧作家哈维尔发生过一场论战。20年后，哈维尔成为捷克总统。昆德拉这本小说《慢》，字里行间似乎对哈维尔进行了讽刺，比如他写道，在专制统治下，公开表态是危险的，但有些人像舞蹈家一样，在聚光灯下活动，到处都看得见他，世人的注意力可以保护他；他的崇拜者会追随他光彩四射但欠缺思考的召唤，他们签请愿书，参加集会，走上街头抗议，那些人会被残酷对待。但舞蹈者不会责怪自己，他知道一个高尚的事业比那些人的生命更重要。很显然，在昆德拉看来，统治者会以崇高的面目进行表演，一个民主斗士也会以崇高的面目进行表演，无论是极权还是反抗，只要以崇高的面目进行表演，就是刻奇。

刻奇是一个美学名词，如果你对刻奇很反感，看不得那种动不动就煽情、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东西，那你就有了自己的美学准则，美学准则是超越政治立场的，你不能看到苏联统治者的刻奇行为感到厌恶，看到民主斗士的刻奇行为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你不是从伦理上反对别人，你是从美学上反对别人，你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事，都非常粗鄙，恶俗，谄媚，难看，让人尴尬。这是昆德拉对我进行的最重要的美学教育。

昆德拉到法国后，开始写短篇小说，但他觉得这是在重复之前所写的《好笑的爱》，而后他找到了一种处理方法，写出了《笑忘录》。《笑忘录》避开了传统的线性叙事，他讲相互关联的故事，把角色结合在一起，把思考的随笔片段插入其中，整个作品却有极好的流动性。似乎祖国是一个锚，当他离开捷克后，他也从小说范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经《笑忘录》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种“复调小说”的形式更成熟，我们看到构建自我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看到作者略带忧伤的讽刺笔调，也看到他在智力上的严谨。

在《笑忘录》这本1979年出版的小说中，昆德拉似乎预言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他花了好几个段落来写“著书癖”（写书的癖好）。他说，如果一个地方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有闲工夫了，就有普遍的个人孤独感了，于是就都有描述自己的冲动，普遍的孤独导致“著书癖”的产生，那么集体的“著书癖”反过来又增强了普遍的孤独感。一开始，印刷术的确促进了人们的相互理解，但到了“著书癖”的时代，著书立说起的作用恰恰相反，每个人都用自己写的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像用镜子做成墙把自己封存起来，与外界所有的声音隔绝。为什么大家都有表达欲呢？都要写书呢？因为每个人都忍受不了他不被人说起，也不被人注意，就从这个冷漠的世界里销声匿迹，他想弄出点儿动静，弄出点儿词语。作家是这样的，每个想表达的人都这样。1984年，昆德拉还说过一段话，说文化的声音可能会从媒体的喧嚣中消失，传媒的精神与文化的精神是相悖的，文化基于个人，而传媒导向单一化；文化照亮事物的复杂性，而传媒将事物简单化；文化是一种长久的拷问，传媒则快速地回答一切；文化是记忆的守护神，传媒是时下新闻的追逐者。昆德拉说完这段话不久，就拒绝了一切新闻媒体的采访要求。

1984年，昆德拉在电视上最后一次露面，他说，“我喜欢不被人看到。我的梦想是用化名写作，但要做到那么神秘，实在太难了。”他说，小说家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就会给自己的作品带来危害，人们会关注这位作者的行为、言论和立场，把小说当成是这位作者的言行和立场的附属品。然而，小说家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甚至不是自己观念的代言人。他反复强调自己是小说家，是想表明，小说家和作家是不一样的。作家会带着自己的想法发言，写小说、写文章，都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是一个公众人物。小说家不能当公众人物，一个小说家的显著特征就是他不喜欢谈论自己。小说家要从作品背后消失，只留下他的小说。

昆德拉当然留下了他的小说，还留下了他的小说理论。有些人不喜欢昆德拉的小说，却喜欢昆德拉的小说理论，作为评论家的昆德拉阐述了他对欧洲小说传统的理解，分析布洛赫的《梦游者》，也尝试给小说下定义，“发现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在过去四百年间，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小说家的工作就是编一些故事，询问世界。人类的愚蠢就在于有问必答，小说的智慧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昆德拉说，对世界一般有两种解释体系，一种是科学的，一种是哲学的，在启蒙时代，人们相信理性进步，同时人们发现有一个东西，叫“愚蠢”。没关系，慢慢来，科学和哲学的进步，能让人变得聪明点儿，不那么愚蠢了。但真是这样吗？为什么世上还有那么多愚蠢存在？人为什么单调乏味？脑子里充满偏见，无知又自信？昆德拉引用过一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流传甚广，大家懒得思考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所以我们就别思考了。但昆德拉的意思可不是停止思考，他说，小说就是对上帝笑声的回应。小说要反对那种单调僵化的思维模式。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头第一节是哲学思考，讲尼采的永世轮回问题，第二节还是在思考，讲轻和重，第三节讲人物了，“多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好像有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但后面你发现这个“我”只是一个思考者，托马斯的故事在进行，思考者也在思考。昆德拉把他的哲学随笔和小说故事糅合在一起。他说他在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意识到人物编码是一些不同的关键词，特蕾莎是肉体、灵魂、眩晕、软弱、田园诗，托马斯的关键词就是轻和重。他塑造人物，会用几个关键词来编码。小说第三章就叫“未解之词”，讨论什么叫忠诚与背叛。最后一章，一边讲故事，一边在讲什么叫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不是像哲学家那样从观念出发进行思考，他是从人的境遇开始思考，一个人遭遇什么样的故事，他处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中。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彩排，那我们怎么进行选择呢？昆德拉的《笑忘录》，写那个叫塔米娜的女人，他说：“地球上每秒就有两三个人虚构的人物在接受洗礼，现在轮到我了，我要塑造一个人，得先给她起一个名字，就叫塔米娜吧。我要把她刻画成一个既高又美、三十三岁的布拉格人。好，现在我能看见她了。”一般来说，作家希望他写的人物真实可靠，但昆德拉说，让读者相信小说中的角色确有其人，这毫无意义，他不是从子宫生出来的，他是由一些关键词造就的。

我最早读到昆德拉这两本小说时，惊讶于他塑造人物的方式和以往读过的小说大不相同。后来会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虚构一个人物？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真实人物了，虚构角色的必要性在哪里？昆德拉说，小说不断言任何东西，小说的智慧是对每件事都有一个问题。他的小说带给我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什么叫感动？什么叫刻奇？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儿？如果否定一切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那我们如何辨别什么是崇高？过多的反讽，过多地选择“轻”，是不是太胆怯、太犬儒？我们真的能承担一种无意义的人生吗？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时常会想起有一年驾车去布拉格，途经布尔诺，青山绿水中躺着一个安静的小城，似乎从来没有炮火和坦克，从来没有压制异己的狂热，一切都沉浸在幸福的虚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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