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箴言万球炼(5) 嫉妒世间常态,磨砺锻炼能耐
追名逐利的黄金茶与千利休相反的丰臣秀吉则将茶道带上了另一条道路。《恤援朝鲜倭患考》中描述丰臣秀吉为“貌若猕猴,短小多智,初为人厮,养卒以狡诈,事山城君得幸至关白”。虽然千利休对丰臣秀吉的奢靡行为并没有做出过多的指责,但在他的心中却早已对这种对待茶道的方式感到非常厌恶,并且千利休在茶道上的造诣已达到不可撼动的地位。以丰臣秀吉所处的地位,自然害怕被千利休的盛名压倒,因此对千利休越发忌惮。
天正十九年(1591)二月二十八日,千利休突然被丰臣秀吉勒令切腹,其原因诸说纷纭。一说是秀吉指责利休以名贵茶器牟利;另一说是秀吉试图以利休之女为侧室而被拒绝:还有千利休反对出兵朝鲜而触怒秀吉之说,与德川家康合谋毒杀秀吉之说等等。我们拨开这些传说的迷雾,试着去接近一代茶圣被杀的真相。 干利休在当时可以说是丰臣政权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据说九州大友宗麟曾给手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大坂城中能和关白大人随意说话的只有利休居士一人而已,他和秀古之弟秀长并列为当世两大人物,切不可轻慢,这话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得别佐证,当时秀吉给予千利休的奉禄是3000石,一个商人出身的能以茶头的身份拿3000石俸禄,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后世的古田织部、小堀远州等知名茶人虽有过者,但都是以大名的身份而非茶人身份领取俸禄的,而江户时代的茶人都不过只是500石的体禄,这足见秀吉对千利休的器重。同时,秀吉在许多场合还主动提升千利休的影响,也常向大名们推荐千利休,这等于给了千利体参与外交与政治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且丰臣政权要厉行推行身份等级制度时,千利休这样权势极大的“町人”就成为不得不除去的对象。所以,一些罪名就如此强加在他身上。比如说他捐赠的大德寺山门金毛阁上有一尊自己的木像, 导致太阁大人在进入大德寺的时候必须从千利体木像下走过,犯有大不敬之罪。又说他以本土产的茶碗“冒充”唐物高价出售(实际上,这些茶碗本身就是模仿唐物风格并改进实现本土化的茶具,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些都可以归为“町人”逾越本分的行为,可以说,千利休实际上是一个丰臣政权要确立“士农工商”等级制度的牺牲品。斯人已死而思想长存。千利体的“侘茶”道在江户时代逐渐风靡,最终成为现代日本茶道的主流,利休的曾孙所创的表千家与里千家成为日本最大的两个茶道流派。茶道已经成为一门综合艺术, 参与者不仅要学习沏茶和上茶之法,而且还要在诗歌、花道、文学、园艺、陶瓷鉴赏等多方面有着深厚的浸润。茶之“道”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通过人类的活动,感受自身在自然之中的渺小,最终实现身心的陶冶,这大概就是千利体希望在茶道中传达给世人的。
被嫉妬者千利休素朴一心向阳,流芳后世;嫉妬者丰臣秀吉奢靡追名逐利,二代而终。以为可以灭掉中原的明朝,却自己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目前日本国内只有区区40多人姓氏“丰臣”,这些人与其也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丰臣秀吉终究还是消失在了日本的历史上,成为了一个带有浓重悲剧色彩的人物。曾经在失败后,德川家康直接灭掉了丰臣整个家族的人,多达1400名,连其8岁的孙子都没放过。并且收回了曾经赐予丰臣秀吉的丰国大明神称号,这还没完,在之后还派人摧毁了丰臣秀吉的墓碑。
到了一定年纪,人们会发现,无论生活、工作、修道,世间之事凡是能够最终取得成功的,唯有一条捷径可走,那就是:千锤百炼。古人用“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充满文学色彩的诗句来形容,人唯有在经历种种困难、考验之后才能够收获成功的喜悦与芳香。人在磨砺困难面前是很容易被蒙蔽双眼、迷失方向的。困难、苦难、不幸遭遇面前,肉体凡胎的人类是很容易想不开而做出出格的事情的。若是自己能够想得开,定不会随便做出令人惋惜遗憾的事情的。这就需要智者的开示。
事情做得好,有人会为你逆光而来为你高兴,也有人会嫉妒打击你,这都是世情常态。有人由于对成功者心怀愤恨,于是对成功者的一切成绩都予以诋毁。成功者就得有能够忍受人家嫉妒打击的心量格局;如果自己是一个窝囊的人,就没人要嫉妒打击了,这代表自己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不能怕人嫉妒,自己心中有“浩然之气”,所做之事不损害他人利益,谁爱嫉妒就随他去,我们没有那么多闲时间来管理别人的口舌,将自己至于是非烦恼之中。嫉妒者由于对成功者心怀愤恨,于是对成功者的一切成绩都予以诋毁。1927年11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指责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对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了严厉的政治纪律处分: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会议精神只能依靠口述传递,当处分传达给毛泽东时,被误传成了开除党籍。这也被称为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第一次挫折。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从此消沉,而是把这次挫折当成了一次锻炼的机会,深入调研,积极思考,增加有益的知识。“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逐渐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层。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
“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出自左宗棠之手,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
原诗是: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监牢且作玄都观,我是刘郎今又来。
有人将这句话视为自己一生的人生心咒,是无上咒、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据中共党史专家介绍,1934年9月是决定干部长征去留的关键时候,项英、陈毅等人确因工作需要和患病、负伤的原因,被决定留在苏区。但是,博古等人带有强烈的宗派倾向,他们利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的机会,尽量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留在了苏区打游击。
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信的毛泽东,博古、李德最初也不打算让他和中央机关、红军主力一起转移,并在9月中旬把毛泽东派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时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在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 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他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长征之前的毛泽东,已遭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并在长期排挤中郁郁不得志。长征开始后,他又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队伍刚刚过了于都河时,他的身体就非常虚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在“湘江战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尚处于生理、心理双重折磨的毛泽东在危急时刻站了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在重重压力之下做出了一系列正确行为,为红军找到了破局的方向,带领红军走出了低谷,使长征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奇迹!
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一旦去做那些经验之外的事情,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应。但是,在环境逼迫的情况下,人又不得不走出舒适区。人生没有现成的直接破局之法会指引我们穿越迷茫、解开纠结、走出低谷。“危机”由“危”和“机”组成,人往往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现实的压力无可阻挡的涌过来时,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么巨大,这时机会往往就出现了。结识认知高于自己的朋友,这需要我们靠近比自己厉害的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从未领略的风景。
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任何领域上强于自己的人皆可为师,只要洞悉他们的立场和需求,与他们成为利益共同体,就能将他们的能力为己所用。
挑战经验之外的事情,这需要我们面对自己的不舒服、不情愿,在重重压力之中下定决心,勇敢的走出舒适圈。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真正的机会从来都出现在经验之外,属于那些主动拥抱变化的人。最终你会发现,过去经历的苦难,都会成为未来幸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