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诚：钱学森四次打压科技导报,讨论三峡工程成导火索
口述人：蔡德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35年出生，1955年参加工作，196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文革”中，因为替彭德怀辩护，反对林彪、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先后在监狱、干校11年。1986年由航空工业部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担任《科技导报》常务副社长、副主编，退休后仍任该刊特约副主编至2003年底。
口述时间：2014年8月20日
口述地点：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整理：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科技导报》（以下简称《导报》）于1980年在美国创刊。创刊时，我国第一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从中协助，由方毅副总理批了30万美元，由清华大学教授钱宁带到美国负责运作。然后，聂华桐、谢定裕、潘毓刚等一批华人编委组织文章，操作起来。他们把自己的家作为办刊场所，编好稿件后，送到香港去印刷。1980年出版创刊号，主要在大陆发行，也有很多美国的华人教授订阅。
李政道、杨振宁、林家翘、陈省身等老一辈科学家也支持这个刊物的创办，但其主要的操办者还是那些当时也就40岁左右的少壮派华人教授。他们办这个刊物，主要目的是给中国开放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推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汇集热诚和智慧，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所以，刊物以“探讨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为宗旨。
1981年，在一共出版了3期、发行了7万多份后，《导报》因故停刊。1985年，它正式复刊，放在中国科协运作，缺一个实际操办人。当时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高镇宁找了我。我在航空部常感觉官场很憋屈，难以思考、探索问题，正希望脱离官场，表示愿意来。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刊物终审必须在我这儿结束，上面的人，不管是多大的官、不管有多大的名望，都不予干预。
高镇宁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1986年，我以常务副社长、副主编的身份主持《科技导报》的实际工作。正式复刊建社时，由清华大学前校长刘达任社长；由沈鸿等几位副部长和柴泽民大使出任副社长。主编是学部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孟昭英。高镇宁说得很明确，请这些人出面领衔，目的是提高《导报》的规格，实际让我来操办，不管是杂志社的行政事务还是刊物的编辑工作，他们都不干涉我。
孟昭英去世后由朱光亚任主编。他和其他领导一样，从来不干预我们。但钱学森不一样，他几次严重干预我们。
第一次责难：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三峡问题？
钱学森对《导报》不满，首先是因为它对三峡工程不同意见的报道。从1986年起，我们《导报》就开始关注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问题，连续五六年，既登赞成意见又登质疑意见。1986～1987年，我代表《导报》长驻美国开辟海外工作，期间曾在美国参与了一个关于三峡工程的两国四方（中、美、台、港）专家会议，并以《科技导报专刊》的方式出版了讨论会的专集。国内很多大专家，以及李锐同志的反对意见我们都登过（李锐. 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科技导报.1992（2）：33-36,40.）。
库区移民是专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三门峡工程的移民问题一直遗留至今，而三峡工程的预计移民规模还要大得多（后来的实际移民又比预计的要大得多）。还有水库的淤积问题。我访谈黄万里时，他说：与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不一样，长江三峡水库是中小卵石淤积；泥沙可以通过水库排放水形成的激流带出去，而卵石是难以被激流带出去的。黄万里说过这样的话：一百年之后，中小卵石的淤积将使长江三峡水库的库容完全失去意义。三峡大坝的蓄水量将不够发电，而航运也要出大问题。到那个时候就必须要炸坝，残块要用拖轮拖入海中。即使届时把水坝炸掉，中国的黄金水道也已大大受损。他的另一个预言是，将来要建二男一女三个铁人，跪在三峡上游的白帝城边，就像杭州西湖岳飞庙前跪二男一女三个铁人一样。他当时是指名道姓跟我说的。
1992年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前，外媒说，全中国几千家报刊杂志，只有《科技导报》登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第一次压力发生在1990年春夏之交。长江水利委员会给我们编辑部打电话说：“在长江三峡工程上，你们老登不同的意见，是错误的，是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我当时就让编辑部主任顶回去，回答说：“长江三峡工程还没有作最后决策，中央还没有下红头文件，你们没有权力指责我们不跟中央保持一致。”长江水利委员会是与我们平级的事业单位，应该说，背后没有钱正英部长的指示，他们是不可能对我们这样专横、放肆的。
钱正英、钱学森二位钱老是好朋友，被合称为 “二钱”，交谊很深。我把上述指责顶回去后，钱正英和钱学森很不高兴。钱学森是当时的中国科协主席，几个星期后，他召开科协主席办公会，给我下正式的书面参会通知，并让科协秘书处口头告诉我必须参加。一开会，钱学森就说：“蔡德诚，三峡工程是政治工程，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这是正式的会议，有记录的，他居然这样开门见山地责问我！
