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经历 （冬季拉练）1973 转发
转发。难忘的经历──冬季拉练 乔 虹 2011. 7
对于现在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每天在想什么？做什么？玩儿什么？应该不用我描述了。他们从落地开始就是祖国最最娇嫩的花朵，他们在父母搭建的风和日丽的花园里接受无微不至的浇灌与呵护，他们在众多的关注与期待中茁壮成长，他们是追求梦想享受生活的一代人。
我们这些已经五十多岁的过来人，四十年前也是十几岁的孩子，基于那时的思想观念和物质条件，同样身为祖国花朵的我们，无论是高干子女还是平民子弟，都没有受到社会过多的宠爱与关注，家长就像放羊一样，吃饭的时候才想起我们。当然我们也很享受这种“自由”的生活，机关单位、宿舍大院、剧场礼堂、街道胡同、八一湖、玉渊潭、后海，还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除了玩儿，其实我们也很喜欢上学。那时的学校是由工宣队和军分指来管理，培养目标也不像现在的学校：培养有知识、有文化、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的人，而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学校经常组织同学们走出教室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任凭我们去经受风雨的吹打和思想的考验。
我们这届学生1969年秋进入初中一年级，在初一即将结束时，教育部当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想起要把学制的起始点由秋季改为春季，因此，全国的大、中、小学都把同一年级延长了半年。所以，从69年秋到71年春，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始终都是初一学生。就在这个中国教育史上最漫长的一个学年之中——1970年年末的冬天，我们参与了一件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是很了不起，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冬季拉练。
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在最寒冷的冬季，历时近20天，徒步行走累计400多公里，跨越北京的四个区县，最远到达怀柔县的北部山区。虽然无法跟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相提并论，但对于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孩子来说，也不失为一次壮举。
那么，当时为什么会掀起全国性的、有亿万军民参加的冬季野营大拉练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时代背景
1969年，中苏边界局势紧张，毛主席做出了“要准备打仗”的批示，林彪副主席也发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国人民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北京各个机关单位厂矿学校都开始了地下工事的挖掘。
此时，恰逢我们离开小学步入中学。一进校门，就感受到了战备的紧张空气，我们的编制不是年级、班，而是连、排，我所在的班叫一连四排，我们在体育课上扔的不是铅球而是手榴弹。课余时间，全校师生还要在美丽的校园（我们的学校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时叫师大女附中）里挖防空洞。修建防空洞需要大量的砖和白灰，同学们使用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骑自行车、骑三轮车、做公共汽车，直奔新街口外的豁口拆城砖、筛白灰。城砖很大，骑自行车一次只能运送一、两块，学校对每个人并没有作出数量上的要求，但是大家都自觉的往返于学校与豁口之间。为了运送白灰，很多同学都用上了自己心爱的军绿挎包，那时侯可不是谁都能拥有一个正宗的军绿挎包的呀。
再说北京的这些“豁口”，那都是在民国时期，由于城里的路越修越多，为了出城方便，直接在老城墙上扒开的缺口。可惜这些豁口，在我们这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被越扒越大，最后和城墙一起无影无踪了。北京城历经百年沧桑的古老城墙，就这样在工人、干部以及同学们的万众一心之下被蚕食掉，筑成了工厂企业、机关单位、大中小学坚不可摧、估计能防原子弹的地下防空洞。
也许，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们认为只有防空洞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提高全体人民的战斗力。因此，毛主席在1970年11月24日又提出（11.24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进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也可以抽少数工人……进行野营练习。”那时，毛主席的话可是一句顶一万句呦！几天之后，毛主席又补充了一句“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就此，全国亿万军民参加的野营大拉练拉开了序幕。
整装出发
