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伤的中年，外婆离世三十年祭(2)

 

 

固执的外公，最后还是和大舅大舅母到乡下去分田地，要圆祖祖辈辈拥有田地的梦想。外婆则带着二舅我母亲和小舅留在了镇上，摆小摊维持一家的生计。

 

二舅时年十六七岁，六年制高小毕业后因镇上当时还没有中学，只好呆家里，有时打几天零工。母亲上女校，学校在街尽头，是民国时期由供奉观音菩萨的莲池宫改建的。小舅上的男校在正街那边，后来合并女校改名镇中心小学，也是我们兄妹四人的母校。外婆自幼苦，不识字，但知道知识的重要，单亲一人支撑全家也要保证子女就学。

 

五零年秋天朝鲜战争爆发，闲了两年的二舅再也按奈不住了。兄妹四人中他最像外祖父，不安份，喜欢折腾。好不容易挨到51年满18岁，就和对面李家的老大一起报名参军去了朝鲜。二舅不幸运，没活到战争结束，而李家老大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一直留在队伍最后官至团级。73年裁军他退伍回家乡，县里安排了一个县文工团付团长的虚职养老。

 

二舅阵亡，家里得到了噩信但沒见到遗体，可能一直长眠在北方或朝鲜的某个公墓里。外婆的感受不得而之，她很少提起二舅，即使有时因別的事提及时也只是短短的一句，你二舅在朝鲜战场牺牲了。我们只知道事后外婆患了眼疾，秋冬季节一到，她常常是泪满眼眶。

 

53年十四岁的母亲高小毕业，在镇上粮站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零工，也算是镇政府对烈士家属的一种照顾。外婆外公祖辈是客家人，几百年入川后还保留了身材高大的基因。当年十四岁的母亲，身高和当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差不多，別人都当成人相待。

 

两年后农村开始合作化，到处都在办初级社高级社，各级组织大量需要干部职工。高小文化程度的母亲不满足粮站的临时工，参加应聘后得到了一份工作，去镇外乡下做妇女工作。现在会觉得是天荒夜谈，但那个时代确是如此，十六岁的未婚大姑娘分得的工作，却是要为比她年长很多的大姐大婶维权。这份工作她在乡下一直做了二十多年，直到四川帮倒台不再唯成份，入党后才有机会去到了县上。

 

58年全国兴起大炼钢铁运动，在中国史上这是一场灾难，但因此也有了我们的家庭。事情就像是电影五朵金花的翻版，只不过作为男主的我父亲不是爱做好事的阿牛，而是一个随时注意眼色的可教育好子女。49年林彪大军到了广东，年纪20岁作为林场主大少的父亲入伍，然后随军进入四川。父亲高中毕业，算是文化人的他分配到成都空军做了一名文职参谋。

 

据父亲不多的回忆，那几年是一生最欢乐的日子，军部到周末舞会不断，夜夜笛歌。只是好景不常，到了三反五反清理队伍，有林场主父亲背景的他虽无任何失误，也下放到我们县的武装部。大炼钢铁时高中文化程度的他成了技术指导，到各地乡镇指导炼铁炼钢，机缘巧合遇上了我母亲。

 

母亲当年十八岁，要身高有身高，说相貌有颜值。父亲也是人材一表，面庞清朗，轮廓分明，广东出靓仔的说法不无道理。几十年后兄弟我们几人看到父亲母亲当年的照片，感叹没完全承继到双亲样貌的长处，儿媳们也不及母亲的身高。不多的宽慰是自己的学历更高，弟弟在当地政界走得更远，但这些更多的是得益时势的助力。那句话说的，只要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

 

59年秋大跃进的顶峰，我来到这个世上，是家中的老大。这几年自己当上姥爷后，才体会到当年自己何等幸运，何等幸福。家中自己是唯一的小孩，除父亲母亲外，还有外婆和小舅照应。虽然当时父亲又给调出了县武装部，去了位于邻县的地区钢厂，说是才尽其用，但实际不让呆在权力机关。不过工资沒变，六十多元的月薪有一半寄回家，加上母亲二十几元的工资，在小镇生活还是很富足的。当年自己玩过的玩具，比下面弟妹三人合一起还多，当然他们生长在文革也是一个原因。

 

可惜好景不长，翻年到了六零年，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后果出来了。当时像外婆这样的居民和当干部的母亲，每月的口粮还有供应，但肉油等副食不算必需品，则大大减少。后果之一就是母亲没了奶水，肉食之类蛋白质吃得太少，当然不可能有母奶了。母亲没奶我只能吃米糊糊，喂养全靠全婆了，所以她老人家常说我是她养大的。

 

外婆常说那时会又特別多，乡镇的会近，还可以住家里。如果遇上进县城开会，她也要跟着同去，帮助母亲照管喂养。冬天一次又去县城开会，外婆揹着我在城里天主堂围墙外避风处搭了一个土灶为我熬米糊。母亲散会过来时米糊刚好，这时旁边过来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妇女，指着奶锅的米糊说她女儿两天没吃过东西了，求母亲分点。多年后外婆常常抱怨，说母亲心太软，那个妇女接过奶锅后居然一滴不剩全喂了自己女儿。外婆说我饿得哇哇乱哭，不过我从来不怨母亲。自己只是少一顿米糊，而对年轻妇女来说就是保住女儿一条命。

 

在乡下的外公和大舅大舅娘却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外公六十来岁，当时已经算老年人了，加上前十年生活在乡下，劳累辛苦，沒过上年就走了。幸好之前打好了棺木，死后下葬在镇外祖坟旁边。又过了33年，外婆过世后也和外公合葬一处。外婆外公结婚后共同生活了23年，然后分开10年。前33年，后33年，也许外婆外公命中和33有一种缘份吧。

 

翻年到了61年春天，在农村的大舅一家生活更加艰难。他们有四个小孩，老大儿子仲辉，51年生，当时10岁。下面三个女儿中二女仲琼8岁，三女仲蓉6岁，最小的仲英4岁。他们那里是平坝，田土很规整，任何角落都开垦了，在政府那里挂了号。大跃进放卫星，粮食亩产起劲往上夸，过后政府也按这个产量征收公粮，但大家伙也不担心，反正吃公共食堂，以为政府到时会保障供应。

 

没想到真正缺粮时沒人管了，大食堂早已解散，各家自谋生路。大舅他们平坝地区只种庄稼，沒多少树也沒草，冬天光秃秃的，不多的几棵树树皮很快剝光了。61年早春一个逢场天，大舅大舅母带着四个小孩来镇上外婆家。看着有气无力的大小六口人，外婆也沒办法。家里除了母亲有收入，外婆和小舅也没其它来源，另外还有一岁多的我。

 

老大仲辉和最小的仲英留下了，大舅夫妻俩和中间两个女儿回去了，四人最后都没熬到当年小麦收割季节。老大仲辉和老小仲英留下来的原因，后来每次俩人惹外婆生气时都说是他们心眼多，死活不愿意回去。不过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大舅知道外婆沒能力接济全家，决定只留下老大和最小的。想来令人伤感，每逢生离死别之时，老大和老幺总会有更多的机会。我自己是老大，明白遗传了千万年的这种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