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争的本质是意识形态之争

中美之争的本质是意识形态之争

【引言】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各个领域的摩擦和冲突也不断升级。然而，这种竞争的本质不仅仅是经济、军事或地缘政治的角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国代表的不同意识形态。大多数政治学者认为，中美之争的本质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主要体现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国家治理模式的根本分歧上。本文将分析中美之争的意识形态因素，并探讨其对全球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以共产党一党独大（立法规定共产党主体执政，允许其它民主党派有限的参政）为权力特征，行使其全面施政纲领和治国模式。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他们代表着“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路线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七十多年来中共不遗余力地抨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有许多不可饶恕的原罪。而美国是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自认为是民主世界的“山巅之城”。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长期的政治博弈，这一过程涉及多个方面的交锋。中共的宣传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长期不断地批评攻击美国为“美帝国主义”，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将“美帝”视为国家的头号敌人。其间美国同样把中国视为敌对的“共产国家”而进行多年的封锁和打压。

一、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背景

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及其后的演变。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博弈过程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

冷战时期，中美两国代表了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美国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表，倡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而中国从一开始就紧跟苏联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推行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政治。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激烈的较量，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倡导反共主义，试图遏制和孤立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美中交恶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极左思潮导致中国国内政治动荡，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和抵制加剧了两国之间的对抗。美国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差异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纷争和冲突。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改革开放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走向缓和与逐步改善。1979年，卡特总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起主导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其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为两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创造了一定的缓冲空间。然而，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两国合作提供了契机，但在政治制度、人权和自由等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仍然存在。

冷战结束后的意识形态变化

90年代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导致了一种意识形态真空，使得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

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大国崛起，以及在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后取得了巨大成功，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又逐渐凸显出来。美国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多党民主制度的代表，强调个人权利、言论自由和市场竞争。而中国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强调社会稳定、集体主义和国家政治安全。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虽然引入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仍存在明显差异，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融合。这引发了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不同解读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议，并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持续的意识形态较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西方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并对其意识形态进行评估。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西方的价值观和全球秩序，担心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的成功证明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之可行性。

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兴起使得意识形态之争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显著。通过各种媒体，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得以迅速传播，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差异的关注和讨论。经过中美贸易战以及三年来的全球新冠疫情，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再度升级。由于市场经济的成功与GDP跃升到全球第二，中国更加强调“三个自信”；美国理念的价值观越来越遭受中方贬斥，中美价值观的对立和现实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人权状况和市场准入等问题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的崛起及其国家意识形态威胁到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中国则坚持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干涉和意识形态输出。这种较量体现在贸易战、科技竞争、地缘政治斗争和地区冲突等多个领域。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对中美外交争端、全球政治格局以及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核心问题

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核心问题涉及多个层面，其中包括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价值观念和文化差异，以及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影响力。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翟玉忠认为：中美之争归根结底是文明之争（http://www.xinfajia.net/16081.html）。

此外，美国著名学者Michael Pillsbury（白邦瑞）也在他的著作《2049 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中认定：“中美之争已经逐步演变成了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即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制度竞争。看来这种冲突还要持续很多年。”

白邦瑞还重申，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新闻自由，政治民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保护私有财产，不允许政府经营企业和报纸广电。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同这种价值观体系，故称之为“普世价值观”。

社会主义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执政党领导一切部门。他们控制军队，决定各级官员的任命与升迁；直接管控国家金融和大型国企；反对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原则；严密管控报纸广电、网络内容以及社会舆论，不允许人民一人一票直选国家领导人。

武汉大学学者陈继勇教授从历史大国的战略竞争与博弈视角出发，认为当前中美冲突的实质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从更长远的视角看，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之争（https://www.sohu.com/a/254847009_739032）。

也有学者持与上述不同的观点。如四川大学教授邓曦泽博士认同“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他在《联合早报》上撰文认为，中美之争并不是制度之争， “中美之争的本质是霸权之争，它可以具体表现为科技之争、经济之争、军事之争、货币之争、文化之争等。……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就是霸权”。（https://www.kzaobao.com/mon/keji/20190620/58602.html ）

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

我们都看得清楚，中美之间最显著的意识形态差异就是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多党竞选和个人自由权利。而中国则采取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一切领域。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在权力分配、政府功能、公民权利和参与度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这种差异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对社会组织和个体自由的理念冲突。

价值观念和文化差异

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价值观念和文化差异。美国强调个人权利、言论自由、平等和多元化。它推崇个人主义、竞争和人权保护。相比之下，中国注重集体利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强调家庭、社区和集体责任。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孝道和社会和谐。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差异导致了对社会道德、个人自由和公共伦理的认知差异。

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影响力

中美之争的意识形态核心问题还包括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影响力。美国主张通过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来实现国家治理，并试图推广其模式到其他国家。它追求全球领导地位，倡导自由、开放和规则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中国采取了一种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强调社会安全和稳定，并主张对外非干涉原则。中国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维护领土完整和发展自身实力。

这些核心问题使得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和对立。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在全球范围内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影响，它涉及到经济贸易、科技发展、文化交流和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如何处理这些核心问题，平衡意识形态差异，成了中美关系及全球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挑战。

三、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影响与挑战

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挑战广泛涉及到全球政治格局的重塑和国际关系的多个方面。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国主张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试图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及其支持者倡导多极化，主张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这种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了全球力量对比的重塑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中美意识形态之争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和不确定性。双方在贸易战、科技竞争、地缘政治和地区冲突等领域的冲突升级，导致了国际合作的减少和双边关系的恶化。这种紧张关系对全球经济增长、地区稳定和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并在经济、科技和安全领域引发了激烈的博弈。新近的美国两届政府都极力遏止中国的高科技（如人工智能、超算、5G、航天等）技术发展，对中国敏感企业实施制裁和限制。中国则不断加强自主创新、技术自给和军事现代化的努力。这种博弈对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带来了风险，并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技术分裂以及军备竞赛等问题。