当时我们初一年级的学生几乎是拉练大军中年龄最小的一拨（小学只有少数宣传队的同学参与了拉练），我们这些初生牛犊对远离家门充满了好奇与期待，就连家长也没有一个说“不”，都认为是必须的。
学校提前进行了打背包的培训，大家都学会了三横两竖。在正式出发前还组织了一次预演，我们背着大大小小、鼓鼓囔囔、用五颜六色塑料布包着、用三横两竖法捆着的被子，沿着西单附近的大马路走了一大圈，先找找感觉。多亏这次预演，同学们集体悟到了一条成败在此一举的道理──谁的被子重，谁就要吃大亏！于是，在预演结束后，我跟父母哭着闹着要把厚被子换成薄毯子，只要能减轻负重、缩小体积，路上挨冷受冻也心甘情愿！
出发的那天终于到了，那是1970年12月初的一天，同学们都聚集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相互看一看，有的像正规军，有的像土民兵，如果家里直接或间接有解放军部队里的亲戚（还不能是海军，海军当时的军装是兰灰色），那他的装扮就是最让人羡慕的啦，一身颜色纯正的绿军装，外套军大衣，腰带、水壶和帽子也是部队原装，小巧的绿色背包打得方方正正，站在队伍里英俊挺拔，能吸引众多同学的眼球。如果没有这身行头，怎么看感觉都是不伦不类。我们女生大多什么样呢？头戴一顶为了拉练新买的男式栽绒帽，身穿棉猴，胸前别着口罩，脖子上跨着手套、围脖，肩上背着水壶、挎包，脚上是一双白塑料底灯芯绒面的黑棉鞋，背着的棉被有的比肩膀还宽，棉被外面还扣着个小脸盆（那时的脸盆都是搪瓷的。选择小脸盆，是为了减小体积和重量，而且一盆多用），脸盆里放着洗漱用具和一双绿球鞋。当时认为很精神，现在感觉好惨啊！队伍旁还站着我们敬爱的老师们，居然里面还有年近60岁、白发苍苍的地理老师杨建章和数学特级教师张玉寿，张老师瘦弱的身体背着硕大的被子，而且捆得松松夸夸，一直坠到屁股下面。这个情景我至今难忘，当时我一直替她担心，会不会走在路上，背包散了，物品洒落一地。
简单的动员之后，大家士气颇高，校级学生干部牛伟旗同学一声令下：“出——发——！”身材瘦高打着校旗的高年级同学，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在最前面，全校师生雄赳赳气昂昂的排着整齐的队伍，此时，各班军体委员一、二、一的口令声重叠交错、此起彼伏，甚为壮观。校门外送行的家长向我们挥手告别。
感受第一天
我们从西城区二龙路出发，沿着西单大街向北、向东，途经地安门、安定门、立水桥，直奔北京城东北方向的顺义县，那是我们的第一站。
那时的学生都有队列行进基础，平时在学校里军事训练已是家常便饭，而且，隔三差五就排着队走出校园去参加各种活动。各班的军体委员自然也是最耀眼的明星，都是精心挑选出的思想进步、身体健康、身材标准，一身正气，按现在话说就是阳光大帅哥的男同学来担当，他们经过专业培训，各个嗓音宏亮，口令标准，动作规范，具有很强的指挥能力，当时大家都把他们的工作，形象的称之为“喊队”。每次出行，“喊队”的军体委员都是走在队伍的左侧，整个队伍是否整齐划一，是否充满朝气，完全要看他们的引领与带动，他们是班集体的核心人物。 此时由三十多个班、一千多学生组成的大队人马，绵延几里，非常壮观。在各班军体委员的带领下，大家朝气蓬勃，训练有素，要把我们的精神风貌展示给这座城市。
这是第一天，刚出家门，大家一会儿唱歌，一会儿打快板，一会儿又背毛主席语录，声音宏亮，劲头十足，热热闹闹，引来路人驻足观看，有人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走得这么好。有男生大声回答：我们是师大男附中的。他故意把“男”字说得非常重，他的回答引起了男同学的共鸣与欢笑（当时很多男生对我们的校名耿耿于怀）。 下午，我们已经走到了机场路附近，不时有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飞过，每当有离地面很近的大飞机掠过时，大家都会兴奋起来。大飞机让我们暂时缓解了疲劳的双腿和单调的步伐，此时同学们已经感到了被子越来越重，腿越来越沉，背语录，说快板的频率也降低了。只要一听到从前方传来“原地休息”的号声，大家就像没了骨头一样立即倒在地上，横七竖八的靠在自己的被子上，抓紧时间放松一下自己的肩膀和双脚。但是没过多久 “整队集合”的号声又会响起，真想躺在地上再多赖一会儿，但是班干部们和许多积极进步的同学都立即站了起来，我记得赵国荣、王晶晶、林红等总是在第一时间站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谁也不甘落后，纷纷爬起来，互相帮着背好背包，继续前行。
顺义县多为平原，冬天的农田里光秃秃的，一个个村庄散落在公路的两侧。每当前方出现一个村庄，同学们就盼着队伍能拐进去，希望它是我们的目的地，但每次都是眼巴巴的与它擦肩而过。我们眼看着西边的天空越来越红，一轮巨大的红日就要接近地平线。终于，队伍走下公路进了一个大村子——张喜庄。
今天，我在电子地图上查出，从我们学校到张喜庄自驾行驶距离约40公里。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交通工具的多样与便捷，好像把北京变得很小了，到首都机场那还不是玩儿一样。但那时的交通工具与速度使我们感觉郊区很远、北京很大。而且，这40公里可是靠着我们稚嫩的双腿走下来的，还背着十几斤重的行李。现在十三、四岁的孩子们能想象得出来吗？现在的家长又有几个能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做这样的尝试呢？ 