我知道，钱老找我来开会，很可能是为了三峡工程。他在政治上一贯紧跟中央，对于三峡问题持什么态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早有思想准备。我清楚三峡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中国科协的办公厅主任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从王震身边经过时，他亲耳听到，王震拉着华罗庚的手说：“华老，你做做工作嘛！科学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们上三峡，三峡是中央要干的大工程，你要争取科学界的人同意我们嘛！”但问题是，我们得有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个工程潜在哪些问题？到底该不该建？在还有很多问题没弄清楚，很多事情做起来还没把握的时候匆匆上马，以后出了重大工程技术问题怎么办？子孙后代怎么办？为了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我们要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
因为心理上有准备，我回答得很快，也很干脆。我说：“我赞成钱主席的话，三峡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但它首先是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如果在科学上，在工程技术上出了大问题，那就会变成不得了的大政治问题。” 就这么几句话，我回答得斩钉截铁，非常直白。而且，这几句话，逻辑非常清楚，完全站得住脚。所以，钱学森没法反驳我。他接不上话，停了一下，说：“好！这个问题我们会下再说。下面讨论第二个议题……”会后，他并没有找我谈这个问题。所以，关于这个议题，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第二次打压：要撤销《科技导报》，解散编辑队伍
没能当面压服我，随后的发难接踵而来。我们《导报》本来被定位为中国科协的学术会刊，上述主席办公会约半年后，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高镇宁和《导报》的主管领导——书记处书记李宝恒找我谈话，说，钱老指示，《科技导报》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予撤销，解散刊物的编辑队伍，另组建一个《现代化》杂志作为中国科协的会刊。
我这个人有些个性，凡事皆要独立思考，从不盲从，也从不仰视任何人。“文革”初期，因为替彭德怀辩护，反对林彪、江青，反对发动“文革”，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我被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先后在监狱、干校十一年。这个性格我一直改不了。一听说要解散我们《导报》，我就毫不客气地对这两位（中国科协书记处的一、二把手）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什么问题应该摆在桌面上来说。我们《导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叫‘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在不久前得到了300余位院士的反馈意见，说我们《导报》办得非常好。正值我们进入高峰状态的时候，要把我们解散，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 高镇宁和李宝恒为人皆很正派，我跟他们先后谈了两三个小时，他们知道钱老的指示没有多少道理，就把这个事情拖着。一直拖到1991年5月钱老卸任中国科协主席，也没有按照钱老的指示办。
1992年底，国家科委、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举办了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活动，在全国3800家科技期刊中，我们《导报》被评为综合指导类一等奖——这是最高奖，全国仅有五个。中国科协书记处新任的党组书记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他问我：“这是我们《导报》吗？”我把奖状、奖牌拿给他看，说：“当然是！”而且，在后来举行的颁奖会上，我还作为得奖单位的代表应邀上台做了一番讲话。我们为什么会得奖？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刊登不同意见，负责地介入国家重大决策。
第三次干预：指责《科技导报》的办刊宗旨
卸任中国科协主席后，有一次，钱老在跟继任的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朱光亚谈话时，批评了我们《导报》。主要是：《导报》现在还把“探讨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作为宗旨登在刊物上。钱老指责说，我们国家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已经由中央定性了，还要你探讨什么现代化的道路？他的意思是，我们《导报》跟中央不保持一致，试图探讨另外一条跟中央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他要求我们取消这个宗旨。还有，他对我写的一些评论员文章、“编者的话”也不满意，说它们没有多大意思，没有多大价值。而我们则收到了许多读者、专家的专门来信和专门来电，他们很赞赏这些评论文章。
然后，朱光亚用铅笔写了一封很工整的短信给我。这是他作为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唯一一次对《导报》表达具体的意见——还不是他本人的，只是转达钱老的意见。他只是很客观地转达，并没有表达他本人的态度。他始终没有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没有！为此，我一直很感激，很敬重光亚老。
