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再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有好几年，因工作关系，和俄罗斯人交往很多，结识了不少俄罗斯朋友。我喜欢俄罗斯音乐、歌曲和电影，也读俄罗斯诗歌和小说，虽然讨厌其冗长拖沓。应俄罗斯朋友的邀请，吃了几次红菜汤和土豆烧牛肉，营养丰富，味道其实也不错。
两年前，俄乌战争爆发，我把和俄罗斯有关的一切都收藏起来，不再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再听“天鹅湖”。甚至，我不想和朋友们谈论俄乌相关的话题。
今天，再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为那些在莫斯科郊外的音乐厅无辜遇难的人们祈祷，歌曲的旋律还是那样舒缓幽雅，忧郁缠绵。我也祝福那些多年未有音信的朋友，愿他们一切安好！
对平民的屠杀，不论以什么高尚的理由，也不论被屠杀的是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是罪大恶极的，人神共愤的。
有人说，俄罗斯人在乌克兰无恶不作，遭此劫难，是报应，是罪有应得。我不以为然，我不相信什么“当雪山崩溃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种美丽又无脑的话。
在独裁者的铁拳下，草民百姓哪有话语权？哪有不随着魔鬼的笛音跳舞的自由？在号称民主自由国度的加拿大，我们苦小土豆久矣，但小土豆和头巾党交杯换盏、利益勾兑，把持朝政，想加税就加税，想镇压和平示威就镇压和平示威。我们享有的自由，也就是骂他几句，然后仰天长叹，无可奈何，只能期盼几年后，能选出来一个比土豆稍好一些的红薯或地瓜什么的。南邻美丽之国的人民，也比我们强不了多少，今年又得在”傻子“和”疯子“之间作选择。
好啦，不谈时政，少生烦恼。剪贴一篇关于俄罗斯的旧文，怀念那些旧日朋友。
写于2024-03-23
（一）历史的源起和疆土情结
俄罗斯起源于欧洲东部的第聂伯河、顿河一带。那里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宽广的河流，浅浅的河道，是游牧民族理想的栖息之地。但是，低矮的乌拉尔山脉无法成为阻挡侵略者的屏障，因而俄罗斯民族在形成的初期屡次沦为外族奴役和蹂躏的对象。
先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旋风般地席卷斯拉夫人的土地，在短短的五年里就征服了俄罗斯平原的每一个角落。在金帐汗国的盘剥和凌辱下，俄罗斯人悲惨地挣扎了两个多世纪。直到1480年莫斯科大公在库里科沃原野击败蒙古军队，才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
在北部和西部，俄罗斯则面临着立陶宛人、波兰人和瑞典人的挑战和威胁。尤其是在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通过 “卢布林联合” 建立了强大的共和国，实力大增，同俄罗斯为争夺东欧霸权反复厮杀。
1598年，俄罗斯留里克王朝的最后一位沙皇驾崩，波兰人通过制造假沙皇、支持俄罗斯内部的反动派势力以及出动正规军等方式，控制了俄罗斯的大部分土地，包括莫斯科。波兰人的入侵，给俄罗斯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史称 “莫斯科浩劫” 。譬如，1611年波兰人对斯摩棱斯克的围攻，血腥残忍，使该城的人口从8万锐减至8千。战争导致民不聊生，大量耕地杂草丛生，许多村庄荒无人烟，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这些惨痛的历史记忆激发了俄罗斯人的危机意识和疆土情结，他们从17世纪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侵略和领土扩张，寻求新的“自然疆界”和新的出海口，希望用巨大的战略纵深来弥补自然屏障的缺陷。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快速扩张，俄罗斯成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在帝国的疆界內，民族不再单一，人口成分、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社会经济结构都变得极为复杂，矛盾丛生，冲突不断。基辛格评论说：矛盾成了俄国最明显的特征。它不断地用武力向四面八方扩张，却自认为时时受到外来威胁。组成俄国的民族越复杂，它越没有安全感。为维护统治和压制各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俄国历朝的统治者都会伪称有某种外来的巨大威胁，而时间一久谎言往往成真（基辛格：《大外交》）。
俄罗斯人对地缘政治极为敏感，对领土扩张情有独钟。所以，2014年当乌克兰有可能投向西方人的怀抱时，普京毫不犹豫地把克里米亚半岛纳入俄罗斯的版图，这既是因为克里米亚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因为克里米亚曾经是俄罗斯的领土。普京的动作让西方的政客大为光火，在俄罗斯却嬴得了满堂彩，被视为引领俄罗斯复兴的“好沙皇”。
（二）第三罗马和弥赛亚情结