之前到达张喜庄的先遣部队早已为大部队号好了农民的住房，并且用生产队的大锅灶做好了晚饭，我们进村后就等着叫名字、分配住房。我们十几个女生被分配给一位大嫂，她从一位同学手里抢过行李扛在自己肩上，领着我们沿着坑坑洼洼的小路，穿过一家一户之间自然形成的夹道，夹道两侧都是用碎砖头、大石块或是带刺的荆棘组成的围墙。有的同学已经一瘸一拐，有的已经东摇西晃，大家拖着自己的行李，总算到了她的家。一进院就闻到了猪圈鸡舍柴草构成的特殊味道，一进屋就看到了京郊农村一成不变的住房格局（不知谁设计的，感觉很不科学，只要一开门就会看到两侧熏得黑漆漆的锅灶，只要脚一迈进门槛就开始蹚着柴禾，只要有人烧火做饭，就会挡住进屋的道路）。大嫂特别热情，进了堂屋后，掀开里屋的门帘，把我们一个一个推进去，屋里收拾的非常干净，仍然是农村家家户户大致相同的布局，北边是一溜矮柜和桌子，墙上挂着毛主席像，还有奖状和家庭成员照片，南边是铺着席子的大土炕。我们赶紧把行李放到炕上，有人迫不及待的爬上炕，四脚平伸脸朝天的躺在那儿，说什么也不想起来了。突然，有人发现炕是热的，大家又兴奋起来，都把手放在炕席上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大嫂说：“热炕能解乏，我早就给你们烧上了”。 真没想到能睡上热炕，而且热炕还具有解乏的功能，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感激，之前大家心里一直在打鼓：明天还走得动吗？这下可以放心了。紧跟着新的问题又来了：谁睡离灶近的热炕头？谁睡离灶远的凉炕头？这小小的事情也是对每个人的一次思想考验，大家互相谦让，抢着把自己的行李往凉炕头放，一通推让之后，各就各位，这才想起应该赶快去大队部临时搭建的伙房领饭了。 那时，国家对每个人的口粮都是有定量的，基于对青少年的照顾，我们每天的定量大约9两至1斤。现在的苗条女士一天可能2两粮食也吃不了，而且还要隔三差五停食减肥。但那时缺油少肉，其它副食很少，1斤粮食对很多人尤其正在蹿个儿的男孩子来说根本不够吃。因为拉练，国家又给每人每天补助了几两。那天晚上，我们每人发给了一个大窝头，估计有三、四两，一块咸菜，一碗棒碴粥。另外还发了第二天路上带的早饭，也是一个很大的窝头。出来的第一天，肚子里还有点存货，而且有些同学的背包里或多或少也都藏了些饼干点心之类的东西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这顿晚饭大家吃得很饱，而且觉得用新粮食做的棒子渣大窝头非常香。
大嫂给我们烧了开水，让大家烫烫脚，这才发现，好几个人的脚上都打了水泡。老师们跟我们一样其实也很累了，但他们还是一个宿舍接一个宿舍的查看，并且教给大家怎样处理水泡。
这时班干部又来通知：“明天天不亮就出发。”大家都赶紧洗漱，平时爱磨蹭的或是一出门就兴奋的也都变的麻利和无语了。
等大家都上了炕才发觉，十几个人要想都平躺在这个土炕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挤来挤去，最后总算找到了都能睡下的姿势：十几个人必须同时朝一个方向侧卧，要是有一个人想翻身，对不起啦，大家都得醒一醒，咱们一块儿翻。这一夜谁也不敢去厕所，怕回来就再也挤不进去了。
行军路上
出来很多天了，我们已经熬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腿部肌肉和肩膀的承受力大大增强，意志品质和心里素质（按当时的话说是：不拍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也明显提升。
记的第一次夜间紧急集合，大家睡得正香，突然听到了集合的号声，由于紧张，手脚哆里哆嗦，有人错把上衣当成裤子，有人穿上了别人的鞋，被子捆得歪歪扭扭。也有人镇定自如，纹丝不乱，收拾好自己的行装就来帮助别人。大家跑到集合地点，赶紧站到队伍里，听着军体委员压低声音清点人数，再看看满天的星星，心还在扑通扑通的跳。
现在，我们的双脚已经习惯了郊区的柏油马路。柏油马路上车很少，能沿着路看出去很远，路两侧是窜天的杨树，树干上有很多漂亮的大眼睛，路旁有人工修建的水渠，两侧的农田一直延伸的天边。我们经常在行进中欣赏美丽的日出和日落，也在晴朗的夜空中认识了北极星及围绕它缓缓转动的仙后座，那著名的冬季星座──猎户座，其中手拿盾牌、腰挂匕首的猎户，总是由南部夜空俯视着我们，陪伴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它是我们这些夜行人最忠实的守护神。现在回想，几十年来，我始终对天文知识和浩瀚的夜空情有独钟，估计就是在冬季拉练时埋下的星星火种，那时的我们，很多夜晚都是在“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2010年北京高考作文题）”中度过的。
在我们的大队人马中，还有着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例如司号员，他们由于工作需要，人手一辆自行车，他们担负着上情下达、传递信息、发布命令的任务。司号员中的杨乃利同学就来自于我们一连四排。队列里的同学们经常能够看到三两个司号员，身背金灿灿的长号，骑着自行车，从队旁飞驰而过。平时在学校，他们都是学校鼓号队的队员，现在他们使用的长号就是鼓号队的乐器，长号无论是外形还是声音都与电影中解放军战士吹的冲锋号不同，但是他们身穿绿军装，头戴栽绒帽，右手高举长号，左手叉腰，腮帮子鼓鼓的吹号气势与解放军战士不相上下。每当悠扬的号声响起时，同学们都会刮目相看，投去敬佩的目光。
我们都看过电影《英雄儿女》中文工团员们在路旁打着竹板、念着歌谣、鼓舞士气的镜头。在我们的行军队伍中，这个环节也是不能省略的，只不过我们人人都是宣传员，在行进的途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自选内容和形式，边走边说。那时最时髦的宣传形式是：由一个人领头大声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其他几个人一起附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或者几个人一起朗诵毛主席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还有一种形式是：由一个人打竹板，另外几个人随着节奏背诵一些应运而生的诗歌或顺口溜，如“困难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还有“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我觉得这些宣传手段和词句很管用，甚至很神奇，有时自己在心里默念“下定决心……”就好像身体又重新注入了能量，真的感觉轻松了。 
