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年（8）被段子手“耽误”的峡谷风景

国家公园扎堆的中西部，时差比较有趣。大峡谷国家公园（“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明明是山区时区，时间却和太平洋时区一致。而第二天要去的Bryce Canyon，同样是山区时区，我们的时钟却要拨快一个小时。这种平常遇不见的差异，有点混乱，也让过惯了按部就班生活的我们，有点乱糟糟的喜悦。

早晨从Holbrook出发时，想到接下来，连续三晚都要在国家公园露营，我就敲打蒋先生：出发后八个晚上，已有三晚临时改订住宿，预算超标！

清晨时分，蒋先生的头脑通常比较混乱。听到预算师提请注意，他信誓旦旦：从今天开始，该露营就露营，绝无二话。其他方面，也要带头省吃俭用。

没想到，他还言出必行了。一整天，他没为自己花一分钱。早餐在旅馆吃了点免费的烤面包和燕麦圈，中午吃了点孩子们剩下的披萨，晚上吃了点我剩下的鸡腿饭套餐，还吃了点蒋小诗剩下的甜点冰激凌。这就是他一整天的伙食了。

大峡谷公园从南门西行，有一条通往Hermit’s Rest的路线，私家车过不去，只能坐公园的免费班车。我们在Mather Campground扎完营，就从Village登上了公园的班车。

司机是个很老的老人家了，一把白胡子垂到胸前，乍一看，有点像《魔戒》中甘道夫和萨鲁曼的混合体。我是说，他有着甘道夫一般清癯细瘦的面容，又有萨鲁曼那种上了年纪的疲老之态。刚开始，我还纳闷国家公园怎么会雇佣这么老的员工。这个年纪的老人家，不是早该退休，颐养天年了吗？后来听出来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做很多年，根本不想离开好伐啦。

刚上车时，我的脑子自动开启屏蔽模式，把车上的一切声响全部调成了背景音。这是做母亲的基本功，不论行到何地，第一要紧的，是照顾到小娃们的安全。话说俩娃一上车，就像两只从春天的土地里拱出来的土拨鼠，争相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他们也不是想要看风景，就是觉得站着比较有趣。而一个咯咯笑着站起来，另一个一定会有样学样。

我怕汽车刹车颠簸，会让他们跌跟斗，也担心他们站得左摇右晃，会打扰到其他座位上的乘客，只能站起一个按到一个。怎奈就像“Whack-a-mole’游戏，按下葫芦浮起瓢，在车子开启的前五分钟里，让他们保持安全的“坐姿”，几乎成了我的全职工作。

蒋先生却在一旁嘿嘿笑。

我有些恼怒，以为他在笑我做无用功。他总说我操心过度，小孩子摔个跟斗，饿个肚子，打翻点瓶瓶罐罐，又不是什么大事，我没必要跟前跟后地嘱咐唠叨。

爹和妈，能一样吗？记得有一次闺蜜来访，我陪闺蜜住酒店。第二天一早，由蒋先生负责把孩子们送去学校。一大早，我就在电话中远程指挥，让蒋先生准备孩子们的便当盒。譬如，一只苹果切两半，儿子只吃不削皮的苹果，女儿只吃削了皮苹果；又譬如，儿子的巧克力奶，一定要附上吸管，女儿不喝巧克力奶，只吃草莓味的酸奶。装错了，他们就会如hunger strike一般，原封不动给你带回来。

以为这些细节关注到了，一整天就能顺顺利利。晚上我去接娃放学时，却是眼前一黑。只见蒋小诗披头散发就被老师领了出来。她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半边脸，有些地方还结了块，一看早起后就没梳过头。嘴边沾染着不知哪一餐留下的糖霜，被侧压着漂染到了脸颊上，所以，应该也是没有洗过脸。至于扮相，更是辣眼：上身穿了件袖长及膝的贴身针织衫，（那是断码打折时我为八岁的她准备的。）下身挂了条被蒋大核淘汰下来的宽腿运动裤，过长的裤腿累累赘赘堆积在脚踝处。如果借一顶倒扣的棒球帽，这姑娘可以直接去大街上献唱RAP，顺便摆个钵子收卖艺钱了。

回家后我质问蒋先生，为什么给女儿选了套这么不合身的衣服，他振振有词：“她自己选的呀，我充分尊重她的选择。”

敢情，我每天晚上提前在沙发上给孩子们准备第二天要穿的衣服，还是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

自此，就算我哪天夜不归宿，也会提前把孩子们第二天上学的衣服鞋帽都准备好。

这些心，妈妈不操谁来操？

前两站停靠时，我拉着孩子们要下车，被蒋先生用手势制止了。他轻声说：“再等等。”

很多人下了车，车上多出不少空位来。我换了位置，强行坐到俩娃中间，一手钳住一个，耳朵这才开始放空，有容量分辨外界的各式声音。

是我多心了。蒋先生不是在笑我，他的关注点在司机身上。每次司机一开口，他就咧嘴笑。

我竖起耳朵，这才发现，司机简直就是一个隐藏在公交车队里的脱口秀段子手啊。几乎每隔几句，都会甩出一个包袱来。车上的人大多伸长了脖子朝向窗外，企图窥得点滴大峡谷的雄姿；又或者大部分是来自海外的游客，英语并不灵光，并没有多少人倾听司机讲话。所以每次司机甩出一个包袱，只是引发一阵轻浅的哄笑。在孩子们闹腾的时候，这阵哄笑，在我耳中，也只是背景噪音的一个层次，如此而已。