既然钱老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来直接找我，朱光亚也不来找我，只是把信写完、转达完就完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华人教授创刊时的心意和诚意，所以，在我2003年底离开《导报》前，还是一直坚持在刊物封面上刊出这个宗旨。而且，对于一些重大的现代化建设工程问题，譬如南水北调工程、高速铁路的发展、教育问题的决策，我们《导报》都作为公共平台，坚持刊登两类不同的探讨文章。有时候我还写评论员文章，表达我们的一些分析性的见解。这种办刊方针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我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第四次发难：反对《科技导报》介绍马赫的科学思想
1995年，《导报》对五六位著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系列介绍，4月号上的那篇谈的是马赫的科学思想（注：指李醒民的《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从哲人科学家马赫及其思想来看》）。突然有一天，钱老的秘书涂元季给我打电话，说：“老蔡呀，你们那个文章惹得两位钱老（指钱正英和钱学森）非常生气。两位钱老要你回答，为什么被马克思批判过的马赫，你们还要宣扬他？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大问题。”
我当时就想，马克思好像没有批过马赫啊，他俩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查阅大百科全书，我的想法得到证实。批马赫的是列宁。马赫主张社会主义，但与列宁主张暴力革命不一样，他主张通过工团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马赫是个很有影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所以，列宁写专著来批判他，不但批判马赫的工团主义，还批判马赫的哲学思想等。看完大百科全书，我的底气更足了。我根本就不想回信，打算跟上次一样，对他们的意见不予理睬。但是，当时的科技导报社社长、科协书记处书记刘恕很冷静，很好，她劝导我说：“老蔡，两位钱老一起发怒、发话是很少的。你要认真对待，无论如何都要给个回音。你不回话，在态度上不合适，毕竟他们是领导。作为社长，我也不同意你不理睬的办法。你必须写回信，至于你怎么写、写什么我不管。”
我就跟编辑部讨论这个事。有一两位资深老编辑主张：“既然两位钱老都来压，我们就妥协算了吧，简单承认个错误，说我们以后注意就是了。”我自觉没什么错误，不想这么屈从，就跟李醒民商量。李醒民说：“你们看着办吧，反正是让你们来处理。我本人是不赞成简单认错了事这个意见的。”我觉得李醒民的态度是对的。我就提出，既然钱学森和钱正英指名要我来回答问题，那就不要编辑部负责，我以个人名义回答他们。
于是，我就以个人名义写了个材料。首先，根据刘恕的意见，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大意是：两位钱老对我们《导报》每期必看，而且看得比较仔细。这说明你们对《导报》很重视。我很感谢。写完这番话后，我接着说：由于在我印象中不记得马克思批判过马赫及其政治方面的观点，故而在审稿、发稿时未意识到文中内容观点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抵触。我以后接受教训，注意这类问题。也希望二位钱老继续关注《导报》，帮助《导报》把关。我并没有明确地说马克思没有批判过马赫，只说自己不记得有此事。写信前，我还跟涂秘书说：“我能不能在电话里向钱老报告一下我们的想法？我们编辑部约了好几篇文章，系列介绍几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关于马赫的那篇只是其中之一，我想把我们的编辑思想向钱老报告一下。”涂元季说：“钱老向来不接电话。他不是耳朵不好嘛。”涂元季拒绝让我跟钱老直接谈话。收到信后，大概他们也去查对了历史，发现自己的指责实在师出无名，后来，两位钱老也再没来找我了。
这就是我跟钱学森打过的四次交道：第一次，他以科协主席的地位正面压我；第二次，他要解散我们《导报》；第三次，他只是科协名誉主席了，还试图通过时任主席朱光亚来改变我们《导报》的办刊宗旨；最后一次，他通过秘书涂元季打电话指责我违抗马克思，违背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
结语：媒体得有自己的风骨
是的，在接手《导报》之后，我仍努力使其保持了华人教授们在美国创刊时的那种风格和特点：作为综合性的公共平台，就众多重大的科技、工程、现代化发展问题进行开放的、自由的讨论。它因此得到众多知识精英的赞誉，并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肯定（每期印刷发行近2万份）。但从我前面所讲的经历也可以看出，在转型期的中国，保持媒体的独立性、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是需要承受很大压力的。
不过，目前的《导报》跟它在美国时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2003年10月，中国科协派了紧握终审、定稿实权的新社长兼主编来接手《导报》。我跟他说：此前的导报我负全责。你要是改变办刊方针，放弃《导报》原来的宗旨和特点，会把它创下的声望、效应、影响及原有的读者群、作者群慢慢丢掉。那是你的责任，与我无关。但他完全听不进我的意见。
像我这种有点个性、敢为真实、真相、真道理而违拗上级意志的人，当然不会受某些领导喜欢。但我并不后悔。我认为，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骨气。而媒体也应当有自己的风骨，特别是科技刊物，要遵从事实，遵从逻辑，遵从科学道理，不能惟权力是从，枉对有独立思考、有识别能力的读者。
（本文由蔡德诚口述，熊卫民整理，后经蔡德诚修订。）
本文为授权转发，原载于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主编的《赛先生》，微信公众号：iscienti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