有一次，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因为起得太早，有些同学边走边睡（这是在多次夜间行军中练就的本领， 有时因为功夫不到家，就会走着走着，歪着走出队列）。李景霞同学说话有些鼻音，平时使足了劲也没有多大的音量。那天行军，夜深人静，虽然大家的腿脚都在走着，但大脑却都处于半睡眠状态。李景霞和几个醒着的女同学商量，准备用前面所说的宣传形式调动一下情绪。于是，李景霞突然大声念到（带着鼻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声音如晴天霹雳，把大家全部惊醒，整齐的队伍被吓得四分五裂，过了好一会儿，大家还在“哎呦，吓死我了！”那几个女生也早已笑得无法背诵毛主席语录了。负责“喊队”的张宏顺同学，费了很大的劲，才用因多日着急上火，已经嘶哑的嗓子，把大家的亢奋情绪压了下去。 
白天行军时，偶尔会有当地的老乡从队伍旁经过，此时就会有同学大声问：“到某某村（我们事先知道的目的地）还有多远啊？”全班同学都歪着头，期待着老乡的回答，老乡想了想说：“有5里吧。”大家顿时兴奋起来，距离被量化以后好像就有了奔头。但是走了近1个小时，还是没走到，这时又遇到一个老乡，又有人问：“到某某村还有多远啊？”老乡想了想回答：“有10里吧。”咳！这也太不靠谱啦！这种骗局天天上演，但天天都有人不厌其烦的对周边老乡重复同样的问题。 我们每天的行军并不单调乏味，有时还要开展一些军事活动，比如，我们非常喜欢听到前方指挥员发出：“发现敌机，就地卧倒”的命令，此时，不由分说，都麻利儿的赶紧趴在地上，借机休息一会儿。大家都盼着敌机能多来几次。我们也喜欢听到“发现敌情，迅速隐蔽”的命令，大家会立即趴到路旁的草丛里或矮树下，有时几个同学刚趴好，就发现眼前是一堆牛粪，只好捂着鼻子咧着嘴把脸歪向一边偷偷的笑。
在柏油马路上就着西北风吃饭是经常的事。我们有时天不亮就出发，所以早饭要放在饭盒里带在身上，有时目的地比较远，午饭也要自己携带。郊区的冬天非常寒冷，白天也经常在零度以下，刮西北风更是极平常的事。到了饭点，大家坐在马路旁边，拿出大窝头，外带一块咸菜疙瘩，窝头表面和内部都浸满了亮晶晶的冰碴，咬一口咯吱咯吱的，大家幽默的把这叫做“吃小豆冰棍”，再喝一口军用水壶中早已冰凉的水，就着西北风，居然谁也没有吃坏肚子。直到今天我都很纳闷儿：我们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怎么这么强啊！
“吃喝拉撒”是人类维持生命运转的最基本的生理活动。行军途中，无论白天黑夜，只要一听到军代表老陈高喊“男左女右！”大家就会很默契的以公路为分界线，抓紧时间寻找隐蔽地点。
行军途中让我们感到最艰难的是百里急行军。100里（50公里）啊！这是我们日行军的最远距离，而且还有个“急”字，不仅走得远，还要走得快。这是对每个人意志及体能的最大考验。那天，最后的感觉就是两腿机械运动，头脑麻木不仁。大部队拖得更长了，后面的收容部队也比以往庞大了很多。军代表老陈、体育老师夏克若和各班军体委员都在不停的给大家鼓劲儿，他们一会儿队前，一会儿队尾，每天都比我们多走很多路（有一道高中物理题就是计算：从行进中的队首走到队尾，再回到队首，他的实际路程是整个队伍的多少倍？我们不妨估算一下），他们不停的向同学们喊着：“坚持就是胜利！”最后我们终于坚持下来了，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每当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我都会对自己说“坚持就是胜利！”
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我教的高三学生，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成绩和心理出现波动，最需要鼓励的时候，他们也都学会了对自己说“坚持就是胜利！”
饿字当头
行军路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三个字：冷、累、饿。
“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这句话，在平时我们瞎编作文时经常用到，谁也没有切身感受。 这次冬季拉练恰值12月份，郊区的西北风真正让我们尝到了刀子刮脸的滋味。大家不只是手上脚上，就连耳朵和脸蛋上也都生了冻疮。我们班薛红同学的两只手，不仅冻疮严重，而且还发生了感染，红肿得像面包一样，手背上一块红一块黑的，由于已经化脓，不停的流着黄水，每天晚上老师都要帮她清洗，上药，看得大家都咧着嘴，从牙缝向里吸凉气，惨不忍睹啊！
我们每天行走的距离，最短有30多里，最长有100多里，有夜行军、有急行军，有爬山、有涉水。当然，有时也要住在一个村子里休整几天，少不了学习讨论、斗私批修、听忆苦思甜报告，学校还时常抓住这段时间，组织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讲用大会，由思想觉悟高或在拉练中表现突出、进步大的同学作战地发言。除此之外，还要组织我们参加农业劳动，冬天没有多少农活儿，我们有时帮生产队搓老玉米，有时在田间修水渠，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乐意，因为不用走路了。
这里我要重点说说“饿”字。