在欧洲，相对来说，俄罗斯文明是后发的、晚熟的，它在萌芽的时候就受到了东正教信仰的滋润。在基辅公国时，拜占庭的僧侣们就沿着第聂伯何北上，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向那些尚处于半野蛮状态的、信奉着奇怪的多神教的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那时的罗马教会正忙着和日耳曼人斗智斗勇，用基督的真理去教化他们。因此，“俄罗斯人从拜占庭僧侣那里接受了他们的宗教、字母表和有关艺术和建筑的最初理念。随着拜占庭帝国变得越来越东方化，并且失去了许多原有的欧洲特色，俄罗斯人也深受其影响”（房龙：人类的故事）。东正教文明是俄罗斯文化的最重要来源，它对俄罗斯文化模式的生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和天主教相比，东正教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和非理性主义的传统，它也不像天主教那样拥有系统的、卷轶浩繁神学理论。它认为上帝的意志是无法通过人的理性去认识的，人类只能凭借对上帝的信仰，通过弥赛亚的降临获得拯救。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解救人类的弥赛亚，他用自己在世间承受的一切苦难来清洗人类的罪孽，从而使人类获得救赎。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轰然倒下。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一个侄女逃到俄罗斯，1472年同俄罗斯的君主伊凡三世结婚。从此，后者便以 “凯撒” 自居，即“沙皇”。伊凡三世即“伊凡大帝”。他自诩是罗马帝国的衣钵传人，将拜占庭的双头鹰标志添加到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自视为最正统的基督教国家和传承人类文明的使者。俄罗斯把自己短暂的文明史和欧洲最古老的帝国联系在一起，嫁接在辉煌的基督教文明之上，推动了俄罗斯民族意识、民族心理、道德规范和性格特征的形成。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任何派别在信仰上都是排他的，都认为自己崇拜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东正教徒相信，“东正教完全不是基督教各宗中的一宗”，它是“在真理中的教会”。东正教既有深重的苦难意识，又有强烈的使命感。俄罗斯的社会精英，从知识分子、教士到沙皇，自以为承续了拜占庭皇室的血脉和旗帜，就成为了上帝选中的、承担救赎人类的使命的弥赛亚民族，进而激发起民族自豪感和大国情怀。
从16世纪起，俄罗斯就自称为“第三罗马”。一为叫费洛菲伊的东正教修士在给沙皇的信中写道：只有您的王国没有被不纯洁的信仰玷污，您是普天下独一无二的基督教皇帝。“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两个罗马先后衰落了，第三个罗马正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再有。您的基督教王国永远不会落入他人之手”。“第三罗马”的信念强化了俄罗斯人的弥赛亚情结，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一切都是最美最好的，俄罗斯民族是最优秀的、是其他民族的救世主。
俄罗斯的统治者总是自诩为在替天行道，他们因充满使命感而自命不凡，更敢于军事冒险，更具有帝国主义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俄国的知识分子也总是将其归之于宗教信仰。譬如，1877年沙俄以“泛斯拉夫主义”为由在巴尔干半岛用兵，陀思妥耶夫斯基辩解道：“问问人民；问问士兵；为何要挺身而起？为何要走向战场？如此所为何来？他们将众口一致地答以为侍奉基督，也为解放受压迫之兄弟。”
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发动反对剥削者的“世界革命”，建立人类的大同社会，这种观点在俄国激起了最强烈的共鸣。这与俄罗斯人根深蒂固的弥赛亚情结是息息相关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所主张的人类解放，东正教信仰所指向的人类救赎，它们在深层次的精神结构上是彼此契合、一脉相承的。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国内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就催促红军挥师西进，希望会合德国工人阶级，联手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发动革命，从而使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眼光局限于一国之内，他们认为他们的理想是普世性的，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当然，这个运动应该由俄国人来主导。
（三）双重性格和哲学的贫困
《俄罗斯的命运》的作者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民族的命运中的幸运和坎坷，全部来自植根于其民族性格深处的内在矛盾，“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其特征是自相矛盾和极端对立的原则的混杂与结合。只能用矛盾这个词来说明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特征。在同样的基础上，俄罗斯民族既是国家专制政体的民族，也是无政府主义的爱好自由的民族；既是向往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负的，又具有普世的精神，并尤其善于体现出全人类性；既残酷又具有非凡的仁爱，既热衷于施加痛苦，又具有近乎病态的同情心。”在他看来，只要理解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这些矛盾，就理解了有史以来俄罗斯命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文集中列举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多种内在矛盾性：