四、中美贸易战的有关背景及其前因后果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是中美之间最显著的经济领域的摩擦和冲突。

中美贸易战起源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在贸易领域的不公平行为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担忧。美国认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如强制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盗窃等，这些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并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因此在201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针对中国的301调查报告，宣称中国存在知识产权盗窃和技术转让等不公平贸易行为。作为回应，美国政府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限制中国投资和技术出口，并对中国的相关行业进行制裁。

中美贸易战的后果是导致双方互相加征关税，涵盖了广泛的商品，包括钢铁、铝、汽车、农产品等。这些关税和贸易壁垒对两国的出口和经济活动造成了重大影响，导致了全球贸易的紧张局势。贸易战引发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对未来投资持谨慎态度。这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影响到了全球供应链和跨国公司的业务决策。

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贸易摩擦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出口和产业链。

同时，贸易战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紧张。双方之间的争端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如技术竞争、地缘政治和人权问题，使得两国间的对立更加复杂化。它对全球经济、投资和市场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尽管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但目前仍存在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五、应对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朝野重新思考

应对中美意识形态之争，中美两国政治家和民众应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以促进相互理解、合作与和平共处。以下是一些关键的问题需要朝野三思。

寻求对话，实事求是

中美两国政治家和民众应积极寻求对话和互相倾听的机会，以增进相互了解与消除误解。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包括高层会晤、经贸谈判、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等，可以促进双方之间的对话，加强共识，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著名政治经济学者郑永年曾经公开告诫，在中美对话中要遵循邓小平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意识形态化。在政治宣传方面一定要拒绝义和团思维，不能因为美国可能成为中国的长期性、战略性、对抗性的对手，就仇恨美国，全盘否定美国的一切，也不认可和学习美国的优点。先入为主的所谓“政治正确”和意气宣泄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例如，国内宣传媒体经常说美国是靠美元霸权和战争而富起来的，这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请看一看美国百年来靠不断创新发展各项高科技而引领全球消费市场的一系列成就，你就可以明白。

探索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

中美两国应寻找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以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但两国在经济、环境、反恐、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贸易规则等重要领域仍然可以开展广泛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彼此尊重与包容，正视世界潮流

中美两国应尊重与包容彼此的多元性。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应理解并尊重对方的独特性。相互尊重和包容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国际关系，并减少冲突和对抗的可能性。中国应当汲取20世纪“革命输出”的历史教训，在宣传口径上不要轻易地诋毁所有资本主义制度，把人家成功运行了几百年的民主政治体制斥为“虚伪的民主”。不久前我查考了《百度百科：资本主义国家》条目，发现世界现有225个资本主义国家，其中187个是二战后就独立存在的，加上38个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苏东剧变后选择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然而世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五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显然，当今世界的体制潮流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应打破藩篱，推倒防火墙，突破心灵的桎梏，重新认识外部世界。推动信息开放和互联互通才能增进相互了解，才会有务实、开明、开放的眼界和态度。

六、中美对话与沟通的重要性

中美之间的对话与沟通非常必要，它可以发挥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化解分歧，避免误判

对话和沟通是化解分歧、增进政治互信的关键途径。通过直接交流，可以澄清观点、分享信息，进一步了解对方的立场和意图，从而减少双方之间的误判。并有助于寻找共同点，在可合作领域达成共识，为长久的和平共处奠定基础。

建立危机管理机制，防止冲突升级

通过建立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机制，双方可以及时交流重要信息、磋商和协商，避免重大误判和意外行动，降低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升级，有效地管理和化解潜在的危机。当前特别引人关注的区域热点是台海局势，两国领导人有责任及时管控事态发展，避免发生任何擦枪走火之类的事件。

这里特别指出，国内一些极不负责任的自媒体，为了赚取流量整天哗众取宠，编造种种故事或理由，恨不得中美早日开战，进而战胜美国，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霸主。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非常有害，它会给世界舆论一种“中国人太好战”的印象，然后各国都盯着你、防着你，把你真正地视为敌人。

中美作为全球重要国家，在全球治理和面临共同挑战方面负有举足轻重的国际责任。对话和沟通是推动全球治理和合作的关键机制。中美合作可以为国际问题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核不扩散、贸易规则、公共卫生等许多领域的挑战。

探讨和平竞争与合作共赢的途经

和平竞争与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之间应对意识形态之争的应有途经。这种途经可以在竞争的同时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并减少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

中美可以通过建立规则和机制来管理竞争，确保竞争的公平和可预测性。例如，在贸易领域可以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准入的公平规则。在技术领域可以建立技术合作框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的合作，并严格遵守所有既定规则。

和平竞争与合作共赢的途径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和承担责任。通过遵循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合作共赢的原则，中美应当共同遵守国际规则，实现良性竞争，促进双方的共同繁荣以及区域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发展，由此造福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

总结

中美两国70多年来的分歧和争端，其实质是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文明之争。两国之争不仅体现了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国家治理模式上的分歧，也对全球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可预见的将来，显然两国谁也无法征服对方。因为两种体制各有利弊，两国在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经济体量、军事实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各有其长处和短处。最现实、最符合两国人民最大利益的，是面对挑战，两国加强对话与合作，通过和平竞争推动合作共赢，同时建立管控重大分歧的有效机制，以缓解紧张局势，避免任何武力冲突或战争，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2023年8月15日，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