十三、四岁，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天背着十几斤重的行李，步行几十里地，摸爬滚打，上山过河，有时甚至是百里急行军，面对巨大的体力消耗，我们的饭量猛增。加上国家给的补助，每人每天1斤多粮食外加一些白菜、咸菜，对女生来说已经很勉强了，对男生简直就是一次严竣的考验。如果现在我们问曾经参加过冬季拉练的男同学：你们当时感受最深的是什么？那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的回答：“饿”！
“大军出发，粮草先行”，可见粮草的重要性啊！我们每天吃的饭是谁来制作呢？一种方式是由学校食堂的大师傅和生产队派来协助的社员一起为学生做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每组十几个人），拿大脸盆领回去，大家蹲在地上围成圈，一起分着吃。第二种方式是以宿舍为单位，把每个宿舍的粮食蔬菜领回去交给房东，由房东给大家做饭。第三种也是以小组为单位，每次选出两个同学，由这两个同学，使用房东家的锅灶、柴禾给大家做饭。对于第三种方式，我们都盼着能尝试一下，这也是这次野营拉练训练的内容之一。
不管用什么方式做饭，定量就是这么多，总而言之就是吃不饱，就是一个字“饿”！晚上躺在被窝里，肚子咕咕叫，大土炕对面的长条柜上放着明天路上带的早饭──一个大窝头。一会儿，一个同学从被窝里钻出来，光着脚跑到柜子前，从自己的窝头上掰下一块，吃了，回去接着睡。一会儿，又一个同学跑出被窝，在窝头上咬几口……。等到第二天在路上吃早饭的时候，大家的窝头已是缺边少尖、残缺不全，肯定不够吃了。没关系，因为又提前发了（路上带的）午饭，接着再把中午的饭吃一点，我们是女生，靠寅吃卯粮的方法还能对付一阵子。可男生即使是把辰年巳年的粮食都吃了，恐怕也无济于事。刚离开家时行李里藏的饼干点心早已吃光，现在他们经常靠多喝些棒渣粥来充饥，每天盛粥的大脸盆都被男同学们用大铁勺刮得当当响。有时女同学都自觉的少吃一点主食，为了多给男同学留一些。
有一次由房东做饭，我们给了她第二天早上、中午两顿饭用的棒子渣，请她帮忙蒸成窝头，明天我们要带在路上。这位房东为了省事、省柴禾，居然把两顿饭的粮食合在一起，给每人蒸了一个八两重的大窝头。大家手捧蒸汽缭绕、黄澄澄的巨无霸，面对贫下中农，说了很多感激的话。等到路上掰开吃的时候，才发现里面都是夹生的，吃掉外层后，拿着夹生部分，翻过来调过去，弃之可惜，又无可食之。最后，大家饿着肚子走了几十里。从小被灌输的贫下中农形象，在我们心中似乎已没有那么高大和光辉了。
回到正题，接着说“饿”。
有一天，听说外校的一个男同学，因为饿急了，跑到房顶上偷吃了老乡家晒的白薯干，由于吃得太多，回来又喝了很多水，结果，胃被撑破，丢了性命。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三十五中的一个女同学身上，她在采访贫下中农时，禁不住人家的热情款待，其实主要是因为肚子太饿了，她也吃了过多的白薯干，年轻的生命就此了结，还落下了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罪名。
“饿”让同学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饿”让更多的人晚上难以入睡。我们年级的一位男同学，夜里饿的没抓没挠，突然想起了白天看到的老乡家储存的过冬大白菜，于是，趁着夜深人静，捧起一颗大白菜，全然不顾嘴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唨爵声，转眼工夫一颗大白菜就下了肚。据说，偷吃老乡家白菜的还不止他一人。
“饿”还让某人遭到了全校师生的大批判。一天，我们正在某村休整，突然要集中起来开批判大会，原来是我校高年级的一个男同学，也是饿急了，他说“还不如拿根绳子，吊死算了！”这话也不知让谁听到了？批判大会上，发言的同学们都说他怕苦怕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缺少无产阶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文化大革命，对人性及生命的不尊重，在此可见一斑。可怜这位男同学，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原来说上吊是气话，现在恐怕真的想上吊了。
体验做饭
终于轮到我跟陈晓华给小组同学做饭了，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一件事。其实我俩都不会做饭，只是觉得好玩儿，才抢着争取到了这个机会，至于做什么，怎么做，陈晓华笑着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是当时刚刚开始面对社会的中学生们特别爱说的一句话。我们领来了白面、玉米面、白菜、油等食材，但迟迟下不了手。我们想，当前同学们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字“饿”，怎样制作才能使这些东西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呢？迟迟下不了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从哪下手，我们都没有和过面，更谈不上烙饼、蒸馒头、蒸窝头了。 此时，其他同学在做什么呢？他们被集中在生产队的场院里，正在聆听一位老大爷的忆苦思甜报告，窗外的高音喇叭里不时传来老大爷的声音：“在那万恶的旧社会……”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跟陈晓华还是没有想好要做什么，我们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再不动手，同学们回来就吃不上饭啦！ 