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灰色的裤子
十八年前的2006年，我买了一条新裤子。由老娘出资赞助，老婆亲自指导挑选的一条灰色裤子。为啥年份记得这么清晰，是因为那年换了一个新工作。
在老婆精挑细选之下，看中了一条非常时髦的裤子，据说是当年最流行款式。可惜，仅剩一个尺码，我穿起来略小。善于察言观色的售货员是身着合体的紧身衣裤，浑身上下收拾的溜光水滑，开口笑言道：小一点正好，回去减减肥就合适了。这类小伙通常都非常有女人缘儿，老婆马上随声附和道：对对对，正好激励你减肥。
那条裤子唯一穿上身的机会，就是当年在商店里试穿那次。从那儿以后，我理解了成语“渐行渐远”。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自信心逐渐下降，身材倒是越来越膨胀了，离穿灰色裤子的机会越来越远。
那条灰裤子是我迄今为止买的最贵的一件东西，大洋375纽币。鉴于仅仅上身一分钟，折合每小时的平均成本为两万两千五百块。而当时奥克兰一个房子的平均成交价才是35万。就算一个房子仅仅能住30年，每天住在房子里的时间只有10个小时，房子的平均使用成本才是每小时三块二。这样算来，我的这条裤子成本是我住房子的七千倍，整个房子还没我一个裤兜值钱。
有个同事订婚，送了未婚妻一个钻戒，12万纽币。按照新西兰统计局的数字，新西兰男人平均婚姻时间为32年。就算婚戒只是白天戴8小时，看起来如此昂贵的钻戒平均成本也只是每小时三块七毛五，比房子略贵一点，比我的裤子差远了。同事们隐隐约约听说我有条裤子比钻戒还贵这件事，而且知道那条裤子是我妈赞助的，他们总觉得我老娘像是是来自中国的一个神秘富豪。我经理还侧面打探过我老娘生活状态是啥样的。我这么跟她描绘：我妈其实没啥现金，但是日常生活有专职的厨师做饭，有专门的清洁工打扫房间，还有专门的司机，专门有人负责我妈的健康档案，虽然早餐只吃煎饼果子，但也是专人采买。而干这些工作的人都是大学毕业，拥有高级职称，教授那个级别。可我没告诉他，所有这些岗位上的工作都是我老爹一人承担。
后来我的经理接了一次我妈的电话，更让他确认了我老娘是个超级富豪。
我的经理是一个原籍广东的二代移民，简单地会些中文。一天，我妈打给我办公室，恰好这个经理接的。经理转告我：你妈给你拿了快递，你不用急着回家了。可传递到经理大脑皮层的信息是：刘会计他妈帮刘会计拿了块儿地，没想到手下的会计居然深藏不露。经理后来还问我妈给我拿过多少块儿地。我告诉他：我妈也不是经常帮我拿快递，只是闲着没事了才偶尔干这么一回。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爸帮我做这事。经理诧异道：你爸爸更有钱喽。我风淡云轻地回复：我爸没啥钱，但是帮我干这事儿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看着我开着日本二手车，每天中午吃着头天晚上的剩饭，同事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觉得我是个低调的富二代，另外一派觉得我是家里最没出息的孩子，所以只能来干会计。我后来透露出的信息证实了第二派人的看法。因为我告诉经理，我弟弟自己有时间就去拿快递，从不用父母帮忙。
据说经理的大舅子好像工党的国会议员，可能听说我父母时不时地帮我拿块儿地，根据这些传言，加上一知半解的数据，工党开始在报纸上攻击中国人在新西兰买了太多的房地产。真实数据很快打了工党的脸，根据国家党查证出来的统计数据，中国人在新西兰买房地产根本就是少数。美国人，英国人，新加坡人都买的比中国人多，更不要提澳洲人了。但是倔强的工党最后仍然发布新政策，限制外国人买房地产。尽管嘴上不说，但大家心知肚明是针对中国人的政策。再然后，新西兰经济在工党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一泻千里。这些半懂不懂，不懂装懂的二货管理的国家没个好。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十八年过去了，这个期间，有空就能帮我拿块儿地的老娘离世了，老婆也早就不对我的衣着品味那么上心了，原来只喜欢吃麦当劳的女儿开始挑剔我的身材，认为76公斤是我合适的体重，而身兼数职的老爹不用在忙的团团转，摇身一变成了剥削阶级，坐在摇椅上尽享我弟弟弟媳的精心照顾。卖给我裤子的高级时装店前几年也关门倒闭了，那条昂贵的灰色裤子却再也没有沾过我的身子，孤零零地悬挂在衣橱。和这条裤子遭遇相提并论的，可能只有独守寒窑一十八载的王宝钏了。
今年减肥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我终于再次穿上这条款式极受欢迎的灰色裤子。得意洋洋且极具仪式感地走到客厅，显摆地对老婆说：看，这条裤子咋样？老婆回头一看，顿时瞪大了眼睛，惊讶地大声说道：你从哪儿淘来的裤子？这么难看，起码落伍十年来！谁给你买的？
我暗自忿忿不平：什么十年，啥记性，明明是十八年。
面对脱下来的裤子，我不禁感叹：唉，回不去的十八岁。
老婆继续嘟囔着：啥十八岁，十八年前你至少四十了。
是呀，四十岁都回不去了，十八岁更回不去了，我就是感叹一下。
老婆吩咐说：别感叹了，你还光着呢，赶紧找个裤子穿上吧。
老婆的两条忠实走狗不怀好意地盯着我，我心里琢磨:你俩莫非真想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