（1） 一方面，俄罗斯是一个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俄国几乎所有的作家和思想家都具有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最官僚的国家。在俄国，一切都可能转化为政治的工具，为了国家和政治的利益，可以牺牲其他任何利益；
（2） 一方面，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没有沙文主义的国家，俄罗斯人向来缺乏足够的民族自豪感，甚至羞于承认自己是俄国人；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世界上沙文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国家，它创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是民族冲突最多、民族压迫最甚的国家之一。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并不是局限在俄国境内，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历次欧洲革命和民族冲突中，俄罗斯都会打着“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号，充当“欧洲警察”，而且时常以“欧洲的救星”和“各民族的解放者”自居；
（3） 一方面，俄罗斯是一个精神无限自由的民族，是一个流浪着寻找上帝的真理的民族；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充满奴性和驯服的国家，是失去了对个体权利的知觉和不会维护个体尊严的国家，是怠惰的保守主义的国家，是古板的生活和沉重的肉体的国家。
这些性格矛盾显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既和它栖息繁衍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等自然环境有关，也是其宗教信仰的产物，尤其是基督教的创世论、原罪论、选民意识、上帝万能意识、末日拯救意识和绝对精神自由意识等等，对俄罗斯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根深蒂固的。
俄罗斯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苦难和救赎一直是俄罗斯思想界的主要话题。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残酷的农奴制下挣扎的社会底层的民众，饱受贫困和愚昧之苦，他们承受的是物质层面的苦难；知识分子、贵族阶层甚至沙皇，面对民众的疾苦和民族的坎坷命运，他们承受的是心灵的折磨，他们的苦难是精神层面的。作为弥赛亚民族，忍受苦难并不是它存在的目的，就像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并非他来到人间的目的，在他们眼里，苦难不是悲惨的命运，不是上天的惩罚，而是一份磨练人性的珍贵礼物，只有通过苦难并在苦难中崛起和重生，才能证明自己身为弥赛亚民族所承担的神圣使命。
历史也多次见证了俄罗斯民族的奇迹：它在极端的困境中，总是焕发出超凡的勇气和力量，坚韧不拔，脱颖而出，最终战胜困境，在废墟中巍然屹立。对这一点，就是顽固地主张遏制俄国人的基辛格也承认，“要不是俄国，拿破仑和希特勒几乎笃定可以建立世界性的帝国”。
俄国人也总是因此而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他们宁可因冒险而失败，也不选择妥协以获得更合理的结果。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5年的巴尔干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及苏联时代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都显示了俄国人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
别尔嘉耶夫总结道：俄罗斯民族是最高程度上的两极化民族，它是诺干对立面的并存。它可以使人迷恋，也可能使人失望，它那里永远有可能发生意外的事情，它最终能激起对它的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俄罗斯民族就其极端性和矛盾性而言，也许只有犹太民族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正是这两个民族都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意识，这并非偶然”。