事情真的就是这么巧，高音喇叭里老大爷正在说：“旧社会家里人口多，吃不饱饭……”，此时，我俩对“吃饭”二字特别敏感，刚才只是隐约听到老大爷在发言，并没注意他说什么，现在一听到说“吃饭”，立即把耳朵竖了起来。老大爷说，为了让孩子们吃饱饭，他们把杂粮面掺起来，做成很瓷实的面疙瘩儿，加上菜叶一起煮，连吃带喝，特别禁时候……。哇！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发给我们的这些食材做这个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立刻把白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倒入水，和了一大盆，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把所有的面都放进去了，没有留一点干面粉。我们从和好的大面团上揪下一小块，用手揉成一个小面球，不断重复着，不一会儿，房东家的面板上、桌子上、笸箩里都像排队一样摆满了面球，小面球光溜溜的，跟男同学酷爱玩儿的弹球大小差不多，我们不时自我欣赏、夸奖一下自己的杰作。做完面球，我们又开始了下一步：洗菜、切菜。
正忙着，房东大嫂（不知是大嫂还是大婶，那时候想起什么叫什么，经常把人家夫妻俩一个叫大叔一个叫大嫂）回来了，她看见满屋的小面球问：你们在做什么呢？我们说了老大爷的忆苦思甜报告，她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说：不是这样做的，这么大的面疙瘩什么时候煮熟啊。她不由分说，挽起袖子，上来就把所有的面球都倒进盆里重新揉了起来，我俩看着真心疼啊，可惜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而且同学们就要回来了。这时大嫂从自家拿了面粉，并且告诉我们以后和面时要留一些干面粉，她非常麻利的揉起面来，双手动作熟练、有力，好看极了，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别人揉面，面团在她手里很听话，上下翻滚，手和面盆都干干净净的，不象刚才我俩弄的一片狼藉。不一会大嫂就把揉好的面铺在面板上，按平，弄得跟一张大厚饼似的，然后，用刀先纵着切成细条，再横着切成小丁，是很不规则、很碎的小丁，再放到笸箩里，掺入玉米面，使劲前后左右的摇，我们眼看着这些不规则的小碎丁，在玉米面里这么一滚，立刻就变成了大小统一、规规整整的小面疙瘩了，而且堆在一起一点都不粘。我们真是佩服得不得了啊，暗暗庆幸，多亏大嫂回来了，不然这顿饭非让我们搞砸不可。接着在大嫂的帮助下，生火、炝锅、炒菜、倒水、放入面疙瘩、煮、放盐，顺利完成，居然用两个大水桶都没装下，热气腾腾的，那叫一个香啊！正好同学们回来了，大家闻着味儿，围着水桶好奇的看，有人问这是什么饭呀？也有人说怎么像是馇的猪食？不管怎么说，反正大家的饭盒都伸过来了，我俩不停的张罗：“今天的饭使劲吃啊，管够！”同学们都边吃边说：“嗯，嗯，真好吃。”小面疙瘩很筋道，面汤里带着点咸味，还有白菜叶的清香，真的是很好吃。男同学总算放开了肚子，一饭盒接一饭盒的盛，直到大家吃得心满意足回宿舍去了，一位男生临走时说：“这么多天了，总算吃了顿饱饭”。有了这句话我俩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了。
第二天，大家又走在行军的路上了，队列里有男生说昨晚王效勇同学吐了，是撑的。
事隔四十年，每当我跟陈晓华想起那满屋子的小面球和把王效勇撑吐的事，总是忍不住哈哈大笑。
毛驴运粪
箭扣长城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由于它地势险峻、宏伟沧桑以及与众不同的弯弓形的独特走势，吸引了众多旅游、摄影爱好者，它修建在怀柔县最北边的大山里的悬崖峭壁上。在箭扣长城的山脚下，依山傍路的散落着几个生产小队，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大集体——西栅子生产队。在旅游盛行的年代里西栅子也随着箭扣长城而名扬北京。但是在四十年前，除了当地人，有几个知道西栅子呢。
随着冬季拉练的不断深入，我们学校的大队人马，终于步行来到了位于北京地图北部边界附近的八道河公社西栅子大队。
进村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结了冰的河，几位农村妇女蹲在河边，冰裂缝下面有潺潺流动的河水，她们在冰冷的水中洗衣服，她们好奇的看着我们这群背着背包、拖拉疲惫的城里娃。
我们班被分配到西栅子下属的某生产小队，这个生产小队只有八户人家，而且都是一个姓的亲戚，八户人家集中在一个小小的山窝窝里。由于与世隔绝，村里的人非常纯朴，特别心疼我们这些学生，他们总是把炕烧得热热的，抢着把水缸挑满，他们倾其所有，把家里的好吃的留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村，我至今都认为：越是边远山区的人，越敦厚善良。
在这个村里只住了几天，但却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趣事。
这个村由于地处群山之中，所以没有一部农业机械，也没有马和牛，他们全部的大型牲畜就是这一家一头的小毛驴，共八头，需要时全部集中，一起干活，不需要时各自回家，自家喂养。 有一天，八头毛驴被集中在一起，它们腰部两侧各跨一个小筐，这是要往农田里送粪。生产队长分配我和几个同学负责往筐里装粪，张星星和另外一个同学负责押运毛驴送粪。张星星问队长：往哪里送啊？队长说：毛驴认路，你们只需跟着就行了。张星星是中、日、俄三国混血，带有异国情调的眼睛，本来就很大，这下眼睛睁得更大了，她和那个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毛驴居然认识路。粪装好了，队长拍拍这个，拽拽那个，毛驴就很听话的排着队一扭一扭的走了，张星星她们跟在后面，有说有笑，我们看着她们的背影，好羡慕啊，真想自己也能体验一下押运毛驴的滋味儿。
