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世家》作者杨颜桐访谈

长篇小说《检察官世家》讲述了武夷山下、台湾海峡西岸一个检察官世家的几代人在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年代发生的一连串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从中折射出中国百年法治和检察史艰难曲折的进程。本报记者采访了作者，请他讲述了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人民检察制度自这里发端。

一、历史人物的真实写照

长篇小说《检察官世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小说通过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悲欢离合来反映中国检察制度的变迁。这样的构思是怎样形成的？

杨颜桐：八闽大地，人杰地灵。特别是福州的“三坊七巷”，近代以来就出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法律界领军人物和海军将领。在我工作的崇安县（现为武夷山市），则是中共福建省委于１９２９年创建的早期革命根据地之一，有过光辉灿烂的人民法治建设和司法实践的探索，它的检察实践为中国检察史册增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有一段时间，我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司法文件，访问许多老检察官法官，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以文学形式反映中国百年检察史的念头，因为文学最贴近群众、最能吸引人。于是有了反映中国百年检察历程的长篇小说《检察官世家》第一部的出版。目前，第二部正在出版运作之中。

练澄江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个人物确有原型，还是你为了展开小说虚构出来的？

杨颜桐：练澄江是以我的一个姑婆公（姑婆的丈夫）作为生活原型创作的。但我没有见过他本人。他极其丰富多彩的经历是我姑婆说给我听的。有些关于他的故事在他身上无法安排，我把它们分别安在石洪波和高积成这两个人物身上。写百年检察史，故事不能不从清末的福州写起。那里有中国第一代检察官在法治道路上艰难无助的跋涉，有早期司法人员独特的悲欢离合。

引出这些喜怒哀乐，都源于福州早期的两所福建法政学院。我的姑婆公曾在这个学院工作，和它的创办人有很深的交情。早在清末的１９０６年，福州的一批留洋回来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就常在一起谋划创办法学院。次年，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刘崇佑和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就创办了福建第一所法学院——官立福建法政专门学堂（后更名福建法政学院），三年后他们又办了一所私立法学院。两所法学院教职人员和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了国家栋梁、法界中坚。

《检察官世家》虽然体裁是小说，但写到了很多早期的革命历史人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批高级干部，这些人物与他们的原型都是对应的吗？

杨颜桐：对，小说由检察官练澄江一家几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但反映的是清末以后百余年间的检察史，特别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检察事业的每一步历程，这就必然要涉及当时的历史人物。

对于重要历史人物，是不可能任意虚构的。比如，书中的福建省委常委陈豪人（又名陈昭礼，福州人），原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秘书处处长为邓小平），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工作，参加了中共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八七会议”。会后，作为贯彻会议精神的一项工作，接受派遣回闽重建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福建各地的武装斗争。

他以会亲的名义携新婚妻子离汉乘船取道九江回闽，第一站就来到崇安。此后几天，他名正言顺地走亲访友，暗中找在福州念书入党后回来的青年徐履峻、安宇、董涵球等人，指导成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后转为县委）。离开闽北到福州，他和陈明等成立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豪人任常委、宣传部长。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和闽西的张鼎丞（解放后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１９５４年调京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

１９２８年底至１９２９年中，福建省委领导闽西、闽北五大农民暴动。崇安上梅第一次暴动中途因徐履峻牺牲而失败，省委又派福州市委书记、省委候补委员杨峻德任中共闽北特委书记、省委特派员，领导重建了以陈耿为书记的县委，再次发动暴动而取得胜利。胜利后，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第５５团，杨峻德回省委任常委、组织部长，不久去厦门开会被捕，受军法审判后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他就是小说中“杨文广”的生活原形之一。

１９２９年邓小平受命赴广西百色领导起义时，向中央要了几个能力强的人当助手，其中一个就是陈豪人。于是，陈豪人奉命与妻子分别从福州只身去广西。他是百色起义七人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之一。

二、在小说中阅读历史

很多人读历史小说，喜欢从细节中回想当年的景况。小说中的大量历史细节也是来源有据的吗？

杨颜桐：是的。有些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却是真实的。比如，１９３５年１月，两级人民检察机关和其他各部门一起撤出城镇，开始了３年游击战争，历时５年的闽北分区和崇安县苏区检察工作停止。当苏区党政军各机关撤退时，原闽北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则找机会溜之大吉了，后来有群众看见他带敌人去搜山，不知是投敌还是被逼带路，解放后重新当干部的他因此事被揭发而撤职。书中胡南雄上山时溜号就是他的经历。