俄罗斯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在东正教文明的浇灌下，俄罗斯这片苦难深重的沃土上绽放出了灿烂的文学艺术之花。在东正教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反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俄罗斯始终没有对民族的精神架构和文化传承作理智、深刻、系统的梳理和哲学思考，丰硕的文学艺术成果增加了民族的诗性智慧和浪漫情怀，但代替不了哲学的沉思和理性的升华。“俄罗斯知识阶层诸多的心理特质，使他们忽略了具有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同时也忽略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哲学内涵。”黑格尔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哲学，就像一座雄伟的庙中没有一个神像一样，空空荡荡，徒有其表。因为它没有可信仰的东西，可尊敬的东西。”
俄罗斯在其几百年的文明史中，没有贡献过有世界范围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没有产生过泽被人类的伟大的哲学思想。别尔嘉耶夫不无忧虑地坦陈：“俄罗斯的精神文化，还没有在世界上占有伟大强国的地位，而这种精神文化才是生活的核心，国家机器不过是表面的外壳和工具而已。”专制独裁和中央集权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和军事体系，一跃而为欧洲的强国甚至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霸主。但这种缺乏精神文化底蕴的显赫国际地位并非民族和人民的福祉，它反而会因昙花一现的辉煌而丧失自我、迷失前进的方向。
（四）身份认同和沉重的十字架
当俄罗斯人懵懵懂懂地闯入文明社会时，欧洲正处于风起云涌的大变革大改组时期，缺乏身份认同的俄罗斯人在奔腾的历史洪流中一直没有找到调校航向的坐标。俄罗斯的统治阶层始终在“西化”和“斯拉夫化”之间徘徊，时而“西化派”占上风，时而“斯拉夫派”占主导。
别尔嘉耶夫把俄罗斯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摇摆不定的立场称为“东西方”。他说：“俄罗斯既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国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的灵魂中，永远有东方的和西方的两种因素在搏斗。”“只有在东方和西方这两个问题的范畴內，俄国才有可能意识到自我，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她置身于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可以被定义为东西方。”
俄罗斯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既可以被视为联系东方和西方文明的桥梁，也可以变成被东方和西方文明撕裂的伤口。俄罗斯民族的幸运和苦难都由此而生发。
来自东方的蒙古-鞑靼人的铁骑送给俄罗斯人的是恐怖的梦魇，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则让俄罗斯人看到了救赎的希望。早在公元十世纪罗斯受洗时，俄罗斯人已经踏上了西化之路。彼得大帝选择依靠专制强权推动西化运动，全面学习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经济军事和行政体制，同时把领土扩张的重点放在欧洲。
俄罗斯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始终没有跟上欧洲历史前进的步伐，西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对俄罗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却从来没有在俄罗斯真正实行过。
拿破仑战争后，俄罗斯人自信满满，确信他们是肩负特殊使命的民族。于是，斯拉夫派踌躅满志，占据主导地位。主张西化的“十二月党人”起事失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整个十九世纪，两派的争论无休无止，帝国的政策也在不停地东摇西摆。直到一战爆发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俄罗斯的统治阶层仍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找到自己的定位。
俄罗斯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和摇摆，正是其自身的精神文化贫乏的表现。在东方和西方之间选择的困境，犹如在民族的精神上横向地撕裂开的一条伤口；而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冲突、传统和现代的对峙、因领土扩张而复杂化的民族矛盾，则形成一条刺向社会肌体纵深的伤口。这一横一纵两道伤口，就如同一付巨型十字架，成为俄罗斯人摆脱不去的宿命。俄罗斯人在几个世纪里，一直背负着这沉重的十字架，为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同命运抗争，在旷野里呼号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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