毛驴沿着崎岖的山路，一会儿就来到了田间地头，等待在那里的社员们把粪卸下，毛驴又自动排起了队往回走，不知是因为负重少了还是什么，毛驴走路的速度明显增大，有的毛驴居然还迫不及待的小跑起来（其实，所有的牲畜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往远离家的方向走都慢，往回家的方向走都快）。这时，我们几位等待装粪的同学趁毛驴还没回来也开始聊起了天。一会儿，看见张星星满脸通红的跑来说：不好了！不好了！毛驴一进村就四处逃窜，朝各个方向跑了。她们抓了这个，跑了那个，最后，一个也没抓住，八头毛驴一溜烟儿的全部各自跑回家去了。一听这事，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小毛驴太聪明了，把两位新手欺负得团团转，现在它们一定是在家里偷着乐呢。最后我们还是找来了生产队长，挨家挨户把正在自家驴槽吃草或玩耍的毛驴拉了回来。
看来，在好逸恶劳方面动物与人没什么区别。
夜间站岗
在这个只有八户人家的小山村居住时，我们又增加了一个训练项目──夜间站岗。每班岗有两个同学，每隔2小时就要轮换一班岗。夜间站岗是有要求的，是暗哨，要躲在暗处，不能暴露自己，遇到有人路过时，要先问对方“口令”，答对了，让其通过，答不对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办了。 深夜2点整，我跟陈晓华被前一班下岗的同学叫醒了。
先说一下陈晓华，她豪爽大气，极富个性，拥有美丽的大眼睛和让人羡慕的大嘴，她集运动员与舞蹈演员的身材于一身，细高的个子，修长的腿，她曾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荣获女子100米低栏第一名；在样板戏风靡的时代，她在宣传队里扮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全校师生无不被她的“倒踢紫金冠”所折服。她是学校的文、体双星，不仅如此，她还是学习尖子，文理全才。我心想：跟她一起站岗还用提心吊胆吗！ 现在，我俩全副武装起来：戴上口罩，扣上栽绒帽子，两侧的护耳放下来紧紧的系在一起，只露出两只眼睛。陈晓华穿上军大衣，我穿上棉猴，一人抱了一杆木头抢。我们打开手电，走进了漆黑的夜晚。
天很冷，手电筒发出细窄的光束，显得小山村的道路更加坑洼不平，村里除了风声什么动静也没有，我俩四只眼睛不停的左右巡视，生怕突然冒出一个人来。我们关掉手电，眼睛一会儿就适应了黑暗，天空有淡淡的月光，还有几颗亮星。我们在一棵树下站了一会儿，又在一堵墙上靠了一会儿，心里着实很紧张。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木板房，门半开着，我们好像见到了保护伞，立即钻了进去。房间很大，四处漏风，里面有成捆成堆的干草和几件农用工具，房子内外的地面上也到处撒落着干草。我们坐在地上，靠着松软的草捆，开始小声聊天。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正聊得带劲时，突然听到半开的门外面有人踏着干草，发出塔、塔、塔的脚步声，朝门这边走来。我俩的心立刻紧张起来，赶紧抓起木头枪，蹲在草堆旁，谁也不敢把头伸出门外看一眼。这个人走到门口时突然停下不动了，一会儿又在门外徘徊，发出踩着干草的塔、塔声。陈晓华壮着胆子大声问“口令！”没人回答，此时，我已被吓得心脏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浑身直打哆嗦，心里想：这回可真的碰上阶级敌人了。突然，伴着塔、塔声，一个影子在月光的映照下从半开的门投进房里，我们紧张得呼吸都快停止了，两人异口同声的说：“谁！你是谁！”影子立即不动了，但是没有回答。看着影子，我们不自觉的向后退，恨不能钻进草堆把自己藏起来。大脑也迅速的反复思考：是藏起来？还是冲出去拼了？僵持了一会儿，“他”的身体挤进门来，在我们即将被吓晕的时候，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是一头毛驴。
这八户人家，不知是谁家的毛驴没拴好；这个木板房一定是用来存放过冬饲料的；这头毛驴肯定经常来这里偷吃夜宵。
攀登长城
虽然身处箭扣长城脚下的小村庄，但是从村庄里的任何一个角度，我们都看不到箭扣长城的古貌身姿。终于有一天，全校师生从各班驻扎的生产小队集结到山脚下。在这一天，我们将要攀登并且翻越向往多日的箭扣长城啦！
北京的孩子，几乎都去过八达岭长城，北京人、外地人甚至外国人都很熟悉。八达岭长城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经过了认真的修复，虽然陡峭，但路面结实、台阶平整，最陡处还修建了便于攀爬的扶手。而没有修复过的长城，经过五百多年的自然风化及人为破坏，已经面目全非，北京人习惯把这样的长城叫做：野长城。箭扣长城真可以说是北京众多野长城中最具野性美的长城了。 箭扣梁、鹰飞倒仰、将军把关、鬼门关、天梯、北京结等，这些名称生动、形象，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箭扣长城险峻的外貌与独特的构造。时隔四十年，我已记不清当时攀登的是哪一段了，但它一定是经过老师们仔细勘察、精心挑选，相对安全又适宜大部队攀爬的路段。
