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4）

3     第二次遣返

      风珍：没想到，当时大队领导对上级签的公文也不当回事，不知为什么又要遣返我们。第二次遣返是67年5月17号。

      这次就不像第一次那么齐了。当时大队红卫兵一来，就把我们看上了。我手里拿一张报纸，说到学校去有点事。红卫兵看我真有事，知道我当时在大红门18中读书，就让我走了。

     我出了门，刚走到后院老杨家门口，就看四妹风琴放学回来，我把手里的烧饼拿给他一个，说：“快跑吧，咱家又要被遗返了。”又跟她说：“你快去把文平弟找着，跑远点。”说完，我就往城里方向跑。

     当时我上高中打的是月票，汽车售票员差不多都认识我。上了车，她们也没让我买票。我就坐到北京城里，本想去二姐、大姐家，可是一想，我这么大姑娘，老去麻烦他们也不象话，就在街上走来走去，真是体会到了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痛苦，眼里的泪水不自觉地往下流，心里想死的念头都有了……

      风琴：那天三姐给了我一个烧饼，让我去找潘文平，我在大泡子（南苑一个湖泊）找到潘文平，就牵着他往学校走。走到学校里，进了教室，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一会儿。有家回不去，不敢回，心里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军代表来了，问我放学了为啥不走？我就把我们家又被遣返的事对他讲了。军代表听了，半天没言语，看样子也很为难，也有点同情我们。想了想他说，你和你弟弟年纪这么小，留下也没办法生活，只能跟着父母一块走。我那会儿年纪小，自己也没什么主意，想了想，就和潘文平走出校门，决定往城里走。三姐拿给我们的一个烧饼，两个人早吃光了，身上只有一角五分钱。

      我想回家不行，再给弄回老家去，那日子可怎么过法？可是上北京，连坐车的钱也没有。当时在老家生活不好，饥一顿饱一顿，肚子里没什么油水，老觉得肚子饿。可到哪去吃饭呢？我牵着潘文平，心想潘晓娟在什么地方？也不能丢下她不管呀。她也许在大泡子？我就到大泡子去喊晓娟，喊了半天，也不见人影。文平我们俩又回到我们住的那条大街——红房子，站在路口，心想能碰到三姐或是晓娟就好了。

      等到天黑，咱们家的人一个也没等上。怎么办呢？看十字路口马路底下的水泥管子直径有一米多，在里面躲起来也不容易让人发现，我和文平就钻到马路下边的水泥管子里，找两块砖，一人一块坐起。坐着坐着，我和文平就睡着了。夜里天气凉，把我们俩都冻醒了。我拉着文平的手，弯着腰在水泥管子中走了两个来回。里外都是黑洞洞的，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文平拉着我的手，说：“四姐，我害怕……”其实我心里也怕，想哭也不敢哭，我只好安慰文平：“两个人怕什么？”就这样，姐弟俩一直熬到天亮。

      到哪去呢？有家不能回，在这儿干等，我们俩还不饿死在这？还是到城里找大姐二姐去吧。我和文平拿着一角五分钱，坐车也不够，干脆就往城里走吧。我和文平从小路往北京走。走一会儿就觉得腿软，头上冒虚汗，身上越来越没劲。从昨天晚上，我们俩个人就吃了一个烧饼，肚子根本就没吃饱。肚子没东西，身上哪来劲？就这样，走一段，休息一会；然后再走一段，再休息一会……一直走到西马场，算算走了十多里，潘文平和我就实在走不动了。我们俩就等43路公共汽车。车一来，我牵潘文平上了车。一上车，我就先跟售票员讲：“我们进城，走不动路了。也没钱……”售票员看我和潘文平很小，而且我说话的时候，眼泪就不自觉地掉下来了……售票员大概觉得我们姐弟确实可怜，也就没让我们买票。车到虎坊路，下了车，我们俩一步一步往二姐家走。

      (风琴的二姐潘佩华，67年26岁，由于家贫，她小学没读完，就开始打工挣钱补贴家用。20出头嫁给北京市一个工人，通过丈夫的关系，进了北京客车厂，当车工。文革初期的遣返，不包括已经出嫁的地富反坏的子女。)

      到了二姐家，敲了门，二姐没上班，还在睡觉。二姐听到我们敲门的声音，就赶紧起来，穿起衣服，开了门，我和潘文平把家里又被遣返的事对她一讲，她听了以后，看我们两个逃难出来，又累又饿的样子，就赶紧出去给我们买早点。我们俩吃了二姐买回来的油饼，每人喝了一杯水，人才缓过劲来。二姐问了问家里其他人的情况，她听了也挺着急。她说，南苑大队那些人认识我这儿，说不定他们会找到这儿来。大姐刚搬家，住的地方他们不知道，为了安全，你们俩暂时先去大姐家避一避。说着，收拾收拾，她就送我们去大姐家。

      坐在车上，潘文平和我都犯困，快下车，潘文平和我都睡着了……二姐看我们俩这种样子，也掉眼泪了，她用手帕擦了擦眼，说：“我们这是招谁惹谁了？！……”

