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良心（4）

（四）

前文说郑超麟在１９４５年回忆录的法国留学部分中没有提到后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是对的。在后来写《记尹宽》一文中，则稍有着墨。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郑超麟羞于提名，只以四川小青年名之。

其一：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我心里想，这个小青年不学习一点东西，不爱看书，很可惜。似乎我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说了这个意见。

其二： 我们是三月十八日从巴黎北站乘火车出发的。我大概是三日以前办理了离办厂的手续，然后携行李去巴黎的。木棚里的人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读书，于是几个平时谈得来的朋友要给我饯行。政治上的朋友，我们相约，在众人面前不要表示亲密；至于平日同我闲谈、说笑的，我认为都是一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只是感情上同我接近而已。木棚里还有一部分人，则平日见面也不说话，或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这天夜里，我如约到工厂附近一个酒店去，那四五个朋友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那个四川小青年，平时不同我接近的。我们喝着加热的白葡萄酒，谈着不相干的话，尽欢而散。我回到木棚睡觉时，告诉李慰农：那个四川小青年也参加饯行的事情，要他注意。

具体注意邓小平什么，郑超麟没有下文，我们也不好瞎猜。反正自称思想落后的郑超麟当时已经是法国旅欧支部的正式党员，是被周恩来选派到革命圣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１２名欧洲留学生之一，而那个四川小青年还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

或许，这就是毛毛书中所谓的人生“巨大的转折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