记得山路时宽时窄，一会儿有人从两侧的草丛石堆中超过，一会儿有人借助路旁的树木跃上山坡，大部队乌泱泱的，像攻山头一样。越到高处山路越陡，越险，碎石越多。在一段残破的城墙附近有一处极险地段：路非常窄，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的通过，而且一侧是深涧，脚下凹凸不平、布满碎石。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清晰的画面：夏克若老师和几位军体委员分散站在此处，不停的提醒大家注意脚下的石头，同时用身体挡住危险区域，他们伸出有力的臂膀，拉住每一位学生伸过来的手，百分之百、万无一失地保驾护卫。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役，箭扣长城终于被大家拿下，全校师生都站在了长城绵延的山脊上。呈现在眼前的是毫无生气、毫无色彩、风化严重、杂草丛生的残垣破壁，好像此处发生过强烈的大地震，城墙的路面波浪起伏，东倒西歪，处处是坍塌的墙体和破裂的石片。向远望去，与巨石、杂草完美结合的烽火台以及犬牙交错、重叠不绝的灰白色城墙，透着无限的苍凉与悲哀。
全校师生，一千多人，要想在这起伏不平、遍地碎石的明代长城遗址上都站稳脚，的确不容易，所以，校领导命令全体坐下。有坐在石头上的，土堆上的，还有坐在草丛里的。
领导讲话开始了，张团长站在一处较高的墙基上，他的发言重点大致是：第一，不到长城非好汉，今天我们都成为名符其实的好汉啦！第二，箭扣长城是我校冬季拉练的折返点，我们将继续发扬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走回北京（市区）去。
一听说要回去了，心情这份激动啊！下山是在一片欢笑声中进行的。由于心情特别好，又是下山，步伐自然就加快了，我们班的大排头（高个同学）在前面几乎跑了起来，在冲下一处大约30度的斜坡时，前方突然出现了深不见底的山沟，大排头们看得清楚，他们顺路向一侧拐了过去，后面的矮个同学（多为女生），由于前面有人遮挡，冲下山坡发现深沟时已经刹不住脚了，赵玉民同学一脚迈了下去，眼看就要坠入深沟，幸亏军代表老陈反应神速，一把拽住了她，化险为夷。还在向下冲的李青同学（平时运动素质极好，百米短跑，在我们班那可是数得上的几人之一）眼急手快，用胳膊搂住了一颗树，由于惯性太大，她绕树转了一圈才停下来，其他同学在老师们的大声疾呼中刹住了脚步，好险啊！差一点儿在即将回家的瞬时发生乐极生悲的惨剧。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2006年，是我50岁的那年，我又一次登上了箭扣长城。几十年的演变，文化大革命已成为过去，人们的观念、审美、兴致、心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看到的箭扣长城到处都透着美：历史沧桑的美，残缺不全的美，层峦起伏的美，灵秀俊俏的美……。有很多举着长镜头，扛着三脚架的摄影爱好者，还有手握画笔，挥洒色彩，静心写生的学生。我享受着视觉与心灵的盛宴，举起相机频频拍照。突然想起，几十年前我们第一次到达此地时，全校师生一千多人，竟没有留下一张影像，包括洒满汗水，遍布足迹的几百公里行程。但是，箭扣长城是我们青春的见证人，在它那五百多年的历史记录中，一定有一页记下了我们年轻的身姿与纯真的笑脸。 ……
1971年元旦前夕，我们，终于用我们的双脚走回来了。家长都被学校邀请到校内的大操场上，等待接自己的孩子回家，看到我们黑瘦的小脸，脏乱的衣服，像逃难的难民一样，很多家长眼睛都红了。但是我们很快乐、很自豪，我们不仅锻炼了意志、强健了筋骨，我们还见了世面、增进了友谊，我们的收获太多了，一生享用不尽。
重温往事——理所当然的总是让人想起美好的东西（其实，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它对国家和个人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们绝不想让历史重演）。四十多年前，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赶上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会有遗憾，但我们无需抱怨，不论什么经历，都会有所收获的。我们确实没有灯下苦读的付出，也没有考场应试的压力，但是我们有着丰富的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造就了我们这代人乐观豪爽、吃苦耐劳、包容大气的性格特质。我们喜欢一起做数学题、一起背政治，喜欢阅读同一本书；我们喜欢住在一个宿舍里，我们酷爱集体生活；我们喜欢学工、学农、学军，我们喜欢在整齐的队列里听着向左转、向右转、稍息、立正的口令声；我们喜欢看学校宣传队自编自演的节目；在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心中也都有着自己崇拜的美女与英雄。
抚今追昔，现在我们都已年过半百，虽然工作、生活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是我们的兴趣爱好与做人准则都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们都特别会玩儿，也特别能吃苦；我们敢于创新，也能脚踏实地；我们具有团队精神，也能独挡一面；我们自由洒脱，也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我们喜欢聚会，喜欢出游，喜欢在一起谈天说地，喜欢在一起欣赏大自然，甚至大家梦想着将来住在同一个养老院，一起打牌，一起唱歌，一起胡侃，一起吵闹，相依相伴，共度夕阳。 让我们珍惜美好的回忆，珍惜曾经拥有的花季年华吧。岁月流逝，它可以带走我们的记忆，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容颜，但永远改变不了这同学之间历经几十年不变的真诚与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