      到了大姐家，大姐也没上班。（风琴的大姐潘风华，67年28岁，因家贫小学没读完，即打工补贴家用。20岁出头，嫁给北京汽车制造厂的一个周姓工人，住北京朝阳门外汽车制造厂职工宿舍，并以家属名义进厂当工人。）大姐听我们一讲，家又被遣返了，也挺着急，听了二姐的担心，觉得没有别的办法，想了想，说：“那你们就先在我们家呆两天吧。”

      我们在大姐家，大姐夫周超宇虽然是共产党员，但他一贯为人厚道，没讲什么，看样子也挺同情我们。但是住了两天，大姐心里觉得烦。她家三个孩子，再加上我们俩，屋子大概只有50平米，住了7口人，搁在谁身上，谁也烦。第三天，大姐在厂子食堂买了几个花卷，用手帕包上，说：

   “你们到北京市革委去问问，既然北京市和公社都签字了，要大队安排你们回家，为什么大队还要遣返我们家？……”说着，大姐也掉眼泪了，掏出一点零钱给我们两个坐车。

       我和潘文平找到北京市革委，一问传达室看门的，人家说没人接待。我们又往中央文革方向走，到了南河沿，离中央文革还有四五十步远的地方，忽然看到晓娟站在那儿正吃面包。她也看见我们俩了，就喊“四姐，四姐……”这下甭提多高兴了——看到亲人了！我问她：“三姐呢？”她说也在，是二哥把我们救出来的……

       晓 娟：遣返那天，大队的红卫兵把我们抓到大队，让我们在那儿蹲了一夜。第二天把我们强行押上汽车，又像犯人一样送到火车站……

      风珍：在车上，我记得造反派韩玉珍说：“潘风珍，这回你甭想再回来了。是哪儿的，你就回到那儿去。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北京是不会要你们这些黑五类子女的！你还想在这儿找对象，你就别做梦了！告诉你，没门！”

     火车是９点５５开车。离开车大概不到十分钟，有个男的递给我一个字条，我一看，上面写着：“死也不要回老家。”底下属的是二哥的名字。看了，我心里知道二哥没走远。我想，必须开车前下火车。押送我们的是南苑大队的造反派，两女一男。他们见我看字条，就走过来，问我上面写什么，并让我交出来。我马上把字条撕了。我说我要上厕所，她们不同意。

      我这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声嚷：我没犯死罪，为啥不让我上厕所？就是犯了死罪，也得允许人家解手啊！

     车上的人听我这么一嚷，都围过来。我就大声说，我在北京好好读书，高中还没读完，他们就把我们全家遣返回老家。回到老家，没吃也没地方住，让我们怎么活？我出身不好，党的政策是不唯成分论，为啥遣返我的父母，连我也遣返？……车上的男女老幼，听我这么一讲，都觉得我讲得有理，七嘴八舌地讲他们几个红卫兵。正在这时，晓娟拉我的手，开车前的预备铃也响了。我和晓娟不管三七二十一，手牵手就往火车厢门口走。

     三个大队派来的造反派见我们下车，也跟下来，想拉我们上车，我就大声讲：你们凭什么遣返我们？我们犯了什么法？……

     站台上的人听我这么一嚷，就围过来，我们把情况一讲，围观的人就纷纷替我们讲话。有的批评他们不讲政策，有的还动手要打他们，趁这个机会，我和晓娟就跑出来了……

     这时，只见一个男生走过来，叫我们跟他走，他说他是二哥潘文博的朋友，叫小黑子，他把我们领到左家庄接待站。看来，什么时候有良心，有同情心的人都有。

    潘文博：当时受资产阶级路线迫害到北京上访告状的人很多，北京就为这些人设了不少接待站。这些接待站，一般都管吃管住。我是以内蒙煤矿受迫害职工的名义，在左家庄接待站登的记。

     我给风珍、风琴、潘文平都化个名，我们四个人给安排到两间屋子里。可是，左家庄接待站的伙食不太好：馒头、白菜汤，偶尔吃顿米饭。我想：伙食不好，我倒没什么，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正长身体，营养不够，也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但又不能去大姐二姐家，她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家庭，生活并不富裕，免强维持自己的日子，我们应该尽量少给她们增加负担。我就在北京市内跑了几个招待所，发现煤炭部接待站的伙食不错，我就把她们三个转到这个接待站。这次我报了十三个人，每顿饭都剩下不少馒头和油饼，怎么办？不能浪费，我就派风珍或者风琴把这些油饼馒头提到大姐或二姐家去……

     在煤炭部接待站住了一段时间，听说接待站要撤了。

     接待站一撤，我们去哪儿吃饭去哪儿住呢？回南苑大队吧？安置不了不说，弄不好又要把我们往老家送。另外，在接待站长期住下去，也不可能。怎么办呢？我考虑妈这么大年纪，受了这么多折磨，心里一定很苦闷。大哥大学毕业分到贵州，干脆让妈去大哥那里看看，住几天。于是我以上访告状返乡的名义，一分钱不掏，办了两张去贵阳的车票，把妈和潘文平送上开往贵阳的火车。

     回到接待站，想到爸爸一个人在老家，不知日子怎么过，他一辈子都是在外面跑，从来没有做过家务，更不会做饭做菜，我就让风珍回老家去看看。要是能把户口弄回来，就顺便把户口办回来。

    没想到，风珍这次回老家差点死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