而“中央代表”老易则是真实的人物，他叫曾洪易。此人在闽北期间独断专行，排斥党委和司法机关搞肃反，错杀了不少苏区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苏区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这样滥杀极为痛恨，张鼎丞冒险去中央请求纠正，没有得到左倾领导的接受，他又去找已被排斥在领导核心外的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气愤地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搞垮自己！”他指示张回去一定要纠正这个错误。张回闽西后，闽西错杀风得到了纠正。这段历史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张鼎丞传》等书都有记载。苏区退上山时，最“革命”的曾洪易投敌叛变了。

小说以虚构的形式重构历史，让我们产生勾陈历史真相的兴趣和欲望，特别是那些年代久远的历史。比如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初，各地纷纷成立苏维埃政权，那个时期的检察工作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杨颜桐：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革命根据地早在１９２９年初就建立了独具特色的革命法治。在第二次起义之前，杨峻德就领导起草通过了两份《条例》，书中的《捕办反动派条例》和《处罚条例》原件现存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

１９３１年７月，闽北分区（地区一级政府组织）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裁判部、财政部、政治保卫局等领导人。至１９３３年２月，共召开四届分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第四次代表会上，裁判部改称法院），四届工农检察部部长都是选举温卿绍担任。根据福建省委的指示，１９３０年５月１日，崇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此前的政权名称是县革命委员会）。前期，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检察、裁判机关只设一人，称裁判委员会主席。到１９３４年底，崇安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前后共举行七次。１９３１年７月起，县苏维埃政府设专门的工农检察部，部长先后为林济全、陈金生、占国豪、江国铨等。我看到过当时法院的《判决书》，看到过工农检察部为个别地方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行使检察权的史料，看到过县工农检察部翻印的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部文件汇编》小册子。

三、用细节回到历史的现场中

除了历史文件和材料，对于小说作者来说，能够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也很重要。这样才能保证写出的细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杨颜桐：对。我访问过当年曾任崇安县苏维埃主席和任工农检察部部长的老同志，听他们回忆当年指导和从事人民检察工作的经历。我书中所写的苏维埃检察工作故事，如游福安处理村民老太婆纠纷案，民主政府给商人发《白区守法商人通行证》等都是他们讲给我听的。

我还要感谢书中写到的省委秘书柏桦，她的丈夫时任省委常委，不辞辛劳多次跋山涉水深入武夷山中视察，把崇安县苏维埃政权、组织、军事、经济、司法各方面的情况写成多份详尽的报告留下来；还要感谢崇安县公馆村的一个农民，他当年任乡苏区政府的秘书，在后来的白色恐怖中冒险藏起来的闽北以及县苏维埃各机关下发的各种文件、通知、训令，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柏桦对我说过她在省委当秘书时的故事。一次几个起义县的总指挥来开会，几个年轻人见左诗赞两手戴满金戒指，就起哄打他的“土豪”，他脱下一只金戒指换钱，大家高高兴兴地去酒楼聚餐。柏桦后因丈夫牺牲，她要抚养几个幼小的儿女，去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直至解放。

我还采访到了一些当年的老战士。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初创时只有三个支队六个团队，坚持崇安当地斗争的游击队就组成了其中一个团队：第三支队第五团队。该团队连以下干部都是崇安人组成。当时长江一线已被日寇攻破，五团刚组建即于１９３８年春节开拔。在皖南的抗日前线，五团与日寇进行过几十次大战斗。副指导员游炳年轻轻就牺牲了。我访问他母亲时，老人拿出儿子牺牲前寄回家的信给我看。后来发生的“皖南事变”，五团被捕和讨饭回来的人中，崇安人就有几十人。而被捕的崇安籍指战员直到抗战胜利、上饶集中营解散才获自由，回家当农民直至去世。高积成和胡南雄的故事就是我访问他们中的一些人得到的。

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生动是每一个历史小说的作者都要考虑的问题，你怎么看？

杨颜桐：首先，人物和故事可以虚构，历史不能虚构，只有忠于历史真实才具有生命力。其次，追求生动自然是文学的使命。有一句名言叫生活永远比文学更生动。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材料回到历史现场中去，并通过文学的描述把它再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