听出了玄妙，我也就如蒋先生一般，很快就上了瘾，简直不想下车。大峡谷的风景虽然壮美，却也大同小异，在一个观景台看到的风景，与其他观景台看到的差不多。差别多是光与影的重组。错过了这个司机，倒可能是错过了一个宝藏级别的解说员。

绝大部分笑话，当时笑过就忘了，我在日记本中摘录了最后几条强记的段子：

经过“深渊”（“The Abyss”）时，司机简单介绍了一下它的高度宽度。大致是，深渊高达三千英尺。莫名，我想象着，如果在“深渊”挂上一条瀑布，那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了。

司机说：“在我看来，’深渊’好比毒药。“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好一会儿。我思索着，”深渊“和毒药哪来的可比性呢？

司机揭晓答案：”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one drop, you are doomed.”

这个drop用得太妙了。用在“深渊”处，就是纵身一跃；用在“毒药”上，就是一滴。无论前者后者，结局都一样：你死定了。

经过Monument Creek Vista时，司机用他一贯慢慢悠悠的口吻说道：“这个纪念碑，1912年就建起来了。我童年时听说这里建了一个纪念碑，啧啧称奇。”

听他这么说，我吓了一跳。我知道司机已经老了，没想到竟然这么老了。如果1912年已是他的童年时光，那他起码得111岁了呀。这么大年纪开车，还看得清哪是路，哪是悬崖吗？要知道，我们与悬崖之间，只差了一个drop的距离。

司机喃喃自语般说道：“1912年啊，实在太有历史感了。这么重要的事件，我怎么能忘记呢？那时候，我已经负23岁了。”

我舒了一口气。如此算来，司机今年八十八。

司机仿佛读懂了乘客如我过山车般的心情，说：“不过呢，你们也不用担心，我开车的技术还是很不错的。你们基本上是安全的。”

我忍不住琢磨这“基本”一词。司机话锋一转，说道：“我是说，大部分时间我开得很不错，除了阴天下雨，或阳光耀眼的时候。”

窗外，是明晃晃的太阳。

到达Pima Point时，有一两分钟的停靠间隙。我们看了下地图，这已是本条行车路线的倒数第二站了，再不下，大概就看不到什么峡谷风光了，只能依依不舍下车去。

临下车前，蒋先生问司机：“请问，你开这个班车有多久了？”

司机说：“哦，很久了呢！” 他捻了捻胡子，仰头望向虚无，似乎在追溯如水年华。

我在一旁暗暗猜测，40年？50年？60年？

司机慢悠悠开口，说道：“从中午十二点就开始了。”

厉害的是，司机全程都没有笑。所谓的扑克脸，他是当之无愧的老K级别。

蒋先生说，这些笑话，司机大概在岗位上讲了几十年，早已变成了复读机一般的播放式台词。但正因为段子手本人的冷静，让初听笑话的我们，只感觉余音绕梁，那美感，不输风景本身。

更搞笑的是，我们参观完Pima Point，登上了下一辆班车。那辆车根本没在终点站Hermit’s Rest停靠，直接把我们拉回了village。所以，整趟班车行程，我们因为忙着欣赏段子手的精彩演讲，只是参观了一个Pima一个景点。

即便如此，我们也感觉不虚此行。

大峡谷的壮美，已有无数人讴歌献影，我就不多说了。

孩子们看见悬崖，毫无距离感，一会儿把头伸出周边的护栏，一会儿又围着峭壁旁的石头转圈，观者（主要是亲生父母）心惊肉跳。蒋先生说，他总记得司机的那句话：One drop, you are doomed，所以这颗心一直放不下来，回营也好。风景一直在，等孩子们大点来看，也是一样的。

在village吃完晚饭，我们去营地附近的Mather Point，打算看峡谷落日。孩子们照例上蹿下跳，我们只看了几分钟，就草草收兵，打算回营。

从步道走出来，看见准备看落日的大部队不停往里进，我又犹豫了，想再走回去看。但想着小娃们的举动，又说不出口。

蒋先生看出来了。他开车把我们拉到地理博物馆，据说，那里是一群地理学家挑选出来的最典型的峡谷地貌。他让我单独下车，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

我没有推辞，飞速跑了进去。太阳只在山脊处露着一个小帽，95%都消失在了山背后，但金色的光芒还在，可以欣赏个余晖。

第二天早上，在离开大峡谷，去往Bryce Canyon的路上，我们在大峡谷最东边的沙漠景观观景塔（“Desert View Watchtower”）作了停留。

停车场里好多人朝着路边的树仰望。我们跟风抬头，看到两只大乌鸦在树顶戏耍。我们看了两眼也就离开了，毕竟，乌鸦到处都有，看古塔才是我们此番停留的目的。

走出去好一会儿，不见蒋小诗跟上来，我只好回头去找她。

她还在停车场，只是端坐在了地上，静心看树顶的两只乌鸦飞来飞去。

人来人往，她岿然不动。

我突然有点感动。世间所有的风景，不分大小，遇见有心人，